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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董仲舒对荀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2020-05-07 807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和董仲舒均为燕赵之人，在思想上有相近之处，从宇宙自然观、人性论、统一思想、王道思想四个方面对二人思想上的异同点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董仲舒在接受荀子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学进行了实用性改造，使之更切实可行地用于治国。二人虽然在具体思想主张上不尽相同，但均体现出燕赵学者注重理性实用的特点，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

关键词：
发展
哲学
继承
荀子
董仲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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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为战国末期赵国大儒，广川（今河北景县广川镇）人，董仲舒是西汉儒家代表人物，二人均出自燕赵之地，思想上也颇多共同之处，都注重在继承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务实求真。荀子在理性实用原则下以社会现实需要为出发点，对战国末期的儒学进行改造，摒弃传统儒学中“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形而上成分，在坚持礼乐对社会教化作用的同时注重理性调节对行为的控制能力，重视现实治理中的实用功效。董仲舒推崇荀子，据《叙录》记载：“汉兴，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在荀子的影响下，董仲舒本着经世致用的原则对汉初儒学进行改造，根据汉初社会形势建立了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思想的帝制神学体系，并使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维持数千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董仲舒对荀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宇宙自然观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荀子和董仲舒都认为天地是人的创造者和生存基础，人与万物一样是天地自然的产物。荀子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礼论》）董仲舒认为人虽能生人但不能创造人，人由天创造，天为万物之源：“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在天人关系方面，荀子提出天人相分的理论，认为天人互不干扰，各司其职，人不能干预自然的运动变化，自然也不能操纵人世的治乱。“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荀子·天论》）社会治乱要看统治者的作为，而非自然条件所控制，自然界本身按自己的规律运行，人不能左右之，“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董仲舒部分地继承了荀子的宇宙观，同时将天神学化、儒学化，认为天有意志目的和人格好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天人感应观点，认为天与人的感应媒介为阴阳二气，从而提出灾异谴告说。荀子的天人相分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实质上是天道自然论与神学目的论的矛盾，这两个对立命题之间的过渡是儒学由自发宗教向人为宗教转化的重要标志，正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所说：“他（董仲舒）给新宗教以系统的理论说明，把阴阳五行说提到神学的体系上来，把‘天’提到有意志的至上神的地位上来，把儒家伦常的父权（它作为封建秩序的表征）和宗教的神权以及统治者的皇权三位一体化。”

二、人性论

关于董仲舒人性论的来源问题历来说法不一，刘向等认为董仲舒的人性论直接承袭荀子。在人的自然本性方面，董仲舒认为“性”为“自然之资”，对孟子的本然之“性”进行反驳。在人性需要后天教化方面，荀子的“化性起伪”和董仲舒的“待教而善”有异曲同工之处。荀子区别了“性”和“伪”，认为“性”乃自然生成，无需刻意追求，而“伪”需通过后天的思考、学习和实践得来。正因为“伪”的存在，所以强调“教化”的功效。

董仲舒认为作为天质之朴的“性”之所以能善，全在于王教，天生民性仅有善质，而未能为善，且还有恶质，有趋向恶的可能，所以立王以教而向善。董仲舒并不认同孟子的性善论，把人性说成是“天质之朴”，只有善质而未能善，本着与荀子“化性起伪”的同一种目的，旨在强调教化的功效。董仲舒人性论在荀子人性论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荀子认为“性”“情”不分，董仲舒则主张“性”“情”相分，并将人性区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提出“性三品”说，这为后世韩愈所继承。

三、统一思想

战国末期争战不断，所以荀子在著作中多次提到“一天下”的愿望：“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荀子·儒效》）；“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荀子·礼论》）；“一天下，臣诸侯”（《荀子·强国》）。为了达到天下统一的目的，荀子提出了“法后王，一制度”（《荀子·儒效》）的政治主张和学术上统一诸子之说的举措，“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荀子·非十二子》）

董仲舒所处的汉代已完成政治上的大一统，但诸侯国势力强大，时有谋反叛乱发生。为此他具体提出了三方面举措：第一，反对诸侯分裂，维护中央政权的稳固和领土的完整。第二，维护和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将皇权神圣化，借助天威巩固统治。同时为了限制皇权的无限膨胀，提出“屈君而伸天”，要求君主按照天的意志来治理国家，如果君主违背天意，便会受到相应的警告和惩罚，从而将整个西汉社会放入天人关系范畴中。第三，在政治统一的前提下，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维护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

四、王道思想

荀子主张实行王道，统一天下，“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君主若不实行王道则很难立足，难逃覆灭的命运，“闵王毁于五国，桓公劫于鲁庄，无它故焉，非其道而虑之以王也。”（《荀子·王制》）董仲舒对荀子王道思想的继承体现在“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春秋繁露·灭国上》）。他认为实现王道的方法为尚贤、仁义等。

荀子认为应重视人才，主张尚贤，“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荀子·君道》）董仲舒则进一步将尚贤提高到关系国家安危存亡的重要地位，“夫欲为尊者在于任贤”，“贤者备股肱则君尊而国安”（《春秋繁露·立元神》），“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春秋繁露·精华》），并列举齐桓公重用贤相管仲成就霸业，鲁僖公用贤者季子则内外无忧，季子死后则内乱外侮的史实阐释尚贤的重要性。

综上，董仲舒在接受荀子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学进行了实用性改造，使之更切实可行地用于治国。二人虽然在具体思想主张上不尽相同，但均体现出燕赵学者注重理性实用的特点，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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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董仲舒对荀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初探[J].语文教学通讯·D刊(学术刊),2020(05):8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