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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院新生儿窒息相关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2025-06-26 46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探讨基层医院预防新生儿窒息的相关临床风险因素。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设计。收集2019年1月至2023年12月期间于博罗县人民医院分娩的单胎活产新生儿及其产妇资料。病例组为107例确诊窒息的新生儿，对照组按1∶2比例随机抽取214例非窒息新生儿。比较两组新生儿及其母亲的一般资料和临床数据。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新生儿窒息的相关因素。结果：研究期间共纳入8 885例新生儿，窒息发生率为1.2%(107/8 88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孕期超重（OR=3.146,95%CI:2.363～7.978）、早产（OR=2.176,95%CI:1.629～3.631）、母亲文化程度≤初中（OR=2.318,95%CI:1.335～3.675）、妊娠糖尿病（OR=1.921,95%CI:1.388～3.245）、羊水异常（OR=3.028,95%CI:2.021～5.307）、胎膜早破（OR=3.313,95%CI:2.605～6.333）与新生儿窒息风险增加均呈正相关（均P<0.05）。结论：基层医院需加强对低教育水平、孕期超重及存在产科并发症（包括早产、妊娠期糖尿病、羊水异常、胎膜早破）孕妇群体的监护，以降低新生儿窒息风险。

关键词：
产科并发症
产科护理资源
基层医院
新生儿窒息
病例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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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窒息作为5岁以下儿童第5大致死原因,其全球疾病负担备受关注｡据流行病学研究,2017年全球约250万新生儿在出生后首月内死亡,其中36%发生于出生当日[1]｡该疾病的发病率呈现显著地域差异:高收入国家的出生窒息率约为2/1000例活产,而低收入国家可高出10倍以上,这种差异主要归因于围产期优质产科护理资源的可及性不足[2]｡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探讨新生儿窒息危险因素,但现有证据多源自三级甲等医院,针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实证数据尤为匮乏｡考虑到基层医院在分娩人群特征及医疗资源配置方面的特殊性,其窒息风险因素可能异于上级医院｡为此,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博罗县人民医院2019年至2023年单胎活产新生儿数据,系统探讨基层医疗机构中新生儿窒息的临床风险因素,以期为针对性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设计,纳入2019年1月—2023年12月期间于博罗县人民医院分娩的单胎活产新生儿及其产妇资料｡病例组为确诊窒息的107例新生儿,对照组按1∶2比例随机抽取214例非窒息新生儿｡纳入标准:自然受孕;单胎活产;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产前超声或遗传学检查提示胎儿畸形或染色体异常;多胎妊娠｡本研究经博罗县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批号:20190104001),豁免知情同意｡

1.2样本量估算

基于PASS15.0软件进行样本量计算,参考既往研究[3]设定参数:预期OR值1.5~3.0,对照组暴露率10%~20%,α=0.05(双侧),检验效能1-β=0.8｡按病例组∶对照组=1∶2比例估算,不同效应场景下所需最小样本量为:高效应(OR=3.0,暴露率20%)52例,中效应(OR=2.0,暴露率15%)107例,低效应(OR=1.5,暴露率10%)258例｡本研究最终纳入病例组107例(全部符合条件病例),对照组214例,可满足中､高效应对样本量的需求｡

1.3数据收集与定义

通过电子病历系统回顾性采集以下数据｡产妇特征:年龄､文化程度､临产时体重指数､妊娠合并症(糖尿病､高血压)､分娩孕周､分娩方式等;新生儿指标:出生体重､Apgar评分､脐动脉血气值(pH<7.15｡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26.0进行数据处理｡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xˉ±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百分比)描述,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逐步回归法二元logistic回归(纳入标准P<0.1,剔除标准P>0.15)分析新生儿窒息的风险因素｡通过计算方差膨胀因子(VIF<5)排除多重共线性干扰,并采用HosmerLemeshow检验评估模型校准度,最终模型通过Bootstrap重抽样(1000次)验证OR值的稳定性｡

2、结果

2.1基线特征分析研究期间共纳入8885例新生儿,其中窒息发生率为1.2%(107/8885)｡病例组(窒息组)与对照组(非窒息组)的基线特征比较显示,两组在产妇年龄､临产时体重指数､产次､孕次､新生儿出生体重及分娩孕周等指标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1｡

表1病例组与对照组基线特征比较(x±s)

2.2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妊娠糖尿病､胎膜早破､母亲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早产､孕期超重及羊水异常与新生儿窒息相关(P<0.05)｡而妊娠高血压､高龄产妇(≥35岁)､初产妇､异常胎位､白细胞异常升高及分娩时发热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表2｡

表2新生儿窒息相关临床风险因素单因素分析[例(%)]

2.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P<0.1的变量纳入多因素模型,经逐步回归筛选后,最终确定6项独立相关因素(表3):胎膜早破风险最高,使新生儿窒息风险增加3.313倍(OR=3.313);孕期超重(OR=3.146);羊水异常(OR=3.028);母亲文化程度≤初中(OR=2.318);早产(OR=2.176)及妊娠糖尿病(OR=1.921)｡

表3新生儿窒息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3、讨论

新生儿窒息是围产期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低氧血症与混合性酸中毒,本质是胎儿与母体间血气交换障碍｡窒息缺氧过程可导致多器官器质性及功能性损害,甚至造成永久性神经损伤,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5]｡地区医疗条件､经济水平和救治能力对新生儿窒息率具有显著影响｡Abdo等[6]在埃塞俄比亚南部进行的一项包含279名新生儿及其孕妇的横断面研究显示,当地医院新生儿窒息死亡率高达15.1%｡

本研究显示,基层医院新生儿窒息发生率为1.2%,显著低于孔东雯等[7]在三甲医院报道的5.43%｡这一差异不仅源于基层医院高危妊娠(如胎儿畸形及多胎妊娠)转诊率较低(本研究已排除此类病例),更与我院近年来系统性质量改进措施密切相关｡通过医联体平台,产科与新生儿科每月开展联合模拟培训,重点演练胎粪吸引､正压通气等关键技术;同时建立高危孕妇专案管理制度,对妊娠糖尿病､超重孕妇实施动态随访｡

在危险因素分析中,母亲文化程度低(初中及以下)的独立风险效应(OR=2.318)尤为值得关注｡单因素分析显示,病例组中低学历孕妇占比(13.1%)显著高于对照组(6.1%,P=0.033);该群体在妊娠期糖尿病(19.6%vs.9.8%)及超重(65.4%vs.42.1%)等指标上也呈现更高风险｡这种关联可能通过三条路径实现:首先,低教育水平限制健康信息获取能力,导致产检依从性降低｡我院病历记录显示,低学历孕妇平均产检次数(5.2次)低于高学历组(8.7次),且32.1%未完成关键孕期检查(如孕24周糖耐量试验),这与Kune等[8]在资源匮乏地区观察到的“产检脱漏率增加35%”现象一致｡其次,营养知识匮乏导致孕期自我管理失当,例如病例组低学历孕妇中高热量饮食占比(47.3%)显著高于对照组(21.8%),且糖耐量异常检出时间平均延迟2.8周,加剧了代谢紊乱对胎盘功能的损害｡最后,症状识别能力不足延误并发症处理,病例组中胎膜早破孕妇从破膜至入院时间中位数(6.5h)长于对照组(4.2h),且破膜超过12h的病例中有78.6%来自低学历群体｡这些行为差异最终通过胎盘血流受阻､胎儿酸中毒等病理过程转化为窒息结局,形成“社会因素-行为模式-病理结局”的级联效应｡

相较于三甲医院研究主要关注产科并发症(如早产､妊娠糖尿病､羊水异常､胎膜早破)[9-10],本研究的创新性在于揭示了基层医疗场景中社会决定因素的关键作用｡这一发现对实践具有双重启示:一方面,需建立针对低学历孕妇的差异化干预策略,例如将文字宣教材料转化为视听媒介(如动画视频),在乡镇卫生院设置产检提醒系统,并通过家庭签约医生强化高危妊娠追踪;另一方面,需整合社会支持资源,如联合民政部门为贫困孕妇提供交通补贴,以提高产检可及性｡我院自2020年初步实施此类措施后,低学历孕妇的产检完整率从58.4%提升至76.9%,妊娠糖尿病规范管理率达81.2%,印证了多维度干预的有效性｡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回顾性设计可能导致健康行为数据(如孕期饮食结构､体力活动强度)缺失,可能低估文化程度与行为管理的关联强度｡其次,样本量限制使得对部分亚组(如初中以下文化且合并糖尿病的孕妇,仅9例)的分析效能不足｡最后,未充分量化医护人员技能差异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从三方面深化:一是开展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动态监测文化程度与健康行为的交互作用;二是构建整合社会因素(教育水平､家庭收入)与临床指标(体重指数､血糖水平)的风险预测模型,以提升筛查精度;三是设计阶梯式干预试验,例如比较“家庭-社区-医院”三级管理模式与传统产检的效果差异｡

综上所述,基层医院新生儿窒息的防控需突破传统生物医学框架,重视社会决定因素的潜在影响｡通过精准投放健康教育､早期干预高危行为及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可有效压缩风险转化窗口｡本研究为基层实践提供了实证依据,但其结论的普适性仍需在多样化医疗场景中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4]邵肖梅,叶鸿瑁,丘小汕.实用新生儿学[M].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9:235-238.

[5]林晴晴,王鉴,谭卉晗.2362例新生儿窒息及其器官功能损害分析[J].贵州医科大学学报,2020,45(3):368-372.

[7]孔东雯,都银玲,孔东琴,等.新生儿窒息相关影响因素及防控对策研究[J].中国医药指南,2024,22(18):1-4.

[9]邹曼玉,况雪静.新生儿窒息流行病学调查及围产期高危因素分析[J].实用预防医学,2023,30(6):718-721.

[10]张友军,陈红波,陶峰.合肥市246例新生儿窒息相关临床风险因素[J].临床与病理杂志,2022,42(2):387-393.

文章来源:黄月婷,时雪芬,黄惠琼.基层医院新生儿窒息相关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J].汕头大学医学院学报,2025,38(02):9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