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2012年5月4日,日本佐贺县武雄市公布了一个“新图书馆构想”:武雄市要与图书音像租赁巨头“文化便利俱乐部”合作,以其旗下的东京代官山茑屋书店(TSUTAYA)为模板打造新型图书馆。代官山茑屋书店曾入选Flavorwire.com网站评选的“世界最美20家书店”,是万千文艺人士朝圣地,与区区50000人口的小城武雄似乎扯不上关系。但是,未满一年,武雄市与CCC共同出资、CCC负责管理的武雄市图书馆如期建成开放,设计装修不输代官山茑屋书店,更有星巴克入驻,一扫原先平凡黯淡模样。该馆一时受到媒体热捧,甚至被誉为“图书馆的应有之姿”。其后CCC又把“武雄模式”推广到神奈川县海老名市、山口县周南市等地,此类时髦亮丽、带有明显TSUTAYA烙印的图书馆被称为“TSUTAYA图书馆”。

TSUTAYA图书馆是日本媒体的宠儿,也是图书馆业界眼中的异端。当武雄市与海老名市的TSUTAYA图书馆先后曝出负面新闻时,专业人士的口诛笔伐异常猛烈,媒体称之为“TSUTAYA图书馆论争”。其实,负面新闻无非是导火索,“TSUTAYA图书馆论争”实为一场关系到“图书馆应有之姿”的路线之争。这场论争将困扰日本公共图书馆界许久的问题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高龄少子化急速加剧、地方财政增长缓慢、公共事业预算一减再减的今天,公共图书馆该如何自我定位?本文将以“TSUTAYA图书馆论争”为切入点,具体探讨日本公共图书馆的定位之惑与解决之道,为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2、“TSUTAYA图书馆论争”始末

2.1TSUTAYA图书馆的诞生

21世纪肇始新自由主义之风全球劲吹,日本自不例外。倡导“地方分权”“规制缓和”和“小政府主义”的小泉纯一郎在选举中大胜,随后推动了系列法律法规的改订,《地方自治法》正是其一。该法改订后,日本全国各类公共设施可由官方直营,也可以委托给其他公共团体、民营企业及NPO(Non-ProfitOrganization,非营利组织),“指定管理者制度”就此发足。2005年,文部科学省规定指定管理者制度同样适用于公民馆、图书馆与博物馆等社会教育设施,引来反对声一片。“日本图书馆协会”(日本図書館協会,JapanLibraryAssociation,JLA)两次公开表态,指出非营利性的公共图书馆与指定管理者制度不匹配,文部科学省并未理睬。到了2012年4月,日本已有73476家公共设施导入指定管理者制度,其中12799家指定企业管理,占整体的17%。其中公共图书馆的指定管理者制度导入比例约为10.7%,数据看似不高,但6成以上的指定企业为民营[1]。这些企业大都与图书馆行业有关,如获多家指定的“图书馆流通中心(図書館流通センター,TRC)就是鼎鼎有名的图书供应商。同年5月,佐贺县武雄市指定CCC为市图书馆的管理者,还提出要借鉴东京代官山茑屋书店的经验,建立新型图书馆。CCC虽是巨型公司,既往业务与图书馆并无关联,是以“图书馆问题研究会”(図書館問題研究会,简称“図問研”,Tomoken)等图书馆关联团体先后给武雄市送去质问信。时任武雄市长的樋渡启祐原为日本总务省官僚,投身政界后被誉为最年轻“改革派”领导人,他早决意把市图书馆改造项目树为市政改革的典型,图书馆界人士的质疑无异于马耳东风。2013年4月,第一家由CCC打造运营的TSUTAYA图书馆在武雄诞生。该馆设计前卫,馆内空间舒适,读者可以边喝咖啡边读书,还能欣赏不间断播放的轻音乐。借阅手段也时髦,茑屋书店发行的T卡可兼当借书卡,读者若用T卡自助借书,一次可获价值3日元的积分。据CCC的公开数据,开馆3个月来馆读者26万人次,平均每日2911人次,是原馆的387%;日外借册次1644册,是原馆的174%[2]。CCC试水图书馆业大获成功,神奈川县海老名市、佐贺县多贺市、宫城县高粱市和山口县周南市等地也先后与CCC合作,建成自家的TSUTAYA图书馆。

2.2“TSUTAYA图书馆论争”勃发

在力主与CCC合作时,武雄市长樋渡启祐曾指责市图书馆无可看之书,改造势在必行。可是,3年后TSUTAYA图书馆也曝出选书不当问题:在武雄TSUTAYA图书馆,过期10多年的会计师资格考试辅导书、千里之外的埼玉县拉面店指南夷然在架,海老名TSUTAYA图书馆更藏有泰国买春指南。此外,图书馆惯用日本十进分类法(NipponDecimalClassification,NDC),而TSUTAYA图书馆采用CCC独创的“生活方式分类”,于是《出埃及记》被放在“旅行/海外旅行”书架,《卡拉马佐夫兄弟》放在“旅游/俄罗斯”书架,令读者如入迷宫。资料丢弃问题更激起轩然大波:武雄市图书馆原有专门展示地方历史资料的“兰学馆”,改造为TSUTAYA图书馆后,兰学馆改成DVD租借中心,珍贵的地方历史资料不知所终。

日本公共图书馆界本对指定管理者制度颇有异议,此时更把TSUTAYA图书馆当成靶子,指出其在选书、分类、读者信息保护和人才培育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但TSUTAYA图书馆也有支持者,如立命馆大学教授汤浅俊彦等学者认为“商业主义不等于恶,非营利性不等于善”,直言“对武雄TSUTAYA图书馆的过度批判是官尊民卑思想造成的,是在打击CCC所创造的图书馆新潮流”[3]。TSUTAYA图书馆到底是指定管理者制度彻底失灵的象征,还是图书馆新潮流的引领者?正反方针锋相对,“TSUTAYA图书馆论争”的战火一直烧到大众传媒上。CCC虽对选书不当道了歉,却对“生活方式分类法”敝帚自珍。社长增田宗昭表示独特分类法是特色,不考虑改变;CCC图书馆事业负责人还攻击日本十进制分类法未能考虑到读者需求,此言从根本上否定了公共图书馆的运营实践,等于与全日本的图书馆为敌。CCC的桀骜不驯自有原因:武雄市TSUTAYA图书馆2013年开馆,2014年度读者满意度为87.6%,即使在负面新闻频出的2015年9月,读者满意度仍保持在85%的高位,33.3%的读者非常满意,51.7%的读者表示满意。不满与非常不满的只有3.6%和0.6%,且负面评价多因“停车场拥挤”“馆内拥挤”“馆内不够安静”等问题而起[4]。有如此漂亮的成绩单,CCC有的是底气。

3、理想VS现实:公共图书馆的定位之困

TSUTAYA图书馆的选书、分类和资料废弃问题曝光,惹来讨伐声一片,其实上述问题并非TSUTAYA图书馆独有。2009年,有人发现熊本县立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将“唐行者”(からゆきさん)相关图书分在“社会病理”下的“买卖人口、卖春”类别,但唐行者本是明治时代天草、岛原一带渡海务工人员的总称,含义改变是后来的事,如此分类颇为不妥。原来图书馆流通中心供书时会提供日本十进分类的参考,图书馆对其专业性深信不疑,也就沿用了下去。资料废弃更是寻常,山口县立山口图书馆处理过反战左翼藏书,福岛市立图书馆扔过市民捐书,千叶县船桥市立西图书馆丢过107册历史藏书。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不少图书馆甚至将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销毁了。由此可见,科学化图书资料管理,优化馆藏配置虽是所有图书馆的努力目标,但运营实践中难免有失误,日本图书馆界对TSUTAYA图书馆的口诛笔伐更像是情绪宣泄。近年来公共图书馆多抱有深重的危机感,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曾做过调查,发现一年内去过公共图书馆的住民只占40%,剩下60%根本不去,因为“没觉得需要去,没兴趣”[5]。日本图书馆协会曾于1954年发布《图书馆自由宣言》,宣称“求知之自由”是全体国民的基本人权,图书馆是保障权利实现的社会机关。该宣言于1979年改订,不过“保障全体国民求知权”的主题思想未变。但是,从调查结果可知,公共图书馆服务的读者群体相当有限,理想与现实间存在着巨大鸿沟。

3.1“外借为王”的不可持续

1963年《中小都市公共图书馆的运营》(以下简称《中小报告》)的出台堪称日本图书馆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从部分知识阶层扩展为包括儿童在内的普通市民;图书馆的功能从带有浓重昭和前期色彩的“国民教化”“思想善导”变为“为自主学习提供支持”;服务方式也从“闭架阅览”变为“开架借阅”。《中小报告》将免费提供资料定为公共图书馆核心功能,7年后颁布的《市民图书馆》再次强调图书馆必须提供市民想阅读的书籍,而且要不断改进服务,使借阅更加便捷。《中小报告》与《市民图书馆》的出台强化了公共图书馆提供外借服务的功能,也成为图书馆在全国扩张的原动力。有学者统计,在1964年到2009年间,日本公共图书馆数量增加4.7倍,外借册次更增加97倍[6]。

日本公共图书馆对外借服务的重视与二战结束后日本为经济复兴而采用的“倾斜生产方式”大同小异:1946年下半年日本煤炭、钢铁严重减产,从1947年初开始,进口的石油率先投入煤炭与钢铁生产,增产的钢铁集中投入煤炭部门,增产的煤炭再优先投入钢铁部门。如此循环的增产带来了日本基础产业的复兴。与之类似,公共图书馆原计划将人力物力优先投入外借服务,通过外借服务促进新馆建设,再推动其他服务的发展。重视外借服务原是促进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手段,但在实施过程中,手段反成了目的。截止到2017年4月,日本全国共有3273个公共图书馆,每10万人拥有的图书馆数约为世界一流图书馆强国美国的一半。但是,若比较年平均外借册次,美国人均约6.8本,日本约5.2本[7],可见日本图书馆对外借服务的重视。

凭着外借服务,日本公共图书馆获得了读者的信赖和支持,本该提上议事日程的其他服务却迟迟未得重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读者能轻易搜索到想要的信息,再不用去图书馆借厚重的年鉴资料。娱乐小说原是图书馆的借阅热门,但bookoff等二手书店的扩张令书籍成为随意购买的快消品,读者的借阅意愿降低;加上免费阅读的网络小说随处可见,读者再不用苦苦等待图书馆上架新小说。外借册次一直是日本图书馆评估体系的最重要指标,片面追求KPI(KeyPerformanceIndicator,关键绩效指标)的“外借为王”战略曾大获成功,如今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3.2被放弃的参考咨询服务

日本《图书馆法》第1章第1条规定,对国民教育与文化发展有所贡献是图书馆的目的。日本图书馆协会的《图书馆自由宣言》提出所有国民都拥有获得必要资料的权利,图书馆是为该权利提供社会保障的机关。以上表述不尽相同,但可以窥见图书馆界人士眼中的图书馆应有之姿。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为吸引读者入馆,日本各地公共图书馆开始大量购置娱乐小说。到了70年代,小说占据了公共图书馆藏书的半壁江山。进入90年代,但凡有人气小说上市,图书馆会一书多购,称为“复本购入”,方便读者借阅。这一举措直接导致图书馆与出版社、作家之间关系的恶化。不少作家认为图书馆影响了小说销售,给书店、出版社和作者造成巨大损失,直接导致出版业不景气。大出版社们也结成联盟“出版社11社之会”,共同抵制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在地方行政首脑心中的地位也不断下滑,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公共图书馆为“免费借书店”,图书馆界倍感羞辱,但又无力反驳。

日本《图书馆法》第3条规定图书馆职员需对图书馆资料有充分的了解与认知,并能为读者提供相应的参考咨询服务。在日本,拥有专门资格的图书馆职员称为“司书”。据日本文部科学省调查,2015年度全国公共图书馆共有19015名司书,其中专任司书5410名,仅占28.5%,而22年前为86.7%;50.4%的司书是短期雇佣,合同期满要另寻去处[8]。司书流动性强,自然难以保证高水平的参考咨询服务。专任司书的减少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日本少子高龄化趋势日益凸显,地方税收来源减少,地方政府深受财政困扰,非营利性的公共图书馆预算骤减,于是薪酬低的临时司书更受欢迎。这直接导致了恶性循环:想反驳“免费借书店”的质疑,图书馆应提供高质量的参考咨询服务。但是,为维持一贯的外借服务水平,图书馆已用尽大半预算,无暇顾及其他。

3.3错位的读者需求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英国,1850年英国颁布《公共图书馆法》(PublicLibrariesAct),以法律形式明确了所有国民拥有免费获取信息的权利,从此“免费”成为公共图书馆的基本原则。当时书籍是一般平民可望不可即的高级品,以英国为例,一部小说的价格约31先令6便士,是中等收入家庭一周生活费的8成[9]。所以,公共图书馆从实质上保证了平民的信息获取权。

英国《公共图书馆法》影响深远,到了20世纪中叶,美国的《图书馆权利宣言》与日本的《图书馆自由宣言》也将“为所有人提供情报”定为图书馆的基本功能。也就是说,今日图书馆界视为天经地义的“图书馆应有之姿”是以19世纪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为前提成立的。可是,对读者而言呢?从武雄TSUTAYA图书馆调查问卷可知,读者最满意的是“全年无休”“阅读空间舒适”“设有星巴克”“馆内可喝饮料”“开馆时间长”“可用T卡借阅”,等等。而2017年度海老名TSUTAYA图书馆的调查结果与之类似,不满之处只是“DVD、CD不够多”“坐席数少”“找资料不太方便”[10]。可以说,日本公共图书馆已将外借服务塑造为“独特卖点”(UniqueSellingProposition),导致读者对图书馆的其他服务不太了解,也不感兴趣。当借阅需求降低时,图书馆就成了乏善可陈的公共设施,来馆的只有打发闲暇时光的退休老人,或是自习的备考学生。TSUTAYA图书馆的出现让读者耳目一新,原来图书馆可以是时髦舒适的公共空间,因此TSUTAYA图书馆在诸地方城市的火爆也不难理解了:许多公共图书馆号称为所有住民服务,但服务内容只是图书资料借阅,以致读者对图书馆的定位只是“免费借书店”或“免费自习室”。TSUTAYA图书馆虽然有选书、分类等问题,至少提供了免费的舒适空间,所以吸引了大量久未踏足图书馆的人群。

4、社区营造型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的应有之姿

在今天的日本,地方城市面临着严峻挑战:少子高龄化趋势的加深造成绝对人口的减少,同时大量年轻人为了发展移居以东京、大阪与名古屋为中心的大城市带,地方的“空心化”日益严重。佐贺县的武雄市和神奈川县的海老名市都是典型的例子。空心化直接导致地方消费不振,曾经热闹的商业街店铺次第歇业,住民失去了休闲娱乐的场所,TSUTAYA图书馆的出现弥补了空缺,使住民有了舒适的“聚集地”。但是,若把TSUTAYA图书馆当成公共图书馆的应有之姿,等于否定了图书馆的根本价值。许多地区直面学校教育、文化振兴、地域振兴等各种问题,适应新时代的“社区营造”活动势在必行。所谓“社区营造”(まちづくり),就是聚居在一定地理范围的住民们共同处理所面对的议题,用群策群力的方式解决问题,创建福祉[11]。公共图书馆也应转型为“社区营造型图书馆”,与住民团体携手,最大程度发挥资料提供与参考咨询方面的优势,为解决地方难题、促进地域重新焕发活力提供服务,这才是公共图书馆的应有之姿。

4.1社区营造型图书馆的先声

20世纪60年代,日本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开始了从阅览中心到借阅中心的转变,竭尽所能为读者提供免费资料成为全国公共图书馆的共同目标。正在此时,北海道置户町的图书馆展开了另一方向的尝试。当时该地面临地方人口减少、支柱产业不振的困境,抱有深重危机感的图书馆司书们试图重新定义图书馆的功能。置户町地区87%都是山林,有着开展木材产业的良好基础。司书们首先搜集了与木材相关的各种资料,并请来相关专家咨询,了解到该地丰富的虾夷松与椴松是制作木器的好材料。之后邀请地方住民参与讨论,共同确定了通过发挥当地森林资源优势,开展精细木器制造的方式振兴置户町。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置户町图书馆进行的正是“社区营造”尝试。不过,当时正处于《中小报告》出台后公共图书馆全面扩大外借服务的时代,置户町的尝试并未在日本全国范围产生影响。

2017年,日本图书馆协会举办了主题为“社区营造从图书馆开始”的全国图书馆大会,倡议公共图书馆为解决困扰所在地区与住民的难题贡献力量,由外借中心图书馆转型为社区营造型图书馆。其实,北海道置户町早在半世纪前就进行了类似尝试,是不折不扣的“社区营造型图书馆”先驱者。

4.2社区营造型图书馆的功能

“社区营造型图书馆”是个全新概念,关于它的理论阐述尚未定型,在实践上也处探索阶段。目前日本图书馆界公认社区营造型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扩大和延伸服务的结果,从其功能便可略窥一二。社区营造型图书馆大致有3个功能,分别是“提供基本服务”“协助住民的创造性事业活动”“通过解决地区难题为社区营造作贡献”。

4.2.1提供基本服务

为读者提供所需文献资料是图书馆的基本功能。但是,对社区营造型图书馆来说,图书馆不光是借还书的场地,也是住民们聚集交流的场所,是地域的中心。司书在提供资料与参考咨询服务的基础上,额外提供与生活、工作有关的各类咨询,从而与读者建立起信赖关系。信赖关系建立,司书便可以通过与读者的轻松交流洞察所在地区的潜在需求,并为满足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资料与情报搜集。

4.2.2协助住民的创造性事业活动

举办各种活动,促进地域文化发展是公共图书馆的功能之一。社区营造型图书馆的活动多围绕地方潜在需求设计,而且会根据活动主题邀请行政机关或市民团体共同策划与实施。活动只是导线,目的是激发更多创意,引导住民对能满足地方潜在需求的相关事业产生兴趣。图书馆也会为事业的开展提供资料与智力支持。

岩手县紫波町的图书馆做出了很好的尝试。紫波町曾是知名农产品产地,但近年移居大城市的年轻人激增,造成町人口严重高龄化,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为展示紫波町的魅力,既留住本地住民,又吸引町外人口流入,町图书馆与市政府农林科、摄影工作室联合,每月举行一次“绘本美食”活动。司书选择若干受欢迎的绘本,参加活动的住民在町“料理达人”的指导下,和孩子一起试制绘本中的食物。活动使用的所有食材都是紫波町本地产。摄影师全程跟拍活动,挑选精彩照片制作影集赠给参加者。司书还会定期为町内儿童举办“读绘本,做面包”活动。司书在活动场地朗读可以多人翻阅的大型绘本《乌鸦的面包房》,之后和儿童们一起烤制面包,烤好的面包由儿童自由定价出售[12]。数次活动后,参加者越来越多,还有些是专程从町外赶来,可见图书馆活动对提高紫波町的“魅力度”有所贡献。

4.2.3通过解决地区难题为社区营造作贡献

行政机关与住民团体为解决地区难题而进行的社区营造活动未必都一帆风顺,当出现问题时,拥有专业知识的司书可提供及时帮助,图书馆的丰富馆藏也有助于问题解决。也就是说,社区营造型图书馆与所在地域深度结合,通过资料提供、邀请专家提供咨询、与其他地区图书馆合作等方式为地域作出贡献。当然,司书不可能掌握所有知识,馆藏也终究有限,社区营造型图书馆的服务很难面面俱到。所以,图书馆首先要对困扰地区的难题做出深入分析,选择最迫切的问题展开活动,提升住民的关注度,从而导向问题的解决。

5、总结与启示

与欧美等国相比,日本公共图书馆起步较晚,但扩张速度世所罕见。公共图书馆通过彻底的“外借中心”路线吸引了众多读者,以惊人的外借册次显示自身价值,从而实现了全国范围的扩张。但是,地方分权改变了公共图书馆所处的环境,地方日益严峻的财政状况无法满足图书馆的预算需求,依靠高投入的外借中心路线无法维持,公共图书馆到了不得不转型的时候。以图书音像租赁起家的CCC涉足公共图书馆管理,以源于书店经营的经验打造出与公共图书馆理念完全相悖的TSUTAYA图书馆,更加深了图书馆界的危机感。日本地方的高龄少子化与空洞化不断加剧,需要解决的问题堆积,公共图书馆应更贴近地区现实,发现地区潜在需求与现实问题,并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与提案,早日实现向社区营造型图书馆的转型。置户町和紫波町图书馆的实践虽不完美,也是转型的宝贵尝试。

公共图书馆是非营利性机构,其发展受到经济、政治、技术环境的制约。不光日本,近年来不少国家和地区出于各种原因削减公共图书馆预算,甚至从根本上质疑公共图书馆的存在意义。反观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已实现了30余年的高速发展,国家对公共图书馆的财政投入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201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又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政府责任,公共图书馆开始新一轮高速发展。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也提出扶持革命老区、民族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向。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公共图书馆的转型之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何结合地域需求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不仅是日本,也是我国公共图书馆必须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坂本俊.指定管理者制度の変化における公立図書館のあり方[J].安田女子大学紀要,2014(42):249-255.

[2]武雄市图书馆､3ｶ月で1年分の来馆者､TSUTAYA运营でﾘﾆｭｰｱﾙ[EB/OL].[2019-05-21].

[3]IGAYA.TSUTAYA图书馆は何を目指すのか?[EB/OL].[2019-05-27].

[4]武雄市图书馆､利用者ｱﾝｹｰﾄ结果发表:年中无休を评价､驻车场混杂が课题[N].佐贺新闻,2015-09-30(10).

[5]国立国会图书馆.图书馆利用者の情报行动の倾向及び图书馆に关する意识调査[EB/OL].[2019-05-29].

[6]森智彦.日本の公共图书馆ｻｰﾋﾞｽの展干现状と课题展望[J].情报社会试论,2011(12):1-11.

[7]药袋秀树.日本の公共图书馆の现在と未来[J].三田评论,2018(7):32-37.

[8]平成27年度社会教育统计调査结果のﾎﾟｲﾝﾄ[EB/OL].[2019-06-02].

[9]清水一嘉.ｲｷﾞﾘｽ小说出版史:近代出版の展开[M].东京:日本ｴﾃﾞｨﾀｰｽｸｰﾙ出版部,1994:37.

[10]2017年度海老名市图书馆利用者ｱﾝｹｰﾄ[EB/OL].[2019-06-04].

[11]吴云,方炜淼,邓媛祺.日本社区营造的历史沿革及启示[J].杭州学刊,2018(1):91-99.

[12]猪谷千香.つながる图书馆:ｺﾐｭﾆﾃｨの核をめざす試み[M].东京:筑摩书房,2014:54-55.

时晨.日本公共图书馆的定位之困与解决之道——从“TSUTAYA图书馆论争”说开去[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0(06):8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