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数字时代，“内卷”日益成为新媒体社交平台的热门词汇，“清华大一C++课作业难度太大”“‘清华卷王’边骑车边看电脑”“某单位招聘要求学历清一色的‘硕研’‘博研’”“万物皆可卷”等调侃话语频频出现，这些现象的出现都反映了当下高校大学生的“内卷”、焦虑情绪，折射出他们自我调侃与无奈、屈服于现实的戏谑心态。仔细考察“内卷”的词源可知，“内卷”本身属于社会学专业术语，主要用于农业经济研究领域，“内卷化”的英文词是involution，源自拉丁文involutum，表示“转动”或者“卷起”的意思。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用“内卷化”表示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与“进化理论”相对应的“锁定理论”[1]。在此之后，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认为“内卷化”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指“系统在外部扩张条件受到严格约束的条件下，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2]。主要表现为“有增长无发展”“旧体系的复制和延伸”“旧习惯和秩序的精致定格”。基于现有研究，可以认为“内卷”是事物发展存在的客观状态，“内卷化”是在外部环境和内在需求共同催生下所形成的一种非良性“内卷”，是“内卷”的持续加剧[3]。为此，在竞争日益激烈、不确定性日益明显的现代社会，引导高校大学生理性看待“内卷”，规避“内卷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助于培育他们理性平和、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促进大学生健康生活和成长成才。

一、数字时代大学生“内卷化”的现实图景

随着“内卷”从社会学领域被广泛引申到其他社会领域，“内卷”的“出圈”投射出大学生当前的生存境况。

（一）“数字迷失”：比较优势下的低效奋斗

青年时期是人类个体生理发育、心理发展与社会适应的综合交汇期，而大学阶段又是青年发展极为重要的关键时期，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发展、成熟的重要阶段。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不断改革、教育质量不断提升，大学生往往会因为学业成绩、实践履历等展开激烈竞争，他们甚至会为了拿到更高的课程成绩，高标准、严要求地对待每一项课程任务，陷入了绩点的角逐之中。根据调查显示，在论文写作方面，不少学生为获得更优异的课程成绩，主动或被动选择提高课程任务的要求，任课教师要求论文字数5 000字左右即可，但他们会写到8 000～10 000字，甚至更多[4]。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任课教师并不会扩大获得优秀高分的学生比例，处于“内卷”状态的大学生也并没有得到他们期待的课程成绩。2019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一项调查显示，29.2%的被调查本科学生无明确的自我发展规划，自主性学业参与也较低；32.8%的学生虽抱有清晰的自我发展目标定位，但在行动上滞后。在本科院校中，近42%在校生对于未来没有清晰的生涯规划[5]。结合这两项调查可知，从表面上看，每个大学生都在朝着某个学校或社会公认的目标努力奋斗，他们认为只有自己达到甚至超过原有的特定标准，才能拥有超越身边同龄人的优越感，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实际上由于大学生可获取的资源与信息有限，他们无限度、低效率的努力付出尚未经过真正的思考总结，在某些实际情况下可能是一种内部消耗，虽然付出了努力，但没有真实确切的收获，随着竞争程度越来越激烈，获得比较优势的机会却越来越少，大学生难以在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方面有所提高。

（二）“数字趋同”：评价固化下的片面发展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时期，社会转型不断深入，各方面社会矛盾凸显，传统文化中所宣扬的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重义轻利”“贵义贱利”的倾向有所弱化。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多元文化思潮交织的环境下，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也逐渐出现诸多变化。据调查，身处高校的部分大学生受到绩点学分的捆绑，由以往对大学生活的美好向往到如今的关注绩点学分。无论是申请出国留学、保送读研，还是毕业后找到一份令人满意的offer，都离不开毕业前拿到的那份大学课程成绩单。此外，由于高等教育逐步进入大众时代普及化，步入大学象牙塔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如今的大学生不再是单位热捧的“香饽饽”，学位不断膨胀，学历持续贬值。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越来越重视竞争，越来越懂得研究生存的法则。为获得去国外读博的机会，得到专业成绩突出的课程成绩单，展示自身较为突出的科研背景和科研能力，很多大学生选择提前找高年级学生、专业教师、辅导员等了解清楚方法，通过给教授做研究助理、广撒网式地发邮件，从而获取国外读取研究生的机会。在评价体系较为单一的社会背景下，部分学生迫于学习生存的外在压力，在无形中总会竭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最快办法，常常希望运用“短、平、快”式的捷径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从而获得即时效益，但这一过程并未能全面发展大学生的各项能力和素质，部分人的急功近利导致了自身粗放式的片面发展，德智体美劳尚未得到均衡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三）“数字异化”：同辈竞争下的心态失衡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学生更加注重内心需求的满足，注重自身在同辈群体中的地位。据调查显示，部分向往深厚友谊和归属感的大学生，在激烈的学业竞争、就业竞争、生存竞争现实中，慢慢走向封闭与压抑，常常出现的情况是熟悉的朋友同学之间会主动询问对方的近况，互相交换各自目前的动态，但基本上没有特殊情况很少会联系，偶尔仅有的联系大部分也是通过互联网，每个人的知心朋友可能也就只有一两个。在大学生活里，部分学生和同级同学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离，反而和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因为部分大学生认为和同年级同学，尤其是同寝室同专业同学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过于频繁的沟通交流甚至会影响到自己的学业。与之相反，若能多向高年级的学生请教问题，就能够更迅速地获取校园生存法则，更有效率地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在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时，提前了解并熟知规章制度更有助于大学生尽快地融入新环境，适应新的角色，这对于大学生适应校园生活、转变学习观念具有积极作用。部分大学生在学习、生活过程中，仅仅精心思考如何达到自身目的，而没有意识到在付出努力过程中其他方面的收获，同时过于看重结果轻视过程，过于看重竞争忽视合作，过于看重他人眼中的“我”而忽视真实的自我，最终会将自己置于更加焦虑恐慌、心态失衡的境地，对于他们理性看待同辈竞争、有效促进自我发展具有消极影响。

二、数字时代大学生“内卷化”的生成逻辑

“内卷化”在大学生群体中“出圈”，被广泛应用到各个行业领域，但也会对大学生的成长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厘清大学生“内卷化”现象的生成逻辑，有助于合理引导大学生的成长发展。

（一）工具理性弱化主体意识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物质财富，也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带来了人们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科学技术与理性紧密相连，理性是人们主动把握世界的方式，往往应当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但在实际生活中经常会出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断裂的情况。工具理性强调物质需求满足的优先性，有具体特定的实践目的，同时也是一种实践的中介手段。究其本质而言，追求的是实用、目的，推崇的是功利，讲求的是效益，它虽然能够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但其本身是一种实用主义，也就是技术理性，忽视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价值理性与哲学范畴价值密不可分，是在哲学范畴价值的基础上形成的，价值理性体现的是人的主体性。从根本上说，工具理性是为价值理性服务的，价值理性能够弥补工具理性的缺陷，为工具理性提供精神支撑。大学生思维敏捷，求知欲望强，接受新鲜事物较快，善于探索新兴的科学技术成果，这使他们更加容易受到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的影响。目前，在部分高校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的“内卷化”现象，主要表现为大学生同辈群体之间的激烈竞争，过于功利化的目标实现，面对日益多样化的学分考核、有限的优质资源，部分学生选择采用多种途径和方法，力求短时间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此过程中，他们仅仅在乎自身努力后的结果，只关注大部分学生想要达到的目标，但并没有认真思考这样的方式是否适合自己或者自己内心究竟想要的是什么，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主体意识的失落。

（二）仪式抵抗寻求群体认同

青年文化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总体呈现出偏离性与超越性、自发性与建构性、理想性与生活性、动态性与弄潮性的矛盾性的特征[6]。青年文化的基本生存状态是青年亚文化，是指在青年群体中存在的不同于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以显著区别于主流文化的风格和样式表现出来，为社会上处于从属地位的青年所接受，是从属、次要与支流的文化[7]。当前大学生“内卷化”现象与青年亚文化密切相关，主要表现为面对竞争自我调侃，认为自己本身能力不足、经验匮乏，即使努力追上别人，最后还会有更加优秀的人赶超自己，所以索性不付出努力，等待别人的行动，经常不屑于同努力的他人一同竞争，还往往会对他人的努力进行调侃，他们的视线仅聚焦于“内卷”之下的激烈竞争，却在实际生活中碌碌无为。大学生运用自我调侃、解嘲、表面“躺平”的方式，通过仪式化、风格化表达对于竞争环境的无奈宣泄，对主导性文化表现出仪式抵抗。这种仪式的抵抗是通过一定的风格体现出来，形成青年亚文化的自在风格，这是青年群体认同建构的过程，是群体认同的途径。青年介于成人和儿童之间，“在我们的社会中，青年一般说不得不连续多年地过‘边缘人’的生活，这就是说，他们的社会状态是模糊不清的”[8]。大学生们作为“仍在发展中的人”，他们希望从“边缘”走向“中心”，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同和肯定。他们表面上抵抗“内卷”，自我调侃“躺平”，实则是通过仪式抵抗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无奈，也是通过风格化语言、符号的方式，寻求在同龄人群体中的自我认同。

（三）生存焦虑消解美好生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关于大学生心理焦虑问题的新闻报道日益增多。现代社会相较于古代社会有更为完善的运行机制、更为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更为便捷的生活方式，但也有更为严格的法律制度、管理制度等，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大学生却越来越容易产生焦虑情绪。这种焦虑情绪并非短暂的、个别地出现在某些人当中，会对个人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带来不利影响。对于高校大学生而言，他们的焦虑大多来自学业压力、就业压力、人际关系等，刚刚步入大学的低年级学生需要面临适应新环境的压力，有些可能会因此导致其学习动力不足、学习困难，甚至是失眠、紧张不安；而高年级学生需要面临同年级学生之间的“白热化竞争”，实习实训、就业择业、情感困惑等一系列问题扑面而来，有时会因为潜在的客观因素而产生恐惧心理和无力感。正如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所言，“在充满变迁的外部环境中，人们会着魔般地全神贯注于那些影响其存在的可能性风险，进而陷入行动上的瘫痪”[9]。当面对现实的困扰与不安时，大学生可能会出现迷失方向、退缩不前，抑或是物质化、功利化的行为倾向。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生存在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拥有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都期待未来的自己能够获得幸福、享受幸福，但来自学习、生活、就业等不同方面的生存焦虑会在不同程度上消解当代大学生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影响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影响他们对于生活中尚存的“小美好”“小确幸”的感知力，进而导致部分大学生产生消极负面、不健康的情绪和想法。

三、数字时代大学生“内卷化”的破解路径

“内卷化”本质上是一种“无发展的增长”“边际效益的递减”，它并不代表着反对积极正当的竞争，而是反对无意义的竞争、自我内耗式的竞争，也不是反对认清自我后的另辟蹊径，而是反对无思考的盲从、自我安慰式的努力，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对其进行正确引导，寻求破解之道。

（一）认同：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筑牢理想信念

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0]。青年的成长和发展关系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兴旺发达，同时青年又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的青年思维活跃、好奇心强、喜欢研究新鲜事物，他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尤其是网络社交媒体的影响。具体而言，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中国，如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社会思潮。这些社会思潮正在无形中影响着当代大学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容易对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产生不良影响。

为此，需要以价值认同为基础，引导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筑牢理想信念。首先，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深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传统教育，特别是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理论阐释。通过带领大学生学习领悟中国人民不断奋斗的伟大历程，激励他们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不为外来文化思潮所影响。其次，要积极引导大学生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将个人远大理想融入中国梦之中，成为其不断努力奋斗的动力。开展中国梦学习宣传教育，引导大学生努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在实现个人梦想的基础上担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不断增强大学生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引导他们学会戒骄戒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觉悟。最后，要在大学生群体中大力开展正面宣传，积极宣传正能量，消解负能量，为大学生成长发展提供良好氛围。在数字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正在从传统课堂走向网络平台。一方面，带领大学生学会合理利用互联网提供的便利，通过互联网获取世界各国的各类信息，培养他们的国际视野；另一方面，加强完善互联网监督预警机制建设，提高网络舆情分析和引导能力，引导大学生不断提高数字素养，形成正确的认知。

（二）重塑：提升个体自我效能感，构建意义世界

班杜拉认为，每个人会选择去做某一特定行为，如果能够提前预测到这一行为将会达到特定的效果时，他们才会选择去做，即人们对自己行为能力的预测。如今大学生陷入无限重复的“内卷化”，他们宁愿嘴上不承认自己努力，反而对其他人的努力进行嘲讽，认为其他人身陷“内卷”而不自知，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生对自身能力素质的不确定，他们认为无论怎样努力也不可能超过那些本身能力素质水平更高的学生，或者即使他们努力奋斗去达成一个目标，但总是会有比他们更加优秀的学生出现，这样理想中的目标仍然实现不了。这种现象说明了大学生对于自我价值的肯定不够充分，不能够正确合理地评估自我，他们的自我效能感相对较低。总体而言，影响大学生自我效能感的不仅包括个人自身行为的成败经验，还包括他人的替代性经验以及言语劝说、情绪唤醒等因素，大学生如果由于个人局限性经常处于低自我效能感，做任何事情就会没有期待，长此以往会产生强烈的无意义感。正如赵汀阳在《论可能生活》一书中谈道，“生活意义已经被现代各种令人无法割爱的物质、速度和快感所消解了，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情感的投入，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忘我”[11]。这样大学生失去了生活意义，就会产生意义虚无、情感淡漠、价值迷失等一系列问题。

为此，需要帮助大学生提升自我效能感，引导他们重新找寻生命的意义。首先，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人生目标从根本方向上指明了人生奋斗的基本去向，表现为人生“应当如何”的态度。人生目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生的一切实践活动，为人们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重要指南。要帮助大学生选择正确的人生目标，就必须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大环境下引导大学生明确自身需求，从自身实际条件出发，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优劣势，才能确立真正适合自己的目标。其次，要强化社会实践教育。“主动参与社会发展是自主发展的关键。主动参与本身就是人的主体性充分发挥的确证”[12]。通过引导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能够使他们更为迅速地、更好地加深对于理论知识的认识，提高对人生目标重要性的认识，从而提高思想觉悟和认知水平。不仅要完善大学生校外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在大学生中普及有效正当的竞争合作的思想观念，积极开展团队实践活动，还要鼓励大学生参与社会公益服务事业，培养大学生热爱劳动、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最后，要加强对大学生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大学生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良好心理品质，重点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完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针对不同年龄、性别、性格的大学生的心理状态进行监控和引导，从而有效缓解大学生在学业、职业、情感等方面的压力。

（三）超越：掌握创新性思维方式，探求可能生活

根据目前已有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内卷化”现象之所以会出现并不断被放大，目前大学生对于自身成长发展的标准达成了较为一致的共识，而这种共识也体现出社会评价体系的单一化。当社会个体对成功的定义、对实现成功的方式高度一致时，社会运行模式就会相对固化。从影响上来看，过于单一的评价体系不利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发展，因而为避免大学生陷入“内卷”，需要打破常规性思维方式，引导大学生积极掌握创新性思维方式，积极探求可能生活。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心理方面的引导，还需要一双可以发现机遇的眼睛，培养适应于智慧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态度，在不断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定位[13]。

鼓励创新是破解“内卷化”现象的有效手段。创新性思维方式是相对于常规化思维方式而言，有别于常人思路的见解，利用已有的知识资源，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方法、元素、路径、环境，并能获得一定有益效果的一种思维方式。从哲学意义上看，创新包括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怀疑”，是对简单、重复方式的否定。从社会意义上看，创新是突破常规的思维定式，一般表现为外部特征、结构的变革或者是内容的丰富和完善。因而要通过引导大学生突破常规思维方式，积极大胆创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探求新的人生目标。

幸福是人生最终的目的和归宿，创造幸福是生活的根本问题。“可能生活”是学者赵汀阳提出的概念，是基于现实生活、将“可能世界”概念作为背景而产生的，所有的“可能生活”需要我们积极有效地采取行动，尽可能地丰富和充盈日常生活。因而，大学生在认识自我和认识社会的过程中需要研究探寻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能够为自己带来生命中最真实的幸福，而不是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而随波逐流、人云亦云。通过加强理论学习、实践锻炼，不断增长知识才干、提升业务本领，学会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进行深度反思，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感悟人生，感悟生活的真谛和生命的意义，让大学生学会寻找“可能自己”，追寻属于自己的“可能世界”，从而获得真正有意义的人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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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雪梅,吴炜生.“内卷化”冲击下的新时代青年奋斗精神及其培育理路[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4).

[4]澎湃.现在的大学生,为什么普遍焦虑内卷?[EB/OL].

[5]搜狐网.青年微观第294期|大学“内卷”时代:寻找自己的价值坐标[EB/OL].

[6]万美容.青年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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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叶南客.边际人——大过渡时代的转型人格[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6.

[9]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32.

[10]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4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

[11]赵汀阳.论可能生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32.

[12]郑永廷,等.人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93.

[13]蓝江.数字社会转型中如何理解与化解青年焦虑[J].人民论坛,2022(19).

基金资助:华中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教育创新资助项目“新时代大学生志愿服务育人研究”(2024CXZZ107);

文章来源:夏春秋.数字时代大学生“内卷化”现实图景与破解路径[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4,(11):127-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