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探讨ICU老年病人脓毒症相关谵妄(SAD)的危险因素,为SAD临床诊治和预防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性选择2017年2月至2022年2月我院收治的352例老年脓毒症病人,根据混淆评定方法-ICU-7(CAM-ICU-7)评分将病人分为SAD组(158例)和非SAD组(194例)。收集2组临床资料和实验室指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SAD的影响因素。结果 SAD组年龄大于非SAD组,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APACHEⅡ评分,脓毒症休克、机械通气、使用镇静剂、合并高血糖、合并高碳酸血症比例,血清IL-6、TNF-α、CRP和S-100β蛋白水平高于非SAD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龄、合并高血糖、合并高碳酸血症、使用镇静剂,高IL-6、S-100β水平,高SOFA、APACHEⅡ评分是SAD发病的危险因素。结论 ICU老年病人发生SAD受很多因素的影响,积极评估这些指标有助于早期识别谵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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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相关谵妄(sepsis-associated delirium, SAD)是脓毒症相关性脑病的急性期表现,由于宿主对全身感染反应失调,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弥漫性感染,临床表现为激动、幻觉、注意力降低和睡眠-觉醒周期改变,严重者可出现嗜睡和昏迷。SAD可明显延长病人住院时间,增加院内死亡风险,即便是脓毒症幸存者,SAD相关神经损伤也可持续数月甚至更长时间[1],超过50%的幸存者发生严重的认知功能障碍,日常生活质量降低[2]。因此,了解SAD相关高危因素,早期诊断SAD并进行干预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目前,SAD相关危险因素尚不明确,缺乏大样本临床研究。鉴于此,本研究回顾性分析352例脓毒症病人的临床资料,探讨SAD相关危险因素,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回顾性选择2017年2月至2022年2月我院收治的352例脓毒症病人,年龄61~80岁,平均(68.98±7.12)岁。纳入标准:(1)符合脓毒症3.0诊断标准[3];(2)年龄60岁以上;(3)入住ICU时间>24 h。排除标准:(1)既往有脑梗死、脑出血、颅内占位、颅内感染等病史;(2)失语、听力受损、失明病人;(3)严重精神疾病病人;(4)临床资料缺失。
1.2 SAD评估和分组
采用混淆评定方法-ICU-7(CAM-ICU-7)进行SAD评估[4],CAM-ICU-7从精神状态、注意力不集中、意识水平改变、思维杂乱无章等方面进行评分。精神状态:正常计0分,精神状态急性改变计1分;注意力不集中:操作者连续读出10个数字,让病人识别其中一个数字,比如“7”,全部识别计0分,识别4个及以上为稍不集中计1分,识别4个以下为严重不集中计2分。意识水平改变:Richmond躁动-镇静量表(RASS)[5]评分0分计0分,RASS评分1分或-1分计1分,RASS评分>1或<-1计2分;思维杂乱无章:操作者向病人提4个常识性问题,全部答对计0分,答对2个或3个为轻度思维混乱计1分,答对1个或0个为思维严重混乱计2分。CAM-ICU-7评分范围0~7分,评分越高,SAD越严重,0~2分为无谵妄,3~5分为轻中度谵妄,6~7分为重度谵妄。根据CAM-ICU-7评分≥3分将病人分为SAD组(158例)和非SAD组(194例)。
1.3实验室检测
收集病人入组时实验室检查数据,包括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血红蛋白、IL-6、TNF-α、CRP、S-100β蛋白水平。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血红蛋白采用LH 750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IL-6、TNF-α、S-100β采用Varioskan LUX全自动酶标仪(美国赛默飞公司)检测。CRP采用ARI870特定蛋白分析仪(深圳国赛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检测。
1.4临床资料收集
收集病人年龄、性别、基础疾病、脓毒症休克、机械通气、连续性肾替代治疗、谵妄发生前是否使用镇静剂、合并症(凝血功能障碍、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急性肾损伤、低血糖、高血糖、高碳酸血症、 高钠血症)、序贯器官衰竭评估(SOFA)评分[6]、APACHEⅡ评分[7]。 其中APACHEⅡ评分根据病人入院时体温、心率、呼吸、平均动脉压、血氧分压、电解质、肌酐、白细胞、神经功能等最差值计算,SOFA评分根据病人入院时呼吸系统、血液系统、肝(胆红素)、循环系统、神经系统、肾(肌酐、尿量)最差值计算。
1.5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 25.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连续性变量符合正态分布(Kolmogorov-Smirnov法)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比(n,%)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SAD相关因素。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 SAD组和非SAD组基线资料比较
共158例发生SAD,发生率为44.89%,其中89例为轻中度SAD,69例为重度SAD。SAD组年龄大于非SAD组(P<0.05),SOFA评分、APACHEⅡ评分,脓毒症休克、肺性脑病、机械通气、使用镇静剂、合并高血糖、合并高碳酸血症比例高于非SAD组(P<0.05),2组间性别、基础疾病、连续性肾替代治疗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2组基线资料比较(x¯±s)
2.2 SAD组和非SAD组实验室指标比较
SAD组血清IL-6、TNF-α、CRP和S-100β水平均高于非SAD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2组实验室指标比较(x¯±s)
2.3影响SAD发生的多因素分析
以年龄、SOFA评分、APACHEⅡ评分、脓毒症休克、肺性脑病、机械通气、使用镇静剂、合并高血糖、合并高碳酸血症、IL-6、TNF-α、CRP和S-100β为自变量,是否发生SAD为因变量,采用向后逐步法排除无关变量,结果显示年龄偏大、合并高血糖、合并高碳酸血症、使用镇静剂,高IL-6、S-100β水平,高SOFA、APACHEⅡ评分是SAD发病的危险因素,见表3。
表3影响SAD发生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3、讨论
脓毒症由宿主对感染的免疫反应失调引起,可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其中大脑特别容易受到脓毒症的影响,临床表现轻重不一,从轻度意识混乱到深度昏迷不等,SAD是脓毒症常见脑部并发症,由神经炎症、脑血管自动调节功能受损、血脑屏障破坏、神经传递障碍共同作用导致。目前,临床报道SAD发病率差异较大,从9%~71%不等[8,9,10],Sonneville等[9]回顾性分析2513例ICU收治的脓毒症病人,其中1341例(53.36%)患有SAD,国内目前缺乏大样本临床研究,小样本报道显示SAD发病率为27.91%(12/43)[11]和52.38%(22/42)[12],本回顾性研究显示,脓毒症病人中SAD的发病率为44.89%,与国内报道结果相似。
本研究发现,年龄、合并高血糖、合并高碳酸血症、使用镇静剂、IL-6、S-100β、SOFA评分、APACHEⅡ评分是SAD发病的危险因素。谵妄是一种急性注意力缺陷、思维混乱和精神状态改变,在≥65岁人群中较为常见,老年住院病人谵妄患病率在11%~42%之间,且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13]。高血糖可诱导炎症(神经炎症)反应,影响神经递质传递、β-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代谢,导致β-淀粉样蛋白积聚和神经纤维缠结,引起谵妄的发生[14]。Van等[15]指出,高血糖和低血糖在同一天发生与谵妄的发生有关。约80%的脓毒症病人需要机械通气治疗,在机械通气过程中,临床往往允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留在体内,发挥抗炎作用[16]。轻度高碳酸血症也被证实可刺激脑血流增加,具有一定神经保护作用,然而严重高碳酸血症则降低脑血流量,导致脑组织缺血缺氧,引起神经功能缺损[17]。本研究中,SAD组合并高血糖、高碳酸血症比例明显高于非SAD组,Sonneville等[9]也指出合并高血糖、高碳酸血症是脓毒症病人发生SAD的潜在可调整风险因素。镇静剂是药物相关谵妄的常见原因之一,由多巴胺能系统过度活跃和胆碱能系统抑制共同作用导致,脓毒症病人机械通气时需持续应用镇静剂,增加了SAD的发生风险。现有研究发现,抗胆碱能类镇静剂是谵妄的促发因素[18],临床应避免应用抗胆碱能类药物,以降低SAD发生率。
已知神经炎症、脑代谢异常与SAD的发生密切相关,检测炎症和脑代谢标志物对SAD诊断具有一定价值。本研究发现,SAD组血清IL-6、S-100β水平高于非SAD组,IL-6、S-100β是SAD的独立影响因素。IL-6是一种典型的促炎因子,在神经系统有广泛分布,在神经系统损伤时,睫状神经营养因子和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3(STAT-3)激活诱导IL-6大量合成和释放,介导神经系统炎症级联反应[19]。动物研究显示,全身性抑制IL-6可逆转尿路感染小鼠额叶皮层和海马中谵妄样神经元变化,介导谵妄样结构表型转换[20];临床报道显示,IL-6与ICU病人谵妄的发生以及谵妄严重程度有关[21]。S-100β是一种Ca2+结合蛋白,主要集中在星形胶质细胞中,参与细胞钙稳态和酶活性的调节,在神经细胞增殖、存活和分化中也具有重要作用,脑脊液或外周血中S-100β水平增高是神经损伤的标志物[22]。Erikson等[23]的研究显示,脓毒症病人血清S-100β>0.15μg/L时,发生谵妄的风险增加18.0倍;Honore等[24]的报道显示,血清S-100β水平增高与脓毒症病人谵妄持续时间较长有关。
本研究显示,SAD组SOFA评分、APACHEⅡ评分均高于非SAD组,SOFA评分、APACHEⅡ评分均进入回归方程,是SAD的独立影响因素。Chen等[17]的研究显示,SOFA评分、APACHEⅡ评分均为脓毒症病人发生SAD的独立危险因素。可见,SOFA评分、APACHEⅡ评分可作为SAD早期识别的指标。
综上,高龄、合并高血糖、合并高碳酸血症、使用镇静剂,高IL-6、S-100β水平,高SOFA、APACHEⅡ评分是SAD发病的危险因素,临床对高危脓毒症病人应加强脑组织保护,以避免或降低SAD的发生率。
参考文献:
[11]艾美林,黄立,冯清,等经颅多普勒超声在早期诊断脓毒症相关性脑病中的临床意义[J].中华内科杂志,2019,58(11):814-818.
[12]韩耀国,孙跃喜,叶明荣,等经颅多普勒超声评估脓毒症相关性谵妄的临床研究[J]安徽医药,2018.22(11):2191-2194.
文章来源:赵艳,谢志娟,洪莎等.重症监护病房老年病人脓毒症相关谵妄的危险因素分析[J].实用老年医学,2023,37(07):705-708+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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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是重症监护室(ICU)的主要疾病之一,指因感染引起宿主反应失调导致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如不及时干预可引起患者多器官衰竭,死亡率可达30%~35%。此类患者病情危重且变化迅速,需进行严密监测和护理,护理工作量较大。了解此类患者的护理工作量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对于护理工作量预测和合理配置护理人力具有重要意义。
2025-09-02脓毒症是外科大手术、中重度烧创伤、休克等患者严重并发症之一,也是诱发脓毒症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的重要诱因。据统计[1],严重脓毒症的死亡率约为30%~70%,随病情进展,易造成多个脏器功能衰竭,进而导致死亡。就当前临床实践现状分析,胃肠道是脓毒症的始动器官、靶器官,肠道屏障功能破坏、动力功能障碍均与脓毒症的发生、发展存在紧密联系。
2025-08-27脓毒症是一种由原发性或继发性感染引起的疾病,其致病微生物包括细菌、真菌、病毒及支原体等,可发生于任何人群,且与年龄、免疫水平、营养状态及受伤情况等密切相关[1]。有数据显示,超过50%的脓毒症患者发病原因为肺部感染,而腹腔感染和泌尿系统感染紧随其后[2]。
2025-08-18脓毒症属感染性疾病,危险系数较高,病情进展快。既往研究[1]表明,脓毒症患儿发病后临床表现与成人存在差异。儿童发生脓毒症后,有意识模糊、烦躁不安、腹泻等相关症状,且多数患儿体温变化以低热为主,若未能及时予以治疗,治疗难度随病情进展逐步升高,危及患儿生命[2]。
2025-08-18现代医学治疗该病主要以对因治疗(包括以抗生素控制感染)及对症支持治疗(包括早期液体复苏、机械通气、肾替代、代谢支持等)为主,若感染得以有效控制,则可避免休克及多器官功能衰竭的出现[3]。然而,耐药菌甚至超级耐药菌越来越多见,使得控制感染的难度加大[4],高热持续会使多器官功能障碍显现,导致病情进展迅速。根据脓毒症临床表现,
2025-08-18脓毒性休克属于急危重症,是由脓毒症诱发的细胞代谢异常、循环衰竭的全身性疾病,即使予以及时的液体复苏、器官支持等治疗,仍有持续性低血压、多器官功能衰竭等发生风险,预后不良,是重症监护室(ICU)内死亡的首要原因。既往研究显示,本病病死率可高达40%。因此,探寻准确、有效的指标预测预后,为临床诊疗提供客观、科学的指导。
2025-08-05脓毒症性心肌病(sepsis-inducedcardiomyopa-thy,SICM)是脓毒症引起的心脏可逆性功能障碍,研究报道,患者伴不同程度SICM,合并SICM可显著升高患者短期死亡率,是预后不良的独立风险因素[1]。SICM的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且目前尚无统一的诊断标准,因此,探寻合适的方法准确识别SICM预后不良风险,据此指导临床分层干预对降低患者死亡率至关重要。
2025-07-22脓毒症休克患者存在多器官功能衰竭,多个器官受累,其中胃肠道是最先受损且损伤最为严重的器官之一。脓毒症休克发生时,外周血管广泛扩张,有效循环血量减少,全身各组织细胞呈缺血缺氧状态,肠道上皮细胞出现坏死,细胞凋亡增多,胃肠道黏膜屏障受损,众多炎症物质生成,肠道菌群失调,诱发肠源性败血症以及多器官功能衰竭[2-3]。
2025-07-16脓毒症休克起病急骤,病情进展快速,机体的炎症反应会对多种器官造成较多损伤,严重损害广大居民的身心健康[3-4]。液体复苏为临床治疗此类患者的重要措施,该措施通过增加循环血容量以提升组织的氧气供应,恢复有效循环,减轻因低血流引起的器官损伤[5]。
2025-06-19脓毒症发病机制复杂,严重时可出现败血症性休克(简称败血症)及多脏器功能不全。目前对于败血症患者的血糖控制仍存在较大争议。高血糖对机体细胞的代谢和体内炎症反应有很大影响。对脓毒血症死亡率与各指标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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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实用老年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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