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看到媒介呈现出的图像,就如同照镜子所产生的“镜中我”的图像一样,它停留于人们的无意识精神层面,而又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媒介镜像建构下的意义其内在形式为人们现实中的意识形态,作用于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那么,媒介镜像的本质是什么?它建构意义的基础、方式和结果是什么?本文将分析并阐释这些问题,探讨媒介镜像及其对意义的建构。

一、从镜像理论看媒介镜像的含义

镜像理论是雅克·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于1936年在“镜像阶段”一文中提出,但当时并未得到广泛的传播。直到1949年,其镜像理论才进入到学界大众的视野中。拉康的镜像理论素材来源于瓦隆的“镜子测试”的试验,但最终其阐释的哲学依据与理论的形成则与其完全不同。在拉康镜像理论发展的过程中,主要受到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论、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以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拉康的镜像理论直接受到弗洛伊德无意识论的影响,但他并不是全盘照搬弗洛伊德关于自我与本我的认知关系,而是吸收了黑格尔有关于主奴辩证法的思想,在二者的基础上运用索绪尔符号语言学能指、所指的分析方法进行阐释。拉康在“镜像”理论的阐释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论述,“一个尚处于婴儿阶段的孩子,举步趔趄仰倚母怀却兴奋地将镜中影像归属于自己。这在我们看来是在一种典型的情境中表现了象征性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我’突进成一种首要的形式。以后在与他人认同过程的辩证关系中‘我’才客观化;再以后,语言才给‘我’重建起在普遍性中的主体功能。”[1](P90)在拉康的这段描述中,他认为个体在通过镜像进行自我认知的过程中有三个阶段。首先,通过镜子这个介质看到了镜中被割裂的自我,这个时候在镜子中呈现出来的图景并不能被人认知,人们通常将其想象为另一种符号,此时也就是人们对自我的认知由对镜子中呈现图景的想象界上升为由符号构成的象征界。但是,人们并没有完成对自我的认知,仅仅将镜子中的图景认为是一种别的东西或什么也不是,这时通过他者的介入,人们在对他者的认同过程中来进行自我认同;同时拉康强调当人们借助于他者完成自我认知的过程时也是将自我完全扼杀的时候。这是拉康镜像理论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我认为他者并不一定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同样也有可能是符号构成的象征意义。正如张一兵所说:“这不是一个自我意识面对另一个自我意识,一个实体的主人对另一个实体的奴隶的征服,而是幻象与空无的映射关系对‘我’的奴役。”[2](P123)第二个阶段仅是“我”通过幻象进行客观化的过程;要想达到我的主体作用就必须通过另一个介质来完成,拉康认为是语言。他指出:“无意识和语言同时出现,是语言对欲望进行结构化的结果。”[3](P150)在拉康的理论中,镜像的最终发展是儿童学会了用语言表达。

从对拉康镜像理论的分析和理解中,很显然地可以看出该理论首先受到弗洛伊德本我、自我以及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关系的论述的影响。弗洛伊德在论述自我理论时,他认为自我并未与本我完全脱离,而是本我与现实对象世界及他人关系的结果。拉康镜像理论中对自我的认知是对弗洛伊德的自我的真实性这一观点的背离,很显然,他的观点的核心部分中对自我的阐释延承了黑格尔的观点,即一个人的主体性并不能进行自我确立,只能通过与对象化的他人进行关联从而认同自我。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是一种欲望,这种欲望是对另一个自我意识的对象性的关系。拉康将此观点延伸,认为自我认同以他者对主体自己的取代而告终。正如张一兵对拉康镜像理论的论述,“拉康是用超现实主义色彩的镜子映射关系取代黑格尔的现实劳动关系”[4]。在20世纪50年代后,拉康吸收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中有关能指、所指理论的核心,但在索绪尔的理论中并没有解决从能指到所指之间意义的产生过程,而这一点正是拉康镜像理论中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于是在拉康对镜像理论的阐述中,在第三阶段将其理论进行了符号语言学转向,认为无意识也是他者的语言。镜像理论解释了自我认知实现的过程,也就是他者对自我认同产生了怎样的作用,他者理论成为拉康镜像理论的关键。

媒介镜像,可以说成媒介呈现的“幻像”对人的影响,就像人们在照镜子时对“镜中我”产生的“幻像”一样。作为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媒介,如镜子一样在主体和他者之间充当着介体的作用,媒介这面镜子呈现出来的图像充满了强烈的隐喻色彩,其作用是帮助人们认知世界从而认知自我和所处的社会。人们在媒介中看到的图像同儿童在镜子中看到的自己惊人的相似,人们通过观看媒介生产的内容,通过一个又一个片段式的想象图景上升为充满符号意味的象征意义,通过话语和对他人的认知所形成的象征符号当中的那个“理想我”,来认知自我、认知社会。这种镜像不光是媒介内容象征性对人们精神、意识的作用,更是人们自我欲望的一种投射。一切人们能感知到的幻像其实都来源于人们的内心,来自于对所看到图像的感知和诠释;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建立在已知的基础上将自我和他者类同,从而将自我与媒介建构的幻像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头脑中的“真实”映像是媒介提供的镜像。

媒介镜像在整体上也就成为再现社会主体的特殊机制。拉康的镜像理论是用来研究个体心理、自我认知过程的,虽然媒介在其间对个人认知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群体性,但这种自我通过建构的他者来进行自我认知的过程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但二者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异。我认为差异在于,如果说儿童在镜子当中看到的图像是一种反射,那么媒介镜像则是一种折射,是人们内心情感、意识和信仰的折射。媒介所呈现出来的镜像一方面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综合形成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人们自我情感、意识和信仰的他者再现。

二、从神话理论看媒介镜像的特征

媒介镜像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认知和行为。当它深入人心时,人们会相信其“真实”的力量,此时它便具有了神话化的特征。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神话”一词来源于希腊语“Mythos”,指的是用嘴巴讲出的故事。也就是说神话与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按照音译,我们将它译为“迷思”,也暗示出它是人们精神中的幻像。对“神话”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每一个维度都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神话的不同侧面。①研究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早期的欧赫美尔主义、帕莱法特斯主义,他们主要从神话与历史的关系入手来探寻神话的本质,认为神话中含有史迹的成分,是被扭曲了的历史;换句话说就是神话的根源以及本质要在历史中寻找,因为神话中的人和事都脱胎于历史的真实,都是神化了的人,且以某种含蓄的方式折射着历史。这两种观点几乎贯穿了整个研究神话的学术史。在中国的学术史上,它们是贯穿中国古代乃至现代的主要学术视角和观点之一。②研究神话与人及其所处的文化、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一类最核心的代表是人类学派的学者们,如泰勒、弗雷泽、马林诺夫斯基等。他们将对神话本质的探讨放在特定族群的现实生活中考察,肯定了神话与人们生活及思想的关系,用人类的思想、信仰和习俗来解释神话本质,同时提到了神话对人类社会所起到的指导和引领的作用。③研究神话与人类心理的关系。这一研究维度的代表人物是弗洛伊德和荣格,他们都揭示了神话中蕴含的人类心理,都指出神话的实质与人类心理的无意识思维一致,且这种无意识思维过程对人的行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荣格更进一步地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当中只注重个人的生物属性延伸到历史文化中,认为这种集体无意识有其表征的形式,即“原型”。他认为,“神话所能做的是对某种无意识的意义内核做出近似的描述。”[5](P302)④神话的深层结构研究。这一维度的研究是探讨神话普遍深层结构的,它不是研究某一具体的文本或对某一特定的地理文化区域的神话进行研究,它要探求的是藏在神话深处,决定着神话文本的普遍结构规律和意义模式。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学说为我们揭示了人类神话思维内部的逻辑规律,即与现代科学思维逻辑一样严密的神话思维。对神话研究的四个维度从不同的侧面对神话的内涵进行了阐释,虽然角度不同、侧重不同,但其内在本质是相同的,都探讨了神话与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抑或说都探讨了神话如何作用于人类社会、文化和生活,以及人类如何认知和看待神话。神话无论是历史的、心理的、社会的还是结构的,其本质都在于它存在于人们的无意识精神中,是人类早期原型的折射。它的核心是一种信仰上的真实,因为人类的信仰而使其成为绝对的真实。它作用于人类的生产生活中,指引着人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媒介镜像在建构过程中呈现神话化的特征是不可规避和忽视的。神话本身在其概念和意涵发展中就是一个不断修正、认知的过程。起先对神话的认知停留在神格的故事上,认为其是不真实的、虚假的。当人类学家在野蛮民族的部落中通过田野观察,看到其中也有关于神话类似的叙述时,不同的神话表达中却蕴含着相似的信仰和行为。此时,神话有了正面的积极作用,它是真实的故事,是神圣的故事。在当代,媒介镜像的建构突出某一方面的事实,一方面为了满足某些群体、情感等的需要;另一方面它同上述所梳理的神话理论本质相同,即作用于人的精神幻像的基础上,但其手段和建构主体发生了变化。在古代神话阶段,建构主体是普通的民众,他们或口耳相传,或记录成文字加以流传,反映的是来自于民间的超自然的故事。而自近现代以来,由于现代政治体系的建构、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形态的更迭等因素带来了神话主体由民间向官方的转变。由于现代性和科技的作用使其在形式上产生的变化,媒介镜像的建构更加隐秘和潜在,它利用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形成象征性的符号充斥在人们的生活中,并在现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不断进行着解构、重构与形变,最终成为碎片式的传播;它不单进行完整的结构化叙事,更多的是嫁接被肢解的意识碎片,跳跃式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在现代科技的历史条件和现代文化的语境中,神话和神话思维以某种变形的方式潜藏在人类物质及文化生活中,同样也象征着人类文化及文明的发展、演进。而这种掺杂了理性思维、现当代科学技术的“神话”,除了是一种时间上的区隔外,更主要的是其形式发生了变化,以现代化的科技进行了伪装。斯特伦斯基认为,“我们不应该把神话当作某种古已有之的实存之物,而应将之视作一种‘繁荣昌盛的工业’,它不断推陈出新般地创新制造和市场营销着被‘称为’神话的那样一种产品”[6](P2)。“当代神话已演变为一种讯息、一种精神、一种符号及一种意义构成方式。”[7]

在当代,人们似乎总是处于被神话包裹着的世界中,国家神话、政治神话、科技神话、消费神话等等,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生活在建构的真实中。此时,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人们似乎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也就是他们觉得是真实的那就是现实。在此过程中,媒介镜像作为一种输出途径与语言、艺术等一起建构出具有神话化的表征意义。就如丁和根教授所说,“大众传媒在科技神话运作中不再仅仅充当话语表述的中介,它本身就成了科技神话的有机组成部分”[8]。不仅仅在科技神话中,我们认为大众媒介的镜像在建构过程中其呈现的表征意义总是带有神话化的实质。在现当代社会甚至于后现代社会中,只要有人的思维、精神的存在,媒介镜像的建构呈现出的神话化的特征就不会消失,它会悄无声息地伴随着人类文化、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且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样貌以便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媒介镜像对意义的建构

人们生活在由意义构成的世界中。意义帮助人们完成自我和社会认知,完成与整个物质和精神世界的沟通和交流。人们不可能脱离意义存在而生存。媒介镜像作为一种社会有机组成部分,其建构的象征符号实质在于意义的生成和传播。在当代社会中,媒介镜像亦成为建构表征意义的有机部分。媒介镜像通过隐喻的表征方式将意义转变为人们日常所见,并以一种人们熟知的方式进行传播。于是,人们置于被表征意义包裹的世界中,因为不自知所以不能自拔并乐在其中。人们通常会从其“文本”中获得信息,形成认同,从而建构自己的“世界”。那么,媒介镜像建构意义的基础是什么?它又是通过怎样的建构方式,最终形成了怎样的结果?

(一)媒介镜像建构意义的基础

媒介镜像的建构基础是沉淀在民族心理深层结构中的集体无意识原型,基于此,大众媒介在建构过程中,便会通过激活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原型结构,从而达成对外在世界的认知,以此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达到共识效果,从而影响和改变人们的行为。也因此,媒介镜像的建构基于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外化形式“原型”,是一种建立在认知真实基础之上的意象真实。

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既不产生于个人经验,也不是个人后天获得的,而是生来就有的”[9](P287)。因此,集体无意识就成为每一个人最隐秘的心理结构部分,它是个体所不能觉察的,也蕴含了几乎自人类以来所经历的情感和一切经验的一种深层次心理结构。那么,既然个体不能觉察,怎样来验证无意识的存在呢?荣格继承了他的老师弗洛伊德的观念,认为无意识与意识是一对共生概念,无意识对意识起决定作用。要想验证无意识的存在,就需要有一种外化的形式,荣格将这种外化的表现形式称为“原型”,也就是人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心里沉淀的并未被感知到集体无意识。“原型”在历史的发展中依靠各种文艺形式留存下来,其本原在不同的艺术作品中被反复地表现,幻化成新的形式。因此荣格认为,“在文艺作品中,一旦原型情景发生,我们会感到一种不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或超度,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在我们心中回响。”[10](P121)

媒介镜像所建构的象征意义与原型在人们心里产生的核心是一致的。媒介镜像中呈现出来的“像”,从外在表征看来表现为一种图景,即为一种符号。这个“像”的起初呈现并不能被人们所认知,人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受到无意识精神的驱使和社会规约的影响最终形成认知并作用于生活中。而这种认知并使用的符号本身不仅仅只是一种意指作用,而是将其实用价值社会化为一种实用的符号。如罗兰·巴特所说,“只要有社会,任何实用(物)都转化为该实用的符号”[11](P32)。比如,名牌手表,在现代社会中它不仅只体现为实用价值,即对时间的把握,更主要的是一种装饰和对身份地位的体现。而媒介同样作为一种生产“像”的载体,它的符号化“不是为了成为一种符号而出现,只是由于社会化的原因,它才成为了某种长期的、稳定的、实用的符号。”[12]而这种实用的符号之所以能够建立,在于它隐蔽地、不易觉察地作用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集体无意识源自于社会性本能,它是一种以记忆的意象所特有的形式——这种社会性本能是在该社会群体文明进步的过程中,不断去粗取精,发展成为一种该群体独有的特性,从而潜藏于该社会世世代代每一个体的内心深处而不被有意识挖掘,依靠词语体系历史性地连贯起来。”[13]媒介镜像恰恰就是在这种无意识状态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外化成各种形式的“原型”来建构象征意义,而建构出来的象征意义最终又作用于人们的深层无意识中,不断地回环往复,潜移默化地达成一种必然。而媒介镜像的建构与无意识原型的共同之处在于它是自然化的过程,看起来似乎毫无刻意和雕琢的成分,实则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渗入。

(二)媒介镜像建构意义的方式

媒介镜像的建构主要体现为一种表征意义,而意义的表征又通过言说方式来进行表达和传递。言说方式主要指包括文字、有声语言及图景的话语表达方式。

言说方式构成的表征意义主要是通过话语在语言的运用上建立而来的。语言这一约定俗成的东西,它的能指、所指从未被人们怀疑过。比如,我们从未怀疑过为什么地面形成的高耸的部分要用“shan”来表示其语音,书写形态为“山”。之所以未产生怀疑,就是因为“它所代表的那种价值系统已经变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信念”[12]。而这一信念的获得便是在人们所处的文化体系中自然形成的。现代符号学将语言看成一套完整的信息系统,当人们习得了一种语言的时候,也就必然习得了语言所处的文化系统,同样也就获得了人类最基本的文化特征,即思维方式。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人说话时的语言形式、表达方式和语气等来判断这个人的想法、情态,甚至修养和人品。这就是在微观层面上,语言对于人们思维、心理和行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的主观世界是由主体的语言习惯所建构的,语言是对客观实在的一种符号化的表达,人们通过语言来了解和认知客观世界;不同的语言模式、思维及表达习惯都会造成人们对客观世界不同的认知。语言对事物的描述和对情感的表达并不是直接显现的,很多时候它需要间接地、隐喻式地进行;这样就其内部样态来看,语言本身大多具有含混且多义性的特点,如果它不具备这样的特点,一些抽象的观念就无法进行表达。而神话恰恰也是汲取了语言当中的这种含混和多义。媒介镜像通过语言的使用,在隐喻等修辞作用的隐蔽下,完成对特定意义的建构。它通过具有一定实践性的话语潜移默化地进入人们的大脑,在感知中形成精神真实,从而形成人们的行为并作用于日常生活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意义通过语言体现,语言创造着特定意义。图景同样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它与文字的社会功能一样,都是通过隐匿的修辞表达形成符号,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媒介镜像建构的表征意义借助于文本,一方面顺应消费和娱乐的需要;比如广告中呈现出来的完美形象、电影中呈现出来的刺激的英雄主义色彩;这些都用现代科技使感性化的符号形式顺应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和接受心理。另一方面也同样需要服从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道德、艺术等主流意识形态,以此来达到一定的社会效益。媒介镜像建构的表征意义一方面来源于日常生活,但更多地是通过媒介将日常生活变为一种神话性的象征品。具有象征意义的媒介镜像作用于人们的认知和信仰中,不断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从而影响着人们所处的社会。

(三)媒介镜像建构意义的结果

媒介通过生产“像”作用于人们的头脑中,当人们认为镜像为一种真实时,便会在其意识中形成对该镜像的社会现实,这种精神上的真实也就将社会现实转变为符号上的真实,从而作用于人们的意识真实。在认知的过程中,人们主要依赖于媒介呈现出来的象征性意义,通过带有装扮性的图景,在人们的大脑中形成“现实”和“自我”,在此人们一边凝视着媒介建构出来的细碎而又驳杂的社会,一边也被他人凝视着;人们通过这种相互的认知,从而形成“理想我”和“理想社会”的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媒介呈现的象征作用和自我主观意识的想象来最终认知自我和社会。当人们从“他者”那里获得了对自我和社会行为的认知后会修正自我的意识与行为,从而与社会互动,产生新的现象,媒介又会通过所产生的新的现象来重构镜像,这样周而复始,不断地与深层心理结构中的原型交织前行,一方面唤起人们新的意识,另一方面更深切地沉淀在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中。在不断地互构与重构中,逐渐形成具有象征性的特定意义,此意义作用于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形成人们意识中的信仰真实。

在当代,这种认知带有了一定的“欺骗性”,是在一种强大的象征意味中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情感和行为。媒介呈现的“图景”与当代神话一样,“不是追求对于现实世界和人类自我的直接存在的表现,而是以变化的或变形的影像达到精神的自我“伪装”效果”[14](P76)。这种象征性的媒介镜像由于生存于现实的交换、意义的交流和经济社会中,它的存在方式和价值意义也随之发生变化,随着社会多变的语境而变得不可捉摸、飘忽不定。就像鲍德里亚所说,“象征不是概念,不是体制或范畴,也不是‘结构’,而是一种交换行为和一种社会关系,它终结真实,它消解真实,同时也就消解了真实和想象的对立。”[15](P206)其实这种消解是将想象在人们的精神层面变为深入骨髓的信仰,成为精神上的真实。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基于认知上的精神真实,指导自身的生活。当这种精神真实成为一种信仰时,意义就自然地被建构出来。也就是说,当媒介镜像中的“像”被当成一种信仰并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时,媒介镜像便完成了对社会意义的建构。在建构过程中,大众媒介通常用隐喻的手法,隐匿地作用于人们的意识当中,形成人们头脑中的“幻像”,从而激发人们的情感共识。

四、结语

媒介镜像通过一定的言说方式,建立在人类集体无意识“原型”基础上,当镜像作用于人们的意识形态,成为自然而然的社会行为时,特定意义便被建构起来。现代技术使得媒介在进行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将整体社会整合在一起,但传递给人们的却是一个碎片化的世界,使得人们在对于自我与外界的关系认知上呈现割裂性。在当代,媒介镜像建构的特定意义并不是根据人们的需求进行的,而是从人们的欲望出发,建构出能够满足人们欲望的生产和消费图景,使人们被无形的消费权力网网罗,实质网罗了人们匮乏的欲望之求,使需求的实际功能变为了虚妄的身份、权力、地位的象征,最终使象征符号取代了实际的物质使用功能。“电子媒介对图像符号的生产与传播,构筑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消费镜像之城,使审美符号不再被视为特殊形式的象征资本,而是在泛审美文化中成为无所不在的符号幽灵。”[16](P28)这时,媒介镜像使人们追求一种感官上的刺激,一种浅表化的审美,一种肤浅的表象文化的快感;而忽略了纯真的美感和价值的超越,放弃了深度的思考与对美的享受,以及一种诗性的感受和思考。媒介镜像将“现实”一点点地割裂开来、肢解着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将人们的内心欲望通过图像和语言变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使得人们认为将意象真实当成客观真实,从而建构自身的认知和社会行为。而这种建构行为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它又是如何通过话语的运作形成符号作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最终使人们产生了怎样的实际行为?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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