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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期妇女孕前妇科疾病检出状况及影响因素

2020-10-17 162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探讨育龄期妇女孕前体检常见妇科疾病检出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选择2019年1月至2019年10月在杭州市妇产科医院体检中心进行孕前体检的645例育龄期女性职工作为研究对象,填写《个案体检表登记相关信息》,并行妇科常规、白带常规检查、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测(TCT)、乳腺B超、子宫及附件B超检查。分析比较常见妇科疾病检出率及影响因素。结果：645例研究对象中宫颈疾病中宫颈柱状上皮异位的检出率最高(13.18%),其次为宫颈纳氏囊肿(5.89%);乳腺疾病中乳腺增生的检出率高达72.71%;阴道炎检出率10.08%;子宫肌瘤检出率18.45%。年龄<30岁育龄妇女中宫颈柱状上皮异位检出率高于年龄≥30岁者(χ2=9.11,P<0.01),而年龄<30岁育龄妇女中宫颈纳氏囊肿、乳腺增生、乳腺结节的检出率低于年龄≥30岁者(χ2值分别为5.32、10.21、5.18,均P<0.05);宫颈纳氏囊肿、乳腺增生、阴道炎及子宫肌瘤检出率在不同职业间均有统计学差异(χ2值分别为18.47、31.63、11.94、59.54,均P<0.05);常见妇科疾病的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30岁、阴道炎、流产史、吸烟、口服避孕药是宫颈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初潮年龄<14岁、年龄≥30岁、临床一线医护、流产史是乳腺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事业单位人员、分娩史、流产史、是阴道炎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痛经、临床一线医护、分娩史、流产史是子宫肌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结论：育龄期妇女孕前乳腺增生检出率最高,其次为宫颈肌瘤、阴道炎,年龄、职业、分娩史、流产史等多个因素与上述疾病的发生相关,因此需要加强育龄期女性生殖健康知识宣传,提高其生殖健康保健意识。

关键词：
妇科疾病
孕前
影响因素
育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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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于健康需求愈加重视。女性由于其特有的身体结构,一生会有多个生理变化阶段,包括月经生理周期、生殖内分泌等,特别是女性生殖健康问题已成为社会问题[1]。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生殖健康的认识相对较晚,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虽然从2009年已开始加强女性生殖健康普及及筛查,10余年来取得较好的成果,但较201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2,3]中提出的女性常见病筛查率达80%仍有差距。对于育龄期妇女,特别是有生育要求者而言,生殖健康不仅关系其本身,对未来孩子的健康同样至关重要[4]。本文通过探讨育龄期妇女孕前体检妇科常见疾病检出状况,并分析引起相关疾病的危险因素,为促进女性健康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9年1月至2019年10月在杭州市妇产科医院体检中心进行孕前体检的645例育龄期女性职工为研究对象。纳入排除标准:①年龄≥18岁;②既往有性生活史;③体检项目资料完整。排除标准:①患有严重的传染性疾病、遗传性疾病或合并有严重脏器损伤等疾病;②信息不完全或错误;③拒绝参与研究。645例研究对象中杭州市妇产科医院临床一线医护315例,平均年龄28.06±3.35岁(20～38岁);杭州市近江集团职员176例,平均年龄27.52±4.31岁(20～37岁),杭州市工会事业单位人员154例,平均年龄27.45±3.36岁(20～38岁)。所有研究对象及家属均知情且签署知情同意书。

1.2研究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均采用统一的个案体检表登记相关信息,内容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吸烟史、痛经史、月经史、流产史等。

所有研究对象均行妇科常规、白带常规检查、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测(thin-cytologictest,TCT)、乳腺B超、子宫及附件B超检查。采用窥阴器及双合诊手法进行常规妇科检查(外阴、阴道、宫颈、附件);采用TCT进行宫颈脱落细胞学检查,检查结果异常的体检者进行阴道镜宫颈活检,交由病理科确诊;采用腹部超声方式进行妇科超声检查;采用乳腺超声的方法进行乳腺检查,对于不明性质的结节或肿物进行乳腺钼靶检查,必要时手术治疗并经病理学确诊。

1.3诊断标准

妇科疾病及乳腺疾病的诊断标准按照《妇产科学》《外科学》中的诊断标准。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SNK-q检验进行两两比较,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变量筛选标准:α进入=0.05,α剔除=0.1;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

根据纳入排除标准共纳入645例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其中年龄≥30岁者359例(55.66%),初潮年龄≥14岁者共340例(52.71%);文化程度为中专/高中/卫校者共310例(48.06%);临床一线医护共315名(48.84%),近江集团职员176名(27.29%),事业单位人员154名(23.88%);口服避孕药者86例(13.33%),痛经118例(18.29%),有分娩史者275例(42.64%),有流产史者88例(13.64%),吸烟者61例(9.46%),饮酒者36例(5.58%)。见表1。

表1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

2.2研究对象常见妇科疾病检出情况

645例研究对象中宫颈疾病中宫颈柱状上皮异位的检出率最高(13.18%),其次为宫颈纳氏囊肿(5.89%);乳腺疾病中乳腺增生的检出率高达469例(72.71%),乳腺结节检出率为248例(38.45%);阴道炎检出率65例(10.08%),子宫肌瘤检出率119例(18.45%),见表2。

表2常见妇科疾病检出情况

2.3不同年龄常见妇科疾病检出情况

年龄<30岁育龄妇女中宫颈柱状上皮异位检出率(29.72%)高于年龄≥30岁(19.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11,P<0.01),而宫颈纳氏囊肿在年龄≥30岁(7.80%)育龄妇女中的检出率高于年龄<30岁(3.50%)(χ2=5.32,P=0.02);年龄<30岁育龄妇女中乳腺增生、乳腺结节的检出率低于年龄≥30岁者(χ2=10.21,P<0.01;χ2=5.18,P=0.02),见表3。

表3不同年龄常见妇科疾病检出情况[n(%)]

2.4不同职业常见妇科疾病检出情况

宫颈纳氏囊肿、乳腺增生、阴道炎及子宫肌瘤检出率在不同职业间均有统计学差异(χ2值分别为18.47、31.63、11.94、59.54,均P<0.05);SNK-q两两比较结果:临床一线医护宫颈纳氏囊肿、阴道炎检出率低于事业单位人员及近江集团职员(P<0.05),乳腺增生及子宫肌瘤检出率高于事业单位人员(P<0.05);事业单位人员乳腺增生及子宫肌瘤检出率低于近江集团职员(P<0.05);近江集团职员乳腺增生及子宫肌瘤检出率高于临床一线医护(P<0.05),见表4。

表4不同职业常见妇科疾病检出情况[n(%)]

2.5常见妇科疾病的多因素分析

影响常见妇科疾病的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30岁、阴道炎、流产史、吸烟、口服避孕药是宫颈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初潮年龄<14岁、年龄≥30岁、临床一线医护、流产史是乳腺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事业单位人员、分娩史、流产史、是阴道炎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痛经、临床一线医护、分娩史、流产史是子宫肌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见表5。

表5常见妇科疾病的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3、讨论

3.1常见妇科疾病检出情况

目前随着知识的普及及获取方式的简便化,女性对于生殖健康的意识逐步提高,但社会的发展同样增加了影响生殖健康的不良因素[5]。对于有生育需求的育龄期女性而言,生殖健康与否是其能否健康妊娠并顺利生育最重要的条件。本研究选择来我院行孕前体检的女性,研究发现,645例育龄期妇女孕前体检中宫颈疾病中宫颈柱状上皮异位的检出率最高(13.18%),其次为宫颈纳氏囊肿(5.89%);乳腺疾病中乳腺增生的检出率高达72.71%,乳腺结节检出率为38.45%;阴道炎检出率10.08%;子宫肌瘤检出率18.45%。马代慈[6]对1000例育龄女性研究发现,共有634例患有妇科疾病,发生率为63.40%。提示育龄期妇女妇科疾病的发生率较高。但该研究发现生殖道感染疾病的发生率最高29.70%,其次为子宫肌瘤,分析可能与地域差异有关;此外本研究为孕前检查,限制了育龄期女性的年龄,可能是两者结果有差异的原因。此外,本研究结果也显示年龄<30岁者宫颈柱状上皮异位检出率高于年龄≥30岁者,而宫颈纳氏囊肿、乳腺增生、乳腺结节检出率低于年龄≥30岁者。可见年龄与常见妇科疾病存在相关性,年龄增长会增加纳氏囊肿及乳腺疾病的发生风险;而宫颈柱状上皮异位则会降低。进一步分析职业与妇科疾病关系发现,临床一线医护人员宫颈纳氏囊肿、阴道炎检出率低于事业单位人员及近江集团公司职员,乳腺增生及子宫肌瘤检出率高于事业单位人员;事业单位人员乳腺增生及子宫肌瘤检出率低于近江集团公司职员(P<0.05);近江集团职员乳腺增生及子宫肌瘤检出率高于临床一线医护。可见近江集团公司职员更容易发生乳腺增生及子宫肌瘤,而事业单位人员更容易发生宫颈纳氏囊肿、阴道炎。提示育龄期妇女妇科疾病与岗位、职业存在相关性。

3.2常见妇科疾病的危险因素

为了解影响育龄期妇女孕前常见妇科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本研究分析结果发现:年龄<30岁、阴道炎、流产史、吸烟史、口服避孕药是宫颈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可能由于随着年龄增加,机体激素水平会有变化,年轻女性雌激素水平较高,因此可促进宫颈口柱状上皮外移[7],增加损伤风险。由于阴道炎容易反复发生,长期反复发作的阴道炎症可上行刺激宫颈发生病变。有流产史者则可能与流产过程中容易损伤宫颈而增加病变的风险有关。避孕药可以使宫颈充血、肥大,同样增加宫颈疾病风险。吸烟女性更容易发生宫颈疾病可能与烟草中含有亚硝胺有关[8]。乳腺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有初潮年龄<14岁、年龄≥30岁、临床一线医护、近江集团公司职员、流产史。既往研究还发现,乳腺疾病与雌激素刺激相关[9]。初潮年龄越小,雌激素分泌越早,乳腺受到雌激素刺激的时间越长且更早,因此乳腺疾病,特别是乳腺增生的发生风险越高。早孕激素对乳腺细胞的成熟有促进作用,妊娠前3个月这种促进作用尤为明显,而中途如果流产,使这种促进作用突然中断,未成熟分化的细胞容易蓄积而引起乳腺疾病的发生。何婷超等[10]分析乌海市成年女性乳腺疾病发现,有流产史女性患乳腺疾病的风险高于无流产史者,且流产≥2次者风险更高。既往研究已证实,乳腺疾病与工作强度、压力有关,强度越大、压力越大,乳腺疾病的发生风险越高。30岁后的女性由于处于事业及家庭双重压力下,因此容易内分泌失调而增加乳腺疾病风险。与事业单位人员相比,临床一线医护与近江集团公司职员由于职业的不同,需要面临繁重的临床工作及单位压力,因此更容易发生乳腺疾病。本研究结果显示事业单位人员、近江集团公司职员、分娩史及流产史均是阴道炎发生的危险因素。阴道炎是女性最常见的妇科疾病之一,约一半的育龄期女性都受到过阴道炎的影响,而阴道炎亦是导致不孕及不良妊娠的主要疾病[11]。有过分娩史及流产史者容易有阴道损失,因此感染机会明显增加。与临床一线医护相比,事业单位人员、近江集团公司职员对生殖系统感染的认识相对较低,因此其发生风险相对更高。而子宫肌瘤危险因素有痛经、临床一线医护、近江集团职员、分娩史及流产史。既往研究发现[12],前列腺素水平升高可增加子宫肌瘤的发生风险。痛经会促进子宫内膜产生前列腺素,进而收缩子宫,增加子宫内压,增加子宫肌瘤发生风险。有流产史的女性由于子宫内膜有损失,可促进内膜向肌层生长,进一步引起子宫肌瘤发生。研究认为,压力同样会增加子宫肌瘤的发生风险。因此临床一线医护与近江集团公司职员子宫肌瘤发生风险较高。本研究未发现年龄与子宫肌瘤的相关性,可能与本研究选择人群为孕前体检,因此年龄阶段相对较小、较集中的原因。

综上所述,本研究显示,育龄期妇女孕前体检乳腺疾病检出率最高,其次为宫颈疾病、子宫肌瘤、阴道炎,年龄、职业、分娩史、流产史等多个因素与上述疾病的发生相关,因此需要加强育龄期女性生殖健康知识宣传,提高其生殖健康意识。

参考文献：

[3]张秀敏,术慧青.某院健康体检中心2868例已婚女性乳腺及妇科疾病检出情况分析[J].中国卫生统计,2019,36(5):757-758,762.

[8]俞秋霞,孙红旭,韦玮.无锡市2013—2017年社区宫颈癌筛查结果分析[J].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19,30(8):968-971.

[10]何婷超,宋菲,伍思佳,等.内蒙古乌海市良性乳腺疾病患病及危险因素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17,33(3):440-443.

[11]杨力仁,尚丽,漆翠芳,等.围孕期生活行为及环境危险因素与不良妊娠结局的关系研究[J].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20,31(4):447-451.

张敏,徐菲娜,蒋小明,王成燎.645例育龄期妇女孕前妇科疾病检出状况及影响因素的分析[J].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20,31(10):1423-1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