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法)指出:“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行为的脉动。”[1]国家情报战略运筹调控是历史与现实辩证、交互运动的过程，纵观人类情报历史上建立先进的情报思想并开创情报事业的3位典型人物———孙武、毛泽东、艾伦·杜勒斯。第一位就是孙武(孙子)，他的《孙子兵法》包括“始计、作战、谋攻、军形、兵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13篇，其内容就是一套完整的情报理论体系，阐述了传统情报战争的核心理论与方法[2]。《孙子兵法》中蕴含的情报思想是第二位中国情报思想的集大成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战争理论、调查理论、统战理论等情报方法论体系的思想源泉，同样也是第三位艾伦·杜勒斯(冷战初期的中情局局长)———美国现代情报思想的集大成者所建立的现代技术侦察、间谍战、心理战、反情报行动等情报思想方法的理论源泉[3]。《孙子兵法》囊括了古今情报工作所有可能的活动形态，对指导我们研究情报工作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思想走向，增强情报工作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并基于这种文化软实力，寻找到中国特色情报战略布局和运筹调控的思想源泉，结合时代要求厘清现实困局，创新情报工作，确定中国特色国家情报战略体系，丰富情报方法论，促进情报事业大发展将提供强劲的助力，正如恩格斯所言:理论思维是支撑一个民族站在科学高峰的基石[4]。所以，本文基于《孙子兵法》哲理研究国家情报工作的战略布局和运筹调控，致敬拿破仑名言:“世界上最重要的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5]希望用《孙子兵法》哲理指导我们铸造情报工作的利剑，必将纵横情报斗争的战场，无往不胜。

1、《孙子兵法》哲理的思想与文化支撑作用

《孙子兵法》为国家情报体系构建提供了哲学体系的元理论，对加强国家情报治理总体布局，推进情报工作的多种技术融合、多范围业务融合、多类型数据融合，实现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跨层级的协同情报管理和服务，感知社会安全态势、畅通舆论沟通渠道、辅助政府决策施政提供思想和文化支撑。

1.1《孙子兵法》被奉为情报工作圭臬

圭臬指圭表，是我国古代天文仪器，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和《汉语大词典》的解释:圭臬是指土圭和水臬，古代测日影、正四时和测度土地的仪器。也借指人们的行为准则[6]。《孙子兵法》被世界情报界视为经典，奉为圭臬。《孙子兵法》富含发达的战略思维，具有东方思维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辩证性。具有缜密的致胜逻辑与严整的思想体系，对瞬息万变的情报工作进行了高度抽象的概括，提炼出谋略思想和思维技巧，几千年来一直被奉为指导对抗行为的圭臬，也是现代情报工作的智慧来源，《孙子兵法》贯穿“权谋”思想的核心，对现代美国情报理论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孙子兵法》的思想精髓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能够与时俱进的拓展，焕发出熠熠光彩的时代特色[7]。同样，《孙子兵法》在日本的传播最早、影响最深。日本已经将《孙子兵法》思想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其在战略上的应用最为突出，日本在各领域战略的研究和应用，在21世纪继续保持经久不衰的态势[8]。进入信息时代，国家情报工作的理论、形态、方法虽然经历着全新的变革，但作为情报圭臬的《孙子兵法》，却能够为这种变革提供丰富的营养和借鉴，以“谋”为核心的全胜战略思维、谋形造势的战略运筹思想等，对现代情报工作的布局和运筹调控等许多层面都有深刻的借鉴意义[9]。融汇《孙子兵法》的智慧，结合现代情报工作的新鲜经验，必将能够进行极有意义的系统思考和开发，挖掘其现代价值，对指导我们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情报安全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10]。

1.2《孙子兵法》激发国家情报工作的实力

曾任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与战略”专业教授的迈克尔·汉德尔是美国著名情报研究专家，其著作《情报与军事行动》在其研究“情报与军事行动”直接或间接引用到《孙子兵法》中的相关内容，并指出《孙子兵法》思想在情报工作的重要作用，应用“孙子”思维阐释情报工作的有效步骤[11]。曾为美国海军军官，并曾担任美国国会情报事务监督管理官员的安杰罗·考德维拉的著作:《明晓治国方略:新世纪的情报》引用《孙子兵法·用间篇》中的思想，指出《孙子兵法》在现代反情报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12]。国内外还有很多著作专门研究《孙子兵法》的思想在现代情报工作和反情报工作中的应用，特别是在“情报战略”“情报搜集”“情报分析”“反情报与隐蔽行动的关系”等方面研究的非常深入，借鉴《孙子兵法》哲理整合情报工作的资源分配，研究情报工作的“人员”“财力”“物资投入”和“技术开发”以及“情报制度”的建设[13]。《孙子兵法》作为情报问题的专著，对我们营造国家情报工作的硬实力:“情报费用开支”“先进的技术设备装备”“跨域时空搜集、分析、投送情报的能力”以及“对相关国家进行反情报的能力”等依然发挥指导的作用，但在发挥情报工作软实力方面具有更强大的作用:《孙子兵法》直接决定我们情报工作的“文化基础”“政治价值”和“构建情报制度”，在具体的情报工作中起到“劝说”“暗示”“感召”“示范”作用，并且对情报工作的影响具有“弥散性”“渗透性”和“粘合性”等特性，对情报工作人员的“思维习惯”“情感心理”及“行为方式”影响巨大[14]。《孙子兵法》指导我们参与国际情报竞争，它的思想在发挥文化吸引力的同时，实际上正在不断推动国家情报工作从竞争对立走向和谐[15]。《孙子兵法》是“现代情报官的座右铭”，13篇的内容形成“率然之势”，精妙地从战略高度对国家情报工作予以指导，“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已经被机械化时代的战争实践所证明，它是指导情报对抗战略问题的圭臬，也对我们考虑当前国家情报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等方面都提供深刻的智慧支撑。

2、《孙子兵法》智慧指导国家情报工作“三维”布局

2017年6月颁布的《国家情报法》对国家情报工作的定义为:“国家情报工作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情报参考，为防范和化解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提供情报支持，维护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国家安全与崛起不仅需要硬实力的提升，更需要文化软实力的支撑[16]。《孙子兵法》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历史养分，形成民族最深沉的人文禀赋，给我们的情报工作提供支撑与滋养，以《孙子兵法》的文化精髓作为国家情报工作安全体系构建的哲学体系的元理论，以开放包容的精神吸取借鉴国际情报工作的理论新成果，依据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建构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情报工作战略布局，如图1所示。

图1基于《孙子兵法》的“三维”情报战略布局

2.1《孙子兵法》智慧思维流程维度

X轴———《孙子兵法》智慧思维流程维度，伴随全球治理的变革及世界安全形势的变化，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战略必须直面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全新挑战，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因此，借鉴《孙子兵法》13篇的思想精髓，制定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国家情报战略布局;从《始计篇》的庙算开始，比较国家情报主体和客体(情报对手和情报对象)的各种条件，估算情报战胜负的可能性，并制订国家情报工作战略。《作战篇》是庙算后的情报工作动员及取用于情报对手，“作战”这里不是指情报战的进行时态，而是指情报战前的准备和筹划，《谋攻篇》讲的是以智谋战胜情报对手，《军形篇》讲的是情报工作具有客观、稳定、易见等性质的因素分析，《兵势篇》讲的是在《军形篇》基础上，指主观、易变、带有偶然性的情报工作态势的激发和运用，《虚实篇》讲的是如何通过分散集结、包围迂回，造成我强敌劣情报态势，使己胜敌。《军争篇》讲的是如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夺取情报战的先机之利。《九变篇》讲的是情报工作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情报战略与战术。《行军篇》讲的是如何在具体的情报工作中观察情报工作对象的详细情况。《地形篇》讲的是多种不同的情报作战地形及相应的战术要求。《九地篇》讲的是依“主客”形势和深入情报对手的程度等划分的9种情报作战环境及相应的战术要求。特殊战法中的《火攻篇》的是以“火”助攻与“慎战”思想，当然此时的“火”并不仅代表自然界的“火”。《用间篇》讲的是5种间谍的配合使用，提升情报工作的实力。总之，可以借鉴《孙子兵法》的兵学智慧，站在国家全局高度，统筹把握国内外综合因素，把孙子的智慧应用在未来国家情报战略布局和调控上，兼顾各领域安全形势来审视国家安全而形成的战略方针。

2.2国家安全情报战略结构维度

Y轴———国家安全情报战略结构维度，如图2所示。在国家情报体系中，围绕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家机构和政府组织是指挥主体，由指挥主体制定国家安全情报战略。中国特色国家情报战略必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在中央安全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融合军事情报、外宣情报、公安情报、经济情报、科技情报等，形成统一的国家情报体系和国家安全力量，满足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需求，在此基础上制定国家情报战略[17]。国家情报战略会指导我们营造各种保障国家安全的情报工作优势，制定各种情报工作战术———制定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以及工作部署、不同体系、部门协同动作、统一的情报工作调度指挥、情报工作行动步骤、情报工作行动保障、情报工作行动后勤保障和技术保障等。依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国家情报工作的具体情报领域可划分为11个(参见图2):国家情报工作是一个超越单一领域情报活动的基本范畴，以安全、执法、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科技等领域一体化为主体架构的情报工作体系，具体的业务环节包括对数据信息进行规划指导、数据搜集、信息整理、情报分析、情报传递、情报服务决策等基础性工作[18]。为满足国家总体战略和重大决策的情报需求，应答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情报工作的使命召唤，各级各类情报部门必须信息共享、协作和整合的发展，必须整合情报界，为重塑国家竞争优势，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提供“一体化”情报支持[19]。

图2国家安全情报战略结构图

2.3国家安全情报认知行动策略维度

Z轴———国家安全情报认知行动策略维度。在国家安全情报体系中，执行主体(完成国家情报工作的机构)包括情报认知部门和实践部门。其中的情报认知部门由情报侦察和情报分析部门组成，情报实践部门由情报设计(咨询、谋略、智库等)和情报行动(隐蔽行动、统战、战略传播、外宣等)部门组成。因此，在情报行动之前，情报认知部门要先进行侦查和分析，制定情报行动部门的行动策略。“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大安全时代的国家安全大思路，《孙子兵法》哲理指导下的国家安全情报行动流程———“情报问题—情报目标—情报侦察—情报分析—情报设计—情报行动”，围绕情报行动流程体系构建“知”“经”“校”“索”“算”5个层面的认知行动策略。因为，所有的行动都是源于已知信息的，所以要居高临下，通过“知”厘清情报工作的“情报场”现实情况和困局，这样才能找到解决国家安全、国家发展、全球治理、社会发展等情报核心问题的具体策略，在“情报场”中，构建以为核心情报认知过程(“知”“经”“校”“索”“算”)与情报实践过程(“情报问题—情报目标—情报侦察—情报分析—情报设计—情报行动”)的交互模型，该模型与情报组织的决策行动策略体系相嵌套。最后形成情报意图、确定情报任务目标、制定情报工作方案、应用和推动情报技术发展、落实具体的情报行动。国家情报认知部门的情报主体要对自身及情报客体(包括情报对象和情报对手两部分)的控制，即要预先对情报客体的进攻或防御进行预测，并迅速转变为对情报客体的控制或反控制，同时在情报行动过程中，情报认知体系作为国家安全情报系统的反馈部分，及时反馈情报对手的干扰行为，并通过设计情报策略来对情报目标和情报对手的行为实施激励与补偿，塑造情报活动场域的环境，使得情报客体的活动朝我方设定的目标演变，此时的情报认知优势必将转化为情报行动对抗优势[20]。

3、基于《孙子兵法》哲理的情报运筹分析

情报战略运筹调控主要解决国家情报力量的部署和运作问题，以《孙子兵法》哲理为指导，在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构建基于《孙子兵法》逻辑系统的战略运筹调控机制模型，如图3所示。在世界安全秩序的大环境下，国家情报运筹重在系统布局，通过汲取《孙子兵法》中的“战略运筹”智慧的基础上，在“信息调查”“数据挖掘”“智库研究”“国际舆情监督”“经贸往来”等观察国际安全形势，洞察捍卫国家安全与发展领域的“结构与力量”，运用《孙子兵法》的“战略运筹”“作战指挥”“战场机变”“军事地理”“特殊战法”实现“造形”与“治气”，激发文化软实力主导性在情报治理中的作用，在遵循现代情报体系框架、依据国家情报标准、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统领下、以系统工程建设为手段，以情报技术开发为链接，创造新的理论血液，衍生出了情报部署、情报运筹等新的方法概念，构建国家情报治理的系统工程化的建设模式和管理模式，营造国家情报活动的优势，最后形成新一代国家情报能力构成，从而实现国家情报体系运行的科学化与现代化[21]。

3.1力量与结构的系统运筹

情报运筹作为国家情报力量的宏观布局方式，要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维护国家利益、执行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发展战略，针对国际外交的目标和要求统一部署，旨在提升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维护能力。

第一，要把《孙子兵法》中《始计篇》精邃富赡的战略逻辑思想古为今用，遵循“五事”“七计”的内在逻辑，多维思考，构建起“择天取人”“审时度势”“因敌尚变”的全胜国家情报运筹思想体系。观察国家情报力量与布局，并与情报对象及情报对手的力量与布局进行交互考量，提升对内外情报力量的认知分析能力，才能因情报对象和情报对手的情况变化而实施积极的调节和控制，提高中国的国际安全水平。因此，要从5个方面分析研究国家情报力量与与情报对象及情报对手的各种力量与结构，以探求情报对抗胜负的趋势。《孙子兵法》认为谋事成功的要素首先是“道”，然后是“天、地”，再然后“将”和“法”。国家情报运筹要遵循“有道”原则，情报工作要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保护人民利益，明确国家情报工作的战略需求，结合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情报工作的新特征和《国家情报法》的影响，考虑不同安全领域情报工作特点，改革国家情报工作，以适应新情况。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国家情报工作必须考虑时代特点，要知“天”，国家情报工作体系必须掌握和利用目前先进的技术来营造国家情报战略的最新优势。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各类型情报工作要在中央安全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融合军事情报、外宣情报、公安情报、经济情报、科技情报等，形成统一的国家情报体系和国家安全力量，要知“地”，然后决定应该如何行动;情报工作需要卓越的人才梯队，要善于用“将”，只有人才，才能缔造技术优势和科学的制度优势，达成强大的情报保障优势。《孙子兵法》主张“备物致用，文武兼备”———“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国家情报工作的“备物致用”就是走制度化、标准化、法制化的道路，要因“备”而“先胜”，反对“无备”“不戒”。要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进行周全准备，分析大数据等技术革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明确国家情报工作的现状，完善相关法律与政策体系，制定相应的工作标准，真正实现情报工作管理的制度化、标准化、法制化[22]。

图3基于《孙子兵法》逻辑系统的运筹调控机制模型

第二，要把《孙子兵法》《作战篇》的思想，应用到国家情报战前的准备和筹划中，根据《作战篇》的思想，要充分考虑国家情报的经费投入问题，国家情报工作的资源配置问题，如何保持情报行动的战斗力及资源补充问题，情报对抗中中立各国的向背问题，激励情报工作人员士气的方法等。世界变局导致国际安全领域的新变化:经济问题、国际恐怖主义、核扩散、网络安全、难民问题等一系列全球性挑战，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西方世界的“逆全球化”思潮挑战我国的国家安全，在新的国际安全局势下，情报是国家安全与发展的伴生物。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需要情报工作对国家安全的保障，必须在中央安全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统筹各方面的力量形成统一的国家情报体系和国家安全力量[23]。例如，当前，国家情报的重点之一是要维护和保障“一带一路”经济圈的安全和发展，因此，国家情报工作要先行，做好“一带一路”沿途各国的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等方面的考察，综合考量其对外政策和国家实力的限制，为中国在该圈层内经济行为提供情报保障，充分考量“中东”“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冲突或政权更迭对“一带一路”造成的威胁或影响，合理调配情报工作的人员和资金，根据世界安全与情报力量结构和中国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决定中国国家情报力量的投入，基于中国所面临的包围与反包围形势，思考国际化情报与安全力量的部署结构。

第三，要把《孙子兵法》的《谋攻篇》思想谋略运用在国家情报战略运筹上，要“以智驭力”强调先胜性，国家情报战略布局要谋在“先”，分析国家情报力量与布局、情报对象及情报对手的力量与布局等各种因素，通过“谋”，尽量“变不利为有利”“变少利为多”，到达“致人不致于人”，时刻监测情报目标和情报对手，通过谋划要把情报目标和情报对手变为可调节、可塑造的社会结构，不断地对其进行影响、刺激、抑制等，实现情报管理和运作的先“谋”，然后作出决策以求胜。要谋在“全”，思考国家情报工作的问题要着眼全局，对国家情报体系的运筹和调控，必须从全球安全与情报体系的力量构成和结构的视角进行“谋划”，要思考世界各国的国际化情报力量、各国的情报资产规模与其情报投送范围以及技术能力等，例如，美国领导的北约军事组织的军事、安全、技术、经济等实力，俄罗斯围绕周边区域和中东地区构建情报体系的能力，法国围绕西欧和非洲等地区强化的情报体系实力。在侦查他国情报能力的同时，要“谋求”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紧密的情报合作关系，例如中国与俄罗斯建立的较为稳固的上合组织反恐信息交换机制，避免在世界情报合作体系中处于独立和游离状态。国家情报战略布局要谋在“远”，要从长远角度研究问题，不谋一时之“胜”，谋一时“胜”短暂，谋长远“胜”万世。我国的国家情报要“谋”求对中国“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安全与情报形势进行分析与预测，进行长远的国际化部署，突破美英主导下的国际情报与安全力量包围圈，实现国家情报与安全力量的反包围，进而与军事体系、外交体系联合，构建起我国可控的国际安全治理平台。

3.2造形与治气的创势资源调控

观察图3，从《始计篇》的庙算开始，《孙子兵法》13篇的内容，从总体上看是一个“造形”和“治气”的过程，通过“造形”和“治气”过程，营造国家情报自身的竞争优势，最终战胜情报对手。通过第3节的分析，国家情报主体部门借鉴《始计篇》《作战篇》《谋攻篇》的思想进行战略运筹———经过庙算、比较敌我的各种条件，做好情报战前的准备和筹划，“以智克力”制定国家情报工作的战略后，谋求战胜情报对手;《军形篇》《兵势篇》和《虚实篇》3篇内容指导我们进行情报对抗的具体作战指挥———《军形篇》主要研究国家情报工作的客观、稳定、易见的资源和结构，《兵势篇》要研究在《军形篇》的现有客观基础上，如何实现主观的态势的激发和运用，《虚实篇》研究如何营造我强敌劣情报态势，使己胜敌;《军争篇》《九变篇》和《行军篇》3篇内容指导国家情报对抗的战场机变———《军争篇》指导我们如何夺取情报战的先机，《九变篇》告诉我们情报工作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情报战略与战术，《行军篇》研究如何在具体的情报工作中观察情报工作对象的详细情况;《地形篇》和《九地篇》指导国家情报工作分析情报对抗中敌我双方的战略位置———《地形篇》讲不同的情报作战地形及相应的战术要求，《九地篇》研究“主客”形势和深入情报对手的程度导致的多种情报作战环境及相应的战术要求;《火攻篇》《用间篇》研究特殊战法———《火攻篇》的是以“火”助攻与“慎战”思想，《用间篇》直接讲间谍的配合使用，提升情报工作的实力。总之，《孙子兵法》13篇是站在国家全局高度，统筹把握国内外各方面的因素，进行有目的“谋形”(《形篇》)与“造势”(《势篇》)，指导我们提升国家情报对抗的综合实力和营造对抗优势，实现国家情报战略力量运筹中多种力量的合理建设和合理配置，掌握情报信息的获取权、控制权和使用权，能够对情报对手进行全方位、多领域、多形式的有效打击。

基于《孙子兵法》的“造形”与“治气”就是要力争主动，避免被动，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通过“造形”与“治气”，情报主体实现对自身及情报客体(包括情报目标和情报对手两部分)进行有效调控，把情报客体当作国家情报体系的控制目标或受控体，调控自身和情报客体双方的“度”“量”“数”“称”“胜”等方面的信息，依据《孙子兵法》:“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的思想，所以开展情报对抗前要考察情报对抗双方的“度”(情报投放的地域幅员)、“量”(情报投入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技术资源等)、“数”(情报机构与人员数量、层级、成功情报战例等)、“称”(情报主体和情报客体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外交实力等)等信息，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情报对抗的作战原则，根据情报客体的进攻或防御情况，来调控对情报客体的控制或反控制，并对情报对手的活动按照我方情报目标的要求进行有效激励与补偿，塑造我方需求的情报“场域”，使得情报客体的活动朝我方设定的目标演变，直至最后取得情报对抗的胜利。“造形”与“治气”的情报调控是一种战略与战术相结合方法，在处于防御态势或弱势地位的情况下，可以依据《孙子兵法》“敌分我专”的专一原则，采用集中情报优势资源，调控主客双方的情报力量，营造情报对抗优势;情报调控要突破只重情报防御思想的消极影响，“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在情报对抗中要力争主动，力避被动，积极进行国家情报力量系统性调整，根据情报工作目标对情报力量进行有效调控，创造情报对抗获胜的条件，而后才寻求同情报对手作战。总之，基于《孙子兵法》的“造形”与“治气”的情报调控目的就是要实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最后达到“自保而全胜”。

3.3胜敌而益强的目标达成

《孙子兵法·始计篇》中的“五事”是对决定情报对抗胜负的诸因素的高度概括，代表对国家情报工作调控的多因素致胜理论。第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能够为保障国家安全服务，又要为促进国家发展服务，统筹国家安全在宏观、中观和微观领域间的层次关系，保障人民的利益，实现“上下同欲”的“道”“胜”。第二，能够在海量数据中操作和定位的情报分析技能，用先进技术装备用于情报侦察、情报分析与情报提供，符合大数据时代的“天时”。第三，维系整个国家情报工作的生态平衡，保证了国家情报工作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使国家情报工作的功能突破原有的单一而走向综合和纵深发展，符合“地利”。第四，应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需求，通过“择人任势”，建成卓越的人才梯队，形成强大的人才保障优势，具有“择将”优势。第五，在《国家情报法》的规范下，建成国家安全防御情报组织网，注重建立国际合作，提升国际合作安全防护的能力等，实现“保法”[24]。基于“五事”的国家情报运筹调控，经运筹调控后的国家情报体系包含“天时”“地利”“人和”3个方面的优势，激发“客观”和“主观”两大系统的潜力，因此，对国家情报工作运筹调控结果满足“五事”这五大要素条件的要求，能够挖掘出促使情报对抗成功的内因与外因，寻找到蕴含着国家情报力量源泉中的“硬实力”“软实力”，实现国家情报治理总体布局，推进国家情报工作的业务融合、技术与数据融合，实现国家情报“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能够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安全态势、实现对情报客体的有效控制，达成“胜敌而益强”的情报对抗目标。

4、结语

《孙子兵法》13篇内容形成的“率然之势”精妙地从战略高度对国家情报工作予以指导，“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运筹调控智慧成为指导情报对抗问题的圭臬。依据《孙子兵法》对国家情报战略进行系统运筹，能够明确在国际情报对抗中的情报主体与情报客体的资源与结构，所面临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指导国家情报工作有目的地进行“造形”与“治气”，创造情报主体的行动优势，取得情报对抗的胜利，为国家安全与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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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国家情报工作运筹调控与能力增长协同培育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9YJA87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