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明确做出"乡村振兴"战略决策以来,农村基础教育共享发展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可以从主体、客体、基本方式及价值旨归等层面把握其基本内涵。虽然农村基础教育共享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目前仍面临发展成果差异较大、发展支撑要素运用不足、发展力量运用失当等现实困境。因此,必须做好提供有效制度安排、构建科学合理规划、完善多元化内容要素发展模式、开展社会动员等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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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共享发展”理念之后,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固然需要多方发力,然而最根本的是实现乡村的教育振兴,尤其是实现基础教育的共享发展。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庞大且增速较快,农村地区基础教育在资源配置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逐一解决。
一、农村基础教育共享发展的基本内涵
我国基础教育主要包括幼儿学前教育、小学义务教育和普通中等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和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的奠基工程,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当前,就农村基础教育共享发展而言,可以从基本主体、基本客体、发展方式、发展价值旨归等方面对其基本内涵进行把握。
1. 农村基础教育共享发展的基本主体
从农村基础教育共享发展的主体来看,全体农村人口既是促使基础教育共享发展目标实现的根本动力主体,又是其最终成果的基本受益主体。农村基础教育实现共享发展主要是指,借助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等原则,推动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充分体现出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是为了广大农村人口、发展依靠广大农村人口、发展成果由全体农村人口共享的科学、人本理念。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历史主体论,人民是创造和推动历史的主体,也应该是历史成果的享有者。因此,广大农村人口参与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共建,也就必定是其成果的共享主体。农村人口参与相关发展工作必然会推进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事业总体教学质量提升、城乡校际差距缩小。
2. 农村基础教育共享发展的客体
农村基础教育共享发展的客体是指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共享发展的支撑要素。主要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硬件”方面包括:支撑日常教学工作的场所和设施,如教室、教学仪器设备、教师办公室、操场、学生健身器材、应急安保与消防设施等。“软件”具体包括:从教师数量、专业教学水平及道德素养上综合体现出的师资力量、教学内容及其设计与呈现的方式;从学生培养计划、教师绩效考评体系等方面体现出的管理制度和保障制度。此外,还有历经时间积淀而成的以校风、教风、学风为代表的人文精神氛围和农村教学传统等。
3. 农村基础教育共享发展的基本方式
农村基础教育共享发展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基本工作方式,即在推动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共享发展的过程中,科学考察并充分掌握各地区实际发展情况、趋势、农村人口诉求,采取渐进发展方式开展有关工作,在促进各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整体共享发展。采用因地制宜、渐进共享的方式,是推进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实现跨越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我国不同地区农村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风貌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同一地域农村地区的精神面貌、地方特色以及对基础教育的态度也各不相同。
因此,农村基础教育发展不能搞“大一统”和“一刀切”,“不同地理位置、不同资源储备和经济水平、不同人口特征或是不同文化条件的农村区域在教育发展规划和改革设计方面往往应有所不同”[1]。另一方面,这是推进相关政策落实的基本要求。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针对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各地在认真落实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冒进问题。“如某些农村地区盲目撤点并校,增加了农村儿童上学的通勤距离和通勤成本,通勤时间会挤占个体日常学习时间,从而影响他们的学习成绩和通过竞争考试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机会”[2]。因此,采取循序渐进的发展方式是推进相关政策实现应有作用的必然选择。
4. 农村基础教育共享发展的价值旨归
农村基础教育共享发展的价值旨归是以实现全体农村人口文化素质的提升来更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离不开农村人才支撑,而农村人才的培养必须借助教育。因此,应该将农村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点,充分做好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共享发展工作。一方面,“对乡村来说,教育承载着传播知识、塑造文明乡风的功能,农村基础教育共享发展工作承载着培养农村人才的现实重任。因此,党和政府始终把包括公共教育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3]。另一方面,通过树立农村基础教育共享发展理念,改变以“读书无用论”为代表的小农经济思想,在大力创造优良农村文化发展氛围、改变农村落后的子女教育观的基础上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实现。
二、农村基础教育共享发展的现实困境
1. 共享发展成果的差异性依然较大
首先,不同区域农村之间由于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差异,教学设施硬件发展差距较为明显。相较于经济和文化较为发达的中东部地区,西部农村基础教育的多媒体教室和实验室等硬件建设进度缓慢,教学仪器的数量和质量依然不足,严重影响了日常教学活动的高效开展。其次,不同区域农村的基础教育在“软件”上也存在一定差距。城市化使得偏远地区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加剧,其农村教师数量、质量仍落后于发达农村地区,学科结构性缺编、学历层次偏低、年龄偏大、部分教师专业基础素质不硬、教学水平不高等问题仍旧突出。
最后,偏远农村地区学生在升学率上也存在较大劣势,升入重点中学、大学的比例要远低于发达农村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凭借雄厚的资金、健全的政策吸引了大批优质师生资源,稳居“重点学校”“示范名校”地位并拥有更多与高校进行战略合作的机会和入学保送名额,挤占了贫困地区农村学生升入优质高校的空间,致使在综合教学资源条件上本就处于弱势的贫困农村地区又因升学机会较少更难缩小与发达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形成了马太效应的恶性循环。
2. 共享发展的支撑要素运用不足
首先,在课程内容建设方面,关于乡村特色文明方面的内容融入相对不足。丰富的乡村民风民俗与朴素价值观是乡村振兴的文化支撑,同时也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了动力与指向。然而由于农村基础教育过度追求高升学率,在课程教学内容设计方面并没有将优秀农村文化元素及时融入,教学过程缺乏生动性与接地力,导致学生在学习时产生枯燥感并逐渐丧失学习兴趣。其次,部分农村基础教育学校的教师培训与考核工作不力,致使教师教学能力不强、教学理念不清晰、教学形式粗犷等问题频发,极不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最后,仍然有一部分农村基础教育学校没有采取探究性教学方式,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依然不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思维的开发与拓展。
3. 共享发展力量的运用失当
现今,在农村基础教育共享发展的力量运用上依然显得比较单一。一是单纯依靠农村人口自身力量,认为农村基础教育发展事业单纯是农民群众的自身事务,完全能够以其自身力量来解决发展问题、达到发展目标,但该观点忽略了农村人口自身能力与思维局限性,最终结果经常是以失败告终。二是过度依赖外部社会力量,认为要推动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完全借助农村外部发展力量的参与。
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外部参与者在农业区域熟知度、政策制定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三是完全依赖于国家行政管理部门,认为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实现共享、高位发展完全是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与农村人口、社会力量没有直接必然联系。虽然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确实是第一责任主体,但单靠其力量会导致发展资源分配不均衡、发展效果不明显、发展问题层出等现实困境,有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相关工作的实际开展。
三、农村基础教育共享发展的实现路径
1. 提供有效制度安排,保障发展成果为全体农村人口共享
要充分实现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共享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必须建立起一系列保障制度,实现教育资源均衡分布。一方面,及时建立公共财政教育经费保障制度。统一地区教育经费投入、分担机制,结合本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现状与需求合理制定资金投入计划,科学调整支出结构,持续加大对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薄弱学校的资金投入力度。及时成立监管机构,严格管理专项账户,杜绝教育经费被非法挪用现象发生,充分发挥资金在促进农村基础教育良好发展中的应有作用。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城乡基础教育师资共享制度。
严格按照“公开招聘,择优录取,定岗定编”的招聘原则,积极发挥农村特岗教师计划、大学生支教计划等现行政策优势,持续做好岗位补助、住房公积金、公费医疗保险等优惠政策,为广大优秀青年教师解决工作后顾之忧,促使他们“愿意来、留得住、用得上”,并成为提升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总体水平的中坚力量。充分加强不同区域基础教育师资的日常交流,以开展模范师资定期巡回授课、送教下乡等活动为契机,促使发达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学校将优质教学资源和教学技能向贫困农村学校、教师传递。
2. 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保证共享发展协调运行
要真正实现农村基础教育共享发展,进一步缩小不同区域农村之间的发展差距,大力彰显教育公平性,这就需要国家、地方有关政府部门必须从国家与地方区域两个层面来对农村基础教育发展事务进行合理规划,充分保证其协调运行。一方面,国家教育最高主管部门必须充分考察与及时把握我国城乡基础教育发展总体情况及发展趋势,科学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合理出台相关政策,有效解决总体性的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矛盾。另一方面,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定期了解与掌握本区域内城乡基础教育间发展矛盾的具体形态,找到问题的症结。在认真遵循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有关政策法规、结合当地实际的前提下及时谋划出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督力度,大力推动本区域内城乡基础教育事业真正实现协调、共享发展。
3. 多元化要素支撑,保障共享发展的实效性
首先,在教师培养方面,要及时建立新型考核体系和标准,合理分配工作任务量,减少额外非教学任务指派,保障一线教师休息权以使其把精力集中到教学研究、专业能力提升上来。要积极与其他院校、培训机构展开合作以提升农村基础教育薄弱地区骨干教师的专业培训工作水平。其次,在教学内容方面,各级教育部门要积极将村规民约、风俗习惯等农村朴素价值观念有效融入学生教材内容之中,充分培养农村学子的“乡土认同感”。
最后,在校园文化方面,要紧密结合学校的发展历史、发展定位以及发展特色,以创建宜人的学习环境、浓厚的学习氛围为目标,定期邀请校长、骨干教师、家长代表以及专家共同确立校园文化建设方案与主题。联合其他学校开展文化艺术节、读书节、校史陈列展览会等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展现校园文化成果,让师生在良好氛围中学习成长。
4. 动员社会力量,形成全员参与的共享发展支持合力
首先,要在全社会树立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基本理念,“逐步消除政府自身在农村基础教育资源供给的垄断性配置地位,实现资源供给途径多元化,即在转变现有一线式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充分吸收社团组织,尤其是民主党派、企业家的投入”[4]。大力加强城市及农村群众参与意识,提升其参与热情,从而促使他们真正懂得进行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现实意义。其次,充分做好全员参与农村基础教育建设发展事务的服务工作。即有关政府部门以及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必须为人民群众参与及时制定有关政策、做好相关引导工作,积极提供保障措施,促使他们真正理解自身职责所在,及时掌握工作开展方法,更好地发挥他们在推动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实现蓬勃发展工作中的应有作用,为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汤颖.农村基础教育改革的关键议题及其应对[J].教育学术月刊,2020(01):60-64.
[2]梁超.撤点并校、基础教育供给和农村人力资本[J].财经问题研究,2017(03):82-90.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乡村振兴必先振兴乡村教育[EB/OL],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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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曹洪军,蒋欣.农村基础教育共享发展的基本内涵及实现路径[J].教学与管理,2021(24):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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