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新时代新征程深化改革的新号角，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部署了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和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的重大战略任务。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有效融通，已成为深化我国教育综合改革，加快构建现代教育体系、推动教育现代化、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之举[1]。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作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关键节点，对教育体系的正常运行和整体性构建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类型教育提出以来，针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两种教育类型的关系和地位探讨，学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然而，学界较少从教育体系的整体视角对职普融通进行全面审视，关于高质量教育体系与职普融通内在逻辑关系的研究还相对匮乏[2]。职普融通是职业教育体系与普通教育体系的有效融合，是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维度。因此，厘清职普融通内涵的出场语境，研判职普融通的现实困境进而建构破解路径，对培养高素质人才、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至关重要。

一、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背景下职普融通的内涵

（一）职普融通政策的语境表达

1. 从“普职分流”到“普职融通”的政策语境演进

纵观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要的教育政策语境，基本遵循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从分流走向沟通的演变路径。教育政策的文本逻辑表现为“职业教育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通”。该时期我国职业教育获得了较快发展，成为教育体系内的一个独立分支，获得了与普通教育平等发展的机会[3]。这个时期关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论述，主要以“普职分流”的政策语境出现，如1991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4]和1993年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根据不同教育阶段提出实施“小学后、初中后、高中后”三个阶段的教育分流。这些重要教育政策文件的出台，初步确立了我国以“普职分流”为表征的职业教育体系。

进入21世纪初期，借助新时代发展的浪潮，我国职业教育获得了发展壮大的空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合更加明显与迫切。职业教育已经成功建立了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纵向贯通的衔接机制。中、高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可以拥有选择继续升学的机会，但这通常被限制在职业教育体系内，而不能实现与普通教育的转轨。同时，普通教育的学生也不能实现向职业教育的横向跨越转轨。针对普职教育双线并行却不能互相融合的问题，我国颁布了相关政策来促进普职融通的实现，该时期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以“普职融通”作为关键词频繁出现在相关政策文本中，如1999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逐步研究建立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之间的‘立交桥’”[5];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强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成人教育的衔接与沟通，建立人才成长的‘立交桥’”[6];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和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均提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互相沟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更加完善”，表明囊括职业教育在内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7]。上述政策文件不仅提出了职普融通的纲领性要求，还规定了职普融通的实施要求和内容，逐渐自上而下构建起了纵横畅通的现代化教育体系。

2. 从“普职融通”到“职普融通”的政策语境演进

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构建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8],2020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关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论述中提出了“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9]。2022年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强调要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融通”[10]。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11]。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再次提出：“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12]。至此，“职普融通”逐步取代“普职融通”成为当前我国政策的出场语境。这种政策语境的调整体现出我国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的某种倾向和重点转向，充分反映了国家对职普融通的认识更加科学、合理，即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作为两种教育类型，二者既相互独立又互相融通，均具有“教育性”这一属性[13]，也进一步凸显了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教育追求，代表着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下职普关系的现代转向。

（二）职普融通内涵的学术表达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步伐逐步加快，伴随着职普融通概念的提出，学界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对职普融通内涵的理解和表达尚未形成统一观点，目前普遍存在“职普融合”“职普沟通”和“职普融通”几种说法，因此，对职普融通内涵及其属性的审视尤为必要。

1.“职普融通”与“职普融合”的概念辨析

职普融通与职普融合二者之间存在着实质上的区别，职普融合的理念是弱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边界，更注重将二者合二为一，而职普融通的立场则是在尊重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差异的基础上，加强二者之间的等值交换与双向融通。当前，一些学者将职普融通与职普融合的概念混淆，引起了误会。一方面，是无意识的混淆，由于一些学者对职普融通和职普融合的概念理解不透彻，因此在文章中对二者的表述含混不清，容易引起读者的疑惑和理解上的偏差。另一方面，是有意识地混淆，一些学者为了在文章中增强关于职普融合的相关论点，有意将二者混淆以达到自己的目的[14]。

2.“职普融通”与“职普沟通”的概念辨析

职普沟通的概念尚未有明确的界定，但可以明确的是，学者们一致认为职普沟通是指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双向沟通。职普沟通的主要措施有：开展课程和学分互认；学生可以在普通学校和职业院校之间转学、升学；普通高等学校可招录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同时与职业院校联合培养高等应用型人才[15]。职普融通是在职普沟通基础上的升华，职普沟通强调的是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沟通，是解决教育层面的问题；而职普融通则强调二者之间的双向转轨，旨在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有效衔接和互补，注重二者的平等和协调，强调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和教育机会的均等，以构建一种既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又能兼顾学生个人发展的高质量教育体系[16]。

3. 职普融通内涵与属性的学术表达

一是关于职普融通的内涵表达。

职普融通是指在系统论的指导下正确处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是从整体性、关联性和动态平衡性等方面系统审视我国职普融通的发展，是不同教育类型以及不同教育阶段之间的有效融通。职普融通已超越了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这一阶段的融通，而成为一个具有教育系统性视角的问题。其代表了我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两种教育类型关系的新转向，成为我国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强化教育体系内循环及教育外部结构交融促进中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17]。

二是关于职普融通的本质属性。

在范畴上，职普融通要推进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学校与普通教育学校的有效融通。在阶段上，职普融通涉及职业教育中的中等职业教育阶段、高等职业教育阶段和普通教育中的义务教育阶段、普通高中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的融通。在内容上，职普融通涉及教育机构、教育内容以及教育主体等多方面的融通，最终目标是为具有不同禀赋、不同发展兴趣的学生提供更加多元、更多通道的成长机会和路径，实现教育公平和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功能上，职普融通不仅是教育体系的内部问题，还涉及社会经济人口等现象，具有促进人力资本有效供给、人才流动、教育公平和社会包容等重要功能[18]。

二、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背景下职普融通的现实困境

（一）社会大众对职普融通存在认知困境

1. 观念落后造成“失衡”困境

教育观念是个体或社会群体对教育现象形成的系统化、理论化的认知形态。社会主流教育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制度应实现的价值目标和遵循的基本准则，对于教育制度的推进实施具有重要影响[19]。从职普融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自1985年以来，我国确立了初中毕业后职普分流的教育体制，受传统文化影响，在社会大众的主流教育观念中，普通教育处于优势地位，职业教育处于弱势地位，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和认可度明显低于普通教育，接受普通教育和接受职业教育的教育者在学习成就、未来收益、社会认可、终身发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这种观念势必会造成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不均衡。

2. 认可不高造成“弱势”困境

家庭和学生对教育的选择通常映射着教育意愿和教育需求。教育意愿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激活其学习潜能，教育需求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效能。影响教育意愿和教育需求的因素众多，但价值无疑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价值会直接唤醒学生的教育意愿和教育需求，同时也会关闭学生的教育意愿和教育需求。在现实社会中，过多的学生及其家长都持有从职业教育转入普通教育而实现学历提升的价值取向，而有意愿从普通教育转到职业教育的学生普遍较少。同时，社会大众通常会将职业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同等化对待，将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视为“弱势”群体。在这种价值观的“加持”下，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教育意愿低迷、教育需求薄弱，进而造成所培养的学生成才率低下，反向佐证了“弱势”标签，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加剧了职业教育学生的弱势地位。

（二）政府政策在职普融通中面临治理困境

1. 政策失调造成“失灵”困境

教育制度是国家教育机构与组织的体系及其管理规则，教育制度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及教育治理起着根本性作用[20]。政策具有主体多样化特征，意味着仅仅依靠某个单一政策的施行难以满足多方面的需求[21]，政策在施行过程中，会驱使制度制定者和制度实施者根据各自语境，完成从“行动者”到“博弈者”的角色转变。职普融通作为一项教育改革行动，既涉及教育部门、教育单位和教育参与者等直接主体，也囊括政府相关部门、社会组织等间接主体。在直接主体和间接主体的参与下，不同的主体特性意味着有各自不同的效益考量。但在职普融通的政策制定中，更为关注直接主体的话语表达，而较少思考间接主体的立场态度，容易造成学习者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间流动的关键政策失灵。

2. 政策缺失造成“失望”困境

公共政策通常基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需求，由若干相互协调的具体条文和措施组成[22]。一方面，反映了政策执行者的行动理念和执行依据；另一方面，充盈了政策受益者的意识表述和诉求底气。因此，政策表述的含糊不清、政策语句的陈述不详和政策逻辑的相互冲突等结构性缺陷会致使政策执行力度和政策受益范围大打折扣[23]，形成政策残缺和不健全现象。当前，我国教育政策文本表述中主要呈现的是“职普融通”的纲领性规定，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考量，往往仅是倡导职普融通，而较少出台与之相匹配的公共实施政策[24]。因职普融通具体实施政策的不足，使理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主体、执行主体和监管主体呈现缺失状态。近年来，随着现代教育体系建设的加快，这种缺失状态虽有所补充，但从职普融通推进的进度来看，职业学校和普通学校在招生、学生管理、资格授予等环节，学习者在两种教育类型间的身份和学籍转化都还缺乏相关的政策和制度支持，这种政策缺失容易造成职普融通的法律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困境。

（三）学校主体在职普融通中遭遇办学困境

1. 办学认知偏差造成“生存”困境

教育政策虽然由政府基于一定预期目标而研究设计，但通常情况下任何一个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实施周期内执行者的认知程度息息相关。对教育政策的指导思想、设计理念和行动指南的认知理解越深，执行者在实施该公共政策的过程中越容易取得预期效果，实现“物”有所值和“物”超所值的正向作用，反之亦然。职普融通作为一项公共教育政策，学校作为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其认知程度直接决定政策的实施效果。当下，部分学校被功利主义充斥，将学校整体利益集中于升学教育上，将教学整体力量集中于升学学生中，将教学内容集中在升学考试内，升学成为学校办学的“主旋律”。而学校对于职普融通政策的设计理念存在认知偏差，认为其与升学考试关系不直接、不紧密，从而在执行中往往被“后置化处理”“边缘化实施”或“形式化执行”，这加剧了职普融通在学校的“生存”困境。

2. 教育资源稀缺造成“低效”困境

教育政策在制定过程中需要消耗各类人力、经济、信息和时间等物质资源和权力、威信等非物质资源，而在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同样需要调动、消耗诸多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因地区优势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教育资源也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学校作为职普融通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在面对学校内部资源配置总量有限、资源分配方式传统和学校外部资源来源渠道单一、资源协调方式单向的双重挤压下，在执行职普融通政策时能调动和可消耗的资源往往被囿于一定界限之内，因教育资源匮乏导致普通高中参与职普融通的积极性不高，在职普课程设置上存在简单叠加、缺乏师资共享机制、保障经费投入不足等问题。这种教育资源的稀缺，易造成学校在执行职普融通时存在“有心无力”的现象，进而引发学校在职普融通办学中的低效困境。

（四）学生个体在职普融通中遭受发展困境

1. 学生发展窄化造成“抵制”困境

在理性经济人的假定中，任何独立个体在行动时所追求的目标都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该假定同样适用于学生群体。从学生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学生通过接受教育，汲取知识、扩充眼界，实现自身素质、知识和技能的整体性提升，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完成自身的人力资源成长。在这一成长过程中，对于教育的评价标准之一就是上升通道和未来前景，只有这样，才会受到学生群体自发理性的“拥护”。当前，职普融通的实施尚处于实践探索阶段，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衔接程度孱弱、衔接层次低下；二是职业教育内容更新迟滞、质量参差不齐。前者造成上升通道逼仄，后者致使未来前景模糊，将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置于“升学无望、就业无能”的现实窘境，容易引发学生“发展窄化”，造成学生对职普融通的“抵制”困境。

2. 流动程序复杂造成“僵化”困境

在职普融通改革理念中，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作为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在价值上具有同等地位，但从学生学习效能的角度看，因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教学资源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学习者在职普融通过程中还会存在学习障碍、心理不适、方向迷茫等问题，同时学习者在职普融通过程中还面临着流动成本增加、学习效益不高等问题；学生在职普间的流动程序复杂且历程曲折，学生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间的双向流动费时费力，影响了学生学习效能的提高，造成职普融通在推进过程中学生身份角色的僵化困境。

三、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背景下职普融通的破解路径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职普融通作为我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关键维度，对办好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职普融通中面临的多重困境，要不断重塑和完善教育模式，以系统性的视角突破职普融通发展困境。

（一）重塑教育观念，培育职教与普教均等认可的文化土壤

1. 改变传统观念，展示职普融通的本真功效

正如马克思所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产物，是一个民族的标志和象征，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体系。”受传统文化影响，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不能实现均等认可，教育观念偏颇是影响职普融通高效推进的关键一环。在传统教育语境下，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长期的“分轨发展”助长了教育分层下的不平等观念。因此，要逐步扭转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的消极态度，建立并完善有利于技能人才成长发展的相关制度，培育技能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成长的文化土壤，不断拓展技能型人才的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并落实技术技能人才的各项待遇，使各类人才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要改变社会大众的固化观念，充分展示职普融通的成效是破解之策。一方面，职普融通打破了普通教育是为升学所设置的准备教育的“异化”困境，将学生从高考升学率的“统摄”下解放出来，从应试实践者的角色中释放出来。充分帮助学生在接受文化教育的同时，也能接受到职业素养和技能教育的浸润，满足学生成长的多元化需求。另一方面，职普融通为两种教育背景下学生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机会。对于学术型智能特征明显的学生，职普融通为其提供提升机会，充分发挥其学术潜力，实现学术型人才培养；对于学术型智能特征模糊的学生，职普融通为其提供发展空间和选择机会；对于非学术智能特征的学生，则是充分保障其受教育权和社会公平性，确保该群体完成自身学历补偿、实现自身能力培育目标。

2. 加强舆论引导，澄清职业教育的功能属性

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被党和国家高度关注。但在现实社会语境下，职业教育始终被认定为无法升入普通高中而作出的无奈选择。这种误读直接对职普融通形成“威胁”。为此，及时澄清职业教育的功能属性是助力职普融通的重要一环。首先，宣传职业教育的教育功能，即通过职业教育弥补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能力“缺陷”，唤醒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以知识为导向的普通基础教育和以工作为导向的职业基础教育，促进学生生存能力的发展。其次，解读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通过职业教育保证具备非学术智能特征的庞大群体具备受教育的权利[25]，改善学生的发展状况，促进社会包容和社会和谐。再次，诠释职业教育的引导功能，职业教育有助于培育学生专业知识技能，塑造学生职业素养，为学生个人成长提供引导，保障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社会化融通。

（二）强化顶层设计，不断扩充职普融通的政策空间向度

1. 结合高层决策部署，调整政策平衡度

为高效推进职普融通，达到预期施行效果，调整教育政策平衡度是首要之举，强化制度建设有利于规范职普融通各参与主体行为，实现职普有效融通。一是政府进行高层决策部署，通过对高层决策部署的结合，充分调动职普融通各参与主体的行动积极性。二是调整政策平衡度，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和执行性。现有的职普融通政策多以宏观调控为主，缺乏实质性和可操作性的规定，应通过了解职普融通的直接参与主体和间接参与主体的话语表达，制定职普融通行动计划，详细规定职普融通如何落实、如何操作、如何执行、如何评价。相关行政部门要围绕职普融通的具体形式、实施方式、评价标准等，制定一系列配套政策和指导意见，如综合高中设置指导意见，学生学籍互转、学分互认规定以及财政支持配套政策，从而增强政策的科学性、执行性和有效性。

2. 依据地区发展差异，优化政策完成度

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增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悄然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也逐渐造成了不同地区间教育发展速度和发展程度的迥异。为此，要使职普融通的政策具有高普适性、强执行度，必须依据地区发展差异，优化政策完成度。一是充分掌握不同地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局部发展态势、资源外部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为职普融通政策实施提供参考样本，增强职普融通的普适性。二是按照不同地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差异，优化政策完成度。各地区根据国家对职普融通的总体规定和改革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出台职普融通中微观层面的实施方案。三是结合本地教育发展实际，建立健全职普融通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从不同维度构建科学合理的效能评价标准和激励支持体系，不断优化职普融通政策目标的达成度。

（三）适度弹性执行，逐步改善职普融通的实施环境

1. 转变学校标准，助力学生多样化成才

学校作为职普融通政策的重要执行者，应从自身资源语境出发，转变学校办学标准，助力学生现代化发展和多样化成才。学校应架设职普融通的人才培养“立交桥”，从招生、学籍和成长三方面着手，高效推进职普融通。以高中阶段教育为例，在招生上，打破普通高中和职业学校招生分批次录取的常例，融合招生“渠道”，统一招生“门槛”，开展同批次录取，依照分数择优录取、志愿顺序录取的双重原则进行招生，确保学生志向和兴趣吻合，激发学生发展兴趣和优势潜能。在学籍上，推动“职普流动”学籍管理，将高中分为三个阶段：高一阶段为普通高中学籍，高二阶段学生结合自身实力评估和未来发展期望，选择进入普高或中职就读，根据选择确定学籍，高二学习结束后普高学籍学生仍有选择机会，以此确保学生选择适合自身发展方式。在成长上，给予学生培养职普化、选择双向化、出口多元化的成长路径，培养职普化让学生实现文化和技术双重获取，选择双向化使学生依照自身成长态势适时调整，出口多元化帮助学生升学、就业两不误。通过对学校在招生、学籍和成长三方面办学标准的调整，让不同禀赋的学生实现多样化成才。

2. 改变课程体系，推动学生综合化发展

课程作为一切教育改革的落脚点和抓手，改变课程体系是推进职普融通的关键举措。鉴于此，学校需领悟职普融通的丰富内涵，从自身教育特色出发，改变课程体系，推动学生综合化发展。为此，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应基于各自的课程特色，合理构建契合职普融通的课程体系。以高中阶段教育为例，针对普通高中侧重文化培养、疏离职业熏陶的特性，应增加生涯教育课程，改进劳动技术课程，增补创新创业课程和综合实践课程。通过生涯教育课程辅导学生认识工作世界、探索职业蓝图，从而作出最优判断、规划和准备，达成自我实现[26]。立足现有劳动技术课程的改革，可协助学生掌握系统技术知识、提升职业素养。针对职业学校重视技术、忽视文化的特性，须补充人文素养课程，设计创新创业课程和适当的学术课程。人文素养课程可帮助学生实现职业和学术平行关联[27]、知识和技术纵向贯通，促进职业学校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推动学生综合化发展。创新创业课程的设计可协助学生明晰创新创业态势、强化对创新创业的认知，唤醒职业学校学生的危机意识，激活上进心，增强学习欲，实现学业和技术的双提升，为学生未来综合化发展提供多样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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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2023年一般课题“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职优质专业建设路径研究”(K23YG6020243),主持人:彭茂辉;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职业教育良匠之师培育模式构建研究”(24KGH444),主持人:彭茂辉;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2022年重点课题“职业院校传承创新重庆非遗传统文化的有效模式研究”(K22YC136064),主持人:彭华友;

文章来源:陶莉,彭茂辉.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背景下职普融通的内涵､困境与破解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24,45(2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