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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性肠病患者情绪调节策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2025-03-29 72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分析炎症性肠病(IBD)患者情绪调节策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临床干预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我院诊断的IBD患者125例，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情绪调节策略问卷、IBD痛苦量表、Herth希望量表对患者进行调查分析，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对表达抑制策略、认知重评策略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IBD患者情绪调节策略总分为(40.46±9.62)分，其中表达抑制策略得分为(16.60±3.61)分，认知重评策略得分为(23.80±5.32)分，IBD痛苦量表得分为(78.64±15.32)分，希望水平得分为(35.38±6.12)分。IBD痛苦程度与表达抑制策略呈正相关，与希望水平呈负相关。认知重评策略与IBD痛苦程度、表达抑制策略呈负相关，与希望水平呈正相关。表达抑制策略与希望水平呈负相关。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造口、婚姻状况、临床分期、IBD痛苦程度均对IBD患者表达抑制策略有正向预测价值，而希望水平对表达抑制策略有负向预测价值(均P<0.05)。学历为高中及以上、家庭人均月收入>5 000元、希望水平均对IBD患者认知重评策略有正向预测价值，而婚姻状况、IBD痛苦程度对认知重评策略有负向预测价值(均P<0.05)。结论：针对认知重评策略和表达抑制策略影响因素，临床医护人员应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患者认知重评策略倾向，进一步促进患者心理健康。

关键词：
IBD痛苦量表
希望水平
炎症性肠病
表达抑制策略
认知重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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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迁延不愈,容易复发,目前尚无根治方法,加之部分肠造口患者因器官功能改变,粪便外泄、造口护理等可导致患者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较高,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康。情绪调节策略是指个体通过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过程,采取各种策略来管理、调整和调节自己的情绪状态,这些策略包括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1]。压力应对模型指出,当患者面临负性情绪引起的压力情境时,患者选择采用何种应对方式对于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当选择表达抑制策略时,患者通常表现为情绪冷漠、孤僻、回避等,然而长期压抑可导致负性情绪的累积,从而引起更强烈的疾病痛苦。而当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时则更有利于提升患者理性思考水平,用深层次的思考代替负性情绪,进而更为积极地寻求社会支持。因此研究IBD患者不同情绪应对策略影响因素对于临床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患者认知重评策略倾向,降低表达抑制策略选择倾向,提高生活质量有重要的意义。

1、资料与方法

1. 1一般资料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1月—2023年6月我院就诊的IBD患者125例,其中男59例,女66例,平均年龄(61. 33±14. 26)岁。纳入标准:符合《炎症性肠病诊断与治疗的共识意见(2018年·北京)》[2]制定的诊断标准,且患者年龄> 18岁。排除标准:(1)合并有恶性肿瘤;(2)有精神病史;(3)无法有效沟通;(4)临床资料不全。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20240124002)。本研究中共纳入12个自变量,根据回归分析的原理,最低样本量为自变量数量的5 ~ 10倍,因此最低样本量为60 ~ 120例,因此本研究中共纳入125例患者符合最低标本量要求。

1. 2方法

1. 2. 1调查工具:

采用四种调查问卷开展本次研究。(1)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包括患者年龄、性别、居住地、学历、支付方式、家庭人均月收入、病种、临床分期、造口、婚姻状况等,其中病种、临床分期、造口由临床医生填写。(2)情绪调节策略问卷[3]:包含认知重评策略和表达抑制策略两个维度,共10个条目,赋值1 ~ 7分。当认知重评策略得分均分≥4分,且大于表达抑制策略得分2分以上,则判断患者倾向采用认知重评策略。当个体表达抑制策略得分≥4分,且大于认知重评策略得分时,则判断患者倾向采用表达抑制策略。该量表Cronbach’sα 系数为0. 885。(3)IBD痛苦量表:由熊欢[4]汉化,共1个维度,28个条目,赋值0 ~ 6分,总分为0 ~ 168分,累积分数越高意味着患者痛苦程度越高。(4) Herth希望量表[5]:包含对现实和未来的态度、采取积极行动的态度、与他人保持密切关系3个维度,共12个条目,赋值1 ~ 4分,累积分数越高则患者希望水平越高。

1. 2. 2调查方法:

由两名护理人员共同开展调查研究,由其中一名护理人员简单介绍本次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在征得患者同意且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发放调查问卷。患者对条目不理解之处由另一名护理人员解释,问卷填写完毕后立即回收,共发放调查问卷131份,其中合格问卷125份,合格率为95. 42%。

1. 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1. 0软件构建数据库,其中分类变量采用n(% )表示,正态分布的数值采用( x±s)表示,两组间均数差异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多组样本间均数差异采用方差分析。两连续变量间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通过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判断IBD患者表达抑制策略、认知重评策略的影响因素,P < 0. 05提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 1 IBD患者情绪调节策略、IBD痛苦量表、希望水平得分

IBD患者情绪调节策略总分为(40. 46±9. 62)分,其中表达抑制策略得分为(16. 60±3. 61)分,认知重评策略得分为(23. 80±5. 32)分。IBD痛苦量表得分为(78. 64±15. 32)分,希望水平得分为(35. 38±6. 12)分,其中对现实和未来的态度条目均分最高,为(3. 12±0. 58)分,见表1。表1 IBD患者情绪调节策略、IBD痛苦量表、希望水平得分

2. 2情绪调节策略、IBD痛苦量表、希望水平相关性

IBD痛苦程度与表达抑制策略呈正相关,与希望水平呈负相关(r值分别为0. 447、- 0. 462,P < 0. 05)。认知重评策略与IBD痛苦程度、表达抑制策略呈负相关,与希望水平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 0. 389、- 0. 612、0. 523,P < 0. 05)。表达抑制策略与希望水平呈负相关(r值为- 0. 312,P < 0. 05)。

2. 3不同临床资料的患者情绪调节策略比较

是否造口、不同临床分期以及婚姻状况的IBD患者表达抑制策略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 05)。不同学历、家庭人均月收入以及婚姻状况的IBD患者认知重评策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 05),其余不同临床资料的患者表达抑制策略、认知重评策略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 05),见表2。

2. 4 IBD患者表达抑制策略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潜在影响因素以及IBD痛苦量表、希望水平纳入多重线性回归,不同变量赋值见表3,以表达抑制策略作为因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多重线性回归显示:造口、婚姻状况、临床分期、IBD痛苦程度均对IBD患者表达抑制策略有正向预测价值,而希望水平对表达抑制策略有负向预测价值(均P < 0. 05),见表4。

表2不同临床资料的IBD患者表达抑制策略、认知重评策略比较

表3不同变量赋值

表4 IBD患者表达抑制策略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2. 5 IBD患者认知重评策略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以认知重评策略作为因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学历为高中及以上、家庭人均月收入> 5 000元、希望水平均对IBD患者认知重评策略有正向预测价值,而婚姻状况、IBD痛苦程度对认知重评策略有负向预测价值(均P < 0. 05),见表5。

表5 IBD患者认知重评策略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3、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IBD患者表达抑制策略条目均分为(4. 14±0. 89)分,高于认知重评策略条目均分的(3. 96±0. 83)分,提示IBD患者倾向采用表达抑制策略,与王文等[6]研究结果相符。本研究结果显示,IBD痛苦评分为(78. 64±15. 32)分,希望水平得分为(35. 38±6. 12)分,与汪永华等[7]研究报道基本一致。传统观念和传统文化中,对于排泄物的避讳,IBD患者尤其是造口患者,倾向于隐瞒自身疾病和情感表露,容易自我封闭,避免引起他人感官和心理不适,因此IBD患者更倾向于采用表达抑制策略来面对生理和心理的负性应激。

肠造口是一种外科手术,通过切除一段肠道并将其与腹壁连接,形成一个人工通道,可以帮助减轻IBD患者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然而肠造口可导致液体和气体的异常排泄,给患者带来强烈的耻辱感,而传统观念的避讳以及自尊的需求导致患者往往选择自我封闭,因此患者表达抑制策略评分较高。IBD一个重要特点即为活动期和缓解期交替,活动期IBD患者经历腹痛、腹泻和排便不适等症状,这些症状可导致慢性疼痛。长期的疼痛对个体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产生负面影响,引起患者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升高。既往研究报道,焦虑抑郁与表达抑制策略评分呈正相关[8]。本研究发现,造口与临床分期均为IBD患者表达抑制策略的影响因素。

认知重评策略是指面对负性情绪时通过理性思考改变对负性情绪的应对,进而缓解甚至逆转负性情绪的影响。高学历的患者可能对自己的疾病有更多的认知和理解,且更容易获得疾病研究治疗进展,从而更有条件和信心应对病痛。此外,高学历的患者可通过多种途径获得更好的心理应对能力和应对压力的技巧,因此其采用认知重评策略的概率更高。经济条件好的患者可以获得更好的医疗条件,且更容易获得社会支持和心理干预。以往研究报道,社会支持与表达抑制策略评分呈负相关,而与认知重评策略呈正相关[9]。本研究结果发现,学历、家庭人均月收入均为认知重评策略的影响因素。

婚姻关系既寄托了情感支持也是社会支持的重要内涵。有配偶的患者通常可以从伴侣处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和理解,在面对慢性疾病的挑战时,稳定的情感支持可以减轻心理压力和焦虑,从而降低抑郁的风险。因此已婚患者在面对一系列负性应激事件时,更容易获得情感支持、经济支持、信息支持,进而促进患者产生理性思维,并予以积极应对,而离异、未婚、丧偶的患者则相反,因此更倾向于选择表达抑制策略。根据以往研究报道,大部分IBD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这种精神折磨和负性心理称为疾病痛苦[10]。疾病痛苦程度越高的患者焦虑、抑郁等负向情绪更高,面对疾病和精神的折磨时更容易采用表达抑制策略。而疾病痛苦程度低的患者焦虑、抑郁等负向情绪较低,更容易理性、乐观地看待疾病,采用理性的思维及时寻求他人的支持,因此更倾向于认知重评策略。希望水平可以反映患者应对困难和挫折的信心和期待,高水平的希望意味着个体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并且对未来持乐观态度[11],患者容易采用理性的思维、积极的心态来应对负性应激情绪,倾向于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而低希望水平意味着患者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容易选择妥协的方式,且对未来持悲观的态度,此时患者更愿意采用自我封闭、自我疏离等方式抑制自身情感与表达,避免他人的耻笑,因此倾向于采用表达抑制策略。本研究发现,婚姻状况、IBD疾病痛苦、希望水平同时是IBD患者表达抑制策略和认知重评策略的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IBD患者倾向于采取表达抑制策略,其中造口、婚姻状况、临床分期、IBD痛苦程度、希望水平为IBD患者表达抑制策略影响因素,而学历、家庭收入、希望水平、婚姻状况、IBD痛苦程度为IBD患者认知重评策略影响因素。临床医护人员应该采取针对性措施,增强患者情绪表达中认知重评策略的倾向性,提高患者希望水平和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张晴晴,陈婷婷,刘姗姗,等. 负面评价恐惧对抑郁的影响: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和社交焦虑的多重序列中介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2,30(6):1292-1296.

[2]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学组. 炎症性肠病诊断与治疗的共识意见(2018 年,北京) [ J]. 中华消化杂志,2018,38(5):292-311.

[3]李娜. 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对风险决策的影响[D]. 杭州:杭州师范大学,2012.

[4]熊欢,任弘艳,朱雪星,等. 炎症性肠病痛苦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检验[J]. 中华护理杂志,2023,58(5):636-641.

[6]王文,吴丹,邰安婷,等. 结直肠癌幸存者情绪调节策略在病耻感与社会疏离水平的中介效应[ J]. 护理学报,2023,30(14):59-64.

[7]汪永华,孙层,崔婷,等. 炎症性肠病患者希望水平与应对方式､心理韧性和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 J].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2021,21(20):3937-3940,3949

[9]马玉凤,季丽丽,韩冰雪,等. 乳腺癌患者的情绪调节策略在社会支持与焦虑抑郁间的中介作用[ J]. 中国临床研究,2020,33(6):721-726.

[11]潘瑞丽,马千惠,徐燕,等. 希望水平在晚期肺癌患者抑郁状态与心理韧性中的中介效应[ J]. 基础医学与临床,2022,42(2):291-295.

文章来源:林凤端,赵庆子,詹巧惠.炎症性肠病患者情绪调节策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医学理论与实践,2025,38(06):1039-1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