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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成本、子代质量偏好与人口出生率

2023-11-24 344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在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的现实社会背景下，本文运用2002—2019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进行估计，重点分析了社会成本、子代质量偏好与人口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其中用房价来表征社会成本，家庭教育投入来表征子代质量偏好，并结合经济发展水平、性别比率、政府教育支出和养老参保人数这四个控制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结论是：人口出生率与房价增长率、子代质量偏好成反比。在四个控制变量中，只有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出生率成反比，性别比率、教育经费投入增长率和养老参保人数增长率都与人口出生率成正比。

关键词：
人口出生率
子代质量
家庭教育
社会成本
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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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1982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到如今的“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我国人口出生率问题。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已步入超低生育率水平行列，表明我国正面临由低生育风险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一方面，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人们生活节奏加快，房价上涨、教育成本增加等导致生育的社会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家庭观念的改变也影响了人口出生率，有的年轻夫妇在新的社会观念下甚至选择“丁克”，这些都导致了出生率的下降。芝加哥大学人力资本专家Becker所提出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认为家庭对孩子有质量或数量需求。本文基于此提出“家庭对孩子有质量偏好”。

以上问题都导致了人口出生率的下跌，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也开始逐步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从2013年至今，生育政策经历了“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再到如今“全面放开三孩政策”的重大转变，但实际上这些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低生育率所带来的公共财政、保障、养老、老龄化问题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

二、生育决策的理论分析

基于西方新家庭经济学理论，本文假设家庭的生育决策主要取决于社会成本和子代质量偏好，其中用住房需求H代表社会成本，父母的教育投入T代表子代质量偏好。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社会成本和人口出生率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妨设定H(N)=a+b Nα(0<α<1)。其中a是家庭中必需的住房部分，b是只有一个孩子时必需的住房空间，而b Nα是全部小孩子必需的住房。α是考虑到生育多个孩子时可能存在规模效应(α<1)，因为多个孩子可能共享部分空间，但是这种规模效应并不是完全的(α>0)。因为住房是生育孩子的必要条件，因此住房需求方程H(N)应该为小孩数量N的增函数，即H'(N)=bαN(α-1)>0。另外，假设家庭的子代数量偏好只与社会成本、孩子的数量以及初始财富禀赋M有关，增加孩子数量所导致的消费支可以看作是一种投资，令Ph表示住房价格，Pt表示生育一个孩子的教育投入，此时子代质量偏好效用函数∪(N,Ph,Pt,M)。家庭理性决策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为：

其中,∂U/∂N代表家庭生育数量对应的子代质量偏好效用，基于本文的家庭子代质量偏好假设，如果一个家庭的生育数量增加，则代表该家庭所持有的是子代数量偏好，相应地，该家庭的子代质量偏好效用较低，即∂U/∂N<0。由此可得出以下命题：1.∂N/∂Ph的正负取决于∂U/∂Ph。其经济学的含义为，房价对于生育数量的替代效应将取决于房价波动给家庭带来的子代质量偏好效用程度。2.∂N/∂Pt的正负取决于∂U/∂Pt。其经济学的含义为，教育投入对于生育数量的替代效应将取决于教育投入给家庭带来的子代质量偏好效用程度。3.∂N/∂M的正负取决于∂U/∂M。其经济学的含义为，收入对生育数量的影响将取决于收入增加给家庭带来的子代质量偏好效用程度。

三、人口出生率模型的设计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样本选自2002—2019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各变量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被解释变量

人口出生率(FER)是指某地在一个时期之内(通常指一年)出生人数与平均人口之比，它反映出人口的出生水平，一般用千分数来表示。一般衡量人口出生率最常用的指标是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地区育龄妇女终生平均生育子女的个数。由于获得完备的总和生育率数据存在统计上的难度，因此本文选择采用统计年鉴中的人口出生率来代表整个人口的出生水平。

2.解释变量

社会成本(SC)。本文所指的社会成本是指生育孩子所面临的社会性压力，当代年轻人在社会中承担了各种生活压力，包括就业压力、经济压力、成家的压力、买房买车的压力等，这些都构成了生育孩子的“社会成本”。根据目前学术界对人口出生率的研究可以发现，多数学者针对房价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进行分析。综合考虑，本文决定选用房价(HP)表征社会成本。

子代质量偏好(OQP)。借鉴黄志国和王博娟(2022)的理论分析，对子代质量有偏好代表家庭关心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因此我们也同样推测子代质量偏好程度的上升会使家庭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本文采用家庭教育学杂费投入来表示子代质量偏好。

3.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GDP)：以人均GDP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对生育率具有较大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家庭人均收入越高，随之变化的还有整个社会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

性别比率(MFR)：即样本地区内男女性别比，即以每100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目为计算标准。社会和家庭层面的性别不平等是导致中国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一般而言，女性是育儿过程中的主要承担者，而当照料子女与工作发生冲突时女性压力增加，势必会增加妇女生育成本，进而影响家庭生育决策。

教育经费支出(EF)：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对生育率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教育经费支出的增加提高了女性受教育比例，增加了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也会带来女性在家庭中对子代质量偏好程度的增加；另一方面，政府教育经费支出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养育孩子的社会成本。

养老参保人数(NPI)：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存在于我国传统社会中的“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被动摇，生育的预防性动机降低。同时，参加养老保险意味着当期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减少，这有可能对生育决策产生负向的影响。基于数据的可得性，采用城镇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来代表社会养老水平。

一阶差分后的dln SC所代表的经济意义是房价速度变化，即房价上涨速度增加，居民生育子女的意愿会加速递减，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中国国情。房价大幅上涨，在经济发达地区高额的房价更是十分普遍，房价涨幅速度的改变会打乱人们的计划，进而更改决策，在生育上的表现则为生育意愿的下降。子代质量偏好的回归系数为-0.8425，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家庭的子代质量偏好每提高1%，则人口出生率将会减缓0.8425个单位。如今大量的课外辅导、才艺班等都证明了家庭对子女有质量偏好，大量父母开始选择提高孩子质量来弥补数量的不足。

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4677，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在四个控制变量中，性别比率对出生率的影响系数最大，为18.7185。性别比是以每100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目为计算标准算出的，即当女性人数相对较多时，人口出生率会越低。从社会家庭对于育儿安排和目前的就业环境中也不难看出，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也相应地负更多地照料责任，而女性就业过程中面临的性别歧视和职业晋升压力都增加了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这些社会成本的增加都会降低女性生育意愿。养老参保人数增长率的增加有助于人口出生率的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回归结果显示的是一阶差分后的“养老保险人数增长率”，而增长速度的增加并不等同于绝对值的增加。教育经费支出增长率水平的回归结果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全国总体教育经费的增加与人口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这极有可能是由于我国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导致的。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运用2002—2019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模型估计，重点分析了社会成本、子代质量偏好与人口出生率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是：人口率与房价增长率、子代质量偏好成反比，说明当房价上涨速度增加时，居民生育子女的意愿会加速递减；家庭子代质量偏好上升会导致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而在四个控制变量中，只有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出生率成反比，性别比率、教育经费投入增长率和养老参保人数增长率都与出生率成正比。

(二)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为有效缓解人口负增长，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调控房价的涨幅速度，控制房价不合理上涨，在调控房价的措施中，最有效和副作用最小的手段就是开征房产税，其影响的只是拥有多套和过大面积住房的富裕阶层，对住房面积在平均数及以下的绝大多数居民没有影响，而这部分人们的比例最高，同时也是影响人口出生率的主体。政府可以把房产税率作为未来调控房价的主要手段，引导房产市场供求关系，控制房价合理上涨。2.加快建立以医疗卫生、妇幼保健和儿童托育服务为核心的公共服务支持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女性由于生育所增加的机会成本。同时对家庭生育行为给予更多的津贴或者税收优惠，对于低收入家庭提供生育津贴等来鼓励生育，缓解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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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李倩.社会成本､子代质量偏好与人口出生率[J].商业经济,202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