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基于2013—2020年省域面板数据,选取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的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分别探讨中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情况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发现影响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我国各省两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都有一定提升,但只有少部分发展能达到良好协调程度;地区差异明显,整体呈现出“东—中—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依次降低的态势;空间格局上存在明显的正向聚集效应,耦合协调度相似的省(区、市)更容易聚集在一起。从空间效应分解来看,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能提升本省(区、市)及相邻省(区、市)两系统间的协调发展,产业结构、创新水平,以及政府能力可以促进本省的协调发展,但对邻近省(区、市)的作用不明显,基础设施则与其相反。而无论是本省(区、市)或邻省(区、市),师资水平和家庭教育都对两系统间协调发展的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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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20日,教育部印发了《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1],其中介绍了“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创新更加突出的位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范式”。职业教育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中等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区域经济之间也必然存在着一种彼此依赖、彼此制约的复杂关系。中等职业教育主要向社会输送大量技能技术型人才,有利于调整人才供给结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地方经济的增长带来的是对教育的反哺,能为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财政支持、实践平台、就业岗位等有利条件,极大程度上助力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总体来看,中等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二者之间呈现出耦合共生、相融相长的关系。伴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加速,整体逐步向技能型社会转型,各行各业对技能技术型人才的需求缺口加大。因此,协调好中等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促使二者形成良好的循环,对提升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以及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言都有着广泛而又深远的意义。
回顾近十年的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对各地经济的贡献越发明显,国家对中等职业教育也越发重视。截至目前,综合已有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对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注重心更多落在了高等教育上,如姜华[2]、迟景明[3]、郝倩[4]、王子晨[5]、罗思[6]、辛斐斐[7]等人分别测算了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间的协调程度并进行了区域比较,其主要应用典型相关分析、TOPSIS、距离协调度模型、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来评价不同系统间的协调等级,采用空间相关分析对各省(区、市)的差异进行比较。然而,对中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二者协调的研究相对较少,其探索的重点主要集中于个别或者局部区域之上。2012年,马聃[8]基于中等职业教育的供给和需求间的矛盾,分别从企业、学校、政府三个角度来探讨陕西省中等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策略;2015年庄三舵[9]等人以对标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方式来对江苏省常州市中等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二者在规模、结构、布局,以及质量之间的协调程度进行比较,深入分析了中等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同年,陈建华[10]等学者从内外部协调两个层面研究了中等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之间的协调性,为助力江西省二者的协同发展赋能。2022年林克松[11]等人收集了川渝地区2014年到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规模匹配度,结构匹配度和质量效益匹配度三个量化指标来测算川渝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匹配程度。
不难发现,现有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点不足:一是缺乏从整个省域视角出发宏观去把握中等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之间的协调关系;二是从目前中等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实证研究来看,学者们更多是从时间维度去解读二者之间的关系,较少从空间视角上进行分析。本研究通过构建中等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指标体系,选取2013—2020年我国31个省域的指标数据,采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空间自相关方法,对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二者耦合协调度进行评价;基于此,再引入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探究影响二者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1、数据收集及研究设计
1.1 指标体系构建
中等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都是在多种因素互相作用下的综合表现,为了能科学测度二者协调的情况,应从多方向、多层次科学合理地构建指标体系。一方面,以教育部于2020年12月发布的《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2020年版)》作为主要参考依据来构建中等职业教育系统的指标体系,进而再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指标筛选,最后,从教育规模、教育投入、教育条件、教育质量四个维度共选取了10个指标来对中等职业教育规模进行衡量;另一方面,就区域经济而言,在现有研究[6][12,13,14,15]的基础上,遵循指标选取对科学性、可获取性,以及可操作性的要求,分别从经济的规模、结构,以及质量三个层面,多角度、全方位地建立区域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力求真实充分地反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最终结果详见表1。数据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是保证整个研究可信可靠的基础,故研究中所涉及的我国31个省(区、市)(不含港澳台,下文同)的数据均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教育部公开的文献和各地方统计年鉴收集汇总而来。
表1 中等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指标体系
1.2 综合评价模型
先对各对象的指标数据做去量纲化处理,所得数据再与相关的指标权重线性求和,结果即为该对象的综合评价指数,计算方法如下:
U1=∑i=1mwix′i U2=∑j=1nwjy′j (1)
在(1)式中,U1和U2分别代表中等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数,m和n是各系统的指标个数,wi和wj表示采用变异系数法后所得的两个系统中每个指标的权重(见表1),x′i和y′j为原始数据xi、yj经过标准化后的数据,由于与本研究相关联的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故基于公式(2)来无量纲化原始数据。
x′i=xi-min(xi)max(xi)-min(xi)y′j=yi-min(yj)max(yj)-min(yj) (2)
1.3 耦合协调度模型
分析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关系往往可以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算中等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具体公式为:
C=2U1U2(U1+U2) Τ=αU1+βU2 D=C×Τ (3)
上述公式中,C为中等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度,D为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度,T作为综合协调指数,由前两个系统加权而来,其中α、β是待定系数,考虑到中等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这两个系统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取α=β=0.5。
1.4 空间自相关分析
在关于多个系统协调性的研究中,对比传统方法,空间自相关分析不但能客观反映各区域在协调度数值上的不同,还能揭示因为空间变化而带来的差异以及彼此间的影响作用。为了科学研究中等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协调作用的空间关联关系,本研究引入全局莫兰指数来判断空间自相关特征的存在性,相关计算为:
Ι=n∑i=1n∑j=1nwij(xi-x¯)(xj-x¯)∑i=1n∑j=1nwij∑i=1n(xi-x¯)2 (4)
式中,n为总区域数量,wij为空间权重矩阵,xi和xj分别为地区和地区的耦合协调度,x¯是对耦合协调度作取平均值的处理。
全局莫兰指数取值在-1到1之间,当莫兰指数介于-1到0时,说明研究地区处于正相关,表现为高高或低低聚集状态;当莫兰指数介于0到1时,说明研究地区处于负相关,表现为高低或低高聚集状态;当莫兰指数为0时,说明研究地区不相关,表现为随机游走状态。
1.5 空间杜宾模型
针对某一特定系统,空间杜宾模型可以用于分析一些特定因素的变化是否会影响整个系统的发展,并且对可能存在的影响作用进行细化。空间杜宾模型(SDM)包含空间滞后(SAR)和空间误差(SEM)两种特殊形式,表现形式如下:
Yit=ρ∑j=1nWYjt+βXit+θ∑j=1nWXjt+μi+δt+εit (5)
其中,Yit表示i省(区、市)t年的中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Xit表示i省(区、市)t年的会对耦合协调产生影响因素集合,W是空间权重矩阵,WY和WX代表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滞后项,ρ、β和θ分别为被解释变量滞后项、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回归系数,最后,μi、δt,以及εit各自代表空间固定效应、空间时间效应和随机误差项。当θ等于零或θ+ρβ等于零时,(5)式即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数学表达。
2、实证分析的过程及结果
2.1 从时间维度出发分析中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
基于前人[16]的研究,给出中等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等级的区间划分(见表2)。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分类标准
同时,参考式(1)至式(3)得出2013—2020年的我国各省域中等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碍于篇幅限制,本研究以隔一取一的标准选取了2014年、2016年、2018年、2020年的结果进行展示讨论,具体见表3。
从表3不难看出,在抽取的样本期间内各省(区、市)中等职业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从耦合协调类型来看,大部分省(区、市)均在原有的协调等级上向协调更进一步,只有内蒙古、辽宁、吉林、江西、山东、河南、云南、陕西、新疆没有发生改变。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省(区、市)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加速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发展的步伐,二者之间逐步形成了相对良好的循环。究其原因,一方面,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各省中等职业教育水平都有了一定的提升,有利于为各地区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另一方面,我国区域经济从二十一世纪初至今实现了质的飞跃,为地方政府部门增大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提供了保障。但仍需注意的是,截至2020年,中等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达到良好协调的仅有北京,反观现实,是由于在此之前侧重点更多放在了高等教育,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关注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近一两年来我国不断出台如《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17]等相关文件以期强化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以及其作为现代化教育的一部分对社会经济的支撑作用。
表3 不同年份的耦合协调度
在间接效应上,中职规模的间接效应系数为0.0344397,经济水平的间接效应系数为0.0684133,其分别在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本地区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和经济发展有利于相邻省(区、市)中等职业教育和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产业结构、创新水平、政府能力、基础设施、师资水平和家庭教育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它们主要对本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起到作用,对其他地区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影响。
在总效应上,中职规模、经济水平,以及政府能力检验显著且估计系数均大于零,说明这几个因素的增加对邻近省(区、市)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造成的负面冲击远大于对本地区的正面影响。产业结构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也能体现产业结构的调整更有利于本地区的协调发展。其余诸如创新水平、基础设施、师资水平,以及家庭教育不但不显著且总效应系数很小,可以证明其对整体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并不大。
3、结语
以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为切入点,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空间自相关的方法来对我国省域中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水平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探究,最后进一步发现影响二者耦合协调的因素。结论如下:一方面,基于时序视角,我国各省(区、市)中等职业教育和经济协调发展总体呈现稳定上升的状态,且具有东—中—西耦合协调度减弱的特点;另一方面,从空间角度分析,耦合协调存在正相关效应,区域差距日渐缩小,空间分布上不均衡,表现为高协调的地区和高协调的地区聚集,低协调的地区和低协调的地区聚集;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明显还呈现出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分解可见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无论就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而言都显著非负,表明它们在促进本地区以及邻近地区两个系统间协调发展方面发挥出积极的作用,产业结构、创新水平、政府能力的直接效应系数显著为正,而间接效应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它们能加速本省(区、市)中等职业教育和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但对邻近地区的作用存在一定的限制,基础设施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负数,但后者并不显著,表明增加基础设施的投入能够提高相邻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和经济发展两个系统间的互动效率,但不利于本地区的协调发展,师资水平和家庭教育直接以及间接效应都不显著,说明它们对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和区域经济间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并不明显。
参考文献:
[1]中华民共和国取有部.(中国职教肯发展白度书》发布1R0L.2022-08-20 223-05-05.
[2]姜华,王晶,吴晓林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J].现代教育管理,2016(12):7-12.
[3]景明,李奇峰,何声升,基于TPSIS法我国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地区差异研究1.黑龙江高教研究,2019.37(12):54-59.
[4]郝倩.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度分析[J].统计与决策,2021,37(9):68-70.
[5]王子晨,戚巍,郭江江.我国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度的测度研究I.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5(4):66-71.
[6] 罗思,李阿利,郭时印,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合协调度研究-基于省域视角及31个省(市、区)的截面数据,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4).91-96.
[7] 辛悲斐,张君凯.我国省域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程度实证研究基于国内30个省(市、区)的数据分析(2018)IJ1.中国高校科技,2022(5):58-64.
文章来源:刘丽华.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J].职业技术,2023,22(12):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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