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相情感障碍是临床较为常见的精神疾病，表现为反复发作的躁狂、抑郁或两者混合症状，预后普遍较好，但具有较高的复发风险及慢性化概率［1］。此外，因疾病症状特点，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率相对较低，在社会压力增大而个体应对经验匮乏的大背景下，精神卫生疾病发病率快速上升［2］，故近年来临床对于精神健康的研究越来越多。恢复患者社会功能是精神障碍疾病的治疗目的之一，个体经过干预后能较好地应对社会事件、建立并维持正常的家庭关系与社交关系，对患者自身及社会均有重要意义。应对方式的定义为个体在面对压力、环境时所采取的方法与策略，不同的应对方式对患者情绪、行为、时间结果形成不同的影响［3］，如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有助于提高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心理阈值、引导其正确面对疾病。有研究［4］认为，应对方式与社会功能之间存在关联性，正确的应对方式是社会功能的积极影响因素;自大数据上分析，精神疾病患病率存在性别差异，女性患病率相对更高［5］，而临床对于女性的双相情感障碍针对性研究相对较少。基于此，本研究展开女性双相情感障碍的应对方式与社会功能之间的关联性探讨，并进一步分析导致应对方式变化的相关因子，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收集2020年1月—2021年8月于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女性双相情感障碍患者249例纳为观察组，以1∶1配对原则纳入同等例数的非精神障碍性疾病的患者为对照组。观察组年龄20～68岁，平均(38.63±6.36)岁;体质指数(BMI)17.06～24.68kg/m2，平均(21.13±1.17)kg/m2。对照组年龄19～70岁，平均(40.13±6.73)岁;BMI为17.01～24.54kg/m2，平均(21.18±1.21)kg/m2。两组年龄等基础资料具有同质性。诊断标准:依据《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第10版(ICD－10)［6］中关于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内容:患者至少存在一个抑郁相及躁狂相的发作;躁狂相发作时单个或多个症状的持续时间≥1周;症状对日常生活、学习、工作等造成严重影响;其他心理疾病不能解释患者当前症状。纳入标准:观察组均明确诊断且均处于康复期;病情稳定、能清晰描述个人意愿;对照组经一般健康问卷(GHQ－12)调查确定无心理病变;均为女性;文化程度均在小学以上，能独立完成量表评估，熟悉智能手机使用方法;患者、家属基本了解研究目的、方法、注意事项等。排除标准:合并心理疾病或其他类型精神障碍;合并肢体残疾、高龄、严重器官衰竭等影响患者社会功能的病变;认知、读写、理解能力障碍者;合并脑血管病变、阿尔茨海默病等引起的认知功能障碍。

1.2方法

以问卷调查方式获取患者相关资料，参与研究的医护人员均经过统一培训，掌握量表使用方式、评估注意事项等;量表发放前先进行资料采集的统一宣教，解释调查意义、过程、方法等，详细讲解纸质问卷与电子问卷填写方法，纸质问卷现场填写、现场回收;电子问卷以问卷星形式发放，统一开放、截止时间。对于视力不佳等不能自行阅卷的患者，则由工作人员读题、患者答题，避免诱导行为。共发放498份问卷(电子问卷+纸质问卷)，全部回收，回收率100.00%;漏题≥2/3、无效答题(正反问题出现矛盾、问卷均为同一选项、问项选择存在规律性、未按提示填答等)均列为无效问卷，本研究回收问卷均全部有效，有效率100.00%。①一般资料调查:为自制电子问卷，包括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居住地、月收入、医疗保险报销方式、本次住院发作类型等。②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7］:解亚宁、张育坤等人编制，总量表Cronbach＇sα系数高达0.90，分量表中积极应对方式Cronbach＇sα系数为0.89、消极应对方式为0.78;该问卷共20个条目，前12个条目为积极应对、后8个问题为消极应对，每个条目均为Linker4级评分，“不采取”～“经常采取”对应0～3分，积极应对维度最低分0分、最高分36分，分数越高则应对方式越积极;消极应对维度得分范围0～24分，得分越高则应对方式越消极，该问卷以电子问卷形式填写。③个人社会功能评定量表(PSP):包括自我照顾、社会角色功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及干扰与攻击倾向4个维度，每个问题的结果均为“无、轻、明显、显著、严重、非常严重”，总分最低分0分、最高得分100分，≥91分为社会功能正常、活动能力好;81～90分为各功能良好，存在较轻的生活问题;71～80分为前3项机能中≥1项发生问题;61～70分为前3项中出现≥1项的明显且不显著的问题，或第4项功能存在轻微问题。10min内完成评估。④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ＲS):该量表包括客观支持(共4个条目)、主观支持(共3个条目)及支持利用度(共3个条目)3个维度，第1、2、3、4及8、9、10条问项均为单选，选项中1～4项分别计1～4分;第5条问项答案分为5个对象，每个对象支持程度均为“无支持”～“全力支持”，对应分数1～4分;第6、7问项均为多选题，答案中“无任何来源”计0分，“有下列来源”中一个对象计1分，总得分范围0～64分，总分越高则社会支持度越好。⑤心理疾病内化污名量表(ISMI):制作为电子问卷，内容包括自我疏离、无能感知、社交回避等5个维度，共29个条目，分数越高则病耻感越强烈。

1.3观察指标

①比较两组SCSQ、PSP得分。②针对观察组患者进行积极应对、消极应对与PSP得分之间的线性关系分析，并分析相关性。③应用应对方式倾向公式将观察组患者分为积极应对组及消极应对组，公式=积极应对维度标准分－消极应对维度标准分，其中应对维度标准分=(实际得分－样本平均分)/样本标准差，积极应对方式量表样本平均分1.78分、样本标准差0.52;消极应对方式量表平均分1.59分、标准差0.66。倾向值＞0，说明患者当前为积极应对方式，反之则为消极应对。经计算，249例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中符合积极应对者94例、消极应对者155例，比较两组PSP、SSＲS、ISMI得分。④比较积极应对方式组、消极应对方式组的常规资料及疾病相关资料，并对有意义指标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

1.4统计学分析

数据均录入SPSS22.0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组间两两比较采用t检验，采用Pearson分析法分析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得分与社会功能得分之间的相关性;单因素分析中，计量资料行t检验、等级资料行Ｒidit分析、多样本率比较则行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为0.05。

2、结果

2.1两组女性应对方式与社会功能的比较

观察组积极应对方式得分、PSP得分低于对照组，且消极应对方式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2.2应对方式与社会功能之间的线性关系经分析，应对方式中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均与PSP存在相关性，见图1。PSP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性(r=0.711，P＜0.01)、与消极应对呈负相关性(r=－0.707，P＜0.01)。

表1两组女性SCSQ、PSP得分对比

图1应对方式与PSP的相关性散点图

2.3不同应对方式患者的相关资料比较

观察组2次分组，两组家庭月收入、疾病发作类型及PSP、SSＲS、ISMI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4影响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应对方式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整理上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指标并赋值，等级资料赋值后输入、计量资料直接输入进行Logistic分析。影响患者应对方式的积极因素有更高的PSP、更高的SSＲS及更低的ISMI，疾病发作类型(抑郁相)是其危险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2观察组中积极应对、消极应对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

表3影响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应对方式的多因素logistic分析

3、讨论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情况汇报(2020年)》［8］提出，我国精神障碍、心理健康问题患病人群逐渐增多，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9］精神障碍导致的经济负担在全部类型疾病负担中约占7.4%，甚至在2030年抑郁类型的精神卫生疾病经济负担将超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等缺血性心肌病，在世界疾病经济负担排名中跃为第一，可见精神障碍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双向情感障碍是自杀率及自杀致命性最高的一类精神障碍［10］，资料统计［11］双相情感障碍自杀率在所有自杀原因中占比≥30.00%，尤其是抑郁相为主的患者自杀风险更高;《2020年中国精神心理健康互联网洞察报告》［12］提出女性精神障碍患病风险是男性1.6倍，导致患病风险差异的原因很多，如女性自尊感更强、对压力事件的应激反应更大、情绪宣泄途径的不同、复杂的社会角色、多变且不稳定的激素变化等，故近年来临床对女性精神障碍患者的研究逐渐增多，功能康复是研究热点之一。人作为典型的群居动物，良好的社会功能是个体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提高社会适应能力、恢复劳动能力、融入社会是精神卫生疾病康复的重要目标［13］，恢复原有社会功能是精神障碍的治愈的标准之一。

在适应环境、减免压力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情绪、行为、方法或策略称为应对方式，良好的应对方式有助于控制精神症状、降低复发风险、提高个体心理韧性、改善自知力［14］。大部分精神障碍疾病患者均可发生应对方式变化，本研究选择SCSQ作为应对方式评估量表，该量表为我国学者编著、符合我国居民心理特性。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积极应对部分得分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且消极应对得分更高，证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消极应对。同时，观察组平均PSP得分表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已经发生比较明显的社会功能不良，符合“大部分情感性精神障碍患者可发生行为及社会功能变化”［15］这一论点。本研究明确了应对方式与社会功能之间关联，患者积极应对方式对社会功能有促进作用，而消极应对方式则相反，面对积极应对方式能减轻应激程度，有助于患者建立完整的精神疾病自知力，理性评估个体、家庭与社会，使得患者主动参与疾病治疗［16］，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相应增高，对其交流能力、整合能力等社会功能康复有积极作用;屈服、回避等消极应对方式可导致患者对周围事物的兴趣程度进一步下降，对其心理及社会功能康复不利。表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锻炼社会功能时，可尝试性通过改善个体应对方式达到提升社会功能的目的。

本研究针对影响应对方式的相关因素进行探讨，发现PSP、SSＲS得分是积极应对方式的保护因素，ISMI得分、抑郁相发作是应对方式的危险因素。应对方式与社会功能相互影响［17］，社会功能越高则说明患者精神症状控制越好，故而能以积极状态应对。社会支持体现在物质支持、精神支持两个方面，前者是可见的、客观的，后者为主观的、情感上的支持，有学者［18］认为精神障碍患者感受到的尊重、理解等主观支持较客观支持更有意义，尽管经济等客观支持能减轻患者经济与社会负担，但是良好的社交网络、良性的社会群体支持、更多的社交互动等主观支持对患者社会功能康复中遭受的应激损害能起明显缓冲作用;高媛媛等［19］认为社会支持度越高，精神分裂症、抑郁症患者症状严重程度相应越轻，成媛等［20］研究亦显示流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支持力度与应对方式呈正相关。精神障碍患者普遍存在较严重的病耻感，强烈的病耻感可促使患者采取回避、隐瞒、保密等消极应对方式掩盖病情，对患者精神症状控制、预后极为不利。以抑郁相发作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更易形成消极应对方式，究其原因在于抑郁相患者持续存在低落、悲伤等负性情绪，减弱了对生活、功能康复的兴趣与积极性;抑郁相患者还可合并慢性疼痛、消化不良、睡眠障碍等健康问题［21］，进一步影响患者心理状态及个人认知;此外，长期抑郁相患者还存在明显的社交障碍，导致交流能力下降、自我封闭等行为，逐渐形成消极应对方式。

综上所述，女性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应对方式发生变化，表现为积极应对方式的削弱、消极应对方式的强化;患者应对方式与社会功能存在一定关联，其中积极应对方式与社会功能为正相关、消极应对方式则为负相关。患者更好的社会功能与社会支持力度、较低水平的病耻感能促进积极应对方式的构建，疾病发作时以抑郁相为主可对患者应对方式造成不良影响。提示临床对于抑郁相双相情感障碍患者注意应对方式的评估，以免影响社会功能的康复;可着重强化社会支持、降低病耻感等，以提高应对方式及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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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王秋霞,张娜,顾海英.女性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应对方式与社会功能的关系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25,40(17):3250-3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