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古称“燕赵”,向来人杰地灵,又有“俗重气侠”“多慷慨悲歌之士”之说。与此同时,河北大地除豪杰辈出外,也多儒者。

纵观整部中国儒学史,从先秦直至明清,有许多大儒都与河北有着深厚的渊源——诸如荀子、戴德、戴圣、卢植、高允、刘焯、刘炫、贾昌朝、赵南星等。这片土地可谓代代有名儒出现,在中国儒学史乃至文化史上都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因如此,以往有关河北儒者、河北儒学以及河北儒学精神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本文拟从孔庙从祀儒者的角度出发,对河北儒学精神进行再研究,试图在整体之下,探寻个别的普遍联系,以期为河北儒学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切入点。

一、河北儒者从祀孔庙述略

孔庙是专门祭祀孔子的祠庙建筑,但孔庙的祭祀对象并非只有孔子,还有一百七十二位儒者随从孔子接受祭祀,亦即从祀。自唐代以降,孔庙从祀制度就一直是国家尊崇孔子和儒学的一项重要的政教制度。“制度变迁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1]3,通过研究孔庙从祀制度和从祀孔庙的儒者,可以更好地理解河北儒学之精神及其现实价值。

明儒陆深认为孔庙从祀的诸多儒者分别有“翊道之功”“传道之功”“卫道之功”“明道之功”和“体道之功”[2]。若依陆深之说,河北地区从祀孔庙的八位儒者可分为传道之儒、卫道之儒、明道之儒和体道之儒等四种类型。

(一)传道之儒:汉儒毛亨、毛苌和刘德

传道之儒意指在秦代焚书坑儒之后,有存经传经之功的汉学经师们。河北地区从祀孔庙的“传道之儒”有三人,分别是毛亨、毛苌和刘德。

毛亨(生卒年不详),战国末年鲁国(今山东省曲阜市)人,秦始皇时期为避难而从鲁国隐居于武垣县(今河北省河间市),入籍河间,遂成当地人。毛亨曾作《毛诗故训传》,简称《毛传》,并授于毛苌,故世人称其为“大毛公”。清同治二年(1863),同治帝“从江南道御史刘庆之请”,予“毛亨从祀文庙”[3]193。

毛苌(生卒年不详),西汉赵(今河北省鸡泽县)人,其诗学传自毛亨,世称“小毛公”,曾任河间献王博士。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诏令天下,认为“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学,可与颜子俱配享孔子庙堂”[4]4942。毛苌由是得以从祀孔庙,并成为河北从祀儒者之第一人。值得一提的是,和毛苌一起从祀孔庙的戴圣虽然同为河北人,但他在明嘉靖九年(1530)被罢祀,理由是“治行多不法”。故而,“河北从祀儒者之第一人”这一荣誉就为毛苌所享。

刘德(公元前171―公元前130),汉景帝刘启第二子,西汉宗室、藏书家。刘德在汉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四月,以皇子的身份受封为河间王(今河北省献县),由此扎根河北。刘德将毕生精力投于对中国文化典籍的收集与整理中,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保存和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清光绪二年(1876),“以汉儒刘德从祀文庙”[5]509。

(二)卫道之儒:汉儒董仲舒

卫道之儒是指排斥异端,“辟杨墨、斥申韩、排佛老”的儒者。河北地区从祀孔庙的“卫道之儒”是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西汉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上《举贤良对策》,提出“大一统”学说。其“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时任“行人司副杨砥言,孔子庙庭从祀诸贤皆有功世教,若汉杨雄臣事贼莽,忝列从祀,以董仲舒之贤反不与焉。事干名教,甚为乖错,宜黜雄进仲舒,则礼典明矣。上纳其言,命去雄祀仲舒”[6]3555。于是,董仲舒在身后一千多年终于也荣登孔庙。

(三)明道之儒:元儒刘因

“明道之儒”是指发明义理、发扬儒学的理学儒者。河北地区从祀孔庙的“明道之儒”是刘因。

刘因(1249—1293),字梦吉,号静修,雄州容城(今河北保定徐水区)人,元代著名理学家、诗人。刘因是元代儒学重要的代表人物,为理学由宋到明的过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清宣统二年(1910),以“元儒刘因,从祀文庙”[7]917。

(四)体道之儒:清儒孙奇逢、颜元、李塨

“体道之儒”指不尚空谈,于日常中躬行实践、讲求实际的儒者。河北地区从祀孔庙的“体道之儒”分别是孙奇逢和颜元、李塨师徒。

孙奇逢(1584—1675),字启泰,号钟元,明末容城(今河北省容城县)人,理学家。晚年曾讲学于河南辉县夏峰村,从者甚众,故世称夏峰先生。孙奇逢一生著述颇丰,著有《理学宗传》《圣学录》《北学编》《洛学编》《四书近指》《读易大旨》《书经近指》等。清道光七年(1827),将孙奇逢“从祀文庙西庑,列于明臣吕坤之次”[8]52。

颜元(1635—1704),原字易直,改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县(今河北省博野县)人,明末清初的儒者、思想家,颜李学派的创始人。颜元一生躬行践履,也很注重教育事业,希望培养能文能武、讲求实际的人才,并猛烈抨击宋明理学家“穷理”“静坐”“守敬”等主张。其主要著述为《四存编》《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习斋记余》等。

李塨(1659—1733),字刚主,号恕谷,直隶蠡县(今河北省蠡县)人,清初儒者。他是颜元学说最得力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发扬者,在教育方面也颇有成就。著有《四书传注》《周易传注》等。

民国八年(1919),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先儒颜元、李塨,清初名硕,生平著书立说,本原仁孝,归功实用,深得孔子垂教之旨。曩当制礼之初,曾有从祀之议,频岁泯棼,因仍未举。兹据内务部以颜、李两儒,有功圣学,呈请从祀两庑,位汤斌、顾炎武之次。事关祀典,谘度佥同,应予照行,用昭茂矩,风徽所在,肝蠁攸隆,入德即在彝常,导世先端教化,永资矜式,以示来兹。此令。”[9]颜元、李塨师徒得以一起从祀孔庙,而他们二人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两位从祀孔庙的儒者。

河北地区从祀孔庙的儒者总数虽然不算多,但是时间跨度大,类型丰富,具有典型意义。从这些大儒身上,可以提炼出一些河北儒学的突出特质,包括大一统思想、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以及讲求实际的精神等。

二、大一统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一统”一词最早可见于《春秋公羊传》。《春秋公羊传》开篇即言:“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意思是:“元年是什么?是国君即位的第一年。春是什么?是一年的开始。王者是谁?是周文王。为什么先说王而后说正月?之所以先说王然后讲正月,是因为用的是周文王历法的正月,说周文王的正月是说什么意思?就是尊重天下统一于周天子,也为了天下历法的统一。”[10]1-3董仲舒立足于西汉实际,超越了《春秋公羊传》原本在统一历法层面上所言的意义,对“大一统”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进一步赋予其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和皇权以及尊崇孔子思想等多方面的含义[11]。

大一统思想在政治上维护国家的统一,在意识形态上强调儒学的独尊,有助于避免国家长期处于分裂战乱之中,也使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终归于“合”。尽管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纷争四起,但依然形成了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长期受“大一统”思想影响的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大一统思想功不可没。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曾指出:“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新时代更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大一统思想可以有效地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力地维护全社会的安定团结,所以今时今日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充分肯定。

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中国读书人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尽管经历了秦火之烈,汉初儒学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短命的秦王朝并没有造成儒家学统的完全禁绝,另外一方面也归功于一些儒家学者对于传统学术的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在秦汉毛亨、毛苌等儒者的努力下,《毛诗》的授受没有断绝。及至汉代,河间献王刘德礼贤下士,倾心儒学,他非常赏识毛苌在诗学方面的成就,封他为博士,并修建君子馆让他讲学。汉代初年,齐鲁韩三家《诗》虽然都曾盛极一时,但唯有《毛诗》自毛公开始一直得以传承至今。可见在《诗经》的传习过程中,重要的传经人物大小毛公以及非常重视与推崇《毛诗》的河间献王刘德,他们的贡献绝对不容忽视。

刘德对儒学和传统文化的贡献还包括:第一,广开献书之路,大量搜集整理古籍文献;第二,崇儒重道,延揽儒生,使河间成为西汉时期一个重要的学术文化中心;第三,河间地区儒学的繁荣,也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卫绾和董仲舒的思想,进而有力地推动了汉武帝“独尊儒术”这一决策的施行[12]。

毛亨、毛苌和刘德他们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在清代的河北儒者中依然有其后继之人,并进一步升华为社会责任感。“以六德、六行、六艺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类教其门人,成就数十百通儒。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办,吾门人皆办之;险重繁难,天下所不敢任,吾门人皆任之,吾道自尊显,释、老自消亡矣。”[13]40可以看出,颜元的思想中也体现着对文化、社会和民族深厚的责任感。

可以说,毛亨、毛苌、刘德以及颜元等河北儒者以其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也是今天的学者所应该具备的可贵品质。

四、从讲求实际到躬行实践

河间献王刘德的学术贡献还包括讲求实际,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汉书》载:“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14]2410绎言之,班固在文中将刘德的学术宗旨与治学方法归纳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应当是“实事求是”一语的最早文献出处。此后,河北儒学一直有着讲求实际的精神,并源远流长。

“学者多好高骛远,求名而遗实,逾分而远探,躐等而力穷,故人异学,家异传,圣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不以彼之言,而变吾之良知也。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废诸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尔。传注、疏释之于《经》,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铲伪以真补,其三四而备之也。故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体察,为之权衡,折之于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辞异,勿好诋讦,勿生穿凿。”[15]在元儒刘因看来,由于宋儒鄙薄注疏、训诂而提倡议论发明,所以南宋以来的学风多是“好高骛远”且“求名而遗实”的。因此,他认为学者不能“好新奇、辞异、诋讦和生穿凿”,必须先将传注和疏释的基本功打牢,才能发表议论。

此后,随着时代的变迁,河北儒学讲求实际的精神进一步演化为躬行实践的思想。这一点,在清初的三位河北大儒孙奇逢、颜元、李塨身上都有体现。明代中后期以来,王学大盛。但是盛极而衰,在明代灭亡以后,王学也只能随之沦为众矢之的,其末流人物更是被指斥为“空谈误国”“异端邪说”。孙奇逢亲身经历明清易代,认识到空谈坐而论道的弊端,因而他主张躬行践履,学以致用,开辟了清初崇实致用的一代风气。颜元、李塨更是如此。所谓“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16]635。颜李学派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尤其讲求实用的学派,他们以“事功”为首,倡导“习行”“习动”,希望“富国强兵”,这在一般的儒者思想中并不多见。

从历代大儒的事迹和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从讲求实际到躬行实践,河北儒学“实事求是”的精神一以贯之、生生不息,在今天依然熠熠闪光,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五、结语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通过研究河北地区从祀孔庙的儒者,一方面能够折射出不同时代政治、思想、学术等诸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以点见面,更好地找出他们之间内在的思想联系,并从中提炼出河北儒学之精神以及在今天的现实意义。

正所谓“从宏观着眼,从微观入手,是研究历史和一切事物的方法”[17]35。从祀孔庙的八位河北儒者,均堪称一代大儒,也都是河北儒学的代表人物,对他们进行深入考察,或许能为河北儒学相关研究的展开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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