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之际是宋明理学史上非常重要但研究却又较为薄弱的学术时期。重要是因为它承接两宋，衔接程朱，乃早期道学话语建构的关键时期，薄弱则缘于其复杂的学术样态，学派林立，纠葛累年，梳理清楚并非易事。我们知道，庆历之际，学统四起，洛学、新学、蜀学、朔学等相峙而存。至两宋之际，随着学派宗师的纷纷离世，能够主导当时学术格局，担当学派竞合主角的，主要是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前者位居官方哲学，后者则是唯一能够与其相抗衡的学派1。余英时先生就明确指出“二程道学是在与安石‘新学’长期奋斗中逐渐定型的”2，也就是说，这场学术竞合实际上是处于民间地位的程门后学如何对处于官学地位的王安石新学进行较量的一场学术角力。但事实上这场学术角力又是以洛学一系为主角，呈现有攻无守的状态，辩争并不平衡，原因在于新学后继无人，主要依赖其官学地位而得以存续。以往学界的研究较多聚焦在学派宗师二程与王安石本人的纠葛上，而伴随着程颐在党禁中的去世，洛学旋即陷入更加艰难的生存境遇，如何提振洛学、维系学统就成为摆在程门后学面前的时代难题。换而言之，洛学在两宋之际的复振很大程度上是由程门后学完成的。而对这一课题，以往学界则关注较少，研究不深。基于此，本文拟深入文本，耙梳史料，以两宋之际的显学———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的消长为切入口，对两宋之际的学术演进作一深入式的探究，以期从一个侧面将两宋之际复杂的学术面貌揭示出来，从而细化、具化两宋之际学术思潮的研究，进一步把握早期道学学派的竞合以及道学话语的生成与演变。

一、政治罢黜

北宋晚期，虽然王安石的变法改革遭到根本性的否定，但其新学则继续作为官学而位居庙堂之上，主导学术，称雄科场3。然好景不长，北宋的灭亡，使得南宋在反思和清算亡国之失时将新学作为罪魁祸首给予严厉的批判，而充当批判急先锋的则是洛学一系的程门后学。那么为何程门后学要不遗余力地批判荆公新学呢？这就有必要明晰洛学在两宋之际的命运。据程颐门人尹焞年谱记载：

年三十七，新学日兴，谏官范致虚上言曰：“程颐倡为异端，尹焞、张绎为之羽翼。”4

两宋名臣陈公辅亦上言诋毁洛学说：

然在朝廷之臣，不能上体圣明，又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是以趋时竞进、饰诈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轲传颐，颐死无传焉。”5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洛学在两宋之际受到学者、政客的大肆攻击，而尤以荆公一系的排挤最为显著，如胡安国所言：“会王安石当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东国之厄，其道不行，深可惜也。”6显然，新学对洛学的无情打压，使得洛学几近中绝，不行于世。而南渡之后，秦桧当国，继续尊奉安石新学，打击洛学，致使洛学在南宋初年的命运更加悲惨、更加凋零。《宋元学案》载：“方秦桧擅国，禁人为赵鼎、胡寅之学，而永嘉乃其寓里，后进为所愚者尤多。故绍兴末，伊洛之学几息。”7对此，全祖望说到：“元佑之学，二蔡、二惇禁之，中兴而丰国赵公驰之。和议起，秦桧又禁之，绍兴之末又驰之。”8全氏之言可谓确论，当权者的政治和学术取向直接造就洛学在两宋之际一波三折的命运。为根本扭转洛学几近消亡的被动局面，延续学统，程门后学亦开始在两宋之际对主要的学术劲敌荆公新学展开激烈的反击和批判。在两宋之际得到拔擢和进用的程门“四大弟子”之首杨时首开其风，他在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围城结束不久，忧心时政，便立即向宋钦宗奏陈道：

臣伏见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蠧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盖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崇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庙廷，然致今日之祸者，实安石有以启之也。9

在杨时看来，“六贼”之首蔡京当权之后，祸国殃民，危害不浅，然时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杨时则追根溯源，认为这实是蔡京推崇王安石及其新学造成的，这就将蔡京之祸转嫁至王安石。可见，杨时的批判较之其师二程已然向政治的维度转进，不再仅仅是围绕王安石的学术和变法展开。既然王安石乃亡国之根，那就必须采取具体的措施以消除其影响，杨时继续向新学发难道：

王安石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使蔡京之徒，得以轻费妄用，极侈糜以奉上，几危社稷。乞夺安石配享，使邪说不能为学者惑。10

臣伏望睿断，正安石学术之缪，追夺王爵，明诏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淫辞不为学者之惑，实天下万世之幸。9

王安石于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获赠太傅，并在绍圣元年（1094年）配享孔庙，政和三年（1113年）追封王爵为“舒王”，配享孔庙，列于孟子之后，其子王雳则配享文宣王庙庭。至此荆公新学地位已如日中天，达至鼎盛。既然其被指摘为亡国的罪魁祸首，那就必须褫夺王安石的配享，追夺其王爵，毁掉其画像以消除其影响。杨时此疏在一世皆安于荆公新学之时，可谓石破天惊，立刻遭到以冯澥为代表的推崇荆公新学的士大夫的激烈还击，致使杨时被罢官11。虽如此，此举却首开从政治上攻击荆公新学的端绪。建炎三年（1129年）洛学追随者权相赵鼎继续发难，他说：

自熙宁间王安石用事，肆为纷更，祖宗之法扫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宁初，蔡京托名绍述，尽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犹配享庙庭，而京之党未族，臣谓时政之阙，无大于此，何以收人心而召和气哉！12

与杨时一样，赵鼎亦将蔡京之罪、靖康之难归咎于王安石，认为罢黜王安石配享之位已成民心所向、时政之要，势在必行。与此呼应，洛学之徒吕好问亦上疏道：“蔡京过恶，乞投海外，削王安石王爵”13，魏掞之同样上疏“请废王安石父子从祀，追爵程颢、程颐，列祀典”14等等。可见到这一时期，罢黜王安石配享之位、削除其王爵，已然成为程门后学乃至士大夫阶层的共识。洛学一系前仆后继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宋高宗为开脱父兄之罪，笼络人心，顺应形势，旋即诏命洛学中人胡寅亲自撰写《追废王安石配飨诏》，在此诏中明确指出：“今其父子从祀孔庙，礼文失秩，当议黜之，夫安石之学不息，则孔子之道不著。”15此诏一出，王安石随即从“配享孔子庙庭”降为从祀。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高宗又命范冲为宗正少卿兼直史馆，重修神宗、哲宗《正史》和《实录》，同年八月，毁王安石舒王制。至此，洛学一系完成了政治上罢黜荆公新学的使命。

二、经学批判

以经术为治术是王安石经学最为显著的特色，其以《三经新义》为代表，借助科场程式，得到强力贯彻和推行。《宋史纪事本末》记载是时情形：“一时学者无不传习，有司纯用以取士。安石又为《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争传习之。自是先儒之传、注悉废矣。”16《宋元学案》亦载：

初，先生提举修撰经义训释《诗》《书》《周官》，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岁，为《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争传习之，且以经试于有司，必宗其说，少异，辄不中程。(18)

由上可见，王安石所确立的新经学在成为科场程式后，获得前所未有的地位，一时学者无不影从，尽废古义，从其新义，应举考试凡与之新义相悖的，一概不予录取，足见其影响之大。然随着王安石被塑造为北宋灭亡的替罪羊，作为其学术支撑的经学亦受到波及。洛学一系首先循着学术关乎人心，人心事关国运的思路来批判王安石的经学体系。洛学建构者之一的程颐就说：“今天下之新法害事处，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没事。其学化革了人心，为害最甚。”17这就是说王安石新法并不足惧，可畏的是其经学，玷污人心，为害最大。程颐的这一评价为程门后学展开批判奠定了基调。湖湘学派的胡宏进一步指出：

本朝丞相王安石，专用己意训释经典，倚威为化，以利为罗，化以革天下之英才，罗以收天下之中流。故五十年间，经术颓靡，日入于暗昧、支离，而六经置于空虚无用之地。18很明显，胡宏同样认为王安石建构的经学，本

意并不在于纯化学术，而是为了以此笼络人心，谋取私利，最终反倒败坏人心，荒废六经。这实际上是对程颐之批判的延续和强化，将王安石经学惑乱人心的一面提揭出来。而杨时弟子陈渊在认同程颐、胡宏之说的基础上，直扣根本，指出安石经学的根本之失：

穿凿之过尚小，至于道之大原，安石无一不差。推行其学，遂为大害。……圣学所传止有《论》《孟》《中庸》，《论语》主仁，《中庸》主诚，《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19在陈渊看来，王安石经学的根本过失不在于穿

凿，而在于不知圣人日用伦常之“道”，反而以佛老之“道”为“道”，如此则学杂而心邪，见于行事，发于言语，则无一不差。陈氏的这种批判是相当严厉的，直接将王安石经学从正统之学中剔除出去，打入异端，消解荆公新学建构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摧毁新学的学理支撑。

其次，洛学中人从伦理败坏的角度将王安石经学与北宋灭亡关联起来。胡安国对王安石贬废《春秋》批道：

六籍惟此书出于先圣之手，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者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中原之祸殆由此乎。20

王安石之所以废置《春秋》，一方面是因为其散乱难解；另一方面则是认为《春秋》只是有德无位的孔子所作，而非有德有位的圣王所作，故将此作为经书，过于牵强，于治道无补。胡安国当然不认同王安石此论，他认为《春秋》是六经当中唯一一个出自孔子之手的，意在匡正君臣名分，使“乱臣贼子惧”。而王安石轻弃《春秋》，不仅使君王不知其论，而且使学者难以研习，废弃君臣伦理，实是北宋灭亡的根源。

上述两个层面显然是从外围进行批判，这还不足以完全瓦解王安石的经学体系。洛学中人进而入乎其内，从具体的经义内容展开批判。杨时倾力著作《三经义辨》，详述其辩驳缘由：

荆公黜王爵，罢配享，谓其所论多邪说，取怨于其徒多矣。此《三经义辨》，盖不得已也。(23)

今虽有定论，学者真知其非者或寡矣。屏居投闲，因摭《三经义辨》有害理处是正之，以示后学。9

在此，杨时表明其辩解缘由，即认为荆公经学多邪说妄论，背离儒道，但却少有学者能够识破其非，故为维护正统，警示后学，必须对其经学进行条分缕析的批判21。杨时门下弟子王居正紧随其后，比其师过之而无不及，作《辨学外集》《书辨学》《诗辩学》《周礼辨学》等，针锋相对地批驳王安石的经义。据《宋史》记载：“居正既进其书七卷，而杨时《三经义辨》亦列秘府，二书既行，天下遂不复言王氏学。”22《宋史》之辞难免有夸大成分，但杨时师徒深入经书义理上进行还击，较之其他学者从形式上批判，确实给“荆公新学”造成更沉重的打击。其他洛学中人如邵伯温作《邵氏闻见录》、《辩诬》等亦皆以批判荆公经学义理为务。

程门后学迭次对王安石经学从立论根基，到亡国之源，再到经学义理的批判，加之前述政治地位的垮台，王安石经学的瓦解已是顺理成章之事。建炎二年（1128）四月，宋高宗下诏改革科举取士之法，指出：“经义当用古注，不专取王氏说。”23这种政策取向直接导致“荆公《三经新义》，至南渡而废弃”24。

三、人身攻击

在道德至上的传统社会，人身攻击历来在学派争斗中为学者所青睐和使用，以期由否定个人道德品性，进而否定围绕此人所关涉的一切事物。众所周知，从人身角度对王安石进行攻击，二程早已开其端绪。原因很简单，因为王安石认为时政之要在于“变风俗，立法度”25，旨在强调从外在规范来实现他的“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这就与传统儒家强调的“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26的着重从内在、从心性角度为儒家政治理想确立永恒的道德基础的学术取向不尽相同。故而程颢指出：“王安石，其身犹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27程颢否认王安石的品行，认为其连最基本的德性修养都没有，又何以治国、平天下，并指责其学术道：“王安石博学多闻则有之，守约则未也。”27也就是说，程颢认为王安石之学博杂有余，但却不够精纯。程颐亦指出：“荆公旧年说话煞得，后来却自以为不是，晚年尽支离了。”28又说：“安石心术不正，危害最大。”5这就更为激烈地否定了王安石本人的道德品性。二程从人身的角度批判王安石为两宋之际的门人、后学所承继。道南学派的罗从彦就说：“迨熙宁间王安石用事，管心鞅法，甲倡乙和，卒稔裔夷之祸，未尝不为之痛心疾首也。”29这就是批评王安石用心不纯，认为其是以管仲之心，行商鞅之法，最终招致亡国之祸。湖湘学派的胡宏亦指出：

及丞相王安石轻用已私，纷更法令，不能兴才教化，弭奸邪心以来远人，……弃诚而怀诈，兴利而忘义，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废祖宗法令，而不知其并与祖宗之道废之也，邪说既行，正论屏弃，故奸谀敢挟绍述之义，以逞其私。(36)

从胡宏的指摘中可以看出，他同样认为王安石心术不正，完全是凭借一己私意实行变法，轻视教化，兴利忘义，尚功悖德，开祸国之端。洛学一系除指出王安石品行修养乏善可陈外，亦对王安石的为官能力进行攻击，二程弟子谢良佐说：

王荆公平生养得气完，为他不好做官职。作宰相只吃鱼羮饭，得受用底不受用，缘省便去就自在。尝上殿进一札子拟除人，神宗不允，对曰：“阿除不得。”又进一札子拟（除）人，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来便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30

在谢良佐看来，王安石气质纯粹，只是不善于做官，他举两例予以说明，一是王安石官至宰相，只吃鱼羹饭，无论受用与否，方便省事即可；二是宋神宗但凡不准其奏请，王安石皆挂冠而走。谢良佐例举王安石的官宦生涯中的例子来反衬王安石的性格，即倔强不屈，缺乏通达权变，多有违背臣道之举。我们从《宋元学案》的《荆公新学略》的记载也可以看出一二：

安石在金陵，见元丰官制行，变色曰：“许大事，安石竟略不得与闻。”始渐有畏惧，作《前后元丰行》以谀上，盖求保全也。

先是，安石作《诗义序》，极谀上，神宗却之，令别撰。24

上述引文意思很明显，王安石对神宗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映衬出王安石在士大夫操守上的亏欠。程门后学对王安石为人、为官的否定，有的显然是别有用心，如谢良佐所举的第一例并不足以佐证王安石为官能力的缺乏，反而恰恰能从一个角度来反映王安石本人的清廉朴素。黄庭坚就指出：“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31尽管批判的标靶或者失之无当，但对于复振洛学的程门后学而言，事实的真假已无足轻重，他们旨在从道德根基上摧毁王安石的个人形象。平实而论，王安石的个人品质是否真的如程门后学所言的无足可观，我们可从其他学者的评论中一窥其情。如对于杨时的激烈批判，蔡上翔就曾为安石回护道：

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宋朝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进，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至于龟山在徽宗时，不攻蔡京而攻荆公，则感京之恩，畏京之势，而欺荆公已死者为易与，故舍时政而追往事耳。32

这就是针锋相对地为王安石洗白了。由此也多少反映出杨时对荆公新学的攻击内存私意。更进一步来讲，就连王安石的宿敌司马光亦不得不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33，又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34，肯定王安石的人品和文章。后来陆九渊说：“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26邹元标对王安石亦评价道：“儒而无欲者……儒而有为者……儒而自信者。”35以此可见王安石个人品行并非如程门后学所言的那么不堪。但从人身的角度对王安石进行攻击，其影响和破坏程度无疑是巨大的。因为在德性至上的传统社会里，一旦从道德品行上否定一个人，那么与此人有关的一切东西都会遭到清算和抛弃，这是中国传统伦理型社会的特质。而实际上，学术理论是否成立，并不由一个人的道德高下所决定，而完全与理论自身能否自洽息息相关。程门后学出于卫道的需要，从人身角度攻击王安石，虽然有失公允，但却事实地加速了荆公新学的衰落。

四、结语

两宋之际，洛学一系以道自担，着力从实践上接续和落实二程对荆公新学的批判。这种批判一方面借助皇权的推动，加速荆公新学的衰落，使荆公新学在两宋之际盛行60余年之后，走下神坛，渐趋无声，消失在历史深处。另一方面程门后学的批判亦扭转洛学日趋衰微的命运，使洛学由程颐去世后的艰难存续转进至“绍兴之初，程氏之学始盛”36的局面，为南宋儒学的发展赓续学脉、奠定规模，这可从撑起南宋儒学的三大学术流派：朱子理学、陆九渊心学和陈亮、叶适的事功学派皆由洛学导其源、开其先得到直接的印证。展开来讲，朱子乃程门四传弟子，真德秀指出：“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氏传之延平李氏，李氏传之朱氏，此其一派也。”37全祖望更进一步说：“豫章之在杨门……一传为延平则邃矣，再传为晦翁则大矣。”29由此可见程门后学对朱子理学的形塑之功。就陆九渊心学来讲，全祖望曾在勾勒其学术渊源时指出：

程门自谢上蔡以后，王信伯、林竹轩、张无垢至于林艾轩，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38

象山之学本无所承，东发以为遥出于上蔡，予以为兼出于信伯。盖程门已有此一种矣。39

在全祖望看来，陆九渊虽无明确的师承，但其心学体系绝非是空中楼阁，程门后学谢良佐、王苹、张九成、林季仲、林光朝等皆是其思想前导，尤其是谢良佐、王苹对其影响最大，颇有遥启之功。再来看一下事功学派与洛学的关系：

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40

永嘉之学统远矣，其以程门袁氏之传为别派者，自艮斋薛文宪公始。41

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永嘉事功学派可经程门弟子袁溉溯源至二程。换而言之，事功学派亦是由二程洛学开端、肇源。可见，在南宋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皆仰赖程门后学的积极传道，得以建宗立派。

同时，程门后学在批判荆公新学过程中，亦推动了早期道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形成。众所周知，道学区别于其它形态的儒学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建立新的学术话语体系，诸如理气关系、未发已发、天命之性、气质之性、求仁等，这些命题在北宋五子去世之后，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两宋之际程门后学的接续、推阐和发明。而这一行动的落实虽是在多点展开的，但与新学的义理辩争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的辩争中，洛学一系集中辩驳了荆公新学的割裂天与人的道论、性无善无恶思想、以利为义、格物等思想，他们的批判，使得道与日常事物的关系问题、心性关系问题、言仁求仁问题、性善气质问题成为南宋前期道学特别关注的话题42。也就是说，他们因为共同的学术使命，将原来较为分散的学术话语在辩争中进行深化和提炼，揭示了后来理学发展的基本命题，直接推动了早期道学话语的凝聚和形成，为其最终在朱子那里实现定型起到助推之功，成为道学学术话语建构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文章来源：李敬峰.两宋之际洛、新学术之争及其思想史意义[J].江汉论坛,2021(07):6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