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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筛查与耳聋基因检测在新生儿耳聋管理中的应用

  2024-09-12    56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 探讨听力筛查联合耳聋基因检测结合家系验证在新生儿耳聋管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追踪2019年1月—2021年5月在徐州市中心医院分娩的13 746例新生儿,分为单一听力筛查组(12 204例)和联合筛查组(1 542例,听力筛查联合耳聋基因检测),耳聋基因检测阳性者进行父母耳聋基因验证,随访新生儿听力结局,并在耳聋患儿的母亲再次妊娠时进行产前诊断。结果 联合筛查组的新生儿听力筛查未通过率高于单一听力筛查组[3.24%(50/1 542)vs. 1.79%(218/12 204)],对耳聋高危儿的检出率也高于单一听力筛查组[6.61%(102/1 542)vs. 1.79%(218/12 20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联合筛查组新生儿耳聋基因总阳性率为6.10%(94/1 542),阳性基因由高到低依次是GJB2(2.72%,42/1 542)、SLC26A4(1.88%,29/1 542)、线粒体12S rRNA(0.97%,15/1 542)、GJB3(0.52%,8/1 542)。父母耳聋基因验证发现主要突变位点依次分别是c.235delC、IVS7-2A>G、m.1555A>G、c.538C>T。听力筛查未通过的新生儿随访,联合筛查组拒绝进一步检查的比例低于单一听力筛查组[4.00%vs. 14.6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筛查组2例听力下降患儿均佩戴助听器,单一听力筛查组1例患儿1岁时听力下降,耳聋基因是SLC26A4 IVS7-2A>G/GJB2 c.235delC,1岁半接受人工耳蜗治疗,母亲再次妊娠接受产前诊断,随访新生儿听力正常。结论 听力筛查联合耳聋基因检测为耳聋高危儿的临床管理和保健提供了一定依据,提高了家庭和医生对其的重视,父母基因验证和产前诊断可能使耳聋家庭获益。

  • 关键词:
  • 听力筛查
  • 妇幼健康
  • 新生儿
  • 耳聋基因
  • 耳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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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生儿耳聋的发病率为1‰~3.47‰,遗传因素致聋比例达50%~60%[1-2]。随着筛查技术提高及相关出生缺陷防治政策支持,新生儿耳聋筛查的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自2018年江苏省新生儿听力和耳聋基因筛查作为民生工程逐步完善以来,妇幼健康与残联部门的平台信息互通,为耳聋患儿在“防治康管”方面做到闭环管理,有效降低了严重耳聋儿的发生。作为重要组成单位之一,现将2019年1月—2021年5月徐州市中心医院分娩的13 746例新生儿听力诊治情况及新生儿听力结局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

收集2019年1月—2021年5月在徐州市中心医院分娩的15 338例新生儿,排除转入儿科治疗、外耳道结构异常、染色体异常及有其他遗传性疾病家族史和拒绝筛查的新生儿共1 592例,接受筛查的13 746例新生儿按照筛查模式,分为单一听力筛查组(12 204例)和联合筛查组(1 542例)。单一听力筛查组12 204例,男5 896例,女6 308例,出生胎龄(39.59±1.41)周,出生体质量(3 427.5±121.2)g;联合筛查组1 542例,男786例,女756例,出生胎龄(39.62±1.38)周,出生体质量(3 429.6±139.5)g。两组新生儿性别、出生胎龄及出生体质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所有参与筛查的新生儿监护人均知情同意签字,耳聋基因阳性或有耳聋遗传性家族史或听力未通过者均纳入耳聋高危儿管理范围。参照遗传性耳聋基因筛查规范[1],制定新生儿诊治流程,见图1。

图1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及进一步诊治流程

1.2方法

1.2.1新生儿听力筛查

生后48~72 h采用DPOAE听力筛查仪(德国麦科听力仪器公司,型号:MAICO ERO-SCAN)进行新生儿耳声发射(OAE)初筛,OAE未通过的新生儿生后30~42 d复筛,如再次不通过,3月龄转诊耳鼻喉科。

1.2.2新生儿耳聋基因检测

新生儿出生后72 h内采集足跟末梢血样,制备含3个直径5~10 mm、渗透均匀的血斑滤纸干血片,应用自动化打孔仪取直径3 mm大小的血片1片,进行样品DNA提取、序列扩增、文库制备,应用基因测序仪[华大生物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型号:AGISEQ-100]进行测序,对每个样本中的4个耳聋基因20个突变位点进行数据分析,包括GJB2基因(c.35delG、c.176-191del16、c.299-300delAT、c.235delC)、SLC26A4基因(2168A>G、IVS7-2A>G、IVS15+5G>A、2027T>A、1975G>C、1229C>T、1226G>A、1174A>T、c.2162C>T、c.589G>A、c.281C>T)、GJB3基因(538C>T、c.547G>A)和线粒体12S rRNA基因(1555A>G、1494C>T、m.1095T>C)。为便于结果比对,对所有阳性结果采用与父母耳聋基因检测同样的方法进行微阵列芯片法进行验证,并对100例阴性样本进行Sanger测序抽样验证,以保证结果的可比性。对于新生儿足底血样耳聋基因筛查过程的质量管理,参照北京市质量控制中心对耳聋筛查质控的做法,做到阳性样品全部测序复核,阴性样品5%抽检,以避免漏检和假阳性的发生[3]。

1.2.3父母外周血耳聋基因筛查

采集父母静脉血2 ml, EDTA抗凝,按照试剂盒的操作步骤对每人份600μl全血中提取基因组DNA,应用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试剂盒(北京博奥晶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采用微阵列芯片法进行检测,与新生儿检测同样的4个耳聋基因,20个突变位点。

1.2.4对耳聋基因筛查异常的处理

对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出的所有阳性样本并抽取的阴性样本100例进行Sanger测序抽检验证,二者检验方法一致[4]。在前期临床工作中,曾采用遗传性耳聋基因芯片检测试剂盒(北京博奥晶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应用微阵列芯片法进行检测,对耳聋基因筛查阳性病例及阴性样本进行Sanger测序验证,两者筛查结果相符。结合听力筛查情况,按照《遗传性耳聋基因筛查规范》[1]流程进一步诊治和遗传咨询,并建议父母进行耳聋基因验证。

1.2.5结果随访和统计

课题组听力筛查小组负责完成随访,随访过程中完成对新生儿听力情况、耳聋情况及家系耳聋情况的询问、登记。

1.3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2.0版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例(%)表示,组间数据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 果


2.1单一听力筛查组与联合筛查组听力筛查情况比较

单一听力筛查组新生儿听力筛查未通过率(单耳或双耳不通过均计入听力筛查不通过)为1.79%(218/12 204),低于联合筛查组的3.24%(50/1 542),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187,P<0.05)。

2.2两组耳聋高危儿检出率比较

联合筛查组耳聋高危儿的检出率为6.61 %(102/1 542),明显高单一听力筛查组的1.79%(218/12 2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0.370,P<0.05)。

2.3新生儿耳聋基因及阳性病例父母检测结果

联合筛查组1 542例,耳聋基因阳性携带率6.10%(94例),基因阳性率由高到低依次是GJB2(2.72%,42/1 542)、SLC26A4(1.88%,29/1 542)、线粒体12S rRNA(0.97%,15/1 542)、GJB3(0.52%,8/1 542),上述4种常见基因突变位点分别是:c.235delC、IVS7-2A>G、m.1095T>C、c.538C>T。通过电话随访、医生工作站及检验科核实信息,追踪94例阳性病例父母的耳聋基因结果,84对父母进行验证,检出45例耳聋基因阳性,总阳性检出率为26.79%(45/168),其中GJB2、SLC26A4、线粒体12S rRNA、GJB3检出率呈现由高到低,依次是17.26%(29/168)、6.55%(11/168)、2.38%(4/168)、0.60%(1/168),相应的主要突变位点分别是:c.235delC、IVS7-2A>G、m.1555A>G、c.538C>T,未发现夫妻携带相同位点的耳聋基因。新生儿耳聋基因与阳性病例父母验证对照结果见表1,父亲和母亲携带耳聋基因的突变位点见表2。仅有2对夫妻均携带耳聋基因,但突变位点不同,其中一对夫妻是母亲携带GJB2c.235delC,父亲携带SLC26A4c.281C>T,另外一对夫妻是母亲携带SLC26A4IVS7-2A>G,父亲携带GJB2c.235delC。统计新生儿耳聋基因阳性情况,39例高危儿通过遗传获得,家系垂直遗传率为46.43%(39/84),与新发突变率53.57%(45/84)相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857,P>0.05)。

表1新生儿耳聋基因与阳性病例父母验证耳聋基因检出率对照[例(%)]

2.4未通过听力筛查和耳聋基因阳性的新生儿随访结局

听力筛查未通过的新生儿中,单一听力筛查组218例,其中32例患儿家长拒绝进一步检查,22例患儿失访,164例患儿进行后续的耳鼻喉科诊治。联合筛查组50例,2例患儿家长拒绝进一步检查,6例患儿失访。接受听性脑干诱发电位检查后,单一听力筛查组新生儿听力正常率(91.46%,150/164)与联合筛查组(95.24%,40/42)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单一听力组与联合筛查组新生儿听力结局比较见表3。

表2父母耳聋基因检测

表3单一听力组与联合筛查组新生儿听力结局比较(%)

单一听力筛查组随访发现1例新生儿出生时听力筛查通过,1岁时听力下降,耳聋基因是SLC26A4IVS7-2A>G/GJB2c.235delC,通过妇幼健康及残联系统得到有效救助,1岁半时接受人工耳蜗治疗,母亲再次妊娠,于2021年1月孕18周在本中心接受产前诊断,产前诊断胎儿为GJB2c.235delC携带者,仅遗传父亲来源的GJB2c.235delC突变,随访新生儿听力正常,家系图见图2。联合筛查组2例听力下降患儿均佩戴助听器,2例头部MRI检查均未发现异常,其中1例听力阈值30分贝,耳聋基因筛查正常,另1例耳聋基因GJB2c.235delC/SLC26A4c.1975G>C,听力阈值50分贝。

图21例耳聋家系及产前诊断结果


3、讨 论


耳聋发病是一个与遗传及环境相关的复杂过程。新生儿由于胎脂、外耳道羊水堵塞等原因听力初筛不通过,复筛多数正常,因此要排除耳道阻塞对新生儿听力的干扰。本研究中,联合听力筛查组与单一听力筛查组的新生儿性别、出生体质量无差异,但联合筛查组的新生儿听力筛查未通过率高于单一听力筛查组,对耳聋高危儿的检出率也高于单一听力筛查组。遗传学病因可能引起医生及家庭对听力不通过新生儿的重视,本研究中94例耳聋基因阳性新生儿有84对父母进行了验证,说明人们对遗传性耳聋基因能够接受及对子代相关耳聋的重视,因此听力筛查联合耳聋基因检测对新生儿的听力管理有一定帮助。

听力筛查因无创、价廉广为人们接受,但对于药物性耳聋及大前庭水管综合征等存在一定的漏诊率[5-6],且耳聋基因检测确实增加了一定的经济负担。本研究中听力筛查未通过率联合筛查组高于单一听力筛查组,因此后期随访管理对筛查不通过的新生儿听力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本研究中单一听力筛查组1例新生儿听力筛查通过,1岁时听力下降,耳聋基因是SLC26A4IVS7-2A>G/GJB2c.235delC,接受人工耳蜗治疗,母亲再次妊娠接受产前诊断,证实胎儿仅遗传父亲来源的GJB2c.235delC突变,且新生儿听力正常,因此通过听力筛查不能说明其成长的过程中不会发生耳聋,听力筛查与耳聋基因检测能够相互补充,对降低耳聋患儿的出生及家庭再生育的风险评估均有很大帮助。

单一听力筛查组未通过听力筛查的164例和联合筛查组42例新生儿接受听性脑干诱发电位测试诊断后150例和40例听力正常,说明不通过听力筛查也不代表听力一定异常,需要后期专科医生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本研究发现3例迟发性耳聋儿,两组各有1例有耳聋基因改变,均携带GJB2和SLC26A4基因,基因型分别是SLC26A4IVS7-2A>G/GJB2c.235delC、GJB2c.235delC/SLC26A4c.1975G>C,但突变位点不同,与Dai等[7-9]报道结果一致,GJB2和SLC26A4基因性耳聋常呈迟发且进行性加重,可能原因为GJB2基因编码的Cx26蛋白在内耳组织中呈高表达,具有连接、营养、防御、保护及修复等功能,该基因位点235碱基C缺失导致移码突变,两条等位基因上C碱基缺失使Cx26蛋白完全失去上述功能,从而影响K+通道正常开放,这一过程是渐近性的,最终导致迟发性感音神经性耳聋[10],SLC26A4基因IVS7-2A>G位点发生碱基置换导致氨基酸改变,引起内耳氯离子转运及内耳淋巴循环障碍,导致耳聋进行性加重[11]。3例接受相应治疗的患儿结局良好,提醒临床工作者和高危儿家长对携带GJB2/SLC26A4的新生儿即使生后通过听力筛查,仍要警惕后续迟发性耳聋的发生[8]。另外,线粒体12S rRNA基因属于母系遗传,GJB3突变导致缝隙连接障碍,引起常染色体显性或隐性遗传性非综合征型耳聋[12-13]。因此,新生儿听力管理要做好对高危儿及新生儿未通过听力筛查但耳聋基因提示阳性者的长期随访管理,尤其是线粒体12S rRNA和GJB2/SLC26A4携带者,给予健康宣教和家庭指导以减少迟发性耳聋的发生是关键[14],一旦听力异常应及时就诊、规范诊治,有利于新生儿后续听力异常管理。

本研究中,新生儿耳聋基因阳性父母总携带率明显高于新生儿耳聋基因携带率,尤其是GJB2、SLC26A4基因,但线粒体12S rRNA及GJB3基因父母携带率低于新生儿耳聋基因携带率,与Wang等[15]报道结果一致。上述基因在国内不同地区的检出率为4.18%~4.88%[16-17]。新生儿耳聋基因除家系遗传外,还要考虑新发突变,从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入手能够追踪到其家系的携带情况及耳聋的发病情况,有望为耳聋家系再次妊娠提供健康指导。

综上所述,新生儿听力筛查联合耳聋基因检测能够早期发现遗传性耳聋携带者、潜在的耳聋高危儿,为其后续管理和治疗提供依据。父母基因验证及产前诊断为耳聋家庭再次妊娠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诊断手段。妇幼健康与残联部门互通信息,耳聋救治的资金保障,孕前、孕期、产后对耳聋高危家庭的管理将耳聋从三级预防前移至二级预防阶段,从而降低耳聋出生缺陷儿的发生。


参考文献:

[1]中国耳聋基因筛查与诊断临床多中心研究协作组,全国防聋治聋技术指导组.遗传性耳聋基因筛查规范[J].中华医学杂志,2021,101(2):97-102.

[3]黄丽辉,韩德民.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的质控体系建立[J].中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2015,22(2):60-62.

[4]任淑敏,孔祥东,史惠蓉,等.高通量测序技术在耳聋基因诊断中的应用[J].中华医学遗传学杂志,2019,36(4):301-305.

[5]鲍幼维,潘小莉,潘澍青,等.宁波新生儿遗传性耳聋基因突变1781例分析[J].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20,26(5):607-609.

[8]牛文侠,许慧娟,秦利涛,等.42例迟发性非综合征性耳聋患者基因型与临床表型分析[J].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2021,35(2):13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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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薇,余蓉,江红群.72个耳聋高危家庭耳聋基因筛查及遗传病学研究[J].中华耳科学杂志,2019,17(5):655-660.


基金资助:吴阶平医学基金会临床科研专项资助基金课题(320.6750.19089-18);江苏省妇幼健康科研项目(F201942);


文章来源:谭昆,吴杰斌,翟敬芳,等.听力筛查联合耳聋基因检测在新生儿耳聋管理中的应用[J].中国妇幼保健,2024,39(18):3601-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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