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论文范文 > 医药卫生论文 > 皮肤性病科论文 > 性传播疾病论文 > 分析2002-2018年珠海市MSM人群艾滋病疫情情况

分析2002-2018年珠海市MSM人群艾滋病疫情情况

2020-06-27 801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分析珠海市报告男男性行为人群(MSM)艾滋病的疫情特征，为控制艾滋病在该人群的传播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按照艾滋病病例报告日期和报告地，对珠海市报告的MSM病例的时间、地区、人群分布、来源等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珠海市自2002年报告第一例同性传播病例以来，至2018年12月31日，累计报告MSM病例885例，病例数和构成比呈上升趋势(P<0.05)；病例年龄集中在20～39岁之间(76.95%)、未婚为主(71.41%)、流动人口占大多数(77.51%)，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为主(71.64%)，多活跃在香洲区(83.05%)，从事商业服务的最多(37.51%)，青年学生感染不容忽视(5.53%)；检测咨询(36.61%)和其他就诊者(31.07%)是主要的病例发现方式。结论珠海市近年来新报MSM艾滋病病例绝对人数和构成比双升，同性传播已成为HIV在本地的主要传播途径，需采取更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控制疫情的进一步扩散。

关键词：
男男性行为者
疫情特征
艾滋病
加入收藏

男男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是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的高危人群之一。珠海市自2002年报告第一例MSM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简称HIV/AIDS或病例）以来，经过几年散发后，病例报告数逐年上升，同性传播目前已成为男性感染HIV/AIDS的主要途径。本文通过描述珠海市2002-2018年间报告的MSM病例情况，对该人群的艾滋病疫情特点进行分析研究，为控制HIV在该人群的传播提供科学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用于分析的数据来源于“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截至2018年12月31日前的历史卡片数据库。

1.2方法

下载历史卡片数据库，数据筛选条件：卡片状态为已终审卡，报卡日期在2018年12月31日之前，去重后报告地为珠海市且传播途径为“同性传播”的病例。

1.3资料处理

病例是否常驻通过比较病例的国标编码信息进行判定：如报告地和户籍地址的国标编码前五位国标编码信息一致，认为常住病例；前五位国标码不一致者，作为流动病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民服用国家免费抗病毒药物，且“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的身份证号码、抗病毒治疗号和“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数据管理系统”的一致，即认为接受抗病毒治疗。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Excel 2013和SPSS 19.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整理，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分类资料关联性采用χ2趋势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时间分布

珠海市2002年首次报告MSM经同性传播艾滋病病例，至2018年12月31日，经同性传播的病例共计报告885例，2002-2018年间男性经同性传播艾滋病的病例数和构成比呈上升趋势（χ2趋势=496.69,P<0.05），见图1。

图1珠海市2002-2018年报告MSM人群HIV/AIDS病例情况

2.2地区分布

珠海市所报告的885例MSM病例中，香洲区735例，斗门区140例，金湾区10例，分别占全市报告MSM病例数的83.05%、15.82%、1.13%。按户籍分以非本市的流动人口为主；其中，省外流动高于省内流动，见表1。

2.3人群特征

珠海市MSM病例年龄最大76岁，最小15岁，平均年龄为（31.46±7.81）岁，其中，20～39岁之间大多数；文化程度以高中及以上为主；未婚居多；职业前三位是商业服务、家政/待业、工人。和其他感染途径的男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珠海市艾滋病病例同性传播与其他传播途径特征比较[n(%)]

2.4样本来源

珠海市发现MSM感染HIV/AIDS的主要途径前三位依次是检测咨询、其他就诊者、性病门诊，和其他途径感染的HIV/AID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5性病史

本数据分析通过同性传播而感染HIV有性病史的比例，高于通过其他途径而感染HIV的病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6接受治疗情况

去除外籍和港澳台病例（未纳入国家免费抗病毒治疗范畴），珠海市报告因同性传播感染HIV病例接受国家免费抗病毒治疗比例高于其他途径感染的男性病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对艾滋病疫情数据进行观察，分析其疫情变化特征，既是对以往防治措施的效果评价，又对未来资源的合理配置及制定科学的防治计划起指导作用。本次疫情分析显示，珠海市新报告艾滋病病例通过男男同性传播上升速度较快，可能原因：一是与珠三角艾滋病同性传播所占比例较大、疫情上升较快的大环境有关[1,2]；二是随着宣传及检测力度的加大，以前隐藏的病例被发现；三是通过不断培训，病例发现机构工作人员对病例信息的识别能力得到提高，一些因各种原因隐藏自己MSM身份的伪“异性传播”被甄别，对疾病传播途径的判断更为准确。在今后的工作中，在扩大检测的同时，要继续加强对医疗机构艾滋病防治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确保疫情信息的真实、准确，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

珠海市报告的MSM病例呈现如下特征：年龄集中在20～39岁之间、流动人口为主、文化程度较高、未婚居多，病例多集中在较发达的区域，这些人群特征与省内外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基本一致[1,2,3]。病例文化程度总体较高，说明该人群存在一定程度的知行分离现象[4]。病例中37.51%的人员从事商业服务，提示对青壮年流动人口要重点关注，尤其是商业服务从业人员。针对学生病例增多的现状，要将学生尤其是大学低年级男男性行为人群，作为学校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人群[5,6]。由于目前社会对MSM人群仍缺乏足够的认同，很多MSM选择结婚以掩盖自己的身份[7]，所以虽然疫情数据显示仅有13.67%的病例婚姻状态为已婚，但因其婚姻状况的真实性医务人员无法查证，真实的数据可能更高；这种双性性行为使得艾滋病病毒从MSM这一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的风险大增，故提高婚内安全套的使用率依然是对MSM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的一项重要内容。针对近年新发病例以同性传播为主的疫情特点及MSM数量占性活跃期男性人数比例较高且通过以互联网/社交软件交友占比较大的现况[8,9]，在进行干预时，要把对该人群的干预方式从传统的线下逐步转移到线上，尤其是高学历人群[10]。

本市MSM艾滋病病例发现主要途径是检测咨询、其他就诊者检测及性病门诊，提示在增加专门咨询检测门诊扩大主动检测的同时，被动发现同样不可忽视[11]，尤其对性病就诊者。由于一些级别相对较低的医疗机构并无专门性病门诊，在填写样本来源时存在工作人员把性病就诊者归为“其他就诊者”的可能，所以性病门诊发现MSM病例数有可能被低估。本次疫情分析MSM病例性病的感染率高于非MSM男性病例的性病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与国内其他地区研究得出的感染梅毒等性病是HIV感染的危险因素，即性病会加大HIV传播风险的研究结果一致[12,13]。因此，通过扩大医疗机构性病门诊的覆盖面加强性病防治、诊疗医生提高甄别MSM的水平及HIV检测的敏感性、增强与就诊者沟通技巧并适时宣教，都是MSM人群艾滋病防治的有效措施。

疫情研究还显示，MSM病例接受国家免费抗病毒治疗的比例，高于非MSM感染男性病例治疗的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也许与大多数MSM病例学历较高有关：一般文化程度越低，对疾病的理解和重视程度就越低，导致依从性差[14]，而文化程度较高的病例，更易于接受和掌握新的知识[2]、理解治疗的益处，也就更容易接受抗病毒治疗；这一点与其高危行为方面存在严重的知识与行为背离的现象不同[4]，故继续扩大治疗覆盖面、对病例进行规范的治疗，也是实现该人群“零感染”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参考文献：

[1]石向辉，赵凌国，周洁，等.深圳市福田区1994-2015年艾滋病流行特征[J].中国热带医学，2017,17(5):499-502.

[2]来学惠，李雷，陈楚莹，等.中山市2012-2014年MSM艾滋病流行特点[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7,23(3):254-257.

[3]史宏博，洪航，张继红，等. 2006-2016年浙江省宁波市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流行特征分析[J].疾病监测，2017,32(9):735-738.

[4]程晓松，薛建，林荣，等.2012-2014年烟台市男男性行为者安全性行为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J].热带医学杂志，2018,18(4):543-546,554.

[5]游继存，张喜琴，夏咸琴，等.大一学生艾滋病防治知识、态度、行为调查[J].预防医学，2017,29(3):309-310,313.

[6]陈晓滨，程伟彬，徐慧芳，等.广州市中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学校卫生，2017,38(3):361-363.

[7]肖明，李一苇，霍炜.2008~2017年菏泽市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疫情分析[J].预防医学论坛，2018,24(8):612-613,617.

[8]周毅，刘亚薇，贺喜，等.珠海市不同活动场所MSM规模估计的研究[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7,23(8):730-733.

[9]罗莉，曹琳，胡荣，等.男男HIV阳性病例网络交友工具特征分析[J].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2017,28(4):134-136.

[10]王丽娟，李良，丁海峰，等.北京市男男性行为者使用社交软件与HIV感染高危行为相关性分析[J].职业与健康，2017,33(14):1955-1958,1962.

[11]黄珊子，周毅，李晓凤，等.珠海市AIDS病例晚发现的影响因素[J].热带医学杂志，2018,18(9):1246-1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