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裸生命”一词作为生命政治学术语最早出现于阿甘本的《神圣人: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一书。通过这一概念,阿甘本诠释出权力与生命之间的紧密关联,并由此开启了其生命政治学批判。一方面,就权力概念来说,阿甘本所意指的是至高权力,即至高统治者,他们剥夺了人的政治权利,从而生产出自身的对立面——赤裸生命,并且正是在直接操纵、决断赤裸生命之生死的意义上彰显了自身的存在;另一方面,就生命概念来说,阿甘本以古希腊人对生命的理解为基础,将其区分为“zoē”与“bios”,前者是生物学意义上“活着”的自然生命,后者是人之为人的政治生命,是一种有质量的生活,当至高统治者剥夺了人的政治外衣,政治生命就降格为自然生命,并最终沦为赤裸生命。在《神圣人》一书的开篇中,阿甘本阐明了“赤裸生命”的特征:“本书的主角,就是赤裸生命,即神圣人的生命,这些人可以被杀死,但不会被祭祀。”[1]导言13也就是说,赤裸生命遭受着政治与宗教的双重排斥:“既被排除在人间法之外,又被排除在神法之外,既被排除在俗世之领域外,又被排除在宗教之领域外。”[1]导言116赤裸生命直接暴露在来自至高权力的暴力面前,这一暴力可以随时判决他们的生死而不受任何惩罚。

阿甘本把对权力概念与生命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的阐述建立在至高统治者与赤裸生命的架构之上,揭露了至高统治者剥夺赤裸生命之权利、决断赤裸生命之生死所导致的毁灭性结果。当我们沿着阿甘本的思路,把这种权力关系投射到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上时,就可以从生命政治的视域出发更好地揭露出无产阶级的生存处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2]205“只有一个前途”意味着工人别无选择,“让人家来鞣”则意味着资本家对工人绝对的奴役和支配。如果说资本家是阿甘本语境中的“至高统治者”,那么无产阶级则等同于“赤裸生命”。表面上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自由的等价交换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而实质上则形成了一种奴役性的政治关系。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生命政治后果就是资本家拥有了对工人的支配权,并且这种支配权最终发展为一种统治权。在资本统治权这种貌似公平并且隐而不显的文明暴力下,无产阶级被有效地规训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逐渐成为被消解掉革命意识的驯顺主体。无产阶级的生命基质被剥削、被物化和被废弃,最终沦落为彻底的“赤裸生命”。

一、被剥削的生命

如果说阿甘本的“赤裸生命”概念是“政治”意义上的,那么无产阶级作为“赤裸生命”则首先是“经济”意义上的。作为劳动力的占有者,无产阶级沦落为赤裸生命肇始于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生产活动,其所展现的正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本性。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因此,人类劳动的意义和价值不仅体现为物质财富的生产,还体现为人之为人的生命本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已经不再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在其本质上沦落为异化劳动,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雇佣劳动。劳动力成为商品首先推动了雇佣劳动关系的形成。与直接的强制性劳动例如奴隶制下的劳动不同,作为一种间接的强制性劳动,雇佣劳动有两个前提:其一,劳动者同劳动材料或生产资料相分离,这是实现雇佣劳动不可或缺的客观条件;其二,工人在市场上愿意并且能够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是形成雇佣劳动关系的主观条件。当劳动者无法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当作自己的财产,亦即缺失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时,原来的自由劳动就不得不转化为雇佣劳动。

相对于原来的自由劳动,雇佣劳动的生产目标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自由劳动的生产目标是生产使用价值,而雇佣劳动的生产目标则是生产交换价值。“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必须直接是一般劳动即一切个人劳动的对象、目的和产物。劳动必须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必须直接生产货币。因此,劳动必须是雇佣劳动”[3]。资本逻辑的增殖本性要求雇佣劳动最大限度地创造价值,实现利润最大化。在这一生产过程中,工人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价值增殖过程,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一个超额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2]245。所谓剩余价值就是工人超出必要劳动时间的界限而创造出的价值,这部分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因此,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仅仅是“劳动”的价值而非“劳动力”的价值。剩余价值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资本家有着对剩余劳动的狼一般的贪婪。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性关系中,剩余价值的剥削居于基础性的位置。

因此,“资本就其本质来说,是且必须是一个通过其所雇佣和剥削的劳动力来创造财富的生产体系”[4]。这种对劳动力的剥削表现为资本家对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但这只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以最大限度地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为目标,资本家最终造成了对无产阶级生命基质的剥削即侵占工人的自由时间和缩短工人的寿命。在资本家看来,“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度里),——这全都是废话!”[2]306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贪欲表现为渴望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这样势必就会侵占工人所能支配的自由时间。虽然资本主义社会最终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八小时工作日,但在这一前提下,资本家开始变换策略,通过增加工作日的劳动强度,达到最大限度地获得剩余价值的目的,这样做也是变相地侵占工人的自由时间。因为没有自由的休息时间,劳动力不仅不可能以饱满的精神状态重新投入工作,还丧失了自由发展的可能性空间。

无论是延长工作日,还是增加劳动强度,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工人自由时间的侵占,最终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缩短了工人的寿命,本质上是对工人生命基质的剥削。“在这里,不是劳动力维持正常状态决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劳动力每天尽可能达到最大量的耗费(不论这是多么强制和多么痛苦)决定工人休息时间的界限。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2]306-307。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表明资本家只关心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不关心工人的生命质量。这是一种对工人生命基质的无限度的压榨。威廉·科贝特在《政治纪事》中曾经描绘了英格兰棉纺工厂这种残酷的生命压榨:“这些确实像地狱般的场所不但毫无新鲜空气,而且大部分时间内还有令人厌恶的煤气毒臭,使热气更伤人。除了和蒸汽混合的煤气毒臭以外,还有尘埃,以及叫做棉飞毛或者微毛的东西,可怜的人们不得不吸进去。事实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是,体格强健的人变老了,四十岁就不能劳动;儿童也变得衰老畸形,未满十六岁就数以千计地被结核病残害了……”[5]

资本家掠夺了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包括空间、空气、阳光以及保护工人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至于工人的福利设施就更谈不上了。在工厂这一“温和的监狱”中,“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2]490。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条件现在获得了大幅度的改善,但一些不规范的小工厂的生产条件依然极其恶劣,资本主义对工人生命基质的剥削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因为资本主义的剥削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资本增殖的本性要求工人必须源源不断地创造出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吮吸——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2]307。

无产阶级沦落为赤裸生命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劳动力成为商品并由此带来的三重剥削:第一重剥削是资本家对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剥削了工人所生产的劳动成果;第二重剥削是资本家对工人的自由时间的侵占,剥削了工人生命发展的空间;第三重剥削是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作日或加强必要时间的劳动工作强度造成了工人的萎缩状态,从而缩短工人的寿命,剥削了工人的健康生命。这三重剥削最终导致无产阶级成为被剥削的生命,无产阶级作为赤裸生命的第一重含义就是遭受残酷的剥削。只要资本家能够驱使工人劳动,维持他们的活动能力,把他们作为活的劳动能力维持下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不会停止,剥削也就不会停止。

二、被物化的生命

随着人的生命基质被剥削,在资本的宰治下,人很难实现自己的自由全面发展,并日益被贬低为一个缺乏创造性和能动性的纯粹自然生命。无产阶级作为赤裸生命的第二重含义就是被物化的生命。造成无产阶级本质被物化的根源就在于抽象(资本)成为统治。人在摆脱了“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之后,再一次陷入了更深层次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这一“非神圣形象”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领域拥有至高权力,这种资本的至高权力与阿甘本意义上的至高统治者所拥有的权力是同等的。

在资本的形成过程中,货币转化为资本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由“作为商品的货币”转向“作为货币的货币”,再转向“作为资本的货币”。在原始的物物交换中,经济交换是直接进行的,后来寻找到了一种一般等价物。毫无疑问,一般等价物也是一种商品。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一旦被确立起来,货币就诞生了。“作为商品的货币”就转化为“作为货币的货币”。在商品交换中,商品必须首先被抽象为通过一定的劳动时间所衡量的一定的劳动量,才能进入交换领域。货币就是用来表现抽象的劳动时间的符号。此时的货币作为交换手段和价值尺度,属于“作为货币的货币”。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商品交换的目的不再是单纯的直接消费,而是谋取交换价值,谋取货币本身。货币的权力随着生产的社会性增长一同增长。“作为货币的货币”终将再一次超出自己的界限,转化为“作为资本的货币”。作为资本的货币所展现的是货币除了价值尺度和交换手段之外的第三种职能,即增殖功能。人类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开始建立在资本增殖的基础上。货币转化为资本之后,就由原本的手段上升为目的本身。货币或资本成为了资产阶级霸权形式的权力来源。通过货币或资本,我们可以定义和发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指令的领域。“货币是联结整个资本主义指令弧的黑线”[6]。

货币或资本摇身一变成为现实当中的“上帝”,它是“有形的神明”,“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7]145。人作为单纯的个体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人作为货币占有者的能力却是无限的。货币的力量有多大,货币占有者的力量就有多大,货币的特性和本质性力量就是货币占有者的本质性和力量。人们凭借货币能够得到人心所渴望的一切。“谁有了这种抽象的一般财富,谁就能支配世界。通过占有抽象进而占有世界,这正是抽象成为统治的根本原因……这种现实的抽象统治并不表现为残暴的强制,而成为一种离开它就无法生存的自我认同的条件。这使得这种特殊的抽象的统治更加稳定和牢固”[8]。资本统治权高高在上地对现代人发号施令: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奔波于世界各地,为资本的增殖服务;无产阶级迫于雇佣劳动关系的钳制,从事着创造剩余价值的机械劳动。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在这种“抽象的统治”以及资本的牢笼中生存。

现代社会的本质性特征就是“抽象成为统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现时代称为“资本的时代”。资本宰治现代人的结果,就是将人的生命本身“物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谈到货币的能力和作用时指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7]145这里所谓的“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实际上指的就是人的本质的物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商品形式”的分析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2]89-90。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作为被物化的生命进一步被强化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使人们逐渐适应了自己的被物化状态,彻底地成为“单向度的人”。文化领域的牢笼彰显出极强的控制力,对主体进行着隐蔽的压迫与欺骗,而它往往披着华美的外衣,使人被钳制却不自知,最终掩盖了人的本质的物化状态。“它试图通过人为刺激的虚假消费满足给人们带来虚假幸福,但最终成为一种消除了人的反叛意识、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从而阻碍了个性的形成发展和人的解放”[9]。文化工业不仅使作为客体的艺术发生异化,具有无趣、重复的固定风格,还使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异化,丧失了个体性与创造性,体验着虚假的快乐。无产阶级成为审美贫困、没有个性的虚假主体。其实,作为劳动产品的客体和作为劳动者的主体,二者的异化是统一的。

经过文化工业的过滤,文化产品不仅毫无艺术水准,而且具有强迫性、欺骗性、商业性等特点。当代资本主义的劳动产品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商业性产品,它带给现代人更多的是一种虚假的需求与消费。资本能够控制和奴役所有人的原因,就在于它能放大并实现人的物质欲望,不断激发出“历史形成的需要”。马尔库塞指出,有一部分需要并不是必需的,它们看似合理,但实质上只是虚假的需要。资本家为了实现资本增殖,通过广告传媒等大众媒介塑造了人的虚假需要。作为一系列空洞单一的复制化商品,文化产品带来的乐趣,只不过是一种没有否定与反思能力的粗俗、麻木的情绪,只是一种单纯的本能反应。更加严重的后果是,这种毫无个性的复制化思想会经由文化产品的传播而蔓延到主体性之上,使主体以为所有人都是相同的,成为一个受控制的“同一性”,主体本身的价值完全消逝了。

无产阶级错误地以为自己是在自由独立地选择文化产品,而真相却是这种“选择”被资本家巧妙地控制着,去购买他们想让人们购买的指定产品。人的爱好和趣味受到资本驱使,他所欲求的无一不是资本所允许他所欲求的东西。不仅如此,文化工业打破了劳动与休息的界限,使“娱乐至死”成为劳动的延伸,“一个人只要有了闲暇时间,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给他的产品”[10]111,在这种由虚假需要诱导的虚假消费中,人格被异化了,人彻底失去了主体意识,越来越成为一个缺乏审美判断的、充满物质欲望的被动消费者。产品与人的关系发生了颠倒,产品不为人服务,人却反而成为它们的仆人。这些所谓能够给主体带来快乐的“文化产品”,不仅控制了消费者的认知空间,还剥夺了他们的真实情感和主体意识。在生产过程中,人成为机器体系的附属物;在日常生活中,人成为文化产品的附属物。总而言之,人成为一个与自身的本质相背离的物化生命。人的独特性和创造性被敉平了,成为一种均质性的存在。“正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代替其他人,所以他才具有人的特性;他是可以相互转变的,是一个复制品。作为一个人,他完全是无价值和无意义的”[10]131。

资本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是全方位的。“资本主义生产从身体上和灵魂上都对他们进行了限制,使他们成为孤立无助的牺牲品”[10]120。无产阶级的生命被物化是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里同时发生的。在生产过程中,工人只是作为机器生产的附属物或一个环节,陷入一种毫无自主性的生产活动中。工人本应充满自主性和创造性的“活劳动”被直接物化为一种作为机械劳动的“死劳动”;在生活领域中,文化工业掩盖和加深了工人生命的物化,它使得工人产生虚假的需要,获得虚假的满足,体验虚假的快乐,最终成为无自主性的虚假主体。这种无价值和无意义的虚假主体是无产阶级生命被物化的集中展现。

三、被废弃的生命

如果说无产阶级作为赤裸生命被剥削、被物化,这至少说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还具有一定的利用价值。一旦资本主义不再对其进行剥削、物化时,无产阶级中的一些群体就真的成为了存在着的无,成为被废弃的生命。鲍曼以“园艺型社会”为类比指出,在园艺文化中,一部分杂草由于没有丝毫价值,会被隔离、转移,乃至被清除。同样,在生命政治的生产性和消费性社会中,如果资本家判定工人不再有能力从事生产和消费活动,那么他们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正如至高统治者有权决断赤裸生命之生死一样,资本也有同样的权力对无产阶级之“生死”进行决断,将一部分无产阶级判定为多余的、无用的,乃至有罪的废品。他们是失业的穷人,现代社会“没有位置留给这些有缺陷的、不完全的、无法履行义务的消费者”[11]7。

相对于传统手工业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是机器大生产。机器的引进使得大量工人失业。马克思在《工厂视察员报告》中以毛纺织工业为例指出,当精梳机出现后,手工梳毛工人的产品比机器的产品要少得多,手工劳动被淘汰,工人的唯一出路就是依附于机器。与此同时,“就机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来说,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2]45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前者是直接参与生产的工人,而后者是潜在的雇佣工人,也称“相对过剩人口”,其实就是失业工人。机器生产体系的引进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人口。作为失业工人的产业后备军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资本家加深剥削工人程度的有效工具。机器体系的使用不仅代替工人的劳动,还将妇女、儿童等补充劳动力纳入劳动范围,这就导致男性劳动力的工资降到劳动力价值以下。“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这和自然的无知完全不同,后者把智力闲置起来,并没有损坏它的发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本身”[2]460。把儿童送到工厂工作,使得儿童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受双重摧残:丧失了健康的体魄,荒废了头脑的智力。因此,“机器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2]454-455。工人为了满足自身需要,保障自己的权益,必然要与机器发生对抗。所以早期的工人斗争经常表现为对机器的捣毁。在工人看来,正是机器的存在使得他们丧失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得他们被资本主义生产所淘汰、所废弃。

失业工人被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排斥和淘汰,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业工人就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就业工人的意义和价值只是针对资本家而言的,对于工人自身而言,其生命也是被废弃的。劳动者本应是积极行动的主体,劳动工具是客体。然而随着机器体系的产生和大规模应用,这种主客体关系就完全颠倒了,由工人利用工具到工人服侍机器。机器使工人的劳动变成了机器体系的一部分,工人自身也成为机器的附属物,可以被任意处置。工厂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不再是工人而是机器,机器可以独立于工人而存在,离开某一批工人而使用另一批工人,这不会使劳动生产过程中断,工人却只能依赖于整个工厂,依赖于资本家,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否则他们的生活就难以为继。因此,作为机器的附属物,工人永远是第二位的,机器则是第一位的。资本家只关心机器的折旧与损耗,而无视工人的生产条件和身体状况。人在永不停歇的机器运转中进行着毫无内容、毫无意义重复性的机械操作。这种重复性的机械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对能动性生命的废弃。一旦他们由于健康原因无法再工作,就被其他工人替换,彻底被资本主义生产所抛弃。

无论是失业工人,还是就业工人,他们都还有可能激发自己的生命潜能,脱离被废弃的生命状态,但是资本主义的管控却使得这种可能性彻底被压制。从时间上来讲,个人全面充分的发展需要充足的自由时间,而在资本主义机器体系下高强度、长时间的重复性机械劳动不仅使工人的健康每况愈下,还占用了其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即使八小时工作法的颁布保证了工人的休息时间和自由时间,但由于资本家增加了工作日的劳动强度,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工人的自由时间要么被侵占,成为劳动时间的延伸和变形,要么被填充,被虚假的需要和消费所充盈。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通过学习培训去激发和提升自己的生命潜能和工作能力,从而丧失了进一步的发展空间。从金钱上来讲,为了获取更多利润,资本家必然把工人的工资水平尽可能降至最低。“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劳动力的承担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2]201。最低工资意味着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多余的金钱去提升自己。所以,“生命政治主体生来就是一个赤裸的和贫穷的存在,悲惨、无知和疾病让穷人赤裸游走在存在的边缘,穷人是‘存在之力量的赤裸永恒性’”[12]。

现代社会中的无产阶级由于没有多余的时间和金钱通过学习培训提升自我,掌握现代最前沿的科学技术,从而也就无法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加之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飞速发展对人的排挤和替代,从而成为现代性废物。“‘人类废品’(humanwaste),或者用更准确的说法——废弃的人口(wastehuman)(‘多余的’和‘过剩的’,指那些不能或者人们不希望他们被承认抑或被允许留下来的人口)的产生,既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性不可分离的伴侣”[11]导言6。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废弃的生命”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现代社会中被废弃的生命与传统社会中被废弃的生命截然不同。在传统社会中,被废弃的生命主要表现为传染病人和罪犯,其处理废弃生命的措施主要表现为严厉的隔离主义政策和特别的安全措施。在此,我们并不否认现代社会不存在传染病人和罪犯,但与传统社会不同,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被废弃的生命更多的是一种健康的生命,只是因为他们无法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成为被废弃的生命。由于现代社会被废弃的生命本身是一种健康的生命,这就意味着:现代社会的“人类废弃物”不再能够被送往遥远的废弃物处理场所并被牢牢地安放于“正常生活”的边界之外,这种废弃的生命只能被紧紧地封闭于现代社会这一密闭的容器之内。

生命被废弃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机器本身的产生和使用,也不在于机器体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应用,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在于资产阶级基于这种生产关系对无产阶级进行的生命政治意义上的管控和规训。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不仅通过暴力的国家机器,而且诉诸文化工业这样的意识形态手段对无产阶级的生命基质进行更加残酷的剥削和更加严密的管控,消解其反抗意识,削弱其反抗能力,使之成为符合资本主义要求的驯顺的生命。在资本的钳制下,无产阶级的生命被剥削、被物化和被废弃,在此三重含义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赤裸生命的典型表现形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避免无产阶级沦为赤裸生命呢?在阿甘本看来,与赤裸生命相对的是形式生命。所谓形式生命,是“一种永不可能从其形式相分离出来的生命,一种永无可能在其中离析(siolate)出类似赤裸生命之类东西的生命”[13]。形式生命关注的关键点在于生命本身的价值,意味着人在生存过程中有实现其潜能的条件和能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无产阶级无法摆脱沦为赤裸生命的命运,是因为他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只有超越“资本的文明”,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产阶级才可能摆脱赤裸生命,重获形式生命。无产阶级作为赤裸生命被资本主义制造出来,但却无法为其所隔离,只能被其封闭于现代社会这一密闭的容器中。当赤裸生命聚集达到一定极限的时候,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内爆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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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明形态变革的哲学理念创新”(18ZDA01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