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学说在战国时代风云激荡中而“生”而“显”，又随秦汉“大一统”的皇权国家的建立而“隐”，在中华民族面临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而“兴”。那么，墨学为什么经历了如此复杂的历史命运，它的“显”“隐”“兴”是否包含历史的必然？

社会的发展史与人类的思想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宏观层面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时势造就的历史召唤；二是人的主动选择。“因此有两个因素就成为我们考察的对象:第一是那个‘观念’，第二是人类的热情,这两者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1]P23。”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尽管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性，认识到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强大作用，确立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辩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发展的终极依据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人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是历史转化与联结的外部动力，由此出发，墨家思想的产生、隐匿、复兴也就有了必然性。

黑格尔认为一切发展过程都可分为三个有机联系着的阶段：“正题”“反题”“合题”。正题为反题所否定，反题又为合题所否定。但合题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或扬弃。合题把正反两个阶段的某些特点或积极因素在新的或更高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墨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显”“隐”“兴”的发展历史是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也是思想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包含着历史的必然性与人的历史选择的主动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客观统一，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一、正题：墨学之“显”———应历史召唤而“生”

战国初期，“授儒者之业”的墨子因不满儒家“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糜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淮南鸿烈集解》)创立墨家学说，并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与儒家并称的“显学”。它的产生有历史发展提供的可能性，而其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使它的发展与传承成为现实。

（一）历史发展呼唤新的理论

春秋战国之际，铁器的出现与在生产中的运用使生产力有了较大提升，推动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原来“分封建国”和”礼治”制度开始动摇，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的实行使流传千年的“井田制”这种国家公有制性质（实质是贵族私有）的经济制度开始松动，土地私有成为历史的洪流。

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社会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奴隶制度开始瓦解，人身逐渐解放，他们与贵族统治下的平民阶层汇成社会变革的强大力量。“私田”的出现使普通农民部分的转变成为小生产者，而一部分手工业者和商人通过土地的买卖变成了新兴的土地拥有者，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在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希望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传统的贵族统治使他们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礼治”使他们缺乏挑战贵族统治的理论依据。他们急需新的理论打破宗法血缘制度下贵族对政权的垄断，从而为本阶层政治地位的上升乃至获得政治权力寻找可能性。

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分晋并被正式列为诸侯，是中国历史上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它明确宣布：长期孕育于中国奴隶社会内部的否定力量已开始向旧的国家权威发起挑战！从此，一种有别于“亲贵合一”的官僚政治文化模式诞生。在阶级对立的一面阶级基础不断壮大的情况下，阶级对立的另一面内部开始瓦解，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发生变化，原有的生产关系开始崩解。

这样，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原来的奴隶主贵族与奴隶的矛盾转化为奴隶主贵族与新兴地主阶层、农民阶层、新贵阶层之间的矛盾，但新的生产关系尚未完全形成。下层民众为了有上升的空间，急需打破原有的血缘宗法制度和“礼治”对他们的束缚；原有的诸侯、士大夫阶层因“天下共主”的孱弱已经有了争霸天下、一统各国的雄心，出现了孔子所谓“礼崩乐坏”的违反礼制的局面。那么，他们与周天子夺天下的合理性何在？不解决这一问题，权力更替无法取得理论上的合法性。

这样，从下层民众到上层社会都提出了“权力取得”与“政权更替”何以可能的问题？“以复古尊礼”为己任的儒家自然无法为新兴阶级的诉求提供理论可能；而道家的出世态度决定了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只能做出庄子那般的“逍遥游”。

总之，在这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周的“礼制”文化遭受巨大挑战，不可避免地要向一种新文化过渡。但由于旧文化的影响依然强大，新文化处于的萌发阶段，“此时争欲前行的人们不能不焦急地呼唤那些时代的先知先觉,，期望他们能为摧毁旧文化提供有效的思想武器，能为新文化的确立设计切实可行的蓝图。而墨子正是勇敢地承接这一艰巨而重要时代使命的先行者[2]8。”

（二）墨学崛起———对旧文化的批判符合社会需求

墨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强劫弱、富侮贫、众劫寡、贵傲贱”的黑暗时代，他看到了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以“亲贵合一”为原则的奴隶主贵族对国家政治生活绝对垄断的政治体系。此时，这种国家组织形式已丧失了存在根据，但力量依然强大，必须在理论上铲除其存在的合法性，才能为新的国家制度的形成开辟道路。

为此，墨子从批判儒家入手，明确提出了“十大纲领”，开始了对旧文化的全面进攻。

1.政治上，主张“尚同”“尚贤”。

针对当时诸侯混战，“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墨子·尚同上》）的混乱局面，明确指出“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墨子·尚同上》必须建立一整套的自上而下的政权体系，才能做到“上下情请为通”（《墨子·尚同中》，同时要求“上同而不下比”，然后才能天下大治。

但墨子的“尚同”不是无原则的，而是建立在“尚贤”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贤者可以“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墨子·尚贤中》）。那么，如何产生“贤者”呢？墨子提出了“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子·尚同上》）的石破天惊的主张。墨家的“钜子”制不管有多大的缺陷，其实都摆脱了“父死子继”的血缘宗法制度的影响，以禅让的形式确认组织的领导，既是对尧舜禹时代政权传递方式的回归，更是开辟了新的政权传递模式，这是墨家“尚贤”“尚同”思想在组织内的尝试与探索，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

这种主张隐含着打破宗法血缘制度，乃至今天所谓的“平等”“民主”精神，满足了新兴阶级参与政权的理论需要，为下层人民撕开了贵族对政权的垄断的裂缝，提供了政治地位上升的依据与可能；对各诸侯国为获取争霸的胜利招贤纳士，扩大国家的人才储备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2.经济上，主张“节葬”“节用”“非乐”。

墨子认为，天下百姓贫困的原因是统治者的挥霍无度，必须尽量减少开支，才能减少对百姓的剥削。他批评儒家“厚葬久丧，实不可以富贫众寡、定危理乱”（《墨子·节葬下》），认为贵族阶级“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是“废丈夫耕稼树艺、废妇人纺绩织纴”，是影响生产导致天下之乱的原因。只有采用“节用”的方法，“去无用之费”，才是“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墨子·节用上》）

节用思想是在当时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统治阶级的享乐主义盛行给广大人民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响应了下层人民的呼声，推动了墨学在社会下层的传播。

3.理想社会及实现手段。

墨家构建了一个“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的理想社会，而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就是“兼相爱、交相利”。他认为，天下之乱皆“起于不相爱”。在墨子看来，儒家的爱有差等是建立在宗法等级制度之上的，以一己之私为基础，最后会导致自私自利。而墨家的“爱”是无差别的爱，是人间大爱，墨家的“利”不是个人私利，而是天下大利。

在这里，“兼爱”思想具有打破血缘宗法等级制度的意义，有了“博爱”“互利的思想萌芽，在当时无疑是超前的。尽管具有一定的空想性，但对墨家而言却是指导他们行动的思想武器，墨家弟子改造礼治文化的决心和创造新文化的积极追求就来源于此。墨家描绘的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与“赴汤蹈刃，死不旋踵”的献身精神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与感召力。

4.理论的终极依据———“天志”观与“强力非命”的人生观。

“早在战国时代，墨子就曾经忧虑，如果相信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用儒家的祭神如神在的方式，当上天与鬼神都失去了监鉴示警的作用时，很可能人们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敬畏，从而无法挽救精神的堕落[3]371～372。”墨家的天志观是墨家为自己的政治思想寻找的哲学依据，也是墨家少有的具有形上色彩的理论。在墨子那里，这个“天”既不是道家的自然之“天”，也不是儒家掌握人类命运的天，而是像人一样有思想有感情的天，它具有民意代言人与最高立法者的品格，凌驾于最高统治者之上，剥夺了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威。

这个“天”其实就是墨家“法仪”的掌管者，不仅没有神的影子，反而连神秘主义的色彩也淡化了。也许墨子恐怕自己的主张或不为时人所可接受，因而通过“天”表达自己的命令，与统治阶级争夺“话语权”。也许墨子认为这个“天”就是他自己，是他在为天下立“法”，这未免显得狂妄自大，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却有打破宗法制度，限制贵族权力的积极意义。

从“天志”论出发，墨子认为贵族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上》）“天”为天下人立法，“兼爱交利”的人会得到上天的赏赐，从而可以为富为贵；普通百姓也不要相信“天命”，人的“命”是可以改变的，“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主体精神与能动性，为时人摆脱宿命论的重压指明了方向。

墨子通过对儒家理论的批判建立自己的理论，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P135。”墨学始终把批判的锋芒对准奴隶主贵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中的特权,因而既得到广大劳动者的支持,又取得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鼓励与赞许。墨学一经面世，立即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新兴阶级在这种思想的鼓舞下，掀起了解放自身的革命运动。奴隶制的崩溃已经到来，新的时代即将开启。

二、反题：墨学“衰微”———应历史之变而“化”

秦汉以后，墨家中绝，但从思想自身发展的轨迹看，墨学并未中绝，它只是转换了存在方式，以“隐藏”的方式一直存在，并且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与文化。

（一）历史变迁导致墨学的衰微

墨家是奴隶制的贵族体制向封建制的官僚体制转变时的必然产物，它为新兴阶级提供了一整套的理论，尽管理论体系存在种种缺陷，但却是摧毁旧的生产关系与旧的阶级统治所需要的，因而受到新兴阶层的欢迎。但随着秦王朝统一六国，新的生产关系已经确立，墨家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新兴社会力量，一旦战胜旧文化，成为新文化的化身之后，他们就再也不会继续革命，进而否定自身了。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维护和调整新文化,使之走上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轨道[2]12。”

秦始皇的暴力打击使法家之外的各家面临灭顶之灾，各派只有在内心固守自己的教义，同时企盼有重现天日的可能。西汉初期，叔孙通制定礼仪，使朝廷的尊卑秩序得以建立，皇权得以确认，使刘邦认识到建立仪式制度的重要性，儒家有了复兴的机会与可能。但情况还不明朗。

汉初恢复经济成为当务之急，法家因严酷统治带来秦朝灭亡，儒家尚仁轻利的理念缺陷不适合当时的时代要求，故道家“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治国主张，“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成为统治者的选择，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

中国千年形成的血缘宗法制度在西汉时期已经非常稳定，且得到历代统治者的继承与支持，已经成为社会的稳定器。以反“宗法”著称的墨家不仅不可能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反而会遭到进一步的弹压。而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迅速地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央，并成为统治中国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

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新的封建文化与政权体制的确立,同时也宣告了春秋战国新兴社会力量“革命性”的结束。此时，新兴阶级完成了自身的分化与调整，其中少数人变成了新的压迫者。而“这些新的压迫者对过去他们曾借助革命的墨子的激进理论，开始厌恶而畏惧了，为了切身利益，便禁绝墨子理论的流行。就多数被压迫者而言，新的封建文化为他们提供了高于旧文化的生存机遇，所以,曾经那样激励过他们革命热情的墨子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再吸引他们了。总之,两大即对立又依赖的阶级在维护封建文化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这是墨家理论在封建文化确立之后成为“绝学”的根本原因[2]12。”

（二）思想的合理成分的转化、吸收

墨学“中绝”在学术界已成定论，但其内涵应做如下理解：一是作为一个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学术团队不存在了；二是系统性的学说失去了传承与发展；但墨家只是转化了存在方式，以一种更加隐秘的方式存在，其影响一直延续。

1.儒道法对墨家理论的吸收。

墨家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被各家解读、批判。其实，批判本身就是一种思想的“对话”，批判者要想让自己的批判具有针对性、体现合理性，必须进入对方的思想，正确理解对方思想的内涵。此时，双方尽管观点与思维路径大不相同，但术语、概念却渐次沟通。而这种解读与阐释，无论是“正解”还是“误解”，都是批判双方之间互相渗透与沟通的开端。“思想家总是可以从前代思想文本中，通过‘以意逆志’的解释，阐发出一些新的思想，于是旧思想就有了新发扬，新学说就有了老传统，这就叫“思路”。特别是古代中国的学说并不那么清晰地划分界限，于是思想流派的越界也就成了常事[3]320”。

在儒法那里，墨家的尚同、尚贤思想不断被吸收，确立了“大一统”理论与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仁政”“民本”思想的创立正是听到了“贱民”呼声而对儒家的社会理论的修正；法家创立的郡县制的官僚政治的治国模式更是墨家打破血缘宗法制的具体落实；董仲舒对墨家“天志”观的改造创立了天人感应学说，在宇宙与人的形而上的思路为自己的思想理路找到终极的立足点，弥补了儒家在理论终极依据方面的不足。

庄子赞赏墨子的献身精神，“真天下之好也”,说明墨家的人格力量影响了庄子的人生态度；明确承认“鬼”的存在，并把“鬼”作为实现自己的主张的工具，这一手法与墨子的“明鬼”的目的类似，可能源于墨子。黄老道家思想中有明显的墨家思想痕迹。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认为黄老之学“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

墨家的“天志”“明鬼”思想对汉代兴起的道教影响很大，为道教开辟了以神道设教的蹊径。墨家的技术思想被道家、方士利用，成为宣传教义、吸引民众、养生延寿之术的工具。正如郑杰文先生评价的那样“墨子及其后学的天志明鬼、兼爱互利的思想学说对太平道教产生了深刻影响,墨子学派那种以学团结社形式从事政治活动的斗争方式在这块土地上余韵未了,墨子学派在光学、力学等方面取得的科技成就被秦汉方士吸收利用,成为道教方术的重要组成部分[5]217。”

2.墨家精神在民间。

墨家的一支成为民间的“侠”者，他们具有“慷慨赴死”的精神、“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气以及“扶危济困”“有诺必行”的担当。这些侠者一直活跃于民间，他们是正义的化身，民间的英雄，他们的事迹与精神在民间流传，成为世人学习的楷模。

墨家企图通过“形劳天下”的吃苦精神、“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非命”强力、彻底“无我”超越生死的献身精神实现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墨子确立的伟岸人格成为千百年来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的强大动力。墨子继承“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的民族气质并注入实践的力量，从而成为铸造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见义勇为、吃苦耐劳、勇于奉献的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来源，使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尽管屡经劫难，但最终却能够“凤凰涅槃”。

历史赐予墨家在战国时代成为“显学”的机缘，而历史的发展又否定了墨家存在的意义，但这种否定并没有使墨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却让它以隐秘的形式对我们这个民族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墨家的“兼爱”“平等”“民主”等思想大大地超越时代，在封建制度处在上升阶段时，消灭这种制度的阶级力量不可能诞生,从而决定了墨子的理想在那个时代没有实现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是墨家学说的局限性，倒不如说是时代的局限性；墨家学派虽然中绝了,但墨学提出的许多恒久性思想在整个人类的思想宝库中将会长期散发光芒，遇到合适的历史时机，它必定会“浴火重生”。

三、合题：墨学“重光”———应历史潮流而“兴”

文艺复兴带来了近代科学的曙光，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和现代文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6]32。”

近代以降，工业革命的浪潮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冲击着古老的中华大地，千年帝国的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陷入百年的耻辱，应对西学冲击与救亡图存的生存压力为墨学的复兴带来转机。

（一）时代的召唤

近代中国与春秋战国时期极为类似，都是中国历史上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初期都有一个天下“共主”，后期都处于军阀混战。社会形态上均是由一种社会政治体制向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体制的转变，思想上表现为固有文化遭到普遍的怀疑，各种新思想大发展、大碰撞、大交流。“这样,清末民初,儒学衰落,在举国欢迎“新知”的同时,人们也以全新的目光重新打量原来一直被视为“异端”的学说。孔孟儒学已不可能再据以治国平天下,墨学再一次应运而出[7]28。”

墨学在儒家造就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王国中被禁锢了二千余年，但中国文化注定要向前发展。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学东渐，有识之士看到了儒家文化的致命缺陷，他们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之时，迫切希望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与西方文化相通、相抗的思想来源，以弥补因儒家的衰落带来的思想的无根状态，同时为民族复兴树立信心。他们借助于清代中期通过考据学重新进入知识界的墨家著作，开始重新审视在历史的尘埃中被埋藏千年的墨家学说的价值，掀起了《墨子》的研究热潮，形成了“讲国学者莫不右墨而左孔”的局面[8]。

（二）近代学人对“墨学”的复兴

清代中期的“文字狱”使考据之风盛行，久被埋没的墨学重入知识阶层视野，开启了墨学复兴的征程。而近代中国的百年耻辱使中国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墨学的价值。

近代墨学复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墨学研究主要强调西学出于墨学，以西学比附墨学。“余考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9]。”此时的国人还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但表达了一种文化开放与重视墨学的态度；

第二阶段大概从戊戌变法时期到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时期，墨学研究著作大量涌现，不再限于考据，更多的是“义理”的探究与阐发。以梁启超、方授楚、伍非百等为代表的学人，引进西方研究方法及科学体系来阐释墨学，使墨学研究大大深入，出现了大批的墨学研究专著，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从改良派到革命派都为墨家思想所透露出的平等观念、民主意识、实践精神和自我牺牲的勇气所折服，都以墨子为自己变革社会的行动楷模、拯救国家的力量源泉，甚至孙中山也认为要“吸取墨家精华、实践科学精神。这一阶段的墨学研究“逐渐扬弃了‘西学墨源’的神话，以一种新的文化心态反思传统，涵化异质文化,努力寻求墨学与西学的相通性，不再将西学还原于墨学，用‘热昏的胡话’来欺骗自己[10]54。”

第三个阶段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此时的墨学研究深入挖掘墨家思想的现代精神，成为反传统的强大思想武器。知识阶层借助墨学针砭时弊，寻求救世资源。“周秦诸子之学，差可益于国人而无余毒者，殆莫如墨子矣。……今者四郊多垒，大夫不以为辱，士不以为忧，战既不能，守复无备，土地人民，惟人之宰割是听，非举全国之人尽读《墨经》，家有禽子之巧，人习高何之力，不足以言救国[11]55。”

儒家发展到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走向了人性的极端，完全成为禁锢人的思想与正常需要的帮凶。在中国漫长的发展长河中，儒学无疑是重要的民族性的精神力量，但由于构建的道德理想主义拒斥科学，使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丧失了对“真”的追求的勇气，而失去“真”的支撑一方面导致中国的技术一直不能发展为科学，最后逐渐停滞，另一方面“善”因失“真”带来人性虚伪与倾诈。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建立的政权出现了对内残酷对外妥协的双面嘴脸，对人民的奴化教育使人越来越只有“家”没有“国”，只有“主”没有“人”。

五四以后，学界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以“反儒”而“生”，又因“反儒”而“衰”的墨学为武器，掀起了一股清算儒学流毒、“打倒孔家店”的热潮。“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辩护者,辩护它是合理的,正当的,墨子则是它的批判者。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是战斗的传教士。他传教的目的在于,把传统的制度和常规,把孔子以及儒家的学说,一齐反对掉[12]45。”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大批深受墨学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蔡和森、毛泽东、邓中夏、张闻天、艾思奇、范文澜、陈伯达、杜国痒等坚定地走上了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牺牲的革命道路。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13]49。”延安时期，中共领导人对墨家思想有过高度评价，并安排人员专门研究墨学，助推了延安精神的形成。甚至有人认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若干次墨家思想实践性尝试，“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墨家的思想与精神逐渐成为新中国社会改造与经济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15]126。”

由此，墨学在历史中经历了“显”“隐”“兴”的发展轨迹，它在肯定自己中隐含了否定自身的因素，并在否定的基础上走向复兴之路。中国革命的成功证明，墨学在近代的复兴使它超越了它那个时代的限制，迸发出比它那个时代更为巨大的威力，实现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雄心。

历史上的墨子曾经以一个时代先行者的姿态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中国原始文化中平等、民主、博爱等人类社会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化因素，并“以冷静的理性思考，以强烈的救世热情和义无反顾的殉道决心，站在新兴社会力量的立场上，自觉地肩负起改造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时代使命[2]12。”而近代知识分子以墨学为武器，高举墨家思想的大旗展开了对旧文化的清算，并汲取着建立新文化所需要的营养。尽管时代的发展使建立新墨学困难重重，但墨学的价值依然存在，它所蕴含的精神永远是我们这个民族不竭的思想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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