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腹腔镜术中低体温的危险因素及风险预测模型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手术室护理人员提前预估腹腔镜手术病人术中低体温风险、制定有效的预防干预方案、改善病人的生存质量提供依据。
体温是人体重要的生命体征,维持体温的恒定对于内环境的稳态有重要意义[1]。术中低体温是指在病人在其麻醉和手术过程中,产生的非治疗计划内和对其机体产生不良后果的低体温,其特征为体核温度长时间低于36℃[2,3]。国内外研究显示术中低体温的发生率为14.0%~44.3%[4,5,6],为术中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术中低体温不仅会导致病人麻醉苏醒和住院时间的延长,还会增加病人的再入院率和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如感染、凝血功能紊乱、心血管功能失调和再输血风险等[7,8,9]。随着外科手术技术的发展,腹腔镜手术在外科治疗中的占比逐渐增大[10],相比传统术式,腹腔镜手术有着更低的并发症发生率,但其术中低体温的发生率仍相对较高[11,12],作为一种可预防的术中并发症[13,14],腹腔镜手术中低体温的问题仍需要得到重视。因此,对低体温的早期预测和评估,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是预防其他并发症发生的关键。预测风险模型是一种通过评估多个影响因素,从而得出某种结局的发生率,对术中低体温高风险人群的早期识别和预防具有重要意义[15]。目前国内外关于腹腔镜手术术中低体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危险因素以及不良后果方面,也有部分低体温风险预测模型构建,但其对于使用场景及其人群和术式方面的准确度和可信度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本研究通过对腹腔镜手术病人术中低体温的危险因素及预测模型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护理人员早期识别和预防腹腔镜手术术中低体温提供指导依据和参考。
1、腹腔镜手术病人术中低体温的危险因素
国内外研究报道中,腹腔镜手术病人低体温的危险因素较为复杂,根据其不同的特征主要分为以下3类。
1.1 病人因素
1.1.1 一般人口学资料
病人的年龄、性别、体质指数均为腹腔镜病人术中低体温的基本资料相关影响因素[16,17,18],其具有不可改变性。年龄因素是术中低体温的重要影响因素,>60岁的老年病人的术中低体温发生率远高于年轻的病人,这可能与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体温调节能力的降低和机体产热散热能力的失调有关。国内的一项围术期低体温防治共识也将>60岁的高龄病人作为其术中低体温发生的独立高危因素[19]。此外,男性、低体质指数病人的术中低体温发生率更高,究其原因,女性的脂肪含量高于一般高于男性,而皮下脂肪的厚度又与机体的保暖能力呈正相关[20]。也有研究指出,男性在对寒冷刺激的感知方面要高于女性,因此,其更容易发生术中低体温[21]。对于低体质指数的病人,其意味着机体较低的脂肪和骨骼肌含量,同时体表面积相对较大,机体产热和保暖能力减弱,散热增强,因此在其手术过程中更容易发生低体温[22]。护士在针对以上手术病人时,应即时、准确识别其低体温风险,做好相应的主动及被动保暖措施。
1.1.2 术前基础体温
国内外研究表明,病人的基础体温是其术中低体温的重要影响因素[23,24],其中李丽等[16]通过随机森林算法认为基础体温是其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病人全身麻醉后,其机体核心的热量被带往四周,此时其基础体温与机体麻醉后全身热量的再分配形成对抗的关系[25]。因此,护士应指导病人术前进行一定的保暖措施,保持较高的基础体温,能降低其手术过程中低体温的发生率[26]。预防性保暖这一措施不应仅限于手术准备前,从巡回护士到病房接到病人转运途中就应开始,减少病人热量的进一步丢失。
1.1.3 收缩压和心率水平
相关文献指出,术前低水平的收缩压和心率也是其术中低体温的影响因素[27],究其原因,病人的收缩压和心率一定程度上可反映机体交感神经的兴奋性以及调节血液流动分布和机体产热方面的能力,低水平的收缩压和心率对术中低体温的发生有较强的预测作用,因此,手术过程中,甚至整个围术期内,护士需重点评估病人的血压、心率变化,将血压稳定在正常的生理范围内。
1.2 治疗因素
1.2.1 手术时间和麻醉时间
术中低体温的发生率与病人手术麻醉时间相关。研究显示,当手术时间超过2 h,病人术中低体温发生率明显上升[16]。当麻醉时间≥2.0 h和≥2.5 h时,其机体发生术中低体温的风险分别升高4.89倍和5.96倍[9]。随着手术时间的推移,机体与外环境之间的热交换不断增加,导致热量持续丢失,造成机体发生术中低体温风险的增高。同时,手术时间的延长也对应麻醉时间的延长,在全身麻醉手术中,病人由于麻醉药物的影响,其体温调节中枢受到影响,血流的重新分布导致血液流向外周血管,降低了机体的核心温度,同时麻醉药物的镇静和骨骼肌松弛作用,使得机体的新陈代谢减慢,骨骼肌颤抖的产热效应减弱,造成产热-散热失衡[28]。因此,手术室护理人员在手术过程中,应密切关注手术进程,提高注意力,同时加强与外科医生、麻醉医生之间的三方合作,减少术中不良事件的发生,避免手术中断,造成手术麻醉时间的延长,增加术中低体温和其他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1.2.2 常温二氧化碳(CO2)用量
腹腔镜手术区别于传统腹部术式的一点就是利用CO2建立气腹,在建立和维持气腹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向病人腹腔内注入大量的CO2气体,低于体温的CO2气体在进出穿刺口时将带走腹腔内的核心热量,造成体温下降[29]。研究显示,当CO2用量≥200 L或CO2气腹时间>2 h时,病人术中低体温的发生率显著上升[30,31]。以上结果提示巡回护士应重点关注手术过程中CO2的用量,并严格记录,根据不同情况的病人设置相应的区域值,当单台手术CO2用量超过200 L时,应提示台上医生,在保证手术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加快手术进程。相关研究显示,对CO2进行加温加湿后,术中低体温的发生率下降[32],但是不同的随机对照研究研究及Meta分析得出的结论尚存在争议,加温加湿也有一定的限制性,还需要国内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
1.2.3 常温液体及血液制品
手术过程中,由于其机体循环和补充血容量的需要,需要静脉大量输注常温液体,这些未复温的液体进入机体血液循环后,对于机体的核心体温有一定的“冷却”作用,导致病人术中体温下降。同时,腹腔镜手术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液体进行冲洗,以保证术野清晰,从而也带走了腹腔内器官组织的一部分热量。两者的协同作用,进一步增加了病人发生术中低体温的风险,相关研究表明静脉输注1 000 m L晶体液病人平均体温下降约0.25℃[33]。每输入4个单位的库存血,病人核心温度平均下降1℃[34]。而当病人输注加温至41℃及以上的液体时,病人术中低体温的发生率明显下降[35,36],因此,建议手术室在术中应常规使用加温后的液体进行腹腔冲洗或者静脉输注,对于病情严重、手术时间较长、免疫力较低同时术中需要大量液体冲洗的病人应更为关注,确保其加温液体的使用,减少术中低体温发生的风险。但关于输注液体温度限定的研究相对较少,仍需进一步进行多中心、大样本的研究验证。
1.3 生理病理因素
一项有关结直肠癌腹腔镜手术的研究中指出,当病人合并糖尿病时,其术中发生低体温的风险是未患糖尿病病人的2.265倍[37],究其原因可能与糖尿病进展期影响体温调节中枢,同时新陈代谢增加、外周血管扩张有关,同时与麻醉的扩张外周血管的血流重分布效应起到协同作用,进一步降低机体核心体温。Kuroda等[38]的研究结果也与之类似,其补充道,当糖尿病病人的血糖控制较好时,其术中低体温的发生率较低,持续时间较短,同时最低温度也较高。因此,当腹腔镜手术病人合并糖尿病时,应重点关注,注意其保暖护理和血糖水平,但对于围术期血糖水平的确切范围还需进一步验证。
2、腹腔镜手术病人术中低体温预测模型
目前尚未发现国外有关腹腔镜手术病人术中低体温的特异性预测模型,国内学者对于其研究取得一定的进展,将现有的腹腔镜手术病人术中低体温的预测模型综述如下,特征见表1。
2.1 腹腔镜手术病人术中低体温预测模型
普鹰等[39]构建的预测模型纳入的变量包括基础体温、手术种类、麻醉时间和室温。其预测模型的表达式基于危险因素和多元回归系数构建,以发生术中低体温的概率作为最终结果,与其他的预测模型相比,该模型的研究对象范围较广,包含各种不同类型病种的腹腔镜手术病人,如妇科、胃肠、脏器切除等,具有广泛适用性,但研究对象局限于一家医院代表性不强,其基础体温维度为二分类变量,预测性不足。因此该预测模型的适用人群为基础体温正常的腹腔镜手术病人,不受病种的限制。
2.2 腹腔镜子宫全切术中病人低体温预测模型
侯秀玉等[30]预测模型变量及评分如下:体质指数0分(≥24.0 kg/m2),33分(18.5~<24.0 kg/m2),64分(<18.5 kg/m2);麻醉时间0分(<3 h),50分(≥3 h);灌注量0分(<2 L),58分(≥2 L);CO2用量0分(<200 L),38分(≥200 L);中转开腹手术0分(无),45分(有);该列线图模型将4个变量与评分标尺汇成平行线,根据相关变量水平向标尺做垂线,标尺交点即为得分,最后计算其总分即可获得术中低体温的发生率。该模型总分为0~300分,术中低体温风险为0.05~0.60。该预测模型得分计算简单,可视化明显,在临床中可行性和实用性较强,但其分析样本较少,代表性不强,且没有对构建的模型进行验证,对于其术中低体温发生率高于0.6的病人无法确定其发生率,建议在工作中明确病人低风险的情况下与该预测模型结合使用。
2.3 腹腔镜结直肠癌手术病人术中低体温风险预测模型
严露培[40]构建的模型变量包括体质指数、糖尿病、手术室温度、手术室湿度、手术时长、加热鼓风机6个变量。模型以列线图的形式展现,与侯秀玉等[30]的模型使用方法一致,其总分为0~240分,结局发生的概率为0.01~0.99,其中体质指数的贡献最大,得分范围为0~100分,得出总分后在其得分标尺相应位置作垂线,与可能性得分量尺相交后的得分即为术中低体温的发生率。该模型通过前瞻性研究收集数据,进行了内外部验证,其模型一致性良好,最后通过预测模型研究的偏倚风险和适用性评估工具(prediction model risk of bias assessment tool,PROBAST)进行模型评价,结果显示其模型在研究对象、预测因子及结局领域具有低偏倚风险,但其研究对象的病种局限于结直肠癌,因此该模型适用于结直肠癌腹腔镜手术病人术中低体温的风险预测。
表1 腹腔镜手术病人术中低体温预测模型基本特征
3、腹腔镜手术中低体温风险预测模型的比较
3.1 术中低体温预测模型构建的研究方法比较
基于前瞻性的研究方法构建预测模型可以减少资料的收集偏倚和缺失情况,其研究对象和预测的结局也更为准确[41]。本次研究中,普鹰等[39,40]均采用了前瞻性的收集方法,研究设计较为合理,侯秀玉等[30]研究仍需进一步完善。单一研究场所的多元Logistic回归建模仍为现在广泛使用的构模方法。在研究对象方面,除了普鹰等[39]纳入的是多病种分析外,其余均为单一病种的建模分析。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为保证术中低体温预测模型的实用性和可信性,建议进行多中心、全病种、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同时运用不同的统计学建模方法,为临床术中低体温的预测提供更为可靠的理论模型。
3.2 术中低体温预测模型评价和验证的比较
模型评价可对模型的预测性能进行评价,反映其临床实用性[42]。除侯秀玉等[30]的研究外,其他术中低体温预测模型的AUC均>0.8,可信度较高,具有一定的临床适用性。内部验证能减少模型的拟合程度,评估其预测结果的可靠性。外部验证用来评价模型的可推广性。并且利用原始资料和现有资料进行动态分析更新,为模型的进一步推广和优化提供支撑。严露培[40]的预测模型经过了内、外部验证和模型评价,可信度良好,普鹰等[39]的模型进行了内部验证,侯秀玉等[30]未进行验证,其可行性仍需进一步探讨。因此,目前的相关模型[40]在单一病种上具备较好的实用性,但个别研究仍缺乏验证,可信性和预测性能仍需进一步研究,未来研究可根据腹腔镜手术不同病种的应用情况来比较其相应模型之间的预测能力,对现有模型进一步完善,确定其适用性。
4、小结
综上所述,腹腔镜手术术中低体温病人受到多种危险因素影响,虽然国内有关的特异性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一定成果,手术低体温影响因素的探索是目前研究的重点,但多聚焦于开放式手术,随着腹腔镜手术在腹部手术中的比重增加,有关腹腔镜手术的研究仍需得到重视,近年来,风险预测模型开始受到关注,不仅为早期识别病人术中低体温风险提供了可靠的预测工具,也为护士采取预防低体温措施、减少病人并发症和优化围术期恢复质量提供了依据,但仍有待开展多中心、大样本以及不同病种之间的研究以提高其预测模型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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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李恒,付秀荣,郭栋.腹腔镜手术病人术中低体温影响因素和预测模型的研究进展[J].护理研究,2024,38(05):874-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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