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分析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收治住院早产儿母亲的产后抑郁状态,探讨早产儿母亲发生产后抑郁相关影响因素。方法:纳入本院于2018年1月—2019年6月NICU收治80例早产儿的母亲作为观察对象,应用中译版爱丁堡产后抑郁评分量表(EPDS)、NICU早产儿母亲综合调查问卷对早产儿母亲进行调查评估,分析早产儿入住NICU时母亲产后抑郁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产后抑郁EPDS评分与患儿病情、担忧疾病预后、母婴分离、担忧患儿智力发育、担忧医疗费用因素存在相关性(P<0.05);回归分析显示,患儿的病情程度、担忧疾病预后以及担心智力发育是产后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早产儿母亲产后抑郁的独立影响因素包括患儿的病情程度、担忧疾病预后以及担心智力发育,医院NICU病房应建立对早产儿母亲的产后抑郁筛查制度与沟通制度,做到及早发现并治疗产后抑郁,以促进产后母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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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抑郁症主要指产妇分娩后发生的一种抑郁症状,PPD是作为当前产妇临床常见一类异常心理行为[1]。产后抑郁症不仅对产妇的自身及家庭造成严重不良影响,且对于婴儿的成长均易造成不利影响。当前报道指出产后忧郁的患病率较高,且对于被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收治的早产儿母亲而言更易发生产后抑郁症[2]。当前多数产后忧郁的研究限于对正常足月产妇的研究,对于NICU收治早产儿母亲的产后抑郁症研究相对较少[3]。研究以评价NICU收治住院早产儿母亲的产后抑郁状态,探讨早产儿母亲发生产后抑郁相关影响因素,为此类产妇早期发现与诊治产后抑郁提供参考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纳入本院于2018年1月—2019年6月NICU收治80例早产儿的母亲作为观察对象。纳入产妇符合早产诊断标准,且均于本院进行剖宫产术或阴道顺产;早产儿出生后均立即转NICU,且于NICU住院时间≥2周;产妇均具有正常理解能力且同意参与本次研究,产妇均签署知情权同意书;排除合并产前抑郁、精神疾病史或脑部损伤患者;排除早产儿合并先天畸形、不能自主呼吸或出生后生命垂危患儿。研究纳入80例产妇年龄21~38岁,平均年龄(26.8±3.3)岁,初产妇56例、经产妇24例;顺产产妇38例、剖宫产妇42例,本组纳入均为单胎妊娠,早产儿中,男婴45例、女婴35例;早产儿胎龄28~36+6周,平均胎龄(33.6±2.1)周,其中胎龄<30周患儿13例、胎龄30~35周患儿48例、胎龄>35周患儿19例;患儿出生体重范围1000~3300g,平均出生体重(1974.12±585.93)g。
1.2方法
(1)工具:应用爱丁堡产后抑郁评分量表(EdinburghPostnatalDepression-Scale,EPDS)以及自设NICU早产儿母亲综合调查问卷。其中,EPDS量表采用由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且修订的版本,EPDS共包括10条目,主要涉及被调查者乐趣、心境、焦虑、自责、恐惧、失眠、悲伤、应对能力以及自伤行为。单条目表述分为4级(0~3分),该表总分0~30分,10分为临界值,以分值越高表示产后抑郁程度相对越严重。NICU早产儿母亲综合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母亲身体状况、人口学特征(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家庭条件、社会家庭支持、近期负性事件、护理满意度、导致母亲担忧的各类因素(疾病预后、母婴分离、患儿智力发育、不能进行母乳喂养以及医疗费用等),患儿病情程度、疾病预后等;NICU早产儿母亲综合调查问卷包括母亲维度条目8项、患儿条目8项、产后抑郁条目10项。(2)收集资料:分别采用面对面访谈、问卷调查方式收集研究资料。护理人员在早产儿转入NICU后,对母亲依次进行一对一访谈与半结构式访谈,分析早产儿转入NICU后母亲忧虑具体原因与影响因素,指导母亲填写综合调查问卷;早产儿转入NICU的第14d对母亲行产后抑郁调查。要求调查者使用统一指导语,要求被调查者应用独立表格填写的方法填写EPDS量表,该评分量表当场收回。本次EPDS量表与NICU早产儿母亲综合调查问卷均发放80份,且均为有效回收量表、问卷。(3)内容分析:分析早产儿入住NICU时母亲产后抑郁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
1.3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对研究涉及数据进行分析。计数数据对比行χ2检验;数据相关性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以P<0.05表示差异存在统计意义。
2、结果
2.1早产儿母亲产后抑郁评分及产后抑郁发生率情况分析
80例早产儿母亲在早产儿转入NICU期间,EPDS评分≥10分36例(45.00%)、EPDS评分≤9分44例(55.00%)。80例母亲产后抑郁发生率45.00%。
2.2产后抑郁EPDS评分与各影响因素相关性
单因素分析显示,产后抑郁EPDS评分与患儿病情、担忧疾病预后、母婴分离、担忧患儿智力发育、担忧医疗费用因素存在相关性(P<0.05),见表1。
表1产后抑郁EPDS评分与各影响因素相关性
2.3产后抑郁相关影响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
针对单因素分析显示具有统计学意义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以EPDS评分≥10分表示存在产后抑郁症状,通过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α入=0.10、α出=0.15,回归分析显示,患儿的病情程度、担忧疾病预后以及担心智力发育是产后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见表2。
表2产后抑郁相关影响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
3、讨论
早产儿母亲往往在承受一般产妇所面临的分娩压力与变化的同时,还需面对患儿早产、母婴分离、无法进行母乳喂养、担忧疾病预后、担忧生长发育、担忧住院费用以及缺失母亲角色等压力,因此,该群体是作为产后抑郁的一个高发群体。针对于此类产妇的调查研究发现,转入NICU早产儿母亲往往对于患儿出生时间过早、出生后转入NICU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产妇分娩结果与其心理预期存在较大差距;看到同产房其他母亲与健康婴儿在一起而感觉痛苦、不安。多数产妇受上述因素影响而表现出抑郁心境[4,5]。在该次调查研究发现,早产儿母亲临床易表现出经常性哭泣、难以入眠、缺乏食欲、难过、压抑、易怒等情绪。相关研究提示,对于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的母亲在其产后1年内易发生产后抑郁症,此类症状往往不随患儿出院减轻,反而对产妇家庭造成沉重负担,并对早产儿的发育与成长带来严重威胁。本文分析显示,产后抑郁EPDS评分与患儿病情、担忧疾病预后、母婴分离、担忧患儿智力发育、担忧医疗费用因素存在相关性。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儿的病情程度、担忧疾病预后以及担心智力发育是产后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分析其原因可能为:早产儿出生以及其出生后随即被转入NICU是作为产妇的强烈应激源,而早产儿母亲对于患儿病情程度的担心则作为引发产后抑郁的重要危险因素。患儿母亲更担忧患儿疾病程度、早产对患儿日后智力发育影响及疾病预后。再加上当前我国普遍医院NICU工作制度及探视制度均较为严格,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母婴分离状况加重,母亲由于信息不畅通导致产生担心心理,进而引发产后抑郁。对此,NICU病房同时应建立及时、有效的沟通制度,便于早产儿母亲能随时了解患儿疾病的好转以及产后健康发育情况,从而减少应激源,降低产后抑郁的发生率[6]。
综上所述,早产儿母亲产后抑郁的独立影响因素包括患儿的病情程度、担忧疾病预后以及担心智力发育,医院NICU病房应建立对早产儿母亲的产后抑郁筛查制度与沟通制度,做到及早发现并治疗产后抑郁,以促进产后母婴健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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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栾丹丹,于秀荣,刘永云.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早产儿母亲产后抑郁与早期泌乳量的相关性[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8,32(8):625-629.
[4]李成,于秀荣.NICU住院早产儿母亲产后抑郁真实体验的质性研究[J].中国妇幼保健,2015,30(16):2513-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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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芬.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早产儿母亲产后抑郁状态及相关因素分析[J].医学理论与实践,2020,33(17):2884-2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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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黄疸主要表现为皮肤和黏膜出现黄染[1],其发生机制为红细胞代谢产生的胆红素因新生儿肝脏和胆道系统发育尚未成熟,无法被有效处理和排出,导致胆红素在体内蓄积[2]。作为新生儿期的常见生理现象,约60%的新生儿在出生后第1周内会出现黄疸,多数可在1周内自行消退,但部分患儿黄疸可能持续加重,需及时干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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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6-18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ypoxicischemicencephalopathy,HIE)是围生期窒息导致的急性脑损伤,也是引起新生儿死亡和儿童伤残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对患儿及其家庭造成长期残疾影响。据统计,该病的发病率为1.5/1000例,占全球婴儿死亡人数的近四分之一。生后6h是新生儿HIE的黄金治疗时间窗,及时识别出HIE患儿并积极干预,可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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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26人气:19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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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分类:医学
国际刊号:2095-42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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