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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研究

2025-07-15 51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本文选取2014—2023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的角度实证分析了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管纵向兼任会抑制企业的税收遵从。本研究丰富了高管纵向兼任的经济后果与税收遵从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还对完善企业的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代理成本
税收遵从
融资约束
财政收入
高管纵向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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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我国许多上市企业存在着高管纵向兼任的现象,高管纵向兼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企业治理安排｡企业的税收遵从会影响国家税款的征收､政府财政收入的安全､市场的竞争环境以及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冯晨等,2023)｡作为企业重要的管理模式,高管纵向兼任会影响企业税款的缴纳｡因此,研究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对完善企业治理和优化税收征管制度､提高税收征管效率都是极为重要的｡

本文以我国2014—2023年的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的角度对高管纵向兼任与企业税收遵从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本文的贡献如下:在理论方面,拓展了企业税收遵从行为的研究视角;在实践方面,为政府完善税收征管制度提供一些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高管纵向兼任是我国市场经济转型及企业改革的产物,其产生的最初目的在于增强大股东对上市企业的控制(宋衍蘅等,2022)｡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实践的过程中,高管纵向兼任已经成为企业治理的重要方式,有将近50%的上市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同时在股东单位兼任高管(潘红波和韩芳芳,2016)

目前,有关高管纵向兼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和企业治理等方面的影响｡在对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方面,有研究认为,纵向兼任的高管可以成为企业信息交换的桥梁,促进企业之间进行信息交换,降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闫珍丽等,2024)｡在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方面,有研究认为,一方面,高管纵向兼任有助于活跃内部资本市场,提高企业资金配置的效率(闫珍丽等,2024)｡另一方面,上市企业存在纵向兼任高管时,债务融资成本较高,债务融资期限较短(韩金红和支皓,2021),会加剧企业的融资约束｡在对企业治理的影响方面,有研究认为,高管纵向兼任可以发挥监督效应优化企业治理,但高管纵向兼任又会发挥掏空效应,使企业内部产生严重的代理问题｡持发挥监督效应的观点是:纵向兼任高管通过发挥“监督效应”降低上市企业的代理成本,增加利益流入型关联交易(张晓燕和叶婷婷,2020)｡持掏空效应的观点是:在我国的上市企业中,纵向兼任的高管往往会成为大股东控制上市企业获取私有收益的工具(董久铭等,2019),降低企业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效率(冉秋红和周宁慧,2018)｡纵向兼任的高管发挥的究竟是监督作用还是掏空作用,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宋衍蘅等,2022;韩金红和支皓,2018)｡

税收遵从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监督治理和企业内部管理两个方面｡在政府的监督治理方面,现有研究认为,政府数字化转型(金友良等,2024)､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洪源和万里,2024)､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提升(田高良等,2024)､货币政策(刘树海,2019)､环境规制立法(尚贵达等,2023)等,都会对企业的税收行为产生影响｡在企业治理方面,企业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能够提高企业的税收遵从(何涌和吴腾,2024),但客户集中度会降低企业的税收遵从(Y.Cao等,2020)｡从企业税收遵从行为对企业治理影响的角度来看,企业的税收遵从行为会对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孙海涛和李春琦,2023)､股价(李春涛等,2021)､财务和业务的复杂性(李星等,2020)､债券信用评级(幸丽霞等,2017)､融资成本(后青松等,2016)､企业价值(代彬等,2016)､代理成本(J.Zhang等,2021)等产生影响｡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关于高管纵向兼任与企业税收遵从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本文从融资约束和企业代理成本的角度,来探究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企业的税收会对企业内部的现金流产生影响,当企业的资金问题越严重时,企业违反税收遵从的收益就会越大(张茵和刘明辉等,2017)｡从传统的税收遵从理论来看,企业反税收遵从的动机主要是增加现金持有,因此当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时,企业就越有可能违反税收遵从｡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企业的管理者有动机谋求私人利益而逃避缴税行为,是其谋求私利的实现途径之一｡他们有动机将逃避缴税的收益用于个人消费,因此代理成本的存在会导致管理层逃避缴税行为的发生｡

中小股东和大股东之间存在着信息鸿沟｡中小股东难以获取上市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信息,处于信息优势一方的大股东掌握着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权,纵向兼任的高管极易成为大股东获取私有收益的方式(董久铭和余珍等,2019)｡高管纵向兼任的存在增加了企业的代理成本,进而削弱了企业实施税收遵从行为｡此外,高管纵向兼任的存在降低了大股东获取私利的成本,大股东会倾向于通过资金占用､关联交易等手段获取私有收益(姜付秀和马云飙等,2015),损害企业价值,影响企业正常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对于有投资意向的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面临更大的投资风险,预期收益降低,其投资意愿势必会降低,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风险就会增加(ChenLin和YueMa等,2011;RafaellaPorta等,2000)｡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1｡

H1:高管纵向兼任降低了企业的税收遵从｡

三、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4—2023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本文处理数据使用的软件为Stata17,上市企业样本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并进行了如下筛选:(1)剔除ST､PT等非正常交易类的企业,因为这部分企业数据不具有可比性;(2)剔除经过特殊处理的样本企业;(3)剔除样本期间内相关数据缺失的企业;(4)为了消除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1%—99%水平的Winsorize处理｡最终得到21627个企业-年份数据｡

(二)模型设定

参考M.A.Desai和D.Dharmapala(2006)以及闫珍丽等(2021)的研究,本文提出如下模型检验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

DDBTD=α+βAMi,t+ρ∑Controli,t+γt+μt+εi,t(1)DDBTD作为被解释变量,代表企业的税收遵从行为;AM作为解释变量,表示高管纵向兼任;Control为控制变量;γ与μ表示控制行业与年份;ε为残差｡

(三)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M.A.Desai和D.Dharmapala(2006)的研究,使用扣除应计利润影响之后的会计税收差异,反映企业税收遵从行为的程度｡该指标是一个负项指标,该指标越大,企业的税收遵从度越低｡

其中,Tacc为总应计利润,Tacc=(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总资产｡μi表示企业i在样本期间内残差的平均值,ξi,tt表示t年度残差与企业平均残差μi的偏离度｡DDBTD=μi+ξi,t,代表BTD中不能被应计利润解释的那一部分｡

2.解释变量

参考闫珍丽等(2021)的研究,若上市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同时在大股东单位任职则取值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的文献研究,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市账比(Bm)､企业成长性(Growth)､现金流量(Cashflow)､总资产净利润率(Roa)､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占比(Lndep)､产权性质(Soe)｡

(四)描述性统计

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的结果｡由表1可知,企业税收遵从度(DDBTD)的最大值为0.1074,最小值为-0.0819,说明不同企业的税收遵从度存在差异｡高管纵向兼任(AM)的均值为0.4628,表明在样本中有46.29%的企业存在纵向兼任高管｡这一数值接近样本中上市企业总数的一半,说明高管纵向兼任在我国上市企业中是普遍存在的｡

表1描述性分析

四、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基于前文所提出的假设,表2报告了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显示,在控制行业和年份的情况下,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系数为0.0012,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假设H1得到证实｡

表2基准回归

五、稳健性检验

前文验证了假设H1,即高管纵向兼任可以削弱企业实施税收遵从行为｡但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税收遵从也会影响企业是否实施高管纵向兼任这一决策,高管纵向兼任与企业的税收遵从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为了排除这种反向因果关系对研究的干扰,本文借鉴卫聪慧和刘嫦(2021)的研究,将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与企业税收遵从行为进行回归｡回归的结果同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证明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此外,本文还进行了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本文借鉴刘行和叶康涛(2013)的研究,用会计-税收差异(BTD)来代替被解释变量｡其中,BTD=(税前会计利润-应纳税所得额)÷期末总资产;应纳税所得额=(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名义所得税率｡将高管纵向兼任与替代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同时,考虑到2020年之后企业的经营状况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本文缩减样本,选取2014—2020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子样本回归的结果同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进一步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六、异质性检验和中介效应检验

(一)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不同,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会因为企业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本文借鉴了闫珍丽和梁上坤等(2024)的研究,进行了产权性质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的税收遵从影响更为显著｡

同时,考虑到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第二类代理问题会更加严重,纵向兼任的高管更可能成为大股东获取私利､损害中小股东的手段,本文借鉴宋衍蘅等(2022)的研究,根据大股东持股比例的行业-年度中位数,将样本企业分为大股东控制权较强和较弱两组重新回归｡结果显示:在股权集中度高的样本中,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更为显著｡

(二)中介效应检验

由前文分析可知,高管纵向兼任主要是通过增加上市企业中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削弱企业的税收遵从行为｡本文借鉴了宋衍蘅和毕煜晗等(2022)的研究,用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大股东的利益侵占(第二类代理成本),经过两步法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高管纵向兼任可以提高企业的代理成本,加剧了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攫取｡由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代理成本过高时会削弱企业的税收遵从行为,因此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成立｡此外,本文还进行了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检验,由检验结果可知,高管纵向兼任能够增加企业的融资约束,当企业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时,实施避税行为的动机就会增强,因此高管纵向兼任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的融资约束,削弱企业的税收遵从度｡

七、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第一,高管纵向兼任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税收遵从度｡具体而言,高管纵向兼任可以通过增加企业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降低企业的税收遵从度｡第二,通过异质性分析得出: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中较为显著｡

(二)建议

首先,相关部门应重视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建立健全高管纵向兼任的监督控制机制,并制定与之相关的惩戒措施,以减少高管纵向兼任所发挥的掏空效应｡其次,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经营目标､经营方式以及治理特征等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有关部门应制定差异化的监督措施｡最后,企业应该深入了解税收遵从对企业的深远影响,提高纳税意识,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从而促使企业实现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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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赵金萍.高管纵向兼任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研究[J].现代营销,2025,(21):6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