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学术服务平台

您好,欢迎来到91学术官网!业务合作:91xueshu@sina.com,站长邮箱:91xszz@sina.com

发布论文

论文咨询

民众对我国口政策的态度研究

  2020-09-24    211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全面两孩”政策出台后中国的生育水平先升后降,而今后是否应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目前受到学界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分析了中国民众对今后是否应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态度以及重点群体在政策态度上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民众总体上倾向于支持今后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其中,东部地区支持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比例要略高于中西部地区,而民众政策态度的城乡差异则相对较小。对于15至39岁生育旺盛期女性的分析发现,城市女性对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支持比例要低于农村女性,同时1990年之后出生女性的支持比例也要低于1990年之前出生的女性。而以上人口政策态度的不同反映了生育意愿的城乡和世代差异。

  • 关键词:
  • 人口学
  • 人口政策
  • 全面放开
  • 民众态度
  • 生育自主
  • 加入收藏

一、问题起源及研究综述


人口政策的调整对国家、社会、家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自1970年代初开始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自愿生育政策;至1978年正式将计划生育写入宪法;1980年代开始实施严格的一孩政策;1984年农村部分地区被稍加放宽为“一孩半”政策;直至1992年我国人口生育率显著下降,进入稳定的低生育水平,自此人口政策没有发生较大调整。随着对人口现实以及生育状况的深入认识,我国于2013年12月启动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宣布实施全面两孩政策,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划上了句号。但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全国生育水平先升后降,政策红利昙花一现,社会各界不断讨论中国或已接近低生育率陷阱边缘[1];2020年5月“两会”期间,亦有代表针对人口政策提出建议:包括在低生育率的东北地区率先全面放开生育政策[2];取消生育限制,取消生三孩以上处罚[3];以及发放育儿补贴[4]、延长男性陪产假[5]等鼓励生育的政策。是否应全面放开计划生育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思考和探讨。

当前,基于对低生育率的认识,张翼等学者认为继续限制生育不符合人口和社会发展的轨迹,全面放开是有必要的[6];王培安坚持认为目前适度的低生育水平有助于国家经济社会的进步,全面放开生育可能存在人口反弹的风险[7,8]。两种观点存在诸多分歧,王军与贾晓菲曾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进行了系统的回顾[9]。专家、学者积极地讨论是否应继续或放开计划生育,而民众作为政策的接受者,他们对于人口政策的态度反而一直未受重视。中国是否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既关乎国家大计,更关乎人民的幸福生活。因此,关注民众对人口政策的态度具有必要性。

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事实上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民众对人口政策有不同的态度。在我国实施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初期(1978~1984年),城市与农村地区呈现了相对不同的面貌。一方面城市地区取得相当大的成功,民众抵触较少[10,11];但在农村地区,由于多子多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很高[12,13,14]。中央政府于1984年在农村地区实施“一孩半”政策,并一直延续至2014年。在这一阶段,年轻一辈较年长一辈、城市人口较农村人口、高教育高收入较低教育低收入、体制内较体制外的个体而言,更支持计划生育政策、更普遍地希望保持核心家庭[15,16]。

单独二孩及全面两孩政策相继实施后,学界关于民众对人口政策态度的研究则乏善可陈。民众的政策态度是根据自身和社会的现实情况和未来发展作出的自主选择,反映了他们对生育自主的追求,会对生育选择和生育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应当给予足够重视。正因此,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尝试了解当前中国民众对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态度的总体趋势,着重分析不同特征群体对该政策的态度差异,探究重点人群对政策的差异性态度背后所蕴含的寓意,最后为我国人口发展提出适当建议。


二、数据处理


本文采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CLDS聚焦于中国劳动力的现状与变迁,内容涵盖教育、工作、迁移、健康、社会参与、经济活动、基层组织等众多研究议题,是一项跨学科的大型追踪调查。主要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以及在国内率先采用轮换样本追踪方式,既能较好地适应中国剧烈的变迁环境,同时又能兼顾横截面调查和追踪调查的特点。其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的全部劳动力(年龄15至64岁的家庭成员),2018年的调查总共得到16537个个体样本。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余年,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约50年,人口的生育政策深刻影响了国人的生育观念、生育行为以及未来的生育预期。随着低生育进程的发展和老龄化程度的加重,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在一步步调整,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两孩”,政策的每一步改变都会影响到人口结构发展,对社会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如何更是影响到每一个社会参与者、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因此,对民众的人口生育政策态度进行分析具有较强的必要性。

在问卷中针对民众的人口政策态度设计了相应的问题:“目前‘全面两孩’政策已经实施,您认为中国今后是否应该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包括“应该全面放开,实现自主生育”、“不应该全面放开”、“不好说,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以及“不清楚”四个选项。由此反映了民众对于生育政策的基本态度,其中前两选项态度鲜明,而后两选项态度较为模糊,尤其最后一个选项难以区分民众的填答是基于政策的不清楚抑或态度的不清楚,且态度匹配存在较大难度。因此在后续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时,本研究将填答为“不清楚”的样本作为缺失值处理,前三个选项分别处理为“支持放开”“反对放开”和“中间态度”。最终得到有效样本量14358个。

本文认为,从宏观上看,个体对于人口政策民众的态度与其个体的特征、生活经历及生活的环境有关。我国人口政策实行以来在不同省份和城乡都各有差异,每个省份“独生子女”政策执行的状况也不统一。总体上来看,中部和东部地区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力度较大,区域居民的生育行为在人口政策缩紧时期受到政策影响较大。西部地区多少数民族,经济水平欠发达,独生子女政策落地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有所调整。再者,独生子女政策在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下也显示出了二元的特点,部分地区农村的“一孩半”政策扩大了农村居民的生育空间。因此,城乡的居民在发生生育行为时所经历的政策和环境都有所差别。从微观上看,个体和家庭的不同社会特征以及人口特征是民众对待人口政策态度时最直接的相关因素。个体基本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收入特征,婚姻经历、生育经历等婚姻生育特征都会影响到不同的民众对于人口政策持有的态度。

基于此,本文选取如表1所示的变量进行初步处理,并基于这些变量对样本关于人口政策的民众态度进行描述和分析。

表1变量处理表


三、民众的生育政策态度


几乎人口学所有指标背后,都含纳了数以万计的民众。一个政策的走向及后面的成效,亦离不开民众的行动。基于此,在生育政策的未来走向热烈探讨之际,本文将对民众的生育政策预期进行详细分析。

由图一可知,在14358名受访者中,支持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群众比例高达52.93%;而反对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占比最低,仅18.81%,也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对于生育政策是否应该放开持中间态度。总的来说,支持政策放开的人数比反对放开多三倍有余,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民众更倾向于放开政策,实现生育自主。

图一民众的生育政策态度

不同个体对于生育政策的态度千差万别,而影响因素也是多种多样,从宏观环境到微观的社会特征和人口基本特征各有体现。在宏观状况上我们选取了城乡和区域两个变量,而民众的微观特征则采用性别、其所在的出生队列、受教育状况以及收入这四个变量来进行描述分析。

具体来说(见表2),从宏观上看,无论城乡,其支持放开生育政策的比例均超过50%,占比最高。其中农村群众支持放开的比例略高于城市,差异为1.43个百分点。在反对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的选项中,农村19.17%的比例亦高于城市17.86%的比例,但两者差异较小,持中间态度的群众则是城市占比比农村占比约高2个百分点。除此之外,不同地区的民众对待人口生育政策的态度亦有所差异,总体上东中西部支持放开的比例均最高,持中间态度的占比次之,比例最低的为反对放开生育政策的群体。从东部向西部,支持全面放开的人数比例呈微弱的减少趋势,而反对全面放开的比例则小幅度上升,在中间态度的占比上中部地区最高(30.31%)。

表2不同人口特征的人群对生育政策态度

支持人口政策态度的区域分布和计划生育政策实行的强硬程度大致呈现了反向相关。独生子女时代,生育政策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执行较为严格,而在少数民族和经济发展程度落后的西部地区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个体对于生育政策的态度和其生育经历以及政策环境关系密切。于是在面对是否应该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问题上,便出现了较强的“反弹”效应。也即,经历了紧缩生育政策的群体对于全面放开的呼声较高,经历了宽松生育政策的群体对于放开生育没有太高的热情,因为对于此类群体来说,是否放开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大。同样,在城乡之间也出现了类似的“反弹”效应。

从民众的个体特征上看(见表2),首先,性别特征差异不大,男女两性均更倾向于支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其中男性占比比女性略高,而反对放开的比例较后者略低。在占比次高的中间态度上,性别特征基本没有区别。

其次,在各个出生队列的特征上,由于我国生育政策在不同时期变化较大,各个年代出生的人群所经历的生育政策可能会影响其对生育政策走向的看法。由此我们在处理年龄特征时,主要根据调查者所属的年代来进行出生队列的归纳。在总人群中,90年代出生人群占总调查人数的13.40%;80年代出生人群占总人数15.07%;70年代出生人群占总人数比例为20.79%;60年代出生人群占总人数比例最大,为28.82%;又因为50年代及以前的出生队列目前年龄为68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因此本文将这部分人合并为50年代及以前出生人群,占总体比重的21.92%。

从总体趋势上看,支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比例依然最高。但出生的队列越靠前,其支持生育政策放开的比例越低;其反对放开的比例在不同出生队列中变化较小,但总体上则是出生的队列越靠前其所占比例越高,同时持中间态度人群比例也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减小。具体来说,90年代后出生人群相对于其他年代出生队列,其支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比例更低,为40.91%,比80年代出生人群减少了10.27个百分点,相对50年代及以前的出生队列则低17.66个百分点。相反,90年代后出生人群反对放开以及持中间态度的人群占比比其他出生队列都要高,其反对放开比例比80年代出生人群高出3.07个百分点,比5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队列高出6.34个百分点;而在中间态度上,90年代后出生人群比80年代出生人群占比高7.2个百分点,比50年代及以前出生队列则要高11.32个百分点。

再者,从受教育程度上看,总的来说不同教育程度人群均是支持放开占比最大,而持中间态度的占比次之,持反对态度的人群占比最小。具体来说,在支持放开的人群中,随着学历的提高其支持放开的比例反而在下降,本科及以上群体支持放开的比例为48.72%,比小学及以下的群体低了6.37个百分点;持反对态度的群体趋势一致,本科及以上群体占比较小学及以下的群体低约3个百分点;相反,持中间态度的人群占比则随受教育程度增加而不断提升,从小学及以下群体占比26.08%提升至本科及以上群体占比的35.36%。

最后,从收入状况上看,尽管与其他人口特征的总体倾向一致,各个收入段均为支持放开的民众占比最高,但在支持放开计划生育的选项上,民众的收入由低向高,表现为“U型”曲线,低收入者占比较中收入高约5个百分点,而中等收入群众占比则比高收入群众低约1个百分点。在反对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民众中,收入由低到高呈现下降趋势,其中最低收入段较最高收入段的占比高约2个百分点。而持中间态度的民众中,则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收入越高,其持中间态度的占比也越大。

总之,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的个体特征,尽管不同民众的微观特征内部仍有较大差异,但大体呈现出支持生育政策放开的占比最高,中间态度次之,而反对放开的占比最低,仅在20%上下浮动。由此可见,尽管是否应该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尚无定论,但群众的态度是更加倾向于实现自主生育的。


四、重点人群的生育政策态度差异


为深入探讨不同个体之间的政策态度差异以及背后的原因,本文针对直接受到政策影响的人群做了进一步分析。尽管男性与女性的个体生育意愿都会促成家庭生育决策并构成实际生育行为,但作为直接生育主体的女性,其生育决策比男性有更高的统治力[17]。并且在一个家庭中,如果妻子不想生育孩子,那么她在怀孕和分娩方面的偏好就比丈夫有更大的影响力[18]。基于此,本研究筛选了2307个处在旺盛育龄期(15~39岁)的女性样本作为重点人群,主要分析这部分人的生育政策态度是怎样分布的,又存在何种差异,其背后原因为何?

图二总体人群与重点人群的生育政策态度差异

如图二所示,相较于总体人群,重点人群在支持全面放开中的占比低约7个百分点,而在反对放开中的比例则高出2.26个百分点,相似的,持中间态度的重点人群占比亦高于总体占比5%左右。可见作为生育权主体的女性支持政策放开的比例更低,是什么原因会使她们宁愿放弃自主生育的权力呢?如同第三部分的分析方法,我们纳入了城乡、出生队列、婚姻、教育等因素来做进一步的探究。

表315~39岁女性的生育政策态度差异

据表3可知,相较于农村地区,15~39岁城市女性更倾向于政策放开,而农村的反对比例相对较高。但出生队列则呈现出了相反的趋势,由于选取的人群出生年份在1979~2013期间,本研究将其划分为1990年以前出生队列(1979~1989年)和1990年以后出生队列(1990~2013年),在支持生育政策放开的选项中,90年代前占比较90年代后高10.68个百分点;但在反对政策放开中前者则低了2.31个百分点,90年代后在持中间态度上的比例相对90年代前高了8.37个百分点。

为何城乡和世代特征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趋势呢?这就涉及到我国生育政策实行的不同阶段了。70年代初政府提出“三个多了,一个少了,两个正好”的口号,此时计划生育政策较为宽松;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但这一政策遭到农村地区的强烈反对,由此1984年对这个倡议进行修订,大部分农村开始实行“一孩半”政策。而90年代后仍然坚持1984年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且在地方政府考核上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从这个层面上说控制生育的力度是有所增强的[9]。

从上述我国生育政策实施的时间线来看,“70后”及以前人群并非是在控制生育的阶段出生的,甚至“50后”“60后”部分人群其生育也没有受到政策的影响。而在“一胎化”政策开始实行后,90年代的限制生育政策比80年代更为严苛,独生子女呈现出常态化倾向。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90年代后出生人群,比起不受限制的“多子多福”传统思想,其在核心家庭里成长起来的生育文化,就像充斥其成长印记的宣传语所说的“少生优生,幸福一生”,或许也使他们更偏向于延续核心小家庭。而对于处在宽松政策下的农村地区来说,很可能如同区域因素一样存在“反弹效应”,他们对于放开生育没有太高的热情,因为是否放开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大。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呈现出教育水平为高中及以上的群体支持放开以及反对放开的占比较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群体分别低5.32个百分点和3.47个百分点,但持中间态度的占比前者比后者高8.78个百分点。即受教育程度高群体支持生育政策放开的比例更小,其态度也更加模糊。究其原因,需要引申到阿杰恩(Ajzen)所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人的行为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而是处在控制之下[19,20](见图三)。阿杰恩认为所有可能影响行为的因素都是经由行为意向来间接影响行为的表现。而行为意向受到三项相关因素的影响:1.行为信念(BehavioralBeliefs),指人们对生孩子的积极或消极后果的感知,以及对这些后果的主观评价;2.规范信念(NormativeBeliefs),它与重要的参照个体或群体的感知期望和行为有关,并与个人遵守参照的动机相结合,这对生育产生了一种可感知的社会压力或主观规范。3.控制信念(ControlBeliefs),它关注的是那些能影响一个人生育能力的因素,加上这些因素对生育孩子的促进或干扰的感知能力。控制信念产生了一定程度上与生育孩子相关的感知控制。一般来说,一个人对生孩子和主观规范的态度越好,感知控制越强,就越有可能形成要孩子的意愿[21]。

图三计划行为理论结构模型图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其对生育所带来的利弊感知比教育程度低的群体更为丰富以及客观,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会带来结婚及生育的推延,参照其他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这个群体所感知的生育压力也更小,社会对他们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等的生育期望会有所减弱。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使得这部分人更趋向追求高收入以弥补损失,而孩子作为一种“耐用消费品”恰恰会减少收入,在权衡利弊之下并不热衷于生育多孩,限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就成了一个很好的理由,也有利于减轻社会期望所带来的压力。

从工作状态上来看,本研究选取了对“2017年以来是否工作过?”这一问题的回答作为研究变量,发现15~39岁女性中工作过的比没工作过的在支持生育政策放开选项上占比低了近10个百分点,而在反对放开及持中间态度的选项上比例较后者均高出近5个百分点。这与受教育程度的特征类似,毕竟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亦提升了其劳动参与率,这使得女性必须重新分配家庭时间与劳动市场时间。而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全面两孩政策已经使得职业女性遭受着更大压力,这种压力不仅仅体现在家庭多孩生育上,还对女性求职与就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产假的增加和延长,导致企业用工成本提高,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更倾向于招聘男性职工。如若没有配套的政策跟进,生育政策的全面放开会使得职业女性更加步履维艰,在这种双重重压之下,反对政策放开或成了女性的“护身符”。

从15~39岁女性的婚姻经历方面的情况来看,相对于没有过婚姻经历的人群,有过婚姻经历的女性更支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在这一群体中占比达到50.09%,比没有结婚的群体占比高出15.34个百分点。相对的,有婚姻经历人群比没有婚姻经历的群体在反对以及中间态度上所占比例均更低,分别低了大约2.79个百分点和12.57个百分点。

这一结果或许与调查人群的特征有关,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1990年至2017年,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推迟4岁多,从21.4岁提高到25.7岁,并有继续走高趋势;平均初育年龄也从23.4岁提高到26.8岁[23]。这就意味着大部分的“90后”尚未进入婚姻阶段,这也与调查结果相符,本次调查数据中15~39岁女性未婚群体的88.72%为1990年以后出生的队列,而这一部分人中支持放开的比重也相对于1990年以前出生的队列较小。并且相较于已育2孩的女性来说,未婚的女性在求职中则处于劣势地位,为了其自身更好的发展,未婚女性可能会倾向于不支持生育政策的放开。因为在人口配套措施不健全情况下的生育全面放开,对女性来说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而从这一群体的生育经历上看,在目前的生育政策下,已育二孩及以上的人群可视作无生育选择空间,而已育1孩及以下的群体依然可以选择生育,这或许会影响他们对生育政策的态度。所以本研究将生育经历划分为已育2孩和未育2孩。从表2上看,是否生育2孩对支持政策放开的占比上差异不大,仅为2个百分点左右;而已育2孩群体在反对放开上的占比比未育2孩群体高3.58个百分点;后者的态度更加模糊,持中间态度的占比较前者高5.45个百分点。

但在收入方面,这部分人群的差异较令人费解,低收入人群与中高收入人群在支持放开上几乎没有差异,而低收入者反对放开的占比更高,持中间态度的占比也更低。部分原因或许是由于样本量较小(仅1281个样本),本研究只能将上文的收入重新划分,将年收入3万元以下划分为低收入,3万元以上划分为中高收入。而分组粗略会导致的信息遗漏,因此在这里并未看到总体人群中所呈现的“U型”曲线。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已历经五十年,从“一孩”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两孩”,低生育水平稳定地保持了二十多年。目前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成为学界和社会各阶层的关注焦点,每年“两会”中人大代表关于此提案也总是引起社会的讨论,民众对生育政策的态度值得我们去了解。本文利用2018年CLDS调查数据,得出一个总体性的结论:作为政策的接受者,民众对今后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支持态度比较明显,反对和中间态度占据一定比例,可见人们对实现生育自主具有明显的倾向性。

在宏观层面上,城乡都比较支持“全面放开”,农村不支持的比例略高于城市,但城市持中间态度的比例高于农村。不同地区的民众表示支持全面放开生育限制,但从东部向西部,支持全面放开的比例逐渐减少,不支持放开的比例小幅度上升。城乡和区域间政策实行的差异影响了人们的生育政策态度,也影响着生育自主的实现。就个体特征而言,本文从性别、世代变化、教育、收入等方面展开具体分析,发现不同特征的社会群体总体上对“全面放开”持支持态度,但各个群体内部存在一些差异。首先,出生于不同年代的个体对“全面放开”的态度存在差异,出生队列越靠前的年轻人支持“全面放开”的比例越低,中间态度和反对态度的比例大于出生队列较后的人,尤其在90年代后出生人群中表现明显;其次,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政策的支持比例呈现下降趋势;最后,不同收入水平的民众大多支持“全面放开”,收入水平与支持态度表现为“U型”趋势。对政策的支持态度在性别之间没有明显差异,文章进一步探究了15~39岁生育旺盛期女性对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态度,该群体支持的比例低于总体人群,反对放开的比例则高于总体人群比例,且不同特征的群体间也存在差异。本文仍从城乡、出生队列、受教育程度、婚育状况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和解释。相较于农村地区,15~39岁城市女性更倾向于政策放开,而农村的反对比例相对较高;90年代前出生女性的支持态度高于90年代后出生女性。可能是因为农村生育政策一直较为宽松,形成了“反弹效应”,导致她们对放开生育限制没有很高的热情,而90年代后出生女性在独生子女政策环境中成长起来,更倾向于延续核心家庭,对全面放开的支持程度没有那么高,这也反映了生育意愿的城乡和世代差异。教育和工作对15~39岁女性有重要影响,受教育程度高、有工作经历的女性支持放开的比例更小,其态度也更加模糊。人力资本的投入、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照顾的压力让这部分女性强烈感知到生育的负面影响,反对全面放开生育成为避免这种影响的方式。此外,在15~39岁女性中有婚姻经历比没有婚姻经历更支持全面放开;是否生育二孩的女性在支持放开上的差异不大,但已育二孩群体反对放开的占比高于未育二孩群体。

综上,无论从总体还是重点女性群体而言,中国民众对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持支持态度,期望实现生育自由。一部分表达中间态度的人存在观望心理,而反对的民众则可能考量就业、家庭、生活等多重压力后作出选择,“不愿生”“不敢生”“没钱生”的困境真实存在。因此,本文认为应尽早进行可行的干预措施,并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短期阶段,了解民心,顺应民意,考虑全面放开。民众的政策态度不仅体现文化观念的变化,也深受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时至今日,国家应该审时度势,根据社会民众的态度和预期,尤其关注重点人群的意愿,实施全面放开生育限制,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实现生育自主。只有如此才能降低政策遇冷的可能性,发挥政策的实际意义。

第二,长期阶段,不断健全相应的人口政策配套措施,优化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减轻家庭育儿养老的压力;适当增加男性产假并写入相关劳动法规,强制男性分担育儿义务,增加女性职业保护措施和经济支持,缓解女性在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张力;为人口政策的良性运作、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也为民众的幸福生活创造保障性条件,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因地制宜,采取鼓励生育的积极措施。在“全面放开”的政策趋势之下,各地政府可根据当地的生育水平、老龄化程度及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制定地方性的鼓励生育政策,特别是生育率较低的东北地区,通过适当提供减免税收、增加带薪产假、发放生育津贴等措施刺激生育,促进人口发展的地区平衡。


参考文献:

[1]王广州,周玉娇,张楠.低生育陷阱:中国当前的低生育风险及未来人口形势判断[J].青年探索,2018(5):15-27.

[2]澎湃新闻.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恳请在东北率先全面放开生育政策[N/OL].(2020-05-27)[2020-05-30].

[3]澎湃新闻.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建议取消生育限制,取消生三孩以上处罚[N/OL].(2020-05-25)[2020-05-30].

[4]澎湃新闻.黄细花代表建议:孩子从出生到满6周岁,国家每月发育儿补贴[N/OL].(2020-05-13)[2020-05-30].

[5]澎湃新闻.人大代表熊思东:建议男性陪产假延至38天,写入《劳动法》[N/OL].(2020-05-19)[2020-05-30].

[6]张翼.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口变迁及未来政策改革[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4):18-30+2.

[7]王培安.论全面两孩政策[J].人口研究,2016(1):3-7.

[8]王培安.新时代的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J].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2019(4):93-103.

[9]王军,贾晓菲.从国家计划到生育自主:中国人口政策的未来趋向[J].青年探索,2018(5):5-14.

[15]李军峰.子女对计划生育政策态度的调查研究[J].南方人口,2005(1):1-6.

[22]段文婷,江光荣.计划行为理论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8,16(2):315-320.

[23]国家统计局人口司.统筹人口发展战略实现人口均衡发展[N].中国信息报,2018-09-19.


周玉娇,宋春晖,张露,闫誉腾.中国人口政策的民众态度研究[J].青年探索,2020(04):49-60.

分享:

91学术论文范文

相关论文

推荐期刊

网友评论

加载更多

我要评论

人口学刊

期刊名称:人口学刊

期刊人气:1025

期刊详情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吉林大学

出版地方:吉林

专业分类:社会

国际刊号:1004-129X

国内刊号:22-1017/C

邮发代号:12-57

创刊时间:1979年

发行周期:双月刊

期刊开本:大16开

见刊时间:1年以上

论文导航

查看更多

相关期刊

热门论文

【91学术】(www.91xueshu.com)属于综合性学术交流平台,信息来自源互联网共享,如有版权协议请告知删除,ICP备案:冀ICP备19018493号

400-069-1609

微信咨询

返回顶部

发布论文

上传文件

发布论文

上传文件

发布论文

您的论文已提交,我们会尽快联系您,请耐心等待!

知 道 了

登录

点击换一张
点击换一张
已经有账号?立即登录
已经有账号?立即登录

找回密码

找回密码

你的密码已发送到您的邮箱,请查看!

确 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