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全球新发食管癌病例达到60. 4万例，死亡人数为54. 4万，分别在全球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中排名第7和第6位。中国在全球食管癌患者数量中仍居首位［1］。由于食管癌患者有其治疗及护理（如消化道重建、饮食结构改变等问题）的特殊性，增加了对照顾者的依赖——照顾者需要提供患者的日常生活照料，作出医疗决策，给予情感上的安慰及和经济上的支持，从而给照顾者带来沉重的压力。但认知适应理论认为，当应激事件作用于个体时，除了带来负面的情绪体验外，还会产生一种如疾病获益感［2］等认知适应过程。疾病获益感（benefit finding，BF）是指个体在经历重大消极事件后，通过认知重构，从身体、精神、社会和心理等多方面获得益处，从而减轻这些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3］。这种过程有助于缓解照顾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并减轻其照护负担［4］。应对方式是个体在遭遇压力或挫折时，为了减轻其负面影响而进行的有意识、有目的的认知及行为改变过程［5］。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成功地运用自身拥有的技能和资源来完成特定任务或行为的信心水平［6］。据报道，照顾者的自我效能感与其疾病获益感密切相关［7］，尚缺乏食管癌照顾者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与疾病获益感三者间的关系研究报道。本研究旨在探索食管癌照顾者应对方式在自我效能感与疾病获益感间的中介效应，以促进食管癌患者照护质量的提升。

1、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20年11月至2021年6月在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胸外科及肿瘤科就诊的食管癌患者的照顾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被照顾者经胃镜及病理检查确诊为食管癌；②照顾者与患者有血缘或婚姻关系，年龄超过18岁；③主要承担照料任务（连续照料3个月以上，日均照料6 h以上）；④与患者同住，作出医疗决策；⑤意识清楚，能正常沟通交流；⑥知情并愿意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①被照顾者有其他严重功能性或器质性疾病；②照顾者正在接受心理或药物治疗；③近3个月内因其他重大变故影响情绪状态；④职业性照顾者。本研究已取得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伦理审批文件号：2021ER040-1）。根据预实验结果，本研究采用样本量计算公式N=（U1-α/2σ/δ）2来确定样本量。设定显著性水平 α=0. 05，因 此U1-α/2为1. 96，标 准 差 σ 为0. 8，容 许 误 差 δ 为0. 1，可能样本流失率为20％，经计算样本量应不少于295人，本研究实际纳入了311名研究对象。

1. 2　调查工具　

1. 2. 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人员自行设计，涵盖如性别、文化程度、年龄、自理能力、病程、疾病分期等患者基本情况和照顾者情况（如与患者的关系、家庭人均月收入、职业、日常照料时间等）。

1. 2. 2　疾病获益感量表修订版　

刘谆谆等［8］翻译后由边静等［9］学者进行修订，用于癌症患者的照顾者。包含5个维度，共22个条目，采用Likert 5等级评分法（1~5分），总分22~110分，分数越高说明照顾者从疾病感知的受益程度越高。本研究中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 93，信度和效度较高。

1. 2. 3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由解亚宁［10］编制该问卷，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维度，共计20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0~3分）。本研究中，其Cron⁃bach's α 系数为0. 848。

1. 2. 4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由胡中锋等［11］翻译修订，共10个条目。Likert 4级评分法（1~4分），总分10~40分，自我效能感越强的个体得分越高，在本研究中其Cronbach'sα 系数为0. 86。

1. 3资料收集方法

连续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食管癌患者及其照顾者，研究者本人在患者出院前一天向其照顾者发放问卷，发放前已取得科室护士长和研究对象知情同意。共发放330份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11份。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 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使用x-±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组间比较；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M（P25，P75）表示。积极应对方式、自我效能感与疾病获益感之间的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通过Spearman相关分析探讨消极应对方式与疾病获 益 感 之 间 的 关 系，并 利 用SPSS宏 程 序PROCESSModel 4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以P<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 1　一般资料　

311名照顾者的年龄位于19~78岁之间，平均（48. 41±11. 59）岁，约58. 20％的照顾者年龄在40岁以上，约171名（54. 98％）照顾者居住在农村地区；文化程度多为初中及以下（69. 45％）；照顾者大多（65. 92％）为患者的子女且日均照料时间>20 h者居多（约64. 95％）。219名（70. 42％）男性患者的平均年龄为（67. 15±7. 19）岁，大多患者（68. 81％）有2~3个子女；243名患者（占比78. 13％）参加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超过一半（占比54. 66％）的患者完全自理；36. 66％的患者病程小于6个月，但也有35. 69％的患者病程超过1年。目前多采取以手术为主的治疗方式（57. 24％）；大多数患者处于Ⅱ期（占比34. 08%）和Ⅲ期（占比40. 52%）。

2. 2　食管癌照顾者各量表得分情况　

自我效能感量表得分为（22. 71±5. 74）分，积极应对方式维度得分为（16. 89±6. 97）分，消极应对方式4. 00（3. 00~7. 00）分，疾病获益感得分为（72. 40±15. 63）分。见表1。

表1　食管癌照顾者自我效能感、应对方式与疾病获益感的得分情况

2. 3　 相 关 性 分 析　

数 据 显 示 ，积 极 应 对 方 式（r=0. 391~0. 629，P＜0. 01）、自我效能感（r=0. 393~0. 581，P＜0. 01）与疾病获益感总分及其各维度均呈正相关。消 极 应 对 方 式 与 接 受 维 度 为 正 相 关（r=0. 169，P＜0. 01），与社会关系、健康行为及获益感总分也呈正相关（r=0. 124~0. 140，P＜0. 05），但与家庭关系维度及个人 成 长 维 度 的 相 关 性 无 统 计 学 意 义（P＞0. 05）。见表2。

2. 4　食管癌照顾者积极应对方式在自我效能感与疾病获益感间的中介效应　

以疾病获益感为因变量，自我效能感为自变量，积极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见图1。假设3个方程，在方程1中，以自我效能感作为自变量，疾病获益感作为因变量，结果显示 β 值为1. 582，且P<0. 001；在方程2中，以自我效能感作为自变量，积极应对方式作为因变量，结果显示 β值为0. 657，且P<0. 001；而在方程3中，同时考虑自我效能感和积极应对方式两个自变量，疾病获益感作为因变量，结果显示自我效能感对疾病获益感的 β 值下降至0. 926，自变量积极应对方式对疾病获益感的 β=0. 998，且P<0. 001，表明积极应对方式起部分中介作用。见表3。 采用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是否存在，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为0. 656，95%CI为0. 449~0. 877，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成立。自我效能感对疾病获益感的直接效应为0. 926，95%CI为0. 664～1. 189，P＜0. 05，直接效应显著，表明自我效能感不仅能正向预测食管癌照顾者的疾病获益感水平，且能通过积极应对方式间接预测其疾病获益感，中介效应值为0. 656。直接 效 应 和 中 介 效 应 分 别 占 总 效 应 的58. 534％ ，41. 466％。见表4。

2. 5　食管癌照顾者消极应对方式在自我效能感与疾病获益感间的中介效应　

以疾病获益感为因变量，自我效能感为自变量，消极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见图2。假设3个方程，在方程1中，以自我效能感作为自变量，疾病获益感作为因变量，结果显示 β 值为1. 582，且P<0. 001；在方程2中，以自我效能感作为自变量，消极应对方式作为因变量，结果显示 β值为0. 074，P值为0. 025；而在方程3中，同时考虑自我效能感和消极应对方式两个自变量，疾病获益感作为因变量，结果显示自我效能感对疾病获益感的 β 值下降至1. 535，而自变量消极应对方式对疾病获益感的β=0. 641，P值为0. 003。这表明食管癌照顾者的消极应对方式在自我效能感与疾病获益感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但并非完全中介。见表5。采用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是否存在，结果见表6。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为0. 047，95%CI为0. 001~0. 118，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成立。自我效能感 对 疾 病 获 益 感 的 直 接 效 应 为1. 535，95%CI为1. 288~1. 782，P＜0. 001，直接效应显著，表明自我效能感不仅能正向预测食管癌照顾者的疾病获益感水平，且能通过消极应对方式间接预测其疾病获益感，中介效应值为0. 047。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97. 029％，2. 971％。

表2　食管癌照顾者应对方式、自我效能感与疾病获益感的相关性

（n=311，r值）项目积极应对①消极应对②自我效能感①接受0. 391④0. 169④0. 393④家庭关系0. 515④0. 0740. 478④个人成长0. 575④0. 0560. 522④社会关系0. 443④0. 140③0. 422④健康行为0. 466④0. 133③0. 404④疾病获益感0. 629④0. 124③0. 581④注：①为Pearson相关，②为Spearman相关；③P＜0.05（2-tailed），④P＜0.01（2-tailed）。

表4　以积极应对方式为中介的效应分解表

表3　积极应对方式在自我效能感与疾病获益感间的中介效应

图1　积极应对方式在自我效能感与疾病获益感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图2　消极应对方式在自我效能感与疾病获益感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表5　消极应对方式在自我效能感与疾病获益感间的中介效应

3、讨论

3. 1　食管癌患者照顾者的疾病获益感、自我效能感均处于中等水平　

本研究中照顾者的疾病获益感得分为（72. 40±15. 63）分，比急性白血病患儿照顾者的调查得分更低［12］。可能因为急性白血病患儿的预后相对较好，治愈率通常超过75%，因此照顾者对治疗的期望较高。食管癌患者多为老年人，手术创伤较大，术后恢复较慢。许多采取保守治疗的患者常感到明显的不适，同时由于年老体弱，导致对放化疗的耐受性较低，使得其生活质量难以得到保障。食管癌的治疗过程漫长且复杂，给患者及其照顾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和生理负担。照顾者常常因为长时间的护理工作而感到疲惫不堪，情绪上容易陷入消极状态，难以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治疗中的各种挑战和压力。结 果 显 示 ，照 顾 者 自 我 效 能 感 得 分 为（22. 71±5. 74）分，比脑卒中患者照顾者的调查得分低［13］。原因可能为食管癌患者预后相对较差，当患者遭受严重的身心创伤和病痛时，照顾者也会体验到无助和痛苦等负面情绪。有照顾者坚信付出与收获成正比，表示他们会主动学习疾病相关知识，并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以提升自己的照护技能。随着照护能力的提高，照顾者在面对挫折和未知挑战时的信心得到增强，这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发现和获得疾病带来的积极体验。应对方式得分结果表明，食管癌患者照顾者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与Li等［14］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的原因是，本研究中中青年照顾者偏多，他们能够正确应对疾病等应激事件，并善于利用各种资源来缓解照顾压力，从而更好地发挥其照顾职能。

3. 2　疾病获益感与应对方式、自我效能感为正相关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照顾者的自我效能感越高其疾病获益感水平越高，与Cao等［15］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因为照顾者的自我效能感较高，使得他们在照顾患者时更有信心，从而更具备完成照料任务的能力。Mei等［16］研究表明，具有较高自我效能感的照顾者在面对护理过程中的问题和挑战时表现得更加得心应手。他们能够以更积极的态度应对这些应激事件，并通过重新塑造对这些事件的认知，显著提升自身的疾病获益感水平。食管癌对患者及其照顾者而言，既是一种生存威胁，也是主要的压力来源。为了应对这种压力，患者和照顾者采取了多种策略来管理疾病及其相关症状。积极的应对方式能够帮助照顾者以乐观和坚韧的态度面对困难，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从而减轻其心理痛苦水平，提升照顾者的生活质量［17-18］。有学者指出，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并非完全对立［10］，消极应对可通过降低心理预期以减轻照护压力，它作为一种合理的情绪宣泄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照顾者进行自我身心调节，避免过度应激。照顾者通过“接受现实，因为没有其他办法”或“自我安慰”等方式来应对压力。

3. 3　应对方式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应对方式在食管癌照顾者的自我效能感与疾病获益感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即积极应对方式（β=0. 998，P＜0. 01）、消极应对方式（β=0. 641，P=0. 003）对其疾病获益感有正向预测作用，此外自我效能感还能通过积极应对方式（β=0. 656）、消极应对方式（β=0. 047）起间接预 测 作 用，其 中 介 效 应 分 别 占 总 效 应 的41. 466％、2. 971％。究其原因：①认知适应理论提出，个体可通过利用自身资源重建对生命和心理的控制感，经过自我调适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将消极事件带来的不利影响最小化，从而获得疾病获益感［2］。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可促使照顾者更容易适应其角色改变及发现疾病获益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照护支持［19］。②积极应对方式对疾病获益感有直接正向效应，还可作为自我效能感影响疾病获益感的中介变量，即自我效能感对疾病获益感的正向预测包含了积极应对方式的正向效应。本研究结果显示，消极的应对方式也能正向预测照顾者的疾病获益感，但其中介效应低于积极应对方式，究其原因可能为自我效能感水平高的照顾者更善于利用相关资源进行情绪疏导。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在家庭遭遇危机时，家庭成员会调动内部资源以解决问题，从而维持家庭功能的动态平衡［20］。家庭成员的支持为照顾者提供了成长的力量，而亲友的安抚和物质情感支持则帮助照顾者更好地应对压力，这种外部资源在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和增强其心理韧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使照顾者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班杜拉认为自我效能感的形成受到成败经验、替代性经验、言语劝说和情绪状态四个方面的显著影响［6］。因此，对于食管癌患者的照顾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升其自我效能感：鼓励他们回忆过去的成功经历，并通过列举身边的成功案例来增强其战胜困难的信心。医护人员可以适时引导，帮助照顾者形成积极乐观的思维和健康向上的情绪状态。同时，针对自我效能感较低的照顾者，可以制定相应的干预计划，例如表6　以消极应对方式为中介的效应分解表（n=311）项目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效应值1. 5821. 5350. 047标准误0. 1260. 1260. 03095％CI1. 334 ~ 1. 8301. 288 ~ 1. 7820. 001 ~ 0. 118P值＜0. 001＜0. 001-占总效应比例（％）-97. 0292. 971104通过应对技能训练等方式释放不良情绪［21］。建议医护工作者根据照顾者的不同应对方式，进行适当的引导和鼓励，帮助其合理释放不良情绪，激发他们在患者疾病管理中的主动性和自我效能感。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其为单中心的横断面调查，因此样本的代表性有限。尚需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研究，进一步探讨自我效能感及应对方式在其他疾病照顾者中的作用机制，以增加研究结果的推广性。未来可以结合质性访谈，深入探索食管癌照顾者在照顾过程中所体验到的积极心理感受。此外，各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因果联系尚不明确，尚需开展相关的纵向研究以探索各因素随时间变化的动态交互效应。综上所述，食管癌照顾者的疾病获益感处于中等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应对方式在食管癌照顾者自我效能感与疾病获益感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医护人员可通过提升照顾者自我效能感及增加应对资源储备的方式来提升其疾病获益感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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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赵玲,蔡丽,喻海涛,等.应对方式在食管癌照顾者自我效能感与疾病获益感间的中介效应[J].安徽医学,2025,46(1):1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