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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玉溪市红塔区美沙酮维持治疗者HCV和HIV抗体阳转情况

2020-06-30 254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了解玉溪市红塔区美沙酮维持治疗者艾滋病病毒（HIV）及丙型肝炎病毒（HCV）抗体阳转情况，探讨相关的影响因素。方法对2008-2016年间玉溪市红塔区美沙酮维持治疗者进行随访，入组时开展问卷调查，入组时及随后每年进行HIV和HCV抗体检测，计算HIV和HCV抗体阳转率并运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分别有1256名基线HIV抗体阴性和343名基线HCV抗体阴性的研究对象纳入队列，抗体阳转率分别为0.07/100人年[95%可信区间（CI):0.06～0.08/100人年]和12.69/100人年（95%CI:8.78～16.60/100人年）。多因素模型控制潜在的混杂作用后结果显示，入组时正在注射吸毒者、入组时首次美沙酮剂量>25mL者HCV抗体阳转的风险高于入组时未注射毒品和入组时首次美沙酮剂量≤25mL者[风险比（HR)=3.54,95%CI:1.64～7.62,HR=2.94,95%CI:1.71～6.01]。HCV抗体阳转率由基线至第1次随访期间的21.61/100人年下降至第6～7次随访期间0/100人年。结论玉溪市红塔区美沙酮维持治疗在减少HIV经吸毒途径传播中初显成效，但HCV抗体阳转率仍然较高，其中入组时正在注射吸毒者、首次美沙酮剂量较高者HCV阳转风险较高，坚持服用美沙酮者HCV阳转风险较低。

关键词：
丙型肝炎病毒
影响因素
性传播疾病
抗体阳转
美沙酮
艾滋病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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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是毒品重灾区，静脉注射吸毒尤其是共用注射器具吸毒人群是艾滋病病毒（HIV）、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的高危人群[1]，美沙酮维持治疗（MMT）可减少吸毒危害，减少血液传播疾病[2]，但是我国部分地区研究显示，MMT门诊HIV和HCV感染仍然高发[3,4,5,6]，吸毒者在服用美沙酮时仍然发生高危行为。为了了解其HIV和HCV抗体阳转情况及其影响因素，随访观察玉溪市红塔区2008-2016年海洛因成瘾者MMT入组者的HIVHCV阳转率及相关影响因素，结果报告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2008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0日2334名海洛因成瘾者MMT入组，均口述为静脉注射吸毒者。排除标准：1）拒绝接受HIV和HCV抗体检测者；2）由省内其他门诊转入者；3）未完成基线问卷调查者；4)18岁以下者。排除后共计2084人接受MMT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在入组同时开展HIV和HCV抗体检测。

1.2方法

1）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具体流程见图1。在“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中下载MMT数据，分析变量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首次服用美沙酮剂量、入组MMT时是否正在注射吸毒、入组MMT时HIV和HCV检测结果等，随访时每月对受治者进行1次尿吗啡试验，入组时开展问卷调查了解最近1个月内的相关高危行为，每年进行1次HIV及HCV抗体检测以观察抗体阳转情况。

图1研究方法及流程

2）由MMT门诊医生采集研究对象静脉血5mL，采用乳胶层析法进行HCV抗体初筛试验，初筛阳性标本再使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进行复检，采用乳胶层析法进行HIV初筛，初筛阳性者二次采血后送至玉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证。尿吗啡实验采用国家统一配发的吗啡定性尿检试剂盒（胶体金法）在门诊进行检测。

3）相关定义及暴露人时计算：在基线HIV或HCV抗体阴性的研究对象随访过程中，对于末次随访检测为HCV或HIV抗体阴性的研究对象，其观察人年按照首次检测与末次随访检测时间的差计算；对于末次随访检测为HCV或HIV抗体阳性者，取其阳性检测时间点与最后一次阴性检测时点间的中位时间作为其实际感染的时间点，计算其观察人年。

1.3统计学处理

数据整理和分析采用Excel2003、SPSS17.0软件，由于HIV抗体阳转仅3例，故描述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和行为特征者HCV抗体阳转率，并运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对HCV抗体阳转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人口学及行为学特征

2084人中1256人基线HIV抗体阴性且至少1次随访记录和343人基线HCV抗体阴性且有至少1次随访记录者纳入研究，人口学特征及吸毒行为学特征见表1。

表1研究对象基线人口学及行为学特征[人数（比/%）]

2.2HIV及HCV抗体阳转情况

1256名基线HIV抗体阴性的研究对象累计随访观察4187.51人年，最短随访0.91年，最长随访8.08年，共确认HIV抗体阳转3例，HIV抗体阳转率0.07/100人年[95%可信区间（CI):0.06～0.08/100人年]，该3例HIV抗体阳转同时发生HCV抗体阳转；343名基线HCV抗体阴性的研究对象累计随访观察1079.22人年，最短随访0.87年，最长随访7.32年，共确认HCV抗体阳转137例，HCV抗体阳转率12.69/100人年（95%CI:8.78～16.60/100人年）。

2.3不同人群HCV抗体阳转率及其影响因素

不同特征研究对象随访期间HCV抗体阳转率见表2。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待业无业、入组时正在注射吸毒、入组时首次美沙酮剂量>25mL者HCV抗体阳转率高于有职业、入组时未注射吸毒、入组时首次美沙酮剂量≤25mL者。多因素模型控制潜在的混杂作用后结果显示，入组时正在注射吸毒和入组时首次美沙酮剂量>25mL者HCV抗体阳转的风险高于入组前未注射毒品和入组时首次美沙酮剂量≤25mL者。

表2不同人群HCV抗体阳转率及其影响因素

2.4研究对象历次随访的HCV抗体阳转率

343名基线HCV抗体阴性的研究对象最多经历7次随访，第7次随访的队列保持率为13.70%(47例），HCV抗体阳转率由基线至第1次随访期间的21.61/100人年下降至第6次至第7次随访期间0/100人年，详见表3。

表3玉溪市红塔区343名入组MMT研究对象历次随访的HCV抗体阳转率

3、讨论

与全国范围内情况相似，玉溪市静脉注射吸毒人群HIV、HCV感染率均较高[7,8]，本次调查也发现玉溪市红塔区MMT入组人员基线HIV感染率达9.93%，而HCV感染率高达73.18%。在入组MMT后，HIV抗体阳转率为0.07/100人年，低于德宏调查发现0.48/100人年[3]，也低于广东调查的0.20/100人年[6]，因此仅就减少HIV经吸毒途径传播来说，MMT成效显著。然而，本次调查发现HCV抗体阳转率高达12.69/100人年，高于德宏调查发现的2.82/100人年[4]，但是低于广东调查的20.54/100人年[6]以及武汉调查的34.50/100人年[9]，因此，需关注HCV抗体阳转的持续发生。

较高的HCV抗体阳转率显示MMT入组人员仍然存在较高比例的共用注射器等高危行为，且本次调查也发现MMT入组人员距观察终点最近一次尿检结果分别有20.99%和21.34%呈现阳性，显示偷吸海洛因情况严重，因此，同为血液传播疾病，HCV抗体阳转率较高而HIV抗体阳转率较低值得思考。分析可能的原因是艾滋病抗病毒治疗（ART）的推广，ART可有效降低艾滋病患者死亡率[10]，同时其另外的重要作用就是能有效降低患者病毒载量，从而降低HIV传播的概率[11]，玉溪市红塔区自2005年起开始在艾滋病患者中推广ART，特别是针对注射吸毒人群实行发现HIV感染即治疗的策略，有效降低了我区注射吸毒人群中的“HIV社区病毒载量”，因此，即使MMT入组人员仍然存在较高比例的偷吸海洛因情况，HIV抗体阳转率也仍然较低；与之不同的是，我区MMT入组人员基线HCV感染率高达73.18%，且我区乃至我国的丙型肝炎防治中还存在着治疗率和治疗有效率较低的问题[12]，因此“HCV社区病毒载量”较高，入组人员偷吸海洛因特别是共用注射器时就容易发生HCV抗体阳转。近年来，我国防治艾滋病的工作重点就是大力推进“艾滋病防制3个90%”策略，通过“3个90%”策略的达成，可以使得HIV的传染源得以控制，即使HIV感染者仍然发生共用注射器和不洁性行为等高危行为，也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HIV传播给他人。因此在本研究中，随着ART在MMT门诊静脉注射吸毒人群HIV感染者中的推广，HIV抗体阳转率较低但是HCV抗体阳转率仍然较高。

通过COX模型多因素分析发现，控制了其他可能的混杂因素后，入组时正在注射吸毒者、入组时首次美沙酮剂量>25mL者HCV抗体阳转的风险显著高于入组前未注射毒品和入组时首次美沙酮剂量≤5mL者。提示即使提供MMT，注射吸毒行为仍然难以戒断，入组时首次美沙酮剂量大也提示吸毒者耐受更强，需要更多的毒品剂量，更易于发生注射吸毒行为。

本次调查还发现，随着随访次数的增多队列保持率快速下降，第7次随访的队列保持率仅为13.70%，广西的调查也显示，MMT5年后队列保持率为26.40%[13]，因此，需要改善治疗服务,为受治者坚持长期治疗营造良好的环境。但是，HCV抗体阳转率由基线至第1次随访期间的21.61/100人年下降至第6次至第7次随访期间0/100人年，显示HCV的抗体阳转主要发生在入组MMT后的第一年，能坚持保留在队列中，能够坚持治疗的吸毒者不易发生偷吸毒品和共用注射器行为，因此，维持治疗情况及治疗持续时间的长短是MMT工作的重点。

本次调查不足之处为近1/3的患者未能获得HIV及HCV抗体的二次随访检测，而失访者更易发生高危行为[3,4]，由此导致HIV和HCV抗体阳转率可能偏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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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后备人才培养项目(2016HB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