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论文范文 > 医药卫生论文 > 医学教育论文 >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视域下关于医学人文的思考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视域下关于医学人文的思考

2024-06-12 87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立足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发展境况作出的人类存在模式论断，该思想始终将现实的人的生存样态作为理论生成与发展的逻辑前提，把人的感性实践活动视作一切社会历史活动的启幕与归宿，充分彰显着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质规定与价值愿景。这种思想旨归同医学的落脚点极度耦合。从医学的本质维度分析，它是一种基于人的主体性活动而展开的具体科学，无论是对生理外显样态的分析，抑或是对心理内隐趋势的研究都离不开人的在场，离不开对人的价值以整体辩证的综合考量。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视域探析医学发展，对医学发展给予充分的哲学思考，具有必要的理论及现实价值。

关键词：
人的本质
共同体
医学
医学人文
马克思
加入收藏

回溯医学的历史，原始医学主要以一种经验医学的形态存于世，其活动内在形式及范畴主要表现为对自然世界的盲目崇拜。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演进与提升，实验医学逐步取代了传统的经验医学，亦表明了医学对生命体内在结构、运作机理的本真性研究趋势日趋占据主要地位。在具象化表征中，医学直观地凸显了主客体二元性，即医生与患者的双向互动关系。这种互动主要藉由生命体的健康状况实现医患双方的交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生命共同体。但这种生命共同体却逐渐呈现“解体”的趋势，一方面医学技术的跃升使得其本身的价值尺度为人们所曲解，另一方面疾病、病痛似乎成为脱离于人独立存在的个体性现象为医学所研究。这些境况迫使人这一现实主体无奈退场，医学发展的真正目的与宗旨被遮蔽。马克思毕生都致力于实现人的解放与发展，探寻人类生存发展的理想模式，这种深厚的人道主义关怀鲜明地内嵌于“共同体”思想之中。为此，挖掘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正视医学生命共同体现有矛盾，以全人视野综合把握医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一、医学发展的拘囿“人”的缺失

提及医学，人们往往将其视为自然科学领域的一门应用科学。从其研究对象及其内容来看，医学主要以人、低等动物在内的自然生物为对象，对生物体的整体及局部结构、发展规律加以探究，在探寻人体奥秘的同时实现祛除病症、维护生命的目的。这种目的也要求医学对生物、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及规律进行系统把握。人的生命发展大体仍呈现出由盛至衰的变化趋势，死亡亦是生命的必然，这种规律也使得医学被人们称为“有缺憾的技术”。然而这种缺憾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似乎已被克服。医学作为应用科学，其在医疗活动中必然依托既有媒介、工具实现对人体病症的检查与审视，科技的革新推动了人类疾病医治率的提升，尤其是对一些传染性疾病的治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实条件的转变促使主观意识的改变，人们似乎失去了对生命本身的敬畏。这种认知模式会直观导致个体偏激行为的发生，一旦患者的疾病无法治愈甚至病逝，主观期望与客观现实的不匹配会直接引起患者家属、朋友的情绪波动，甚至转化为医患矛盾。这种矛盾得以激化从根源上讲是对医学本质属性理解的偏差，即对医学人文属性的忽视。仅仅注重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难免会将其推向僵化、工具性的一面，而无法掌握医学的本质性内涵。

这种对医学本质属性认知的偏差也体现在医学发展模式的接纳与采用上。医学从最初求助于神灵、巫术迷信渐次发展到依托自然科学分析人体内部器官、生物分子的运动变化过程，昭示着人类主体理性对蒙昧的胜利。这种胜利直观体现为医疗器械、技艺的革新，消毒灭菌术、抗菌药的发明使用，极大程度地降低了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促使人们对于生命以及医学形成单向度的工具理性认知，简单地将能否实现疾病的驱除、康复，作为医学好与坏的唯一标准，忽视了价值理性的向度，当人们把医学本身的精神性、伦理性以及文化观念去除之时，医学只是因其应用性而存在，沦为单纯利益交换的工具与场所。“技术万能论”“技术主体化”等观念都是鲜明的表征。“唯科学主义恶化了科学的片面性，成为20世纪一系列现代危机（世界大战、经济危机、民族危机、生态危机、精神虚无化）的一个文化观念根源。”[2]例如医学本身曾经数次成为统治者争夺权力与利益的工具，医学被裹挟应用于战争中。二战期间德国医生、科学家、理论家和政治家一起犯下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借用科学实验和种族优生之名，所演变的是大规模医学化的谋杀，纳粹集中营成为严酷的、不幸的历史现实[3]。

从本质分析，医学除了自然科学属性以外它仍然是研究“人”的学科，具有人文社会科学属性。“医学是随着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份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诞生的”[1]。减轻病患的痛苦是医学技艺兴起与发展的最初意图，医学标志的“蛇杖”彰显的便是对疾病、痛苦的祛除与诊治，更是对人类生命发展规律的关怀，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情怀。医学研究的不仅是生物性的自然意义的人，亦是集生理与心理、感性与理性于一体的社会个体。“圣人悯之而医药兴”昭示的是医师对于患者疾病痛苦的悲悯之情。西方医圣希波克拉底强调“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医生应具有“利他主义、热心、谦虚”的品质。除此之外，医学指向的人更是一种基于社会现实、社会关系存在的人，必然同周围的社会环境、现实的人进行对象化活动。进一步说，在具体医学活动展开的过程中直接呈现的是医-患双向关系，“存在于人文主体与受体的相互关系中。”[4]双方关系的链结、生成、演变始终离不开人文性交流、沟通。综上来看，无论是具体医疗过程中体现的医-患双方，还是认知方式中的人及生命的本质规定都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内容极度耦合。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蕴含的对以往人与人关系的分析、对人本真发展的探求、对人类群体解放自由的希冀，为医学人文属性的缺失、医学的片面化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启迪。

二、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虚幻”向“真正”的祛魅

马克思对共同体的论述集中呈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共同体思想也可以理解为马克思“类”理念的再阐释。简而言之是对人这一高等生物物种的独特性加以剖析，寻找人的“类本质”真谛，并以人为着眼点思考社会样态、发展问题。该思想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实际，尤其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生存发展的偏颇进行批判，实现由“虚幻”向“真正”的祛魅。

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早期人类生存方式的重要特征。它主要依赖血缘关系实现人们的联合。原始家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以及个体能力的弱小使得集体协作成为一种必然，需要进行社会化行动实现对野兽及自然的抗争，“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5]。生产力的落后也影响着生产关系，具体来说影响着共同体下个体的存在形式。“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者占有者”[6]。此时个体受着共同体的约束与桎梏，个体自主意识受到抑制。伴随着生产工具的革新，专门化、独立化的社会分工使得剩余产品得以出现，推动了公有的解体与私有的确立，也昭示着家庭、氏族中个体意识的觉醒与发展。17、18世纪以来，在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双元刺激下，人们逐渐形成了较为强烈的改造自然的主观意识。“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7]。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共同体具有虚幻性，体现为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矛盾。资本主义自确立自身统治地位以来将资本、利润、成本作为衡量社会及人生存发展的标尺。在此标尺下是日趋明显的两极分化以及劳动的变质。广大无产阶级从事着单调僵化的“动物性”行为，劳动这一行为本身沦为了无产阶级纯粹的谋生工具。除此之外，资本宰制下人们逐渐将利益至上奉为圭臬。“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2]。人的本应多彩的现实生活却被“物”所统御，人与人的关系也被“物化”。基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于理论与实践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分析。参照资本主义社会坐标以“理解现在”为前提“解释过去”，寻求构建人类社会发展理想进路即“真正的共同体”。

三、“共同体”思想的逻辑前提与医学反思“人”的在场

祛魅旨在真正还原共同体的应然状态，超越“虚幻”与“抽象”，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人将以何种姿态生存，对于人的思考也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实际落脚点。

如前所述，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类”理念的另一重语义表达。马克思所使用的“类存在”“类本质”等理念实际上都是在解决人之为人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本身最初是以低等动物作为对象，分析人这一物种的特性。其实早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就提出人的类本质思想，这种思想脱胎于其对宗教神学的批判，试图将人从虚幻的宗教拉回现实。但费尔巴哈取而代之的仍是空洞乏味的抽象思辨，马克思批判其把“人类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8]。费尔巴哈的抽象性体现在将人单纯作为生物性的人并基于纯粹感性的维度予以阐释，将人作为一种静止的既有生命体。马克思批判继承了“类本质”的思想并赋予了新的内涵，“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8]换句话说，人的类本质说明的不应仅仅是同低等动物生理性结构的不同，更为重要的是人改造自然，创造适宜环境的实践性特质。这种实践性亦并非是机械式的，而是由自由意识主导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在这种意识指导下，渐趋形成了“人化自然”即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从诞生起便存在着共同体与个体的双向关系。如前所述，“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到“虚幻共同体”的过渡，实际上也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过程，然而本应伴随物质生产力跃升而发展的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却被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物化关系而抑制，再次被贴上“抽象”“片面”的标签。“虚幻共同体”影响下个体被物质利益、私人利益桎梏，带有强烈的“原子式”特征，阻碍了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真正的共同体”的建构。实际上这种偏离、抽象化与医学发展中“人”的缺失密切相关。

当今医学发展的实证主义以及还原论色彩仍较浓厚。18世纪机械唯物主义代表人物拉美特利在《人是机器》中赫然提出了人与动物一样，都是机器的论断。这种论断的背后是对人的片面化理解。体现在医学上则是对生命单向度片面化对待。医学本身就是一种基于病痛的诊疗、救治而构建的医者、病人的生命共同体。病人将自身的患病感受、疗愈诉求对象化于医生，而医者则依据专业知识、职业责任对该诉求施予援助，实现病人疾病祛除、医者价值实现的双赢局面。但正如前文所述，技术、科学的发展使得这种共同体关系下无论是施救方还是得救方都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科学技术的发展帮助人们逐渐摆脱了愚昧与无知，但是在这过程中似乎也形成了征服自然的自负。人们兴奋于对自然力的掌握，人对自然以主人自居。换言之，人们沉浸在技术进步所产生的“虚幻”的自豪感中。这种“虚幻”“异化”正是马克思加以揭示并批判的。一方面“人”应该被全面地看待和认知，透过医学显微镜看到的不应该仅是血与机体组织的生物意义的人，更应该注意到那是一个具有感性的自主意识的生动的人，包括医师在内都是处于“人-人”主体间性的社会的人。这需要医学的发展更多凸显人的立场，表达人性关怀，对人的身心加以总体关怀。另一方面，“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9。科学技术的发展仅仅只是人实现幸福安康的手段，不能成为医学研究的唯一对象，医者过度沉浸于自然科学学理中而忽略现实中实际的人的诉求，无疑会加剧同患者的矛盾，使医学发展偏离轨道。病人过度迷信医疗技术的疗效，企图剥离“向死而生”的特性也无益医患矛盾的解决。“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9。惟有充分发挥医患双方的自由自主意识，有效表达诉求，竭力施予关怀，在此进程中推进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有机融合，让医学更好地造福社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阿尔图罗·卡斯蒂廖尼.医学史:上册[M].程之范,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杜治政.医学人文与医疗实践结合:人性化的医疗[J].医学与哲学(A),2013,34(8):51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基金资助:2018年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018GJJG151; 2021年教育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021070026; 2021年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ZD202111;

文章来源:闵令达,王梓益,柳云.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视域下关于医学人文的思考[J].中国医学人文,2024,10(06):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