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我国正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重塑社会形态，驱动教育场域深刻变革。进入新发展阶段，教育事业的主要矛盾逐渐变为大规模标准化教育供给与高质量、多元化、个性化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数字技术为破解这些矛盾打开了机遇之窗。

数智时代是信息化、数字化与人工智能等技术互相渗透、人机协同深度融合、人机共创实现知识更新与再造的时代。教育数字化转型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目前，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组织制度保障程度、发展理念、认知水平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有差距。本文在梳理数字化转型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的基础上，从注重协同融合、健全制度保障、关注创新涌现、回归育人本质、深化服务应用五个维度展开分析，探讨数字化转型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启示，探求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教育场域的发展路径，为推动数字化变革与教育事业同频共振提供参考。

二、高质量教育的时代内涵

进入新发展阶段，向内看，我国教育事业的大规模标准化模式已不能满足国家长远发展的需要，教育事业正处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提升的转换期。向外看，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对我国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从长远看，国际竞争是大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自主创新能力与高素质人才的竞争，而国家创新能力的孵化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都依赖高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系统迫切需要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系统性的变革。内生变革与外部需求共同催生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诉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高质量”概念[1]，此后，“高质量”成为我国新时期教育改革的总体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作为整体进行了系统性论述，强调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出推动教育数字化建设[2]。信息化、数字化与人工智能等技术是当前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的重要聚焦点。进入新发展阶段，高质量教育体系呈现出更注重公平、更强调质量和更系统化发展的新格局。

在教育公平方面，一方面，体现在教育资源的配置公平上，保障每位学生平等地享有可分配的优质教育资源；另一方面，体现在因材施教上，加快构建面向每个人的、更加开放和个性化的教育体系，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新时代的教育公平正由起点公平逐渐转向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公平，以及充分发挥个性潜能的结果公平转变，教育公平的内涵逐渐从宏观物质层面的“均衡”转向微观层面以人为本的“个性化”[3]。新时代教育公平的内涵逐渐丰富，形式更加立体。

在质量提升方面，不同阶段、不同类别的教育体系因其定位与功能不同，发展的侧重点和供给模式也不同：（1）基础教育强调优质、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坚持公平、全面的价值遵循[4];(2）高等教育重点关注多样性、创新性和开放性，强调集群式和智能化发展[5];(3）职业教育强调办学特色，巩固类型定位，健全多元办学格局，推进产教深度融合等[6];(4）打造终身教育体系，需扩大教育资源，满足不同群体多元化的学习需求。高质量教育体系可为社会提供更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在系统化发展方面，教育小生态与社会大生态间的要素交流、互动融合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信息技术引入教育场域后，驱动教育事业发生深刻变革，影响并重构传统的教学方法、育人模式，教育系统逐渐呈现出内外有互动、横向有沟通的立体化特征。教育生态涉及多链条、多要素、多主体，因此，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需要系统协调、科学布局、全面谋划。

三、数字化转型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

当前，数字技术逐渐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前沿，教育部实施了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然而，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变迁的过程，具有模糊、复杂、结构化不清等特征，这些特征会制约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路径[7]。政策引导、技术驱动、场景需求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动因。在政策导向上，《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出台，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政策引导。在技术支撑上，互联网技术可改变教育供给模式，促进教育资源流转，起到共享连通器的作用[8]；大数据技术可重塑教育生态内各要素间关系，变革传统育人模式，助力实现大规模个性化教育服务。在场景需求上，促进教育公平需要信息技术的助力[9]，信息技术支撑下的远程教育[10]、在线教育[11]可有效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教学效率，促进教育公平[12]。数字技术驱动教育场域深刻变革的历史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助力构建教育数字底座

教育数字底座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可满足教育高质量发展所需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需求[13]。利用数字技术对教育全链条、全要素进行数字化改造，释放数字技术的教育红利，实现教育要素与教育资源的精细重组、优化配置，打造数据驱动与技术赋能为主要特征的教育供给新模式，同时带动制度建设、育人目标、服务模式等全方面创新，为底座之上的校园网络升级、平台体系搭建、数字资源开发、智慧校园建设等方面奠定数字化基础。

（二）提升优质教学资源的便捷可及性

教育数字化转型可提升优质教学资源的便捷可及性，促进教育资源公平覆盖，推动泛在式学习、网络化学习的深入发展。教育资源的配置与优化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借助信息技术可消弭由于地域、家庭、经济等客观因素造成的教育资源不均衡现象。例如：浙江之江汇教育广场是一套涵盖核心应用，汇聚优质教育资源的省级教育云平台，其在服务省内用户的同时，也面向浙江省对口教育援建地区的用户开放，是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中促进教育公平的生动案例。此外，教育部“三个课堂”打破了时空壁垒，帮助教育资源薄弱地区提升教学质量，以“专门—共享—开放”的核心特征彰显了教育公平的新时代内涵[14]。另外，2022年3月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整合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领域的优质教育资源，是国家在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是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之举。

（三）助力教师信息素养能力提升

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是推进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关键变量，更是保证优质教学资源送达学生的关键枢纽。以教育数字化转型为抓手，基于伴随式数据采集与分析技术，可开展基于教学能力智能诊断的网络教研，同时开发教研支撑与教学能力评估应用，为教师改进教学提供科学依据，助力教师信息素养能力提升。从2018年颁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到2019年出台《教育部关于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的意见》，体现了国家对教师信息技术素养的高度重视。

（四）支持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

探索高效、自适应、可支撑学生个性化成长的教学模式逐渐成为教育场域的重要追求。近年来，国外的Knewton、Smart Sparrow、Mastering、可汗学院数字化学习仪表盘，国内的沪江、松鼠AI等自适应学习平台，从数据驱动、技术赋能、质量提升多个维度入手，利用精细化、多模态、伴随式的数据采集分析技术精确刻画学生的学习画像，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及时干预，挖掘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制定适切的学习策略，配置精准的学习资源，实现精准辅导，推动个性化教育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五）数据赋能促进教育评价方式变革

教育评价体系事关教育发展走向。2020年10月，国家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要利用数字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15]。教育数字化转型可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生态内各要素深度融合，重构教育要素，重塑教育链条，以数据驱动变革教育评价方式，从传统单一的结果性评价逐渐转向基于数据的过程性评价和增值性评价，从而创新教育评价方式。

四、数字化转型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启示

数字技术在教育场域中的价值彰显是一个不断探索、螺旋上升的过程。文章围绕协同融合、制度保障、创新涌现、育人本质、应用提升五个维度，梳理数字化转型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启示，指出破解新时代教育事业主要矛盾的关键问题，为推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教育场域提供参考。

（一）注重协同融合，推进教育全要素数字化转型

祝智庭等认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将数字技术与教育领域各层面、各要素进行整合，推动教育教学范式转变，实现组织架构、教学过程、评价方式等全方位的创新[7]。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人、机、环境、内容在数字化变革中协同融合，共创共生的过程。数字化不单指技术，更关乎人[16]。

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核心在于其中基础要素的数字化，有两条关键路径，即教的过程与学的过程，具体包括：（1）教师角度体现为课程资源建设与教学实施过程的数字化；（2）学生角度体现为学习方案设计与学习执行过程的数字化。两者紧密结合，协同互动。除了教与学之外，评价、管理、研训也是教育场域中的基础要素。这些基础要素的数字化改造将重塑整个教育生态。然而，数字化本身不是目标，重点是要明确教育场域中的基础要素和关键路径，对数字化可助力的、可解决的“难点痛点”问题进行逆向推演，从系统层面制定可执行、有实效、能迭代的数字化转型方案。例如：在国家智慧教育示范区有关试点中，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利用数字技术对教学过程进行提质增效，探索通过统筹编制电子作业，对标课程标准，精准标注学科核心素养与知识点，提升作业质量。同时，通过引入智能作业分析系统，满足教师即时反馈、个性化教学等需求，减轻教师负担。此外，在教学数字化管理方面，昆士兰大学以Blackboard教学管理平台为中枢，打造了多应用集成平台式的网络学习空间，为师生课堂互动、教学内容创作、学生测评考核、电子档案管理等提供数字化教学服务，同时该体系架构也为不同服务平台的数据汇集提供了链路通道，为基于过程式的教育评价奠定了数字化基础[17]。

（二）强化顶层设计，健全制度保障

教育数字化转型要依靠制度来落地生根，但由于传统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和组织制度难以完全适应新时代的教育发展，导致目前教育全链条、全要素数字化进程仍面临诸多障碍。

组织制度是一个有机的工作系统，有效的组织制度可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联：（1）宏观层面上，国家的顶层设计可推动加快教育数字化转型步伐，实现智能化教学场景构建，推动数字教育资源实现共建共享；以新时代育人目标为指引，可逆向推演课程改革，分析教学模式的变革路径。（2）中观层面上，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与现有教学条件，统筹制定可操作、能落地、有保障的数字化教学、治理、考核、评价、激励等制度，充分调动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教育数字化改革成果真正惠及广大教师和学生。（3）微观层面上，教育生态内的教育内容、教学模式、教师能力、学习环境、教师发展等方面均依赖组织制度的保障，要素间需要系统协调、统筹发展。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涌现出了一些组织制度的创新案例。例如：北京市结合实际需要，创新教师参与在线辅导激励机制，基于智慧学伴网络平台，开展郊区县学生与外校教师的网上辅导，促进了教育公平，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求。此外，在组织制度的推广上，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适切的专项管理文件，后经不断完善，最终上升为区域或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如《远程互动教学教研系统应用管理规定》《在线课堂建设管理规定》《智慧教育应用平台管理规定》等[18]，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教育事业的信息化发展。

综上所述，教育数字化转型体现在融合，究其根本是组织制度。因此，需深刻认识组织制度的重要性，建立适切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制度环境，构建多方参与的良性动力机制，调动群智协同创新积极性，用顶层设计与组织制度推动各方主体共同参与教育数字化进程。

（三）重视技术应用，关注创新涌现

教育数字化转型通常具有模糊、复杂等特征。然而，教育场域中自发探索出的微小变化往往会形成重大突变[7]。针对自组织复杂系统，亚当·斯密曾提出一个十分具有现代意义的概念———Emergence（涌现）。教育事业本身就是复杂且具有一定自组织性的生态系统。宏观层面的教育政策和中观层面的组织管理都属于“看得见的手”，可自上而下地对教育场域施以强有力的干预和引导。不可忽视的是，在教育数字化转型探索中，若发现了有价值的自组织突变迹象，这种教育创新的涌现也有可能引发系统性变革。

翻转课堂是教育场域中创新涌现的典型案例。翻转课堂的核心是基于学习流程在时序上的重新编排，从传统的“先教后学”转变为“先学后教”。2006年，美国林地高中的课程教师为解决交通不便的客观问题，创新课程编排模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有效提升了学习成绩[19]。自此翻转课堂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逐渐丰富。2011年，重庆聚奎中学的信息技术教师受国外翻转课堂案例的启发，开启了翻转课堂的中国实践，重庆聚奎中学成为国内最早研究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学校[20]。翻转课堂强调学习环境中的自主协作，突出交流机制中的多元互动，符合当代课堂教学改革的发展路径。目前，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翻转课堂实践案例不断增多，给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以及教学改革带来了诸多有价值、可参考、能借鉴的实践经验。

因此，在遵循教育政策导向、顺应信息化发展趋势的前提下，注重总结基层经验，充分尊重教育场域中的创新涌现，合理孵化有潜力的教学创变模式，可加速推动教育事业的数字化转型。

（四）以人为本，回归教育育人本质

Boulanger曾提出“教育的本质即服务”的观点[21]。信息技术赋能教育场域应回归服务育人的本质，遵循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例如：精准教学的实现依赖学生的学情数据，基于大数据、物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精细化、多模态、伴随式的数据采集与分析技术可精确刻画学生的学习画像，而在推进此类技术应用时还应关注学生的隐私和伦理问题，尊重低龄学生的心理认知规律，确保教育技术育人服务的本位。另外，目前知识的分析与推送功能在智能信息技术的支持下逐渐成熟，未来还应探索信息技术在惠及学生核心素养、实现学生高质量个性化发展方面的潜在价值[22]。此外，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优质课程资源的大规模线上推广可以消弭教育资源不均衡、服务教学实践，但也应警惕数字鸿沟问题[23]。Christensen将新兴技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增强型应用，另一类是技术颠覆式创新[24]。那么到底是借助信息技术满足教师与学生的当下需要（技术增强型应用），还是利用信息技术引领教师与学生的高位发展（技术颠覆式创新），也是教育研究者应深入思考的问题。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脱离一线教育主体谈服务就是无本之木，也就无法跨越信息技术与教育场域融合时可能产生的数字鸿沟。现代信息技术是一种手段、一套工具，目的是辅助教学。信息技术在教育场域中的价值并非完全由技术自身决定，而是根据具体的使用场景，由使用者（教师、学生、家长、行政管理人员等）决定。例如：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赋能是为了将教师从职责内那些重复且低效的教学环节中解放出来，转而把精力投入教学模式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创新中去，投入教学知识的更新与创造中去，从而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因此，数字化转型的理念也要从“技术能做什么”转变为“教育场域需要什么”。发现技术的时代特征，避免陷入技术僵化套用的陷阱，尊重教育的内生规律，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突出教育的育人本位，才能让教育技术真正消弭界限，更好地服务教学实践。

（五）以应用促提升，以服务促发展

从技术框架分析，教育数字化转型以底层的新平台、新网络、新安全等信息化基础设施为基础，支撑新资源、新校园等融合设施的建设，进而再以软、硬件一体化技术为赋能手段，在教育场域中实现智能化创新应用[13]。近年来，我国对教育信息化的重视程度与投入力度大大拓展了教育事业未来的想象力，基本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但“用没用”“好不好用”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许多智能化教学设备遭到闲置，部分智能设备的应用仅停留在演示层面，“重建设、轻应用，重技术、轻服务”的现象仍旧存在，在教育信息化浪潮下仍隐藏着许多发展误区。因此，如何推动信息技术正向赋能教育场域以实现教育数字化可持续发展是一项重大任务。

坚持“应用为王，服务至上”的理念，以实践应用促进建设水平提升，以教学服务驱动高质量发展。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教育场域需要遵循一定的实践逻辑。实践由问题驱动，教育组织者通过对比目标计划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差异，分析传统教育存在的旧问题及信息技术与教育场域融合进程中引入的新问题，遵循“先能用，再好用”的原则，不盲目追求技术的先进性，对技术进行适度封装，简化技术的使用复杂度，让现代信息技术真正惠及每位学生、每位教师。例如：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在首期发布的基础版本上，汇聚优质教育资源，集成教育公共服务，陆续上线“暑期教师研修”“树人课堂”等专题板块，服务师生所需。此外，为进一步扩大和延伸覆盖面，打造数字教育资源新高地，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已陆续接入多个省级教育平台，初步形成了贯通协同的平台体系。另一方面，在实践过程中，通过在多区域、多学校、多层次、多学科开展信息技术应用实践，整体研究不同区域、不同学段、不同学科的实践案例，搜集并建立相应数据库，探索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模式、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针对不利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痛点、难点问题提出科学的改进策略和治理办法，推动信息技术从“能用”向“好用”转变。

五、结语

教育数字化转型从宏观角度勾勒了未来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基本框架，这其中既包括有形的基础设施与教学资源，也包括无形的组织制度与评价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以教育数字化转型为契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群智协同努力，深入理解数字化转型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通过需求牵引、政策驱动、技术支撑实现教育场域全要素的数字化重塑，推动组织制度、教育理念、服务模式的创新。同时也应认识到，信息技术与教育场域的融合赋能并不是教育要素单纯的更新与重组，而是人、机器、环境、理念、制度在数字化变革中协同融合、共创共生的过程，是由量到质、由局部到整体的渐进式上升过程。因此，以问题为导向，强化顶层设计，注重协同融合，强化实践应用，立足教育技术的育人本位，扎根中国大地，方能书写数智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大有可为”的生动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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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张海南.数字化转型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与关键启示[J].电化教育研究,2023,44(06):6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