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肺炎是一种严重的呼吸系统感染,通常由细菌､病毒或真菌引起｡重症肺炎是导致全球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每年约有157万例儿童因重症肺炎而死亡,占所有儿童死亡的15%｡父母的关注､支持和积极参与对重症肺炎患儿的康复效果具有重要影响[1]｡他们的作用不仅限于提供物质和生活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在情感和心理上给予患儿关怀和鼓励[2]｡然而大多数父母面对孩子的病情会感到无助和担心,导致情绪紧张和应对能力下降,无法有效参与和协助孩子的治疗｡二元应对强调了夫妻双方在面对压力性事件时的共同感知和评估压力的重要性以及在应对过程中互相沟通､支持和配合的作用[3]｡相关研究表明,夫妻通过二元应对的方式可以有效应对疾病压力,维持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的稳定,提高照护水平,促进病人疾病康复[4]｡目前二元应对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心理健康[5]､慢性疾病[6]及癌症[7]等领域,在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方面的研究尚少｡本研究旨在探讨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的二元应对方式和相关影响因素,从而提供针对性的支持和干预,以促进他们更好地应对及提升患儿的康复效果｡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1月—2023年2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儿童呼吸科住院治疗的118例重症肺炎患儿父母作为研究对象｡患儿:男65例,女53例;年龄2~13(6.35±2.03)岁;主要照顾者:父亲46人,母亲72人｡纳入标准:临床确诊为重症肺炎患儿并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儿童呼吸科住院治疗;父母为主要照顾者;父母年龄≥24岁;父母已婚且同居;父母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上;父母自愿参与并积极配合｡排除标准:父母为再婚;子女个数>2个;父母有沟通或认知障碍;父母患有严重疾病｡样本量计算:根据多元线性回归样本量纳入要求为自变量的5~10倍,本研究拟纳入16个变量,由此计算出最小样本量为80例,考虑到20%的脱落率,再结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儿童呼吸科实际情况,最终纳入样本量为118例｡本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执行｡

1.2研究工具及内容

1.2.1基本资料

自行设计基本资料调查表,内容包括患儿性别､患儿年龄､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月收入､家庭所在地､家庭结构､父母文化程度､主要照顾者､患儿住院时间､费用支付方式､父母婚龄､父母职业｡

1.2.2照顾者负担

采用Zarit照顾者负担量表[8(]ZaritBurdenInterview,ZBI)对患儿父母的照顾负担进行评定,该量表包含个人负担和责任负担两个维度,共22个条目,每个条目从“从不”到“经常”计0~4分,总分0~88分,得分越高代表照顾者负担越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61｡

1.2.3家庭功能

采用家庭功能评定量表[(9]FamilyAssessmentDevice,FAD)对患儿父母的家庭功能进行评定,该量表包含情感交流､积极沟通､自我主义､问题解决及家庭规则5个维度,共30个条目,每个条目从“完全符合”到“完全不符合”计1~4分,总分30~120分,得分越高代表家庭功能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73｡

1.2.4感知脆弱程度

采用父母感知脆弱程度量表[10(]ChildVulnerabilityScale,CVS)对患儿父母的感知脆弱程度进行评定,该量表包含孩子的实际疾病状况及父母对失去孩子的恐惧两个维度,共8个条目,每个条目从“完全否定”到“完全赞同”计0~3分,总分0~24分,得分越高代表父母感知脆弱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16｡

1.2.5亲职压力

采用亲职压力量表[11(]ParentingStressIndex‐ShortForm,PSI‐SF)对患儿父母的亲职压力进行评定,该量表包含育儿愁苦､亲子互动失调及困难儿童3个维度,共36个条目,每个条目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计1~5分,总分36~180分,得分越高代表亲职压力越大｡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83｡

1.2.6二元应对

采用二元应对量表[12(]DyadicCopingInventory,DCI)对患儿父母的二元应对水平进行评定,该量表包含压力沟通､支持应对､授权应对､消极应对､共同应对及满意度评价6个维度,共37个条目,每个条目从“极少”到“非常频繁”计1~5分,总分37~185分,得分越高表明患儿父母应对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91｡

1.3资料收集与质量控制

在调查前向患儿父母解释研究目的,获取患儿父母知情同意后向其分发纸质问卷调查量表｡通过统一指导语协助被测者独立完成量表,不对被测者的主观评价做任何影响｡问卷完成后由研究者本人检查无误､无缺漏项后当场收回,并及时对数据进行双人形式录入｡数据整理与分析过程中遇到问题及时向统计学专家请教,以确保本研究数据的准确性｡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18份,回收有效问卷118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方差分析;定性资料采用例数/人数､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影响因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二元应对现状

结果显示,118例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二元应对得分为(115.35±4.36)分,其中压力沟通为(24.25±1.53)分,支持应对为(31.36±2.68)分,授权应对为(12.35±1.41)分,消极应对为(25.67±2.36),共同应对为(16.82±1.24)分,满意度评价为(7.14±0.67)分｡

2.2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照顾者负担､家庭功能､感知脆弱程度及亲职压力得分情况

结果显示,118例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照顾者负担得分为(47.35±4.47)分,其中个人负担为(31.62±5.03)分,责任负担为(15.39±3.92)分;家庭功能得分为(79.62±5.24)分,其中情感交流为(21.05±2.06)分,积极沟通为(13.21±1.65)分,自我主义为(16.02±2.15)分,问题解决为(15.91±1.86)分,家庭规则为(12.63±1.74)分;感知脆弱程度得分为(15.08±1.59)分,其中孩子的实际疾病状况为(9.65±1.01)分,父母对失去孩子的恐惧为(5.49±0.85)分;亲职压力得分为(106.27±9.38)分,其中育儿愁苦为(35.31±7.25)分,亲子互动失调为(31.69±6.38)分,困难儿童为(38.21±8.65)分｡

2.3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二元应对得分与照顾者负担､家庭功能､感知脆弱程度及亲职压力得分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二元应对得分与照顾者负担､感知脆弱程度及亲职压力得分均呈负相关(r值分别为-0.625,-0.732,-0.691,P<0.001);与家庭功能得分呈正相关(r=0.563,P<0.001)｡

2.4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二元应对现状的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患儿年龄､家庭月收入､家庭结构､主要照顾者及患儿住院时间均为影响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二元应对现状的相关因素(P<0.05),详见表1｡

表1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二元应对现状的单因素分析(x±s,n=118)

2.5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二元应对现状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将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二元应对得分作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及相关性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赋值情况详见表2;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主要照顾者､患儿住院时间､照顾者负担､家庭功能､感知脆弱程度及亲职压力为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二元应对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详见表3｡

表2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二元应对影响因素变量赋值情况

表3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二元应对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3、讨论

3.1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二元应对现状分析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118例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二元应对得分为(115.35±4.36)分,与刘彬焱等[13]研究中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都处于中等水平｡分析原因为:重症肺炎患儿的治疗周期长且病情易反复,患儿父母作为主要照顾者需要进行持续的关注和照顾,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心理和生理压力,同时对患儿病情的不确定和过度担忧,使他们产生担心､焦虑､无助､沮丧等负性情绪,从而导致二元应对水平不高｡医护人员需要关注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的二元应对水平,并在治疗和康复过程中提供相应的指导和支持[14]｡

3.2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二元应对现状的影响因素分析

3.2.1主要照顾者

本研究结果显示,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的主要照顾者为父亲的二元应对水平高于母亲(P<0.05)｡分析原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父亲通常被视为家庭的支柱和决策者,扮演更加坚强和冷静的角色｡当父亲为患儿的主要照顾者时,其能更好地独自面对压力和困难,更容易采取积极应对措施,进而更好地参与到患儿的康复过程当中｡避免更多家庭矛盾､压力和负性情绪感知的产生,从而提升二元应对水平｡因此当患儿的主要照顾者为母亲时,护理人员应对其提供情感支持,帮助她增强信心和动力｡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帮助其掌握照顾患儿的技能和知识｡提供心理咨询､认知行为疗法等心理健康支持,帮助其缓解负面情绪和压力[15]｡

3.2.2患儿住院时间

本研究结果显示,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的住院时间越长,其父母的二元应对水平越低(P<0.05)｡分析原因为:患儿长时间的住院会给父母的工作及家庭经济带来压力,同时长时间的照顾工作会使父母感到疲劳,也会担心患儿的病情和治疗效果,导致心理压力和情绪波动较大,进而影响其二元应对水平｡因此随着重症肺炎患儿住院时间的延长,建议医护人员在选择治疗方案时应考虑其父母经济承受能力,适当时可以帮助申请经济援助,同时加强疾病认知教育,鼓励其调整生活行为状态,帮助他们缓解压力,提高应对孩子疾病的能力[16]｡

3.2.3照顾者负担

本研究结果显示,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的照顾负担越重,其二元应对水平越低(P<0.05)｡分析原因为: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的照顾负担加重,会影响他们的决策能力和应对能力｡程娜等[17]的研究中指出,照顾负担能影响患儿父母应对方式的选择,照顾负担越重越趋向于选择消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不利于问题解决和情绪调节,可能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发展和加重,从而导致二元应对水平降低｡因此,护理人员应加强对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照顾负担的评估,并加强照顾工作的指导,避免将精力投入到不必要的照护中｡指导其选择适合的自我放松和缓解压力的方法,鼓励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和沟通,合理安排照护时间,从而缓解照顾负担[18]｡

3.2.4家庭功能

本研究结果显示,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的家庭功能越好,其二元应对水平越高(P<0.05)｡分析原因为:家庭功能越好的家庭通常拥有更好的家庭环境､更稳定的家庭关系和更健康的家庭成员,这些因素可以提供更多的情感和实际支持,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彼此,在应对共同压力时能做出积极调整和适应,因此能够有更高的二元应对水平｡因此,在面对家庭功能评分较低的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时,应建议其进行良好的沟通和互动､规律的生活习惯､创建积极的家庭氛围等措施来加强家庭功能的建设,从而提高家庭成员的应对能力,减轻照顾负担和压力[19]｡

3.2.5感知脆弱程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的感知脆弱程度越高,其二元应对水平越低(P<0.05)｡分析原因为:当父母感知脆弱程度增高时,他们可能会出现过度关注和担心孩子的病情｡这种过度关注会导致他们的控制欲和保护欲增强,影响到自身的情绪调节能力,也会影响到决策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从而导致二元应对水平降低｡因此,当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的感知脆弱程度增高时,应帮助他们认识到感知脆弱的不良影响,帮助其正确掌握孩子的病情信息,减轻疾病不确定感,从而降低感知脆弱程度[20]｡

3.2.6亲职压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的亲职压力水平越高,其二元应对水平越低(P<0.05)｡分析原因为:当患儿父母承受较大的亲职压力时,会出现焦虑､无助等情绪困扰,也会导致疲劳和心理负担增加｡他们会担心自己的决策是否正确,同时也面临治疗方案选择､康复计划制订等方面的困扰,会激化家庭矛盾,导致二元应对水平降低｡因此,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的亲职压力水平增高时,应提供心理支持和情感支持,帮助他们减轻压力和情绪困扰,提高应对能力｡还需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体系,让患儿父母能够得到来自家人､朋友和专业人员的支持和帮助[21]｡

4、小结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118例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的二元应对处于中等水平,主要照顾者､患儿住院时间､照顾者负担､家庭功能､感知脆弱程度及亲职压力为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二元应对的主要影响因素｡但是因为研究方法和样本量选取的局限性,可能会存在影响因素分析不全､推断强度有限等不足之处,未来应从增加样本例数､扩大选取范围,选用更多评估工具及纳入更多变量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多角度分析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的二元应对的影响因素,为制定更全面､更合理的干预方案提供理论借鉴｡

参考文献:

[1]肖亚.家庭参与型护理模式在ICU重症肺炎新生儿护理中的应用效果评价[J].全科护理,2021,19(28):3987‐3989.

[2]王晓玲,崔嬿嬿,李露露,等.家庭赋权护理模式在重症肺炎患儿出院后延续性护理中的效果[J].国际护理学杂志,2023,42(3):569‐572.

[3]于蕾,邓文卿,陈娟.夫妻间二元应对概念整合和实证研究进展[J].全科护理,2022,20(31):4393‐4397.

[4]谭媛,史根芽,蔡英杰,等.孕妇及其配偶二元应对的研究进展[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22,38(8):636‐641.

[5]高玲蕊,陈璐,王钰涵,等.积极二元应对干预对脑卒中偏瘫患者焦虑､抑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J].现代养生(上半月版),2022,22(6):923‐927.

[6]谢冰莹.基于“互联网+”二元应对干预模式对新诊断2型糖尿病病人综合管理的影响[J].循证护理,2022,8(3):390‐394.

[7]张文涛,张林杰,董汉华,等.二元应对干预对青年乳腺癌患者及配偶创伤后成长和二元应对水平的影响[J].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22,43(24):2384‐2389.

[8]岳鹏,付艺,尚少梅,等.照顾者负担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检验[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20(8):562‐564.

[9]王雪云,李业平.中文版家庭功能评定量表的信度效度初步研究[J].科技视界,2016(5):121‐122.

[10]袁艳丽,陈京立.中文版父母感知脆弱程度量表在先心病患儿父母中的信度效度研究[J].中国护理管理,2017,17(6):774‐778.

[13]刘彬焱,罗伟,王凤姣,等.脑性瘫痪患儿父母二元应对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当代护士(下旬刊),2022,29(11):111‐114.

[14]严梅,关琼瑶,王垣晓,等.乳腺癌根治性手术后患者及配偶未满足需求与二元应对水平的关系[J].昆明医科大学学报,2023,44(4):93‐99.

[15]周洁,郑霞,宋银华,等.二元关系视角下青年女性肾癌患者生育相关心理痛苦的质性研究[J].护理学杂志,2022,37(24):64‐67.

[16]徐斌,李茹雪,高玲蕊,等.经济状况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水平的影响[J].现代养生(下半月版),2022,22(5):823‐828.

[17]程娜,于夏,王玉婷,等.儿科住院患儿父母二元应对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护理管理杂志,2023,23(1):42‐46.

[18]孔盼盼.二元应对模式对肠造口患者生活质量及照顾者负担水平的影响研究[J].结直肠肛门外科,2021,27(3):289‐294.

[19]杨金丽,张中宇,李新雨.二元应对干预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及其配偶应对能力与家庭功能的影响[J].现代临床护理,2019,18(9):27‐33.

基金资助: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科研基金,编号:2017C018;

文章来源:鲍翠芳,钟华,张玲,等.重症肺炎住院患儿父母二元应对现状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全科护理,2025,23(05):914-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