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物流新型基础设施与城乡信息互融两个视角,系统剖析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对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内在理论逻辑,并选取我国31个省份2005-2021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两者关系。结果表明: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对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对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物流新型基础设施与城乡信息互融是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促进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传导路径。据此,提出强化供应链技术应用水平、构筑城乡信息互融网络、实施区域差异化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策略的建议,旨在从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角度推动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发展。
1、引言及文献综述
现阶段城乡商贸流通供应链面临供应链协同性较差、信息不对称困境,不利于城乡商贸流通双向互动及一体化发展(赵红丽,2023)。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作为打通商贸流通各环节的重要手段,能够克服传统商贸流通的空间制约难题,有效解决城乡信息交互受阻困境,助力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发展。
现阶段,学界已围绕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与商贸流通业二者关系展开研究。柳彩莲(2023)实证表明,流通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供应链的供应商韧性与客户韧性。乔轶娟(2023)发现,供应链智慧转型能够显著驱动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且消费升级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董文和佐赫(2023)研究表明,供应链数字化有利于提升商贸流通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商贸流通业可持续发展。现有文献在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与商贸流通业发展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为本文夯实理论基础。然而,鲜有文献深入考察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对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影响作用及具体路径。对此,本文深入探讨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影响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揭示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力求为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促进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发展提供理论与经验借鉴。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对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促进机理
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指供应链企业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深度嵌入生产-供应-零售-消费各环节,实现商贸流通降本增效的过程。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能够缓解城乡要素资源错配、提升要素供给效率,是推进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关键动能。一方面,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可强化城乡商贸流通资源配置能力。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可重塑流通企业数据资源管理模式,将城乡商贸流通资源整合起来,为城乡商贸流通企业厘清供应脉络、划分供应商品类别,以合理配置城乡商贸流通资源,推动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发展。同时,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能够借助可视化工具、云计算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精准对接城乡商贸流通业资源需求,提升流通供应链资源供需水平,进而推动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可降低城乡商贸流通成本。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能够连接城乡商贸流通各环节,简化传统城乡商贸流通信息获取模式,并依靠数字技术实时反馈流通动态信息,有助于缩减农村商贸流通信息搜寻成本。在此条件下,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能够实现全链条信息共享与集成化管理,有助于提高城乡商贸流通效率,推动供应链体系可持续运转,实现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发展。
(二)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促进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传导机制
1.物流新型基础设施视角。
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依托数字技术与海量数据积累,不断推动城乡物流新型基础设施共建,赋能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发展。一方面,物流新型基础设施可畅通城乡供应链渠道网络,促使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发展。以往物流基础设施难以精准对接城乡商贸流通资源,引致城乡商贸流通物流网络不畅,影响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发展(刘建湖,2021)。在此情形下,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能够驱动物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依靠数字技术连接城乡商贸流通企业,以形成城乡物流渠道网络,强化供应链网点仓储效能,有助于城乡商贸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物流新型基础设施能够优化城乡商贸流通运输网络,实现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发展存在供应链管理协同性较差的难题,难以推动物流运输网络高效运转,实现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杨欣,2020)。而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凭借物流新型基础设施优势,不断推动运输网络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大幅提升城乡商贸流通效率。同时,物流新型基础设施将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嵌入城乡物流领域,辅助城乡商贸流通业提升运输网络管理效率,实现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发展。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物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间接促进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发展。
2.城乡信息互融视角。
在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视角下,城乡商贸流通业凭借数字化环境大幅提升信息互融水平,促使流通模式高效化、共享化转型,赋能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发展。一方面,提升城乡信息传播效率,推动城乡商贸流通协同发展。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增加农村商贸流通企业与互联网融合机会,提高农产品供需匹配度,实现城乡商贸流通间“点对点”对接,有助于提高城乡商贸流通信息传播效率。在此条件下,城乡之间商流与信息流协同发展,促进农产品与工业品高效流通,有利于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水平提升;另一方面,提高城乡信息共享程度,破解城乡商贸流通难题。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可构筑城乡双向网络,实现远程信息实时交互,共享城乡商贸流通信息,缓解城乡商贸流通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赋能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发展。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城乡信息互融水平,间接促进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发展。
3、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为验证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对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影响效应,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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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otrit为i省份在t时期的城乡商贸一体化水平,Digit为i省份在t时期的供应链数字化水平,μ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η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α0表示模型截距项,Controlsit为控制变量集。
在式(1)基础上引入中介变量(Medit),进一步考察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对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间接影响机制,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Medit表示中介变量,其余变量解释同式(1)。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Iotr)。
结合贾亚军(2023)的研究方法,从商流一体化、物流一体化、信息流一体化、资金流一体化4个维度构建包括10个细分指标的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同时,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基础指标权重,继而测算2005-2021年省域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水平。
2.解释变量:供应链数字化转型(Dig)。
结合林小兰(2023)的研究,从创新技术研发、创新技术吸纳与创新技术产出三个维度构建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水平。其中,创新技术研发以地区研发投入经费支出表征;创新技术吸纳运用技术改造经费支出衡量;创新技术产出以拥有发明专利数与全国拥有发明专利量比值测度。
3.控制变量。
为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选取如下控制变量:城镇化水平(urb),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政府干预水平(gov),运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GDP比值表征;经济发展水平(eco),选取人均GDP表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tra),运用铁路运营里程、内河航道里程与公路里程之和测度;人力资本水平(eco),运用居民受大专以上教育人数占比衡量;对外开放水平(out),选取进出口贸易额与GDP比值测度。
(三)数据说明
本文运用我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2005-2021年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对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影响。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为降低指标量级差距,对人力资本水平、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等变量作自然对数处理,以避免模型异方差带来估计偏误问题,部分缺失数据使用插值法补齐。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1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表2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3基准估计、稳健性检验结果
4、实证结果
(一)基准估计结果
控制相关变量后,选取个体-时间双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对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列(1)为基准回归结果,可知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系数为0.0937,且在1%置信区间内显著,表明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可有效提升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水平,假设1得以验证。
(二)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中,表3中列(2)为剔除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2021年的极大值(北京)和极小值(甘肃)样本后重新进行回归的结果,其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表明结果较为稳健。列(3)为剔除供应链数字化转型2021年的极大值(广州)与极小值(西藏)样本后重新进行回归的结果,其估计系数显著性依然不变,说明结果较为稳健。
(三)区域异质性分析
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差异,可能影响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对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促进作用。因而依据国家统计局区域划分标准,从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考察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对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影响区域异质性,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回归系数分别为0.0933、0.1411、0.1919,且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三大地区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均能显著促进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发展,但呈现中西部地区强于东部地区的非均衡态势。
(四)内生性问题分析
为缓解因内生性问题导致的结果偏误问题,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借鉴芮国强等(2019)的研究,选取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滞后一期(IV1)作为工具变量。同时,结合俞彤晖和肖延玉(2023)的研究,运用相邻省份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水平(IV2)作为工具变量,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据列(1)(2)可知,两组工具变量在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中,F统计量均大于经验规则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列(3)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Sargan-Hansen统计量无法在10%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所选工具变量有效。因此,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对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促进作用仍较显著。
(五)中介效应检验
前述理论分析表明,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物流新型基础设施水平(inf)与城乡信息互融水平(mat)促进城乡商贸一体化发展。其中,物流新型基础设施水平结合薛建强等(2023)的测度方法,以交通物流网数字化基础设施产业链建设固定投资总量衡量;城乡信息互融水平参考张艳玲(2022)的衡量方式,以农村网民数量占比表征。
表4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表5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检验结果
表6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影响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
表6为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影响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第一,列(1)中,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对物流新型基础设施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0537,且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物流新型基础设施水平提升。列(2)中物流新型基础设施水平对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影响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可通过物流新型基础设施间接提升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水平,假设2得证。第二,列(3)中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对城乡信息互融水平的估计系数为0.0216,且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可显著促进城乡信息互融水平提升。而列(4)中城乡信息互融水平对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估计系数同样为正,且在1%水平显著,表明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可提升城乡信息互融水平,间接推动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发展,假设3得证。
5、启示
第一,强化供应链技术应用,提升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水平。
一方面,推动供应链技术规模化落地。政府应以优化供应链算法为关键,推动智能仓储、智能配送等环节规模化应用,进而降低流通成本,推动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水平提升。同时,政府应以城乡商贸流通企业终端需求为主,驱动供应链以“基础供应链管理”+“数字化”模式发展,以规模化供应链技术精准反哺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促使供应链技术标准化发展。政府可构建供应链数字化发展标准体系,对智能仓储、智能设备管理等方面形成标准化技术约束,有效协调城乡商贸流通的技术标准与衔接,拓宽供应链数字服务网络,赋能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发展。
第二,构筑城乡信息互融网络,赋能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发展。
一是构筑城乡信息共享平台。政府应为供应链数字化发展提供完备的数字化城乡信息共享平台,缩短流通周期,打通城乡各主体链接通道,进而建立规范的供应链体系,赋能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发展;二是规范城乡信息交互模式。政府应促进现代信息技术与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相结合,推动技术要素资源在城乡间自由配置,规范传统人力信息交互模式,以此减小城乡信息技术差距,实现城乡商贸一体化发展。
第三,实施差异化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战略,驱动城乡商贸一体化发展。
东部地区应协同中西部地区政府共建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典型示范区,强化流通业数字化转型能力,形成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示范效应。进一步的,中西部地区政府可通过跨省、跨市合作加大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投资与改造力度,夯实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基础环节,进一步提升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对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赋能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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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于宅基地‘三权分置’与传统实践的农房抵押贷款制度创新研究”(编号:19NDJC223YB);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房地分离’的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制度创新研究——以浙江省为例”(编号:17YJCZH151);
文章来源:邱俊如.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对城乡商贸流通一体化的影响[J].商业经济研究,2023(23):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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