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有其悠久的发展历程，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有着自身独特的理解方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哲学传统。近现代西学东渐，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义理体系成为中国传统哲学学科建立的参照系，但由于中、西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理解不同，相应的哲学义理体系也不同，以西方哲学理解中国哲学的基本模式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理解形成了遮蔽，回归本真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反思哲学基本问题的永恒性与变化性，理清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体系，在中、西哲学传统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古今哲学的融通，也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源性发展。

一、哲学基本问题的反思

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其特定的研究问题，哲学也不例外。对于很多研究者来说，“哲学是什么”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从广义的哲学视域看，哲学是人类共同的学科，是人们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的思考，并形成了相应的学术思想系统。哲学的研究对象相较于其他学问来说，更具有普遍性、全面性、绝对性等特点，我们一般说哲学是探讨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的，但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一种模糊性的表述，从中外哲学发展的历史上看，往往都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更集中、更直接的表达，可以称为实质性表述。就近现代的哲学研究而言，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在现代中国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我们理解哲学基本问题时需要直接面对的理论课题。

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从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中，我们可以尝试反向推论，即恩格斯的论断中潜在地包含着，在这之前的西方哲学史中，哲学基本问题并未发展到思维与存在关系这样的高度，而是以其他的方式存在着。纵观西方哲学的历史，情况貌似如此，比如早期希腊哲学的主题是寻找基础的、不变的元素，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之后，则以普遍与具体的关系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基督教哲学的根本问题则是在绝对超越的存在与现实世界之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紧密的德国古典哲学则专注于对人的主体性及相应的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探索。而在恩格斯的论断之后，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呈现出新的面貌，价值哲学、存在哲学、分析哲学等兴起，使哲学基本问题呈现出更加复杂的面貌。

但是，我们能否由此得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哲学超越时空、超越民族文化等的永恒的基本问题这个结论?这是需要谨慎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是革命的、实践的，辩证法不承认任何永恒不变的东西，因此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也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恩格斯把哲学基本问题确定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论断对近现代中国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困惑。现代的中国哲学研究者，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者们，试图对这个论断作出新的理解，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提出了新的思路。有的研究者对这个论断提出批评，“恩格斯在谈到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对立时，并未像马克思那样涉及对二者的超越问题，这至少意味着恩格斯在此著作中未能达到马克思所曾达到的‘合题’，而是停留在知性逻辑的框架之中”[2]。有的研究者试图对这个论断作辩证的理解，认为“把全部哲学的根本问题概括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哲学发展史的总结，这一根本问题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3]。很多学者对这个问题作了教条式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容易使中国哲学研究陷入浅尝辄止、难以深入的困境。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是哲学发展的科学总结，这应当成为当前研究中国哲学的行动指南。

二、中国传统哲学的自我诠释

(一)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

中国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其中的传统哲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哲学，即中国古代哲学，是相对于中国近代哲学、现代哲学和当代哲学而言的。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质。所谓特质，就是事物特有的性质或属性，这是它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印记。笔者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一，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起点是“天”。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的含义大致包含以下三种:一指主宰之天，就是通常所说的天神;二指自然之天，通常也称为天然;三指义理之天，也就是天理[4]。例如，董仲舒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以此说明“天”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中国古代哲人认为，在这个世界中，人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生命体，他还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天理，因为“人性是上天赋予的，所以天理就内在于人性之中。天使人成为人，但人也有义务对天做出反应”[5]。由于对“天”的含义理解不同，不同的学者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既有唯物主义倾向，也有唯心主义倾向，但不论哪一种倾向，都只是现代研究者基于自己的认识和经验所做出的论断而已，并非学者本人的自觉意识。

其二，中国传统哲学是以“生命”为中心，以生命现象阐述万千世界，不断释放生命本性。例如，《中庸》里面提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意思就是天地创造了无数的生命。世间万物的生命归根结底属于“生生不息”的宇宙系统，《易经》亦有言:“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在这里，荀子通过对比君子和小人学习的目的，反映了生命视角之内与外的差别。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生命被视为中心，哲人们通过生命这一事物开启智慧、提升学问与修行，而西方早期自然哲学家的研究对象则大多是自然。

其三，中国传统哲学主要靠直觉体认宇宙万物。《周易》有言:“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6]王阳明推崇直觉辩证法，认为“心不可以动静为体用，动静时也，即体而言用在体，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7]。熊十力认为，“中土哲人，其操术皆善反，孔子言反求与默识，孟子以反身而诚得之”[8]。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得更为深刻，他说:“宇宙现象则生活中之所现”，“要认识本体非感觉理智所能办，必方生活的直觉才行”[9]。中国古代哲学家用直觉感知宇宙万物，一方面特别重视用理智的同情以观察外物，另一方面则注重向内反省自我。在他们看来，认知和实践活动的本质在于反思，整体性的思维活动在于顿悟，因而作为顿悟的整体性思维，无法通过逻辑概念和规则进行明确的阐述和表达，只能使用直觉。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哲学重视直觉体悟，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

其四，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知行合一”，主要探讨人的本性和人伦规范，注重在实践中深化认识。王国维先生认为，中国一切学问，“实以伦理学为最重，而其伦理学又倾于实践，故理论之一面不免索莫”[10]，深刻说明传统哲学注重伦理和实践，忽视了思辨和理论。张岱年先生更是明确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是“以生活实践为基础和归宿，行是知之始，亦是知之终”[11]。即便在探讨宇宙问题时，中国传统哲学也是从人的生活实际出发，以反省自己的身心实践入手，最终又回归于实践，通过理论结合实践的方式加以验证，意在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理论导向。

(二)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路向

“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是中国哲人处理天人关系的基本思路。传统哲学认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由一个“本原”衍生出来的，这个本原在道家那里是“道”，在儒家那里是“仁”。在衍生过程中，“本原”把其自身内化于万事万物之中，也就是说，大千世界中的万事万物之所以存在，在于世界本原的支撑，是世界本原给万事万物提供了其存在合理性、合法性的基础[12]。在古人看来，本原与万事万物原本是内在契合的，本原蕴含和“幻化”了万事万物，万事万物内在于本原。正因为如此，人与自然才能建立和谐统一的关系，这种主客合一的状态，既不过于强调自然，也不突出人的主导地位，人置身其中养成了一种轻松、平和、自然的心态，这有助于促进人与社会和睦共处，实现人与世界和谐共生。

但是，在实现和谐统一的具体路径上，儒家、道家等各派倡导的截然不同。以儒家为例，儒家倡导“仁”，它具有万事万物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相互支撑、相互扶持和相互成就的大爱意蕴。如果个人要达到“仁”的境界，就必须严格恪守自己内在的那个“仁”，并在以后的社会中将“仁”发扬光大，就要在社会、生活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使“万物皆备于我”，怀揣“敢为人先，舍我其谁”的精神谋划济世之路，努力使自己成“一家之言”，努力使自己被世人所铭记，进而永垂青史、流芳百世。而道家的本原———“道”以自成、自化为基本特征，人要实现与“道”的合一，就需要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就必须排除一切仁义、道德、伦理等人情世故的干扰，到宇宙、自然中去追求超脱、超凡的精神自由。事实上，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个人以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为人生修养的至高目标，因为“天人本来合一，物我同属一体，内外原无判隔”。在此过程中，个人可以通过反省、冥想达到对内植于其中的世界本原的认识，最终实现个人对本原的回归。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精髓，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石。

(三)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和义理体系

哲学是探讨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的学问。不同哲学体系有不同内涵，但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超越性。作为西方哲学源头的元素论是对现实存在的具体事物、人的变化性的超越，希腊古典哲学的理念论、存在论则是对经验存在的超越，基督教的上帝、灵魂则是对世俗世界的超越，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性则是对自然因果世界的超越。中国哲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却是一个在20世纪才建立起来的现代学科，是真正古老而年轻的学科[13]。与西方哲学相比较，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基本问题在于如何打破具体的局限使之融入更高以至最高的整体存在之中。只有回到中国传统哲学基本问题和义理体系本身，才有可能真正诠释好中国传统哲学。

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实产生、发展来看，它是近现代中西学术文化冲击下的产物，作为一门依托于西方学术系统的现代学科，西方哲学尤其是近现代西方主流哲学的基本问题、理论体系被理所当然地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义理体系。当用西方哲学的视域去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时，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统绪已经被打断，它所思考的哲学基本问题被取消，与之相适应的义理体系也被打散，因此，近现代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主导方式就是用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义理体系来整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材料，只是因效仿者取法西方哲学的不同，所相应用来解释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材料的哲学基本问题、义理体系也有所不同。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14]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根本性框架来整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材料，取代了之前的西方哲学模式，在材料的搜集整理和思想的分析评判上都取得巨大成就，但仍然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与义理体系来整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材料，其义理体系基本上围绕心物关系展开的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系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学术思想的研究也转入了一个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中国哲学史的重写及中国哲学的发展，一时蔚为风气，很多研究者“尝试用西方现代哲学诸流派以至后现代哲学的理论来整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材料”[15]。当代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在基本问题、义理体系方面有突破旧传统模式弊端的倾向，但仍然缺乏对中国传统哲学自身基本问题、义理体系的总体性的自觉建构，从而很难在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上取得范式性的转换。用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义理体系来整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材料，这是近现代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基本模式。尽管在具体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并不能完全脱离中国传统哲学的具体问题、具体论述，但大的研究模式不改变，其所存在的对中国传统哲学本真的根本性遮蔽就难以摆脱。例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时，作为审查报告撰写人的金岳霖就已经质疑这究竟是“中国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16]。“中国哲学这名称就有这个困难问题。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如果一个人写一本英国物理学史，他所写的实在是在英国的物理学史，而不是英国物理学的史;因为严格说起来，没有英国物理学。哲学没有进步到物理学的地步，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写中国哲学史就有根本态度的问题。这根本的态度至少有两个: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的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17]，而这个疑问更成为20世纪的“世纪之问”，以至于在20世纪末爆发了“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大讨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我们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视域出发，以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对中国问题展开研究的同时，也就有了一个外在于中国哲学的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预设。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前提预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哲学源自西方，而非中国。

客观来说，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不仅仅在于以史为鉴，更在于推陈出新，它“不是我们现在的累赘，而是当今的我们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的本质属性”[18]。正因为如此，在探讨中国传统哲学时，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回归过去，也不能割裂传统进行纯粹的理论建构，而应该重视其自身基本问题、义理体系，坚持立足现实、依托传统的古今融合、中外融通的方法论，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不断满足新时代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文化需求，进而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积极贡献。

三、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性建构

哲学是来自西方文化的学科，用它们来整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以西范中、以今律古是中国当代学术发展的必然选择，但以西范中、以今律古并不能归结为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义理体系来取代或简单组合中国传统思想，而应该是以西方哲学来激活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本真，在肯定双方共同的根基上呈现双方之异，才能真正实现中西冲突之后的中西融通。在近现代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往往不自觉地使用西方哲学的体系架构来整理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材料，这种用外在的体系架构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是有问题的。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是哲学大家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基本问题、义理体系。只有回到其本真，才能写好本真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才能在中国传统哲学基础上实现其思想上的内源性发展。回归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义理体系，似乎又回到了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原点。这种回归和以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义理体系处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材料的方式是大不相同的，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主体性得到了显现，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在探索中国传统哲学基本问题、义理体系的同时，并不抛弃对西方哲学体系的自觉借鉴，只是不同于过去那种无批判的预约和移植，这样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中国传统哲学的本真。

近代以来的中国哲人用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和逻辑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在为理解中国哲学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时，也使得中国古代哲学和思想中的意象性、关联性思维受到了巨大冲击。在近现代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和理论发展中都存在着有待化解的难题，就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研究上看，应该在回归其基本问题、义理体系的基础上融通中西、古今，但现实的情况是，主流的中国传统哲学范式却是基本问题预设与义理体系移植占据主导。而就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发展而言，应该以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社会生活为基础探寻新的哲学基本问题、建构新的哲学义理体系，但现实的情况是，主流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形态却仍然囿于传统的哲学基本问题与义理体系。中国传统哲学的本真需要更加深度的清理与反思批判，我们更需要立足于中国传统哲学基础上实现其基本问题、义理体系的现代转化，这是一个新的哲学式的创造，而不仅仅是历史学式的研究。

一直以来，中国传统哲学有自己的基本问题和义理体系，它是“中国古代哲人思考宇宙、社会、人生、人心的理论化呈现”[19]。就中国传统哲学基本问题、义理体系的发展趋势来看，宋明新儒学的最高存在是天，注重探索人与最高存在的天的关系、人的内在德性与外在德行的关系、人的天然本性与后天自觉修养的关系，而它的最主要的内容则集中在人的道德修养上。中国传统哲学体系呈现出整体性、内在性、人伦性的特点，即它关注的重点不在神学，也不在物学，而在人学，而主流的儒家哲学则尤重人伦之学，在人伦日用之中成就圣贤人格是儒家哲学的根本精神。而要探究中国传统哲学何以把具体与整体的关系作为基本问题，则不能不追究到中国传统社会形态与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传统家庭本位基础上的君主专制主义等级社会，几千年的中国人都是“家里人”，家国一体，天人同构，这样一种人伦关系下的生活世界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所思考的基本问题、所建构的基本体系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当代世界，随着人类共同体生活的不断交融，尤其是中国现实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越来越多的人把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它既可以包容中国传统的具体与全体、整体的关系问题，又可以包容具体与普遍、主体与客体、现实与超越等传统哲学基本问题。我们把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等都放到人与世界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层面上比较，不同于西方近现代以来人与世界对立统一的主客体关系模式，中国传统哲学在理解人与世界关系时所采取的是人在世界之中的差异一体模式，这决定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系的整体主义、道德理想主义的特征，使其在探索人与世界关系问题上体现出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趋势。今天，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基本问题、义理体系进行反思探索，一方面是为了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本真，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在探索中国传统哲学内在体系的基础上推动其现代转化，从而顺应当代中国与世界变化的社会生活方式及其相应的关于宇宙、人生的基本问题的思考方式，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源性发展。

四、结语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民族精神的结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认知结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体系的理论系统，支撑着中华文明的长期延续和社会的长治久安。科学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逻辑体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理论系统的特征和实质。当下，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其面向中国现实实践和未来发展的重要环节。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文化积淀及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战略，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必须回归本真，立足于实现其内在体系的现代转型，这样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内源性发展，才能够成为引领时代、面向未来且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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