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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贫困人口的心理可行能力分析

  2021-03-10    252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基于稀缺降低人们的心智,本文将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可行能力”拓展至认知、元认知功能与自尊,共同构成心理“可行能力”。然而,贫困对劳动力人口心理“可行能力”的影响尚不清楚。本研究通过心理学实验,探讨贫困对农村劳动力心理“可行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贫困并未阻碍劳动力人口的基本认知功能,而对其元认知监测功能有阻碍的倾向;贫困对劳动力人口的外显自尊无影响,却显著损害其内隐自尊,而且劳动力贫困人口的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相互背离,呈脆弱型高自尊。因此,今后的扶贫政策可将认知功能作为劳动力贫困人口精准瞄准的参考标准之一,设计应对劳动力贫困人口元认知监测功能下降的助推方案,聚焦劳动力贫困人口内隐自尊的重建,以激活他们可持续减贫的内生动力。

  • 关键词:
  • 元认知控制
  • 元认知监测
  • 可行能力
  • 认知控制
  • 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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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文献述评


(一)可行能力及其拓展

贫困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难题,普遍受到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以自由看待个体的发展,将贫困概念拓展为“可行能力”(Capability)的剥夺。“可行能力”是指一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组合的实质自由”[1](P63)。森认为“生存下来不至于死亡是一种非常基本的自由,……这是一种重要的自由,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自由,也是重要的”[1](P18)。显然“可行能力”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贫困是“可行能力”的多维度剥夺,既包括营养、健康等的剥夺,也包括自尊等寻求自我价值的主观剥夺[1](P63),而自尊则属于更加复杂的心理维度,故本研究运用心理“可行能力”以区别于普遍意义上的“可行能力”。基于贫困的多维度剥夺特征,刘小珉将健康维度分解为身体或心理困难等[2](P183-189)。对于劳动力贫困人口来说,他们要想为家人的未来提供保障,自己则需要拥有正常的“可行能力”。劳动力贫困人口不存在身体上的健康问题,然而,该群体“可行能力”中“心理困难”的内涵及其剥夺状况目前尚不明确。

认知(Cognition)是关于个体的信息处理过程,是人们完成任务、进行社会互动的重要能力,认知功能将信息加工划分为注意、记忆、思维、语言等一般活动,它既包括对客体信息的认知加工能力,也包括对自我的认知与评价。但是,人们的认知资源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随着心理学对贫困研究的深入,塞德希尔·穆来纳森(SendhilMullainathan)等提出了稀缺理论[3](P15-18),认为稀缺减少个体的认知带宽,贫困作为资金稀缺的一种,会阻碍个体的认知功能。当贫困个体将大部分认知资源聚焦于吃饭、住宿等与生存相关的迫切问题时,能够用于考虑教育、储蓄等与长远收入相关问题的认知资源则相对不足,致使其无法摆脱贫困[3](P21-44)[4,5]。个体带宽负荷的表现形式之一是认知功能的核心——执行控制的减弱。因此,森的“可行能力”可以进一步拓展至个体的认知能力,这是一种更为基础且适用于多个领域的“可行能力”,贫困个体执行控制能力的下降是“可行能力”剥夺的表现。

与注意、记忆、思维、语言等多种基本认知能力密切相关的是个体的元认知(Metacognition)功能。个体如何监测和控制多种基本认知能力则属于“认知的认知”,即元认知。元认知是个体关于自己的认知过程及结果的知识,以及为完成某一认知任务对认知过程进行主动的监测及连续的调节[6](P307)。由于元认知是认知主体对自己认知活动的计划、自我调节和监控的过程,它属于更高一级的认知活动。一个人元认知能力的发展受环境变量的影响,如家庭、学校等环境因素均对元认知发展产生影响[7];并且,元认知与认知功能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有些认知功能下降的个体常常伴有元认知功能障碍[8,9,10]。稀缺理论认为,利用带宽、节约带宽,就是要合理地去分配人们有限的信息加工能力[3](P236),而贫困个体很可能存在合理利用带宽的障碍,其本质是个体元认知功能的下降,表现为元认知“可行能力”的剥夺。

除认知与元认知外,人们会对自我进行认知与评价,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其结果体现为一个人的自尊(Self-esteem)。自从有了贫困,社会则以约定俗成的方式来看待穷人,形成多种多样的刻板印象,常常从他人或旁观者角度把他们描述成有时懒惰,有时上进,有时无助,有时自强[11](PVIII)……但是,贫困人口内心深处到底如何看待自己则并不清楚。稀缺对人类大脑的影响产生于无意识之中,它捕获人们的注意力,改变人们对周围事物的看法[3](P5-18)。贫困导致一个人的带宽受限,在此情况下,个体对自我的控制下降,而自我控制对执行控制具有很强的依赖,表现为稀缺状态下个体更加冲动[3](P61-62),因而,不排除有限的带宽会自动化地改变人们对自我的看法。根据内隐社会认知理论,自尊可分为内隐自尊(implicitself-esteem,ISE)和外显自尊(explicitself-esteem,ESE)[12,13],前者是一个人对自我的内在的、无意识的、内省式的认知与评价,是一种更稳定的自我状态[14](P229-250)[15];后者是个体能意识到的自我认知与评价,容易受社会赞许性等因素的影响。基于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的内涵,森[1](P63)的“可行能力”中的自尊属于外显自尊。因此,一个人的“可行能力”不仅包括自我认知,而且个体的自尊应当拓展至内隐自尊,相应地,个体内隐自尊和/或外显自尊的下降亦是“可行能力”剥夺的表现。

认知功能反应个体对信息加工的能力,元认知功能反应个体对其信息加工过程的监测和调控能力,而内隐和外显自尊则是个体关于自我的认知与评价。当从心理学视角分析贫困时,经典的“可行能力”的内涵能够且应当拓展至认知、元认知和内隐/外显自尊三个层次,它们共同构成贫困个体的心理“可行能力”,而“可行能力”之剥夺包括更基础的认知能力、更高一级的元认知能力的下降,以及自尊的损害。对于劳动力人口来说,其认知、元认知功能和自尊是从事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功能性组合。因此,对农村劳动力贫困人口的认知、元认知和自尊“可行能力”的研究则成为亟待探讨的问题。

(二)贫困对个体认知与元认知功能的影响

近年来,贫困对个体认知功能的影响受到关注,特别是执行控制功能减弱是带宽负荷的典型表现之一。执行控制也称认知控制,是认知功能的核心[16],是产生、维持和调整对任务目标导向加工的一种能力,它可以使思想与行为适应当前目标[17]。当个体经历贫困时,身体分泌的皮质醇增高,皮质醇与压力密切相关,升高的皮质醇会直接损害个体的认知与决策;相反,当贫困家庭接受援助时,他们的皮质醇水平则下降[11](P160)。Stroop任务是评估个体执行控制能力的常用范式。Mani等运用数字Stroop任务研究稀缺对甘蔗农收获前、后两种贫富状态的执行控制加工,发现收获后的执行控制优于收获前;Mani在商场里对路人的实验发现,数额较小的财务问题对富人和穷人的执行控制均无显著性影响,但数额较大的财务问题则引起穷人对经济压力的顾虑,进而影响之后的认知表现[5]。贫困神经生理机制的研究也证实了贫困会降低个体的认知能力[18]。Adamkoviĉ基于数据验证贫困通过认知机制影响经济决策的理论模型,认为贫困通过压力经历和负面情绪形成认知负荷,损害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不理性的经济决策,使他们陷入无法摆脱贫困的陷阱[19,20]。由此可见,贫困增加心智负担进而耗竭认知能力,表现为认知“可行能力”的剥夺。然而,有研究发现贫困并不会阻碍认知功能。Wicherts与Scholten认为,Mani等研究中收获后甘蔗农的执行控制优于收获前可能是重测效应的结果[21];Carvalho等同样运用数字Stroop等认知任务对发薪日前、后个体的执行控制功能进行测量,结果发现发薪日前、后人们的执行控制功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22],说明假设的贫困阻碍认知的机制并不总是成立。

如果贫困对个体的认知功能产生影响,那么,作为“认知的认知”——元认知是否亦受到贫困的影响尚未引起关注。Nelson与Narens提出的元认知动态模型认为,元认知的核心内容是元认知监控,是对认知活动的监测与控制的动态过程[23](P1-25)[24,25,26]。具体地讲,元认知监控是主体对其认知过程的内省与反思,其反思对象是自己的认知活动,元认知监控就像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和调节者,不断地对认知过程进行自觉的监测、控制和调节。元认知监控分为元认识监测与元认知控制,认知加工过程分为元水平和客体水平的加工,元认知监测是指客体水平的信息传递到元水平,使认知主体得知客体水平的状态,元认知控制是基于元认知监测结果的意识或无意识的决策,是指元水平的信息传递到客体水平,从而调整客体水平的状态[23][24](P1-25)。如果一个人拥有很好的元认知监测和元认知控制能力,那么,他/她的注意、记忆和思维等认知加工过程则能够得到改善,表现为元认知对后续决策的重要监控作用。元认知常用知觉决策任务进行测量,其中,元认知监测的常用指标是学习判断(即准确性判断)、知道感判断等;元认知控制的常用指标是反应时间和学习时间分配。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认知与元认知有着共同的解剖学基础,两者都与前额叶脑区有关,前额叶受损,不仅影响认知功能,也会影响元认知功能[16][27]。如精神病患者不仅存在执行控制能力的下降,而且存在元认知监控能力的下降[8,9,10]。由此推测,贫困可能会阻碍更高一级的元认知“可行能力”。

由于元认知对正在执行的认知加工产生影响,以往关于贫困、认知与元认知的研究隐含两个问题:其一,贫困是否阻碍个体的认知功能,如果阻碍认知功能,也可能会阻碍元认知功能;其二,贫困对认知功能与元认知功能产生不同的影响,贫困可能阻碍认知功能,但并不阻碍元认知功能,亦或是相反。

(三)贫困对个体内隐、外显自尊的影响

一个人对自我的看法表现为他/她的自尊。经济上安全感的缺乏决定着个体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们能做什么,进而影响他们从事更具有挑战性任务与更具有收益性任务的意愿[28]。如果能激发贫困人口积极的自我概念则能改变贫困个体的行为,如,贫困学生的持续自我肯定对学业成绩产生影响。美国城市中心施舍处对贫困个体进行自我肯定实验,发现5分钟的自我肯定干预不仅增加了个体的认知功能,而且贫困个体捡起施舍处附近信息亭中扶贫方案传单(有资格参加的方案)的可能性明显增加[29]。最新的研究验证了实验室条件下的自我肯定干预与积极行为间的因果关系,即自我肯定词汇的干预在行为上能够激发贫困个体更多地选择具有挑战性的任务[28]。可见,贫困影响与个体自尊相关的自我肯定,通过自我肯定的干预能够增加个体自主的减贫行为。

个体的外显自尊是有意识的、理性的过程[15],个体的内隐自尊是无意识的、相对稳定的过程,并对自我的自动化情感具有调节作用。有多项研究对贫困人口的外显自尊水平进行测量,发现贫困人口的外显自尊水平较低[30,31,32]。以往关于自尊的调查方法多运用自陈式问卷进行测量,不能反映个体真实、稳定的内隐自尊[33,34],而且,内隐、外显自尊并不总是正相关,两者之间常常出现分离[13][35],表现为相互独立的结构。以往研究发现,个体的自尊具有异质性,特别是高自尊个体更具有多样性,可以表现为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均高的安全型高自尊,也可以表现为高外显自尊与低内隐自尊的脆弱型高自尊,其中,脆弱型高自尊个体常伴有特定的认知偏向和行为偏向,他们应对威胁的方式与安全型高自尊个体有很大的差异[36]。因此,贫困人口外显自尊的研究结果不能反映他们的内隐自尊。那么,作为经济稀缺的一种表现,贫困在损害个体外显自尊的同时是否也损害内隐自尊尚不清楚。

基于内隐自尊的无意识、自动化过程,内隐自尊采用间接测量的方法进行评估。内隐社会认知的间接测量方法强调,个体过去无意识的经验影响其情绪与行为[15][37][38](P714-720)。Greenwald和Banaji认为,个体无意识地倾向于对自己进行积极、正向的自我认知与评价,即积极内隐自尊效应[15]。基于该原理,单类别内隐联想测验(SC-IAT)是内隐自尊常用的实验任务之一。该测验任务包括相容与不相容两个条件,相容条件是指加工的内容与个体对于自己的态度一致,所需要的反应时间较短,即将积极信息与自我相联系;不相容条件是指加工的内容与个体对于自己的态度不一致,所需要的反应时间较长,即将消极信息与自我相联系,两种条件下的反应时差异即为内隐自尊水平,差值越大,表示内隐自尊水平越高。

综上所述,认知与元认知功能代表个体的信息加工能力,是日常生活、生产活动的基础,而积极的自我评价,体现为一个人的高自尊性,能激发个体的自主行为,并与社会参与和社会互动密切相关。如果一个人的认知与元认知功能没有受到阻碍,如果一个人拥有积极的自我概念,那么,他/她则具有脱贫的能力和潜能,甚至具有富裕起来的可能,而不仅仅是安贫乐助!相反,如果一个人的认知、元认知功能和/或自尊受到阻碍,那么,即使扶贫政策给他/她提供工作、挣钱的机会,他/她也会由于缺乏完成工作所需要的信息加工能力或缺乏进行平等社会互动的自尊水平,导致扶贫/减贫政策不能达成预期目标。认知和元认知功能与生产力间的关系密切,更高的生产力将获得更高的收入,而自尊则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意愿,进而影响其内生动力。所以说,贫困人口心理“可行能力”中的认知、元认知能力和自尊是他们响应扶贫政策、摆脱贫困与防止返贫的关键。如果将贫困仅仅界定在经济短缺上,将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聚焦在外部可见的行为或状态,则会忽略贫困问题中一些深层次的机制。因此,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以及稀缺俘获大脑形成带宽负担的观点,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基于贫困对认知功能的影响,劳动力贫困人口的执行控制受损;

假设2:基于元认知与认知功能的关系,贫困对元认知功能产生影响,劳动力贫困人口的元认知监测与元认知控制受损;

假设3:基于自尊的异质性,贫困对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产生不同的影响,劳动力贫困人口的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的关系表现为脆弱型自尊。


二、贫困对认知与元认知影响的实验研究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该实验于2019年8月收集数据。被试为S省Z县农村劳动力人口(年龄为16岁—60岁,且具有劳动能力),共142人。数字Stroop任务中1名被试的反应错误率≥20%,故删除;元认知的知觉决策任务中2名被试的反应错误率≥50%,故删除;剔除无效被试后,剩余139人。建档立卡或新近一年内持有脱贫卡的被试组成贫困组,均为相对贫困人口,同村组的其他普通农户作为对照组。贫困组45人(男性17人),平均年龄37.53岁,平均教育年限7.40年;对照组94人(男性36人),平均年龄37.53岁,平均教育年限8.28年;两组年龄不存在显著性差异(t=0.001,p>0.05),两组受教育年限不存在显著性差异(t=1.144,p>0.05)。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色弱,无精神疾病史,被试在实验前均知情同意,自愿参加实验,并且之前从未参加过类似实验,所有被试均完成执行控制与元认知实验任务,实验完毕后给予被试20元的报酬。

2.实验任务

(1)数字Stroop任务。

数字Stroop任务包括两个条件,即一致条件和冲突条件,共有“1”“3”“111”“333”四个刺激。当数字刺激本身的含义与数字的个数相同时为一致条件,如,刺激“1”与刺激“333”;当数字刺激本身的含义与数字的个数不一致时为冲突条件,如,刺激“3”与刺激“111”。Stroop任务的实验设计为:2(贫困水平:贫困组vs.对照组)×2(任务条件:一致vs.冲突)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

实验开始后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一个“+”注视点,呈现时间为1000ms,随后呈现250ms的空屏,之后随机出现四个刺激“1”“3”“111”“333”,每次只出现一个,当刺激出现时,忽略数字本身的含义,对数字的个数进行按键反应。为平衡利手的影响,实验的反应键在被试间交叉平衡,即在一半被试中,当数字个数为1个时按“F”键,数字个数为3个时按“J”键;另一半被试的反应键相反。实验任务要求被试又快又准地进行反应,被试做出反应后数字刺激消失,计算机自动之后进入下一个试次。

(2)知觉决策任务。

知觉决策任务是测量元认知监控的范式之一[27],实验图片为有方向性的28个小图形分布在一个大的圆形之中(见图1)。通过变化小图形方向的个数操作任务难度,28个小图形的方向全部朝相同方向为控制条件,变化1—8个小图形的方向为容易条件,变化9~16个小图形的方向为困难条件。知觉决策任务中元认知监测为单因素实验设计,自变量为贫困水平;元认知控制的实验设计为:2(贫困水平:贫困组vs.对照组)×2(难度水平:容易vs.困难)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

图1元认知实验任务刺激图

实验开始后首先在屏幕中央出现一个“+”注视点,呈现时间为1000ms,随后呈现250ms的空屏,之后随机出现一张图片,被试需要仔细观看图片,然后根据图片中刺激的分布特征在“↑”“↓”“←”“→”四个箭头中尽快选择一个,四个箭头分别对应计算机上不同的字母键(“↑—Y”“↓—B”“←—F”“→—J”),被试反应后出现“1”“2”“3”“4”,要求被试对选择的自信心程度进行1—4点评估,数字越大自信心程度越高,数字越小自信心程度越低;经过1000—2000ms的随机空屏后自动进入下一个试次。

(二)实验结果

1.贫困对执行控制的影响

删除被试反应错误与极端反应时数据(≤200ms和≥2000ms),将139名被试的有效数据输入SPSS22.0进行统计分析,分别对贫困组与对照组在一致条件和冲突条件下的反应时和正确率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表1两组Stroop任务的平均反应时(ms)与正确率的基本数据

反应时的方差分析发现,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1,137)=0.061,p>0.05,partialη2<0.001,贫困组与对照组的反应时不存在差异;任务类型主效应显著,F(1,137)=13.159,p<0.001,partialη2=0.088,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快于冲突条件下的反应时;组别与任务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137)=0.214,p>0.05,partialη2=0.002,结果表明贫困组与对照组的执行控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正确率的方差分析发现,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1,137)=2.638,p>0.05,partialη2=0.019,贫困组与对照组的正确率无显著差异;任务类型主效应不显著,F(1,137)=3.190,p>0.05,partialη2=0.023,一致条件与冲突条件的正确率无显著差异;组别与任务类型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F(1,137)=0.653,p>0.05,partialη2=0.005,结果同样表明贫困组与对照组的执行控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2.贫困对元认知的影响

贫困对元认知的影响包括贫困对元认知监测的影响与贫困对元认知控制的影响,基本数据见表2。

表2两组在容易、困难水平的反应时(ms)与正确率的基本数据

(1)贫困对元认知监测的影响。

本研究将Nelson提出的Gamma系数(简称G系数)作为元认知监测准确性的评估指标,G=(N1-N2)/(N1+N2),其中,N1表示估计成绩与实际成绩方向一致的项目个数,N2表示估计成绩与实际成绩方向不一致的项目个数,取值范围为[-1,1],值越小,表明元认知监测准确性越差;值越大,表明元认知监测的准确性越高。本研究将元认知反应正确表现出高自信心(自信心评级选择3或4)的项目数和元认知反应错误表现出低自信心(自信心评级选择1或2)的项目数之和作为N1,将元认知反应正确表现出低自信心(自信心评级选择1或2)的项目数和元认知反应错误表现出高自信心(自信心评级选择3或4)的项目数之和作为N2。贫困组的G系数为0.566±0.333(M±SD),对照组为0.678±0.282(M±SD),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为:t=1.955,p=0.054,结果表明,贫困组和对照组的G系数临界显著。

(2)贫困对元认知控制的影响。

学习时间分配是元认知控制的客观性指标之一。知觉决策任务只要求被试根据图片进行反应,并没有明确告知被试具体的反应依据,也没有外显的反馈或者提示他们的决策是否正确,被试需要根据控制条件及刺激图片的反应学习其中的规律。被试的元认知控制是基于这种决策不确定性监测之后对决策的调整,被试对不同难度水平的任务分配不同的时间且反应正确率高,则认为其元认知控制有效。对控制、容易、困难三个条件的反应时数据进行整理,删除反应错误及极端的反应时数据(≤300ms和≥3000ms),容易水平的数据为容易条件的原始数据减去控制条件的原始数据,困难水平的数据为困难条件的原始数据减去控制条件的原始数据。将139名被试的有效数据输入SPSS22.0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反应时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1,137)=2.221,p>0.05,partialη2=0.016,贫困组与对照组的反应时无显著差异;难度水平主效应显著,F(1,137)=191.939,p<0.001,partialη2=0.584,容易水平下的反应时显著低于困难水平下的反应时,表明被试能够对不同难度的任务分配不同的时间;组别与难度水平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137)=0.164,p>0.05,partialη2=0.001。

正确率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1,137)=1.489,p>0.05,partialη2=0.011,贫困组与对照组的正确率无显著差异;难度水平主效应显著,F(1,137)=191.510,p<0.001,partialη2=0.583,容易水平下的正确率显著高于困难水平下的正确率;组别与难度水平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137)=2.045,p>0.05,partialη2=0.015。


三、贫困对自尊影响的实验研究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该实验于2018年2月至2019年5月收集数据。被试为S省S县与B市C区农村劳动力人口(年龄为16岁—60岁,且具有劳动能力),共206人,其中,建档立卡或新近一年内持有脱贫卡的被试组成贫困组,均为相对贫困人口,同村组的其他普通农户作为对照组。贫困组96人(男性55人),平均年龄48.75岁,平均教育年限7.98年;对照组110人(男性56人),平均年龄46.41岁,平均教育年限8.95年。两组被试的年龄无显著性差异(t=1.203,p>0.05),两组的教育年限差异显著(t=3.440,p<0.01)。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色弱,无精神疾病史,被试在实验前均知情同意,自愿参加实验,并且之前从未参加过类似实验,实验完毕后给予被试20元的报酬。

2.实验任务与调查问卷

SC-IAT测量内隐自尊,实验任务包括3个概念词汇(自我、我、自己)和10个属性词(5个积极词汇:聪明、诚实、可爱、漂亮、能干;5个消极词汇:笨拙、卑鄙、虚弱、丑陋、无能)。所有词汇均以白色呈现。词汇的选择参考以往研究文献,从刘源词频词典中选取[39],积极与消极词汇间的词频和笔画均无显著性差异(ps>0.05)。

罗森伯格自尊量表测量外显自尊,包括10个条目(5个正向记分条目和5个反向记分条目),每一条目为李克特4点记分,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克龙巴赫系数为0.83,重测信度为0.76;分数越高,自尊性越高,对自我的认知与评价越积极。

3.实验流程

SC-IAT实验包括4个blocks,其中2个练习blocks(每个block包括22个试次)和2个正式blocks(每个block包括48个试次)。第一与第二个blocks是相容条件,其中第一个是练习block,自我的概念词汇与积极词汇共享一个反应键,被试看到概念词汇或积极词汇时按压“F”键,消极词汇按压“J”键,第二个block是正式实验任务,与第一个block反应键要求相同;第三与第四个blocks是不相容条件,其中第三个是练习block,为了反应键交叉平衡,自我的概念词汇与消极词汇共享一个反应键,被试看到自我的概念词汇或消极词汇时按压“J”键,积极词汇按压“F”键;第四个block是正式实验任务,与第三个block反应键要求相同。被试反应错误时词汇下方出现一个红色的“×”,被试需要更正后才能进入下一个试次。只有第二和第四个blocks的数据进入统计分析。SC-IAT实验结束后,被试完成罗森伯格自尊量表的评估。

实验时,被试坐在计算机屏幕前,双眼距屏幕约60cm,要求被试用双手的食指进行按键反应。实验程序运用Inquisit3.0专业版编写,计算机自动记录被试的反应时。

(二)研究结果

1.贫困对外显自尊的影响

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外显自尊分数在贫困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临界显著(t=1.908,p=0.058),贫困组的自尊水平有高于对照组的倾向(见表3)。

表3两组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的基本数据

2.贫困对内隐自尊的影响

贫困组t检验结果显示,积极自我联结的反应时与消极联结的反应时之间差异不显著(t=1.492,p=0.139),表明贫困人口对自我的认知与评价不是积极的;而对照组被试积极自我联结的反应时显著短于消极联结的反应时(t=5.320,p<0.001),表明普通农户对自我的认知与评价是积极的(见表3)。可见贫困人口与普通农户的内隐自尊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

3.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的关系

贫困个体的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之间呈显著负相关(r=-0.252,p=0.014),而普通农户的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r=0.019,p=0.847),表明贫困人口的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是相互背离的结构,而普通农户的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是相互独立的结构。

综上,贫困对个体自尊的剥夺不在意识层面,而在潜意识层面,且两者间相互背离,呈现脆弱型高自尊特征。因此,今后的贫困持续化解工作,不仅要防止贫困人口发展为脆弱型高自尊个体,而且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40],通过“扶志”“扶智”,提升贫困个体的“可行能力”[41],积极引导和培养他们向安全型高自尊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结果表明,与普通农户相比,农村劳动力贫困人口的认知功能与元认知控制无显著性差异,在元认知监测和外显自尊上存在受损的倾向性,而在内隐自尊上则存在明显的损害,且贫困人口的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基于本研究所采用的实验范式可得出以下结论及相关建议:

第一,农村劳动力贫困人口的心理“可行能力”在认知功能上不存在剥夺现象,他们在信息处理方面与普通农户没有差异,表明他们具备摆脱贫困的基础认知能力,这将对劳动力人口的贫困识别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据此,建议扶贫政策在精准瞄准时可将认知功能所反映的基本信息处理能力作为相对贫困人口精准识别的参考标准之一,基于个体的认知功能状况,以期更好、更准确地区分哪些人属于扶贫政策兜底的对象,哪些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生产劳动,在政策的帮扶下实现脱贫、脱困或防止返贫等。

第二,贫困对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元认知监测具有潜在的影响,元认知监测下降的倾向是贫困阻碍心理“可行能力”的表现之一,表明农村劳动力贫困人口不能很好地监测自己的信息处理过程,他们有时会“过度自信”,有时会“信心不足”,这两种偏差对他们判断的准确性和行为决策的效用产生了负面影响。在现实中,贫困人口不能清楚地意识到稀缺会造成带宽受限,常常在认知资源不足的情景下做出重要的选择和决策。比如,在金钱稀缺的情景下做出经济投资或教育决策,在经济紧张的情景下做出健康投资或医疗决策,在忙碌的情景下选择承担更多的生产活动等,以至于他们的行为决策出现多种偏差。由于元认知具有可塑性,通过培训和教育可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元认知能力,进而使他们能够运用元认知的内省能力来改善他们的日常生产活动。对此,建议今后的相关扶贫政策在经典减贫方案的基础上,可以设计旨在提升贫困人口元认知监测功能的助推方案,如给他们提供行为反馈,培训他们的元认知策略等,避免他们做出不利于自己摆脱贫困的行为决策,以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第三,贫困对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内隐自尊产生明显的阻碍,即对“可行能力”的内隐剥夺,表明贫困对自尊的影响不在意识层面,而在潜意识层面,是内在的深层次的剥夺。今后的扶贫政策不仅要聚焦在人们的外显自尊的进一步提升上,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重建贫困人口的内隐自尊。对于劳动力贫困人口来说,内隐自尊的重建不仅能够激发他们可持续减贫的内生动力,而且是维持内生动力的关键“可行能力”。由于自尊的异质性,重建内隐自尊,可以使贫困人口从脆弱型高自尊发展为安全型高自尊;由于内隐自尊的无意识察觉性和相对稳定性,包括内隐自尊在内的内隐剥夺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因而,贫困人口从内心深处逃离贫困、重建自尊还有较长的路。

综上研究结果表明,心理“可行能力”的阻碍不仅是贫困界定中的核心方面,而且应当成为减贫方案的重要考量内容。本研究基于理论分析,将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拓展至心理“可行能力”。自尊属于社会性认知且具有异质性,本研究发现,贫困人口存在脆弱型高自尊现象——高外显自尊与低内隐自尊并存。为重建贫困人口的内隐自尊,需要进一步研究内隐自尊的剥夺到底是贫困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还是与其他社会认知变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以及农村劳动力贫困人口除内隐自尊的剥夺外,是否还存在其他方面未被意识到的内隐剥夺现象,它们与内隐自尊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本研究对贫困阻碍内隐自尊的探讨只是理解心理“可行能力”内隐剥夺的一个开始,研究所提供的客观实验证据,将有助于增加对贫困的深度理解,助推扶贫/减贫方案,以提升元认知监测、重建自尊在摆脱贫困、防止返贫中的作用,为我国面临的相对贫困的界定、贫困维度的构建等问题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分析视角和实践操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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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劳动力相对贫困人口的行为决策特征及干预研究(19XSH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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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期刊名称: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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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详情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出版地方:北京

专业分类:社会

创刊时间:2010年

发行周期:半年刊

期刊开本:16开

见刊时间:1-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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