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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关怀度对孕晚期一孩、二孩孕妇抑郁情绪的影响

2024-10-25 99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了解孕晚期一孩、二孩孕妇产前抑郁情绪现状及影响因素，探讨抑郁情绪与家庭关怀度之间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21年1月～12月在某市某妇幼保健医院产科门诊定期产检的1184例孕晚期孕妇（一孩孕妇932例、二孩孕妇252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进行调查。结果：一孩、二孩孕妇产前抑郁情绪的发生率分别为25.5%和23.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1.217,95%CI(0.836,1.772)]。一孩、二孩孕妇产前抑郁情绪得分与家庭关怀度总分及各维度均呈负相关；本科文化程度和家庭合作度是一孩孕妇抑郁情绪的保护因素，职业为干部是二孩孕妇抑郁情绪的保护因素；家庭居住条件不好是一孩孕妇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与公婆关系一般是二孩孕妇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结论：孕晚期抑郁情绪较为普遍，影响一孩、二孩孕妇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有所差异，为促进孕妇心理健康，医护人员应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

关键词：
妊娠期
孕晚期
家庭关怀度
心理问题
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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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心理健康促进行动有关要求，2020年国家卫健委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明确要求将孕产期抑郁症筛查纳入常规孕检和产后访视流程中。处于妊娠期的育龄女性要经历生理的各种变化以及自身角色的转变，容易出现产前抑郁的心理问题。研究报道显示高达30%的孕妇出现不同程度的产前抑郁症状，其患病率在3.8%～35.9%之间[1-3]，而妊娠晚期，孕妇生理负担的加重速度较以前有所增快，体形改变较大，部分孕妇更易产生心理负担[4]。产前抑郁不仅影响孕妇的心理状态，还影响胎儿的发育，增加了新生儿的患病和死亡风险[5-7]，甚至使得产妇产生自杀或杀婴行为[8-9]。良好的家庭功能可以有效缓解妊娠带来的不适，促进孕妇孕期情绪的调节，降低产前抑郁发生的可能性[10-11]。随着我国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二孩孕妇由于生育年龄越来越大，高危妊娠病例也相应增加，高龄孕妇面临的抑郁风险以及影响因素是否与一孩孕妇有所不同，亦成为医护人员所关注的重点。因此，本研究旨在对一孩、二孩孕妇的抑郁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并作对比分析，以期为不同孕次孕妇制定个性化的心理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2021年1月～12月在某市某妇幼保健医院产科门诊定期产检的1184例孕晚期孕妇作为研究对象，包括一孩孕妇932例和二孩孕妇252例。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②妊娠晚期（孕28～42周）；③单胎妊娠。排除标准：①孕妇有严重生理性疾病（不包括妊娠并发症）；②已临产进入产程者；③资料收集不完整者。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本研究。

1.2研究工具

1.2.1一般资料调查表

包括孕妇的年龄、民族、文化程度、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居住条件、不良孕产史、担心分娩疼痛、对胎儿性别的期望、担心胎儿健康、与公婆关系等。

1.2.2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

(Edinburgh Postpartum Depression Scale,EPDS）由Cox等[12]于1987年编制，最早用于筛查产后抑郁，研究表明可测评产前抑郁[13]。本研究采用香港中文大学Lee等[14]翻译并修订的中文版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该量表包括10道题目，每道题目按程度描述依次赋分0～3分，总分0～30分，<9分为无抑郁、9～12分为轻度抑郁、≥13分为重度抑郁[15]。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8[16]。

1.2.3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

(Family APGAR Index,APGAR)[17]用于了解家庭成员对家庭功能的主观满意度，由Smilkstein于1978年设计。该问卷包括家庭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亲密度5个维度，每个维度分3个等级，2分表示“经常这样”；1分表示“有时这样”；0分表示“几乎很少”。7～10分表示家庭功能良好，4～6分表示家庭功能中度障碍，0～3分表示家庭功能重度障碍。此问卷的重测信度为0.80～0.83[18]。

1.3调查方法

获得医院科室负责人同意后，由经过统一培训的2名调查员使用统一指导语说明调查目的和内容，获得调查对象口头知情同意后发放问卷，采用不记名方式填写，检查其完整性后当场收回。共发放问卷1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184份，有效回收率98.67%。

1.4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2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百分比描述，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两组孕妇在基线变量存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时，不能直接对其抑郁发生率进行比较，应对两组孕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行校正。校正方法：将是否发生抑郁作为因变量，组别作为自变量，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作为协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法分析孕妇家庭关怀度和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采用二元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探究产前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孕妇社会人口学及产科学资料的比较

一孩孕妇和二孩孕妇在年龄、文化程度、是否独生子女、和丈夫关系方面存在差异，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社会人口学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一孩孕妇和二孩孕妇在是否有不良孕产史、是否担心分娩疼痛方面存在差异，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产科学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两组孕妇社会人口学及产科学资料的比较

2.2两组孕妇孕晚期抑郁情绪发生状况比较

一孩孕妇发生抑郁情绪238例，发生率为25.5%，二孩孕妇发生抑郁情绪58例，发生率为23.0%。因两组孕妇部分一般资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故不能直接对其抑郁情绪状况进行比较，需对两组孕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行校正。结果显示，两组孕妇抑郁情绪风险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1.217,95%CI(0.836,1.772）]。因此，尚不能认为一孩孕妇和二孩孕妇的抑郁情绪风险存在差异，见表2。

表2两组孕妇抑郁情绪发生状况对比分析（校正后）

2.3两组孕妇家庭功能现状

一孩孕妇中，家庭功能良好者815例（87.4%），家庭功能中度障碍者110例（11.8%），家庭功能重度障碍者7例（0.8%）；二孩孕妇中，家庭功能良好者218例（86.5%），家庭功能中度障碍者32例（12.7%），家庭功能重度障碍者2例（0.8%）。经比较两组孕妇仅在合作度上存在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总分及其他维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两组孕妇家庭功能的比较

2.4两组孕妇抑郁水平与家庭关怀度的相关性

将家庭关怀指数问卷总分和各维度与产前抑郁情绪得分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产前抑郁情绪得分与家庭关怀度总分及各维度均呈负相关，见表4。

表4两组孕妇抑郁水平与家庭关怀度的相关性（r值）

2.5两组孕妇产前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产前是否抑郁为因变量，以一般资料、家庭关怀度各维度得分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家庭关怀度总分、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亲密度实际值代入，两组孕妇产前抑郁情绪影响因素的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

表5两组孕妇抑郁情绪影响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3、讨论

3.1两组孕妇孕晚期抑郁情绪现状

一孩孕妇和二孩孕妇抑郁情绪发生率均处于较高水平，一孩孕妇为25.5%，二孩孕妇为23.0%，与郭橄榄[19]和程鑫[20]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分析原因可能是，一方面，怀孕后女性体内激素水平发生剧烈变化，影响中枢调节情绪的相关神经递质浓度的变化[21]；另一方面，孕晚期是胎儿躯体急速增长的关键时期，孕妇体型变化较为明显，出现食欲差、夜尿增多等不适症状，此类躯体性不适增加了孕妇对自身及胎儿健康的担忧，易产生心理上的应激状态，导致抑郁情绪的发生。建议家庭成员关注孕妇情绪的变化，营造舒适的家庭环境；医护人员要关注躯体性不适给孕妇带来的心理影响，通过孕妇学校或者心理咨询门诊，为孕妇答疑解惑，减少抑郁情绪的发生。另外，本研究发现两组孕妇抑郁情绪发生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尚不能认为一孩孕妇或二孩孕妇具有更高的产前抑郁风险，与王云霞[22]的研究结果不同，可能与二孩孕妇有生育经验，能更好地照护婴幼儿，同时能较快适应自身角色的转变有关。

3.2两组孕妇孕晚期抑郁情绪影响因素不同

3.2.1文化程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文化程度是一孩孕妇产前抑郁情绪的保护因素。与Tiffany[23]的研究相一致。孕妇文化程度越低，其对妊娠、生产的相关知识了解相对不足，再加上面对即将出生要抚育的新生儿，心理压力较大，从而产生抑郁情绪。文化程度高的孕妇，能够采取更多的有效措施处理孕晚期面临的问题，不容易产生负性情绪；二孩孕妇由于经历了一孩的孕育过程，能更从容地面对孕晚期生理及心理的变化。因此，应重点关注文化程度较低的孕妇，多角度、全方位进行产前健康教育，以降低抑郁风险。

3.2.2家庭居住条件

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居住条件是一孩孕妇产前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与胡焕青[24]等研究结果较为一致。有研究显示[25]，住房隐私不足、房间不宽敞和住宅结构不良与女性的精神障碍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良好的居住环境能使孕妇保持愉悦的情绪，给孕妇带来精神享受。生育二孩是家庭成员在住房保障基础上的共同决定，家庭居住条件满足了孕妇的需求，使孕妇不容易产生负性情绪。因此，较多家庭成员在共同居住的情况下，孕晚期尽可能给孕妇保留私人空间，使孕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3.2.3家庭合作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关怀度总分及各维度与两组孕妇产前抑郁情绪得分呈负相关，其中家庭合作度与两组孕妇产前抑郁水平的相关系数较高，由此可见，家庭成员在孕妇遇到困难或不适时，给予的帮助和支持对孕妇的产前抑郁情绪有一定的影响。有研究显示[26]，良好的家庭关系不仅能提高心理健康水平，还能缓解妊娠带来的不适。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家庭合作度是一孩孕妇孕晚期抑郁情绪的保护因素，一方面，妊娠期女性不仅要面对生理上的变化和不适，而且还要承受自身角色的转变，给孕妇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另一方面，一孩家庭没有孕育的经历，家庭成员可能不理解孕妇生理及心理上的变化，造成了孕妇的负性心理。而生育二孩是家庭成员的共同决定，孕妇更有家庭归属感，增强了抗应激的能力。因此，家庭成员要多与孕妇沟通，鼓励孕妇积极表达自己躯体及心理上的不适，从而使孕妇获得更多的家庭支持。

3.2.4职业

本研究结果显示，职业为干部是二孩孕妇产前抑郁情绪的保护因素，这与潘英明[27]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可能与企事业单位人员相比，农民或者其他职业相对不稳定，缺乏完善的福利保障，怀孕造成的生理不适和额外的经济负担增加了其对工作和生活的忧虑[28]，因而导致抑郁情绪的出现。因此，政府应积极完善相关的福利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作不稳定群体的利益，使得此类人群安心备孕生产。

3.2.5和公婆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融洽的公婆关系是二孩孕妇产前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有研究显示[29]，不良的公婆关系增加了妊娠压力。在我国传统家庭中，婆媳关系一直是较复杂也难处理的话题，尤其是处于妊娠期的女性，自身情绪不稳定，再加上价值观、育儿观念的差异，导致婆媳之间更易产生矛盾。如与公婆关系不融洽，二孩孕妇考虑到“坐月子”以及另一个孩子的照顾问题易产生抑郁情绪。因此，家庭成员要站在孕妇的角度，多理解和关心孕妇。同时，孕妇也要积极与公婆沟通，调整自己的情绪，保持融洽的婆媳关系。

4、小结

综上所述，孕晚期一孩、二孩孕妇抑郁情绪发生较为普遍。而文化程度、家庭居住条件、家庭合作度、职业、与公婆关系等都会影响抑郁情绪的发生。孕妇的心理保健问题已经成为围产期保健中不容忽视的部分，因此，医务人员以及社会、家庭要充分重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本次研究仅选择了一所医院进行现状调查，样本代表性不足；家庭居住条件、与公婆关系均为主观的判断；将来可进行多中心收集样本，同时采用专业的量化量表进一步考证，以便获得更加科学和精确的研究结论。

基金资助:河西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妊娠晚期孕妇抑郁状况与家庭关怀度的相关性研究”(QN2020002);

文章来源:马春梅,赵妙华.家庭关怀度对孕晚期一孩､二孩孕妇抑郁情绪的影响[J].河西学院学报,2024,40(05):4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