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国立大学推行法人化改革后,出台一系列“竞争性政策”,导致科研经费投入减少、事务性工作增多、教师科研时间无法得到保证,影响了日本整体科研水平的提升。为了打破这种困境,日本高等教育学界提出了教师教学与科研职能分化的设想,并采取在教学与科研以外的“第三领域”配备URA的措施,而这些改革探索面临雇佣关系不稳定、削弱大学教师的专业性和在职能间产生等级分化等问题,必须在综合考量利弊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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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日本国立大学推行法人化改革,引入民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国家下放行政权,收紧财政投入,国立大学迎来“大学经营”时代。时至今日,法人化改革的弊端已经显现,日本整体科研水平大幅度下滑。为了打破科研困境,日本高等教育学界提出了教师教学与科研职能分化的设想,并采取在教学与科研以外的“第三领域”配备URA的措施。本文梳理和分析了“大学经营”背景下日本国立大学的科研困境,探讨为摆脱科研困境而采取的相应改革措施及存在的问题。
一、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与“大学经营”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探讨始于1996年的桥本内阁行政改革会议,旨在对国立大学进行重组合并。2001年时任文部科学大臣的远山敦子提出《国立大学结构改革案》(又称远山计划),其内容主要有:大胆推进国立大学的重组合并,打破县境,减少国立大学的数量;引入民间经营模式,聘请外部专家,提高经营效率;实行第三方评价机制,据此分配各校财政投入,促进竞争。国立大学的跨县重组合并由于受到各县教育委员会和政治力量的反对而搁浅。2004年作为以削减公务员数量为目的的行政改革的一环,通过法人化改革谋求国立大学经营高效化和竞争化的第二、第三点方案得以实行,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正式启动。
根据《国立大学法人法》规定,赋予国立大学独立的法人地位,引入民间化的市场运营机制,确保其自主运营。建立制度化的“校外人员参与”机制,通过赋予大学以法人人格,以建立灵活的经营和制衡机制,最大限度地利用学校的资源;建立“非公务员型”的弹性人事体制和灵活的薪酬制度,撤销旧体制下大学教师的兼职限制,教师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和成果实现产业与教育合作,贡献社会。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将国立大学从文部科学省下设的国家教育研究机构转变成了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组织,行政权的下放意味着拥有更为自主的组织管理权力,财政收紧意味着需要在有限投入条件下更为合理地分配和利用资源,并积极地进行自主创收,日本国立大学开启了战略经营时代。“大学经营”是指大学作为组织运作的过程,涉及经济、组织和教育等多个方面,主要包括财务管理、组织运作、学术计划管理、学生服务、国内外合作、推进研究活动以及遵守法律法规。大学需要在这些要素中找到平衡,采取战略性的方法促进可持续发展。
二、国立大学面临的科研困境
作为研究型大学的国立大学,教师是科研产出的主力军。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后,出台了一系列“竞争性政策”,包括国家用于教师的人头费、研究室运转的基础性经费等“运营费交付金”以每年1%的速度削减,科研人员的科研经费通过外部申请获得,同时导入了以促进大学之间竞争为目的的各种辅助金制度。这项被称为“筛选与集中”政策,初衷是将经费投入到少数有能力的研究人员和学校,保证有限的科研经费得到充分使用,提高科研产出效率。而实际上,很多学者认为正是这项“竞争性政策”导致了近年来日本整体科研水平的停滞与倒退。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3及科学研究标杆分析2023》最新报告显示,2003年至2005年与2019年至2021年3年平均相比,日本论文数量的世界占比从第2位下降到第5位,全球被引次数居前10%的高水平论文数占比也从20年前的第4位滑坡到第13位,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都呈下滑趋势,特别是物理学、化学、工学、生命科学等强势学科下降显著[1]。“运营费交付金”的减少和FTE(Full time equivalent)研究人员数减少被认为是造成科研水平停滞、倒退的两大重要因素[2]。
日本文部科学省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建议,为了掌握大学等机构科研人员的科研活动情况,每5年对科研时间进行调查分析,形成《大学等全时当量换算数据调查》报告。同时,2018年日本内阁会议制定的《统合创新战略》中提出,为了追踪施政效果,将会持续开展这项调查。据2018年调查显示,国立大学教师(科研人员)的“个人研究经费”明显减少,其中60%的科研人员只有不到50万日元[3]。如果不能申请到校外的“竞争性资金”,科研工作将无法开展。同时,大学教师的科研时间从2002年启动调查起至2018年连年呈现减少趋势,与此相应的教学时间占比呈增长趋势,服务性事务时间占比增长更是明显。日本高校教师的工作量主要体现在教学、科研、管理运营以及社会服务四个方面[4]。即除了教学与科研外,也担任内部和外部的各种事务性工作。比如,参加校内委员会、教授会,进行校外讲座,参与国家或自治体的会议,担任企业顾问等。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后,伴随着基础性经费减少和民营化运作,非常勤教师岗位缩减,教师教学工作量增加,与此同时大学管理运营相关会议和事务、校外科研项目申报书的撰写和各种申报手续的准备等所占时间也大幅度提高。教学工作量与事务性工作负担过重,影响了科研时间的投入[5]。
三、关于教学与科研职能分化可行性的探索
高校教师的基本职能是教学和科研。而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排名与国际竞争的激烈化、社会对大学需求的多样化,以及信息技术革新等外部环境的变化,教学科研兼立的这一传统理念多次受到冲击,一些大学出现了教师职能分化现象[6]。
为了保证科研时间,提升科研水平和产出,同时也为了保障和提升教学质量,日本高等教育学界也提出了大学教师教学与科研职能分化的设想。2018年,在中央教育审议会第149次会议上,高等教育政策室提出“为了保证教学和研究有充分的时间,有必要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比如权限委让,职能分化,(中略)调整课时量等。”[7]在第44次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上发布的《关于强化国家科研能力》资料中,作为提高科研能力的对策,在改善研究环境的具体措施中就明确提出“创造专注科研的专门岗位或科研与教学职能分化”[8]。
同时,日本高等教育研究学界顺应政策动向,就教学与科研职能分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做了一系列调研。比如,通过调研发现日本大学教师中有很多人对教学科研并举感到力不从心,这与日本重科研轻教学的传统有关,而随着教学被逐步重视,教学与科研的割裂感更明显。特别是年轻教师,由于职称间职能差异小,科研志向强的年轻教师更觉压力大。并且通过基于“与研究活动的内容关联性”和“教学活动本身的负担”两个因素的教学活动调查,明确了各学科造成教学科研并举困难的原因。这些结果在《大学教师的国际调查(2007年CAP调查)》、东京大学实施的《全国大学教员调查(2019年)》以及文部省发布的《大学等全时当量换算数据调查》报告中得到了印证。2018年的《大学等全时当量换算数据调查》也显示,62.9%的大学教师认为制约科研能力提升的最大因素为“大学运营事务(教授会等各种会议以及相关的事务性工作)”,其次是“教育专任教师的不足导致教学负担过重”,占比54.9%。对于如何改善,认为需要提高“大学运营事务、手续的效率”“确保教学专任教师,减轻教学负担”。除了面向大学教师人群的调查外,还以大学外部人群为调查对象,就教学科研岗位分化是否符合大众对大学教师的认知做了调研[9]。同时,他们考察澳大利亚等欧美国家高校教学科研分离的经验,积极探索日本国内推行的路径[6]。
四、“第三领域”设立URA岗位
“第三领域”是指教学、研究以外,介于学术职务与行政职务之间的职能领域,由该领域专任大学教师和拥有修士、博士学位的新型大学行政人员共同组成[10]。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指出,伴随着大学运营的高度化发展,开始探讨教师与行政人员人才培养。在日本,FDer(Faculty Development教师发展员),IRer(Institutional Research机构研究员),URA(University Research Administrator大学研究管理员),产学联合coordinator, AO(Admissions Office招生办公室),学生支援、男女共同参画、地域贡献等都属于这一领域。国立大学实行法人化改革后,负责教学科研以外事务的专职教师岗位配置在扩大。据2018年调查,日本国立大学中“教学研究以外特定职务专任”教师数量为1 560人(国立大学教师总人数为67 216人)[3]。“第三领域”的扩大,其背后受到了高等教育财政制约和管理体制强化等因素的影响。
URA是大学担当科研推进工作的专业人才,是大学战略经营的重要一环。一方面,随着社会需求的多元化,教育科研的高度发展以及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大学内部科研活动相关业务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各个学校外部获取的竞争性资金增多,项目的申报管理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教师的科研活动产生巨大负担。为了改善这种局面,201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完善URA培养、确保体制》文件。文件中明确指出:“大学等机构虽然对于科研开发内容有一定的理解,但由于缺乏管理科研资金的人才以及进行知识产权管理和利用的人才,科研人员在除研究活动外的工作中承担了过重的负担。文部省将致力于改善研究者的研究活动环境,强化大学等机构的科研开发管理,并通过建立培养和留住大学等机构的科研管理人才(Research Administrator: URA)体制等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11]东京大学、东京农工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等国立大学相继开始设置URA机构。虽然各个大学的具体机构名称不同,比如,东京大学设置名称为URA推进室,京都大学为学术研究支援室,但具体工作职责基本都包括:前期的科研项目企划立案、人员调配、外部资金申请;中后期的进度管理、预算管理、中期检查应对、结题报告撰写;政策动向的调查分析,研究力的调查分析,研究战略的制定等三项核心业务,以及产学联合、国际合作、研究伦理审查、科研成果的宣发等相关业务。上至大学层面的科研战略规划、大型科研活动策划落实,下到教师个人科研项目的申报、管理,全方位支撑着大学管理层和教师。通过配置高度专门人才的URA,能够为教师创造潜心于科研的环境,实现大学科研活动质的提升。
日本高等教育学界对日本国立大学URA专任教师现状也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从学历结构来看,73.3%的被调查者拥有博士学位,而在进入该领域前,大多数任职于民间企业的研究开发岗或是大学教师、博士后研究员、大学行政人员等。因URA在日本属于新的职务领域,80%以上被调查者无相关从业经验。关于入职理由,较多回答是想要发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想在大学工作,以及受相关人员委托等。对于胜任该职位所需要的能力,居于前三的回答则是对所属大学决策体系、研究体系现状的深刻理解以及具备研究者头脑。大多数被调查者任职年数未满2年,且将近80%是任期聘用,这反映了“第三领域”,特别是URA普遍存在的雇佣关系不稳定问题[4]。
五、制度化问题
当下日本大学内部的各种制度、政策都是以传统大学教师,即有专业领域研究的教学研究型教师的活动和晋升通道而设定,细分化的新型教师的待遇以个别对应居多。因此,作为日本国立大学为摆脱科研困境而展开的改革探索,大学教师职能细化面临着种种制度化问题。首先,无论是教学科研分化后的教学型教师、科研型教师,还是“第三领域”教师,都可能面临雇佣关系不稳定的问题。教科研分化实行较早的英语圈大学已经表明,教师职能细分化改革后,大学临时聘用或任期聘用教师明显增加,甚至有超过80%的教学型和科研型教师是临时聘用或任期聘用[9]。这一问题在“第三领域”教师雇佣关系中更为突出。其次,原本集教学、科研、学术服务、管理运营等职能于一身的大学教师职能细分化后,可能会削弱大学教师的专业性。比如,教学型教师不要求专业领域的科研后,学术上的专业性、教学内容和手段的更新将有可能无法得到保证。高度的细分化,各职能之间容易造成信息闭塞,教师晋升通道变窄。因此,健全相关制度保障,确保各类型间业务内容、研究课题等信息的开放、共享显得尤为重要。第三,职能细分化还容易在职能间产生等级分化。比如,由于学生学习成果的可视化困难,教学能力很难得到科学评定,再加上日本重科研轻教学的传统,教学型教师很容易被置于下位,被给予低评。如果无法与新型教师同等待遇保障,很难吸引优秀人才的进入。
六、结束语
日本高等教育教学科研分化还未正式推行,“第三领域”职能发展也处于起步阶段,制度化的支撑和保障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而制度化的前提则需要充分调研和把握日本高等教育体系运作机制、日本大学教师岗位特点、各职能间关系、教师个人发展规划、大学管理运营与大学教师活动之间的关系,充分考虑职能分化带来的利弊,确保各类型教师教学科研的机会,创造各类型教师获取同等待遇的环境,完善职业转换和信息共享机制,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改革。
参考文献:
[1]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科学技术指标2023及科学研究标杆分析2023[EB/OL].
[3]日本文部科学省.大学等全时当量换算数据调查2018[EB/OL].
[4]万山和昭.第三领域大学教师的工作与职业生涯——基于国立大学入试担当与URA的调查[J].名古屋高等教育研究,2020(20):445-464.
[5]藤村正司.研究生产性为何失速?——大学教师的现在[J].大学论集,2018(50):1-16.
[6]佐藤万知.大学教授职的职能细分化现象与课题:以澳大利亚教学担当教师为例[J].名古屋高等教育研究,2020(20):213-234.
[7]日本文部科学省.大学分科会(第149回)议事录[EB/OL].
[8]日本内阁府.关于强化国家科研能力[EB/OL].
[9]万山和昭.教学研究的分化与大学教师形象:基于大学毕业生的网络调查结果[J].名古屋高等教育研究,2020(20):91-110.
[11]日本文部科学省.完善URA培养、确保体制[EB/OL].
基金资助:2023年度陕西省外语专项课题研究项目“基于‘角色语’理论的陕西文学方言日译研究”(编号:2023HZ0902); 2019年度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基于言语行为调查的陕西方言交际变异研究”(编号:19JK0565)的研究成果;
文章来源:赵翻.“大学经营”背景下日本国立大学科研困境与改革探索[J].西部学刊,2024,(14):12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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