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尔夫·密里本德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的杰出代表。他在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中，不仅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且为“20世纪后半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1](P1），这是学界对他的基本评价。在密里本德看来，“马克思本人从未提出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国家理论”[2](P278），但关于国家的哲学思考和理论研究，却是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主题。密里本德认为，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思想要义即其“全部主要观点可以用《共产党宣言》中著名的公式化的表述来概括：‘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3](P9）。显然，密里本德不仅重视马克思国家思想的阶级性，更重视其国家的管理性内涵以及二者之间的统一性。密里本德把他关于马克思国家思想的这一看法作为其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石，侧重国家管理而不是国家统治的意义，着眼于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现实困境，以厘清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制度、国家权力和国家职能的基本特征和实践价值，从而在深入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善本、善念以及善为的辩证理性思想。这一思想对于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颇有启发意义；对于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善本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

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本性上必须是善的，这是由其国家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在密里本德生前的最后一本书《怀疑时代的社会主义》中，他立足20世纪社会主义的经验，根据二战以来几十年特别是近年来资本主义和整个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提出要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实际和重新评估社会主义事业的可能性。密里本德从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四个方面来审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和现实困境，指出其制度本性上的恶的属性，同时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可能性、优越性及其善的本质，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是现代化社会秩序建设的基本保障，是解决资本主义现实困境的唯一路径。

工业革命揭开了国家现代化的序幕，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过是国家现代化的两种治理模式。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每一个国家或多或少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标榜着科学技术与工业化高度发达的现代化旋涡，这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恶的本质牵一发而动全身，必然使其国家治理现代化走向衰落，这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密里本德在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实际的过程中形成了四个基本看法，得出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走向衰落是不可避免的结论，认为这是由其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等诸方面不合人之本性的制度决定的。

基于资本主义现实发展所产生的罪恶，密里本德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资本主义制度表明它自己无力解决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7](P109），必须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寻求新的替代方案，而这个方案只能是科学社会主义。在未来几十年，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7](P109）。密里本德因其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也赢得了“他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坚决和有力的反对者”[9](P167）的赞誉。

密里本德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最优替代方案的看法，是在他重新评估社会主义事业的可能性的过程中形成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把早期的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乌托邦，认为它具有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和某种不切实际的空想性，并主张科学社会主义，强调要在经济和政治分析中实践和检验社会主义的理想。在密里本德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在人类物质实践活动中，社会是否会为了合作的和谐关系与利他主义而进行根本的重新排序，替代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新秩序，这不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更是深深扎根于社会历史发展之中必须严肃对待和认真处理的问题。

密里本德认为，社会主义有三个核心命题，“民主、平等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化”[4](P51），这三个主张是相互交织、密切联系和同等重要的。没有平等，就没有真正的民主；没有经济中占主要部分的社会化，也不可能有这种平等；只有真正民主下的公有制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密里本德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公共部门和多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逐步消除社会不平等和各种形式的统治，扩大和深化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斗争而获得的自由和权力、国家权力的民主化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权力机关之间的一种新的伙伴关系，他坚持认为发展“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条件”[10](P353）。正是社会主义民主、平等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化，体现了社会主义善的本质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善为特性。

从民主方面来看，密里本德认为，“社会主义所包含的社会愿景比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包含和渗透社会秩序的所有方面”[4](P51），而资本主义的民主是一种有限的民主。资本主义民主建立在不可逾越的阶级分裂的基础上，具有根本的民主局限性；资本主义民主是一种被动的民主，是为了应对由下而上的阶级运动而被迫产生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大多数的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都坚决反对任何民主形式，他们利用国家机器来阻碍和防止民主形式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化；资本主义民主是一种虚伪的民主，马克思曾断言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是真实的，那么无产阶级……就有可能颠覆资本主义制度”[11](P185）。事实上，资本主义标榜的民主在其实际的进程中“变成了一场骗局”[4](P26），民主程序受到精英阶层和他们所控制的传播媒体的操作，他们操纵选举，威胁恐吓反对派，即使政治制度变革产生了压迫性的社会秩序，他们也会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抑制新的社会秩序的萌芽和产生。资本主义民主是民主的一种模拟，具有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要求存在一小部分人，他们拥有并控制着主要的生产和交流方式，因而这些人在国家中拥有超乎寻常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民主是基于对这种支配地位的表面拒斥，因此需要有限定条件的粗略平等来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和稳定性。资本主义这种扭曲的民主形象是由精英操纵的一些民主程序塑造而成的。在这种制度中，民主程序只是民主的模拟，仅仅涉及民主的限制，因此它可能不会严重挑战社会金字塔和国家的权力核心集团。相反，社会主义民主体现民主的根本特征并赋予它们更有效的实际意义，包括法治、权力分立、公民自由、政治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等。社会主义民主赋予一个比在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中更真实、更广泛意义的公民的概念，将寻求国家和社会各级的民主化。简而言之，“社会主义民主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延伸，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4](P98）。

从平等方面来看，密里本德认为，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特点是它致力于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本来就是利益对立的雇佣劳动关系，这直接导致了工人阶级和占支配地位的阶级之间的严重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的持续恶性循环。这种对立最常见的场所是在生产过程中，在雇主和工薪阶层之间的关系中。雇主受不可阻挡的竞争法则的驱使，力求在影响生产关系的特定历史环境所规定的限制条件下，从工人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而工人则力求尽可能提高其工资、缩短工时以及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社会主义秩序可能没有就消除不平等的程度或改变的方式达成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秩序会捍卫当前不平等的权力和财富。特别是，密里本德坚持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巨大的特权和机会均来自社会一端的资本和财富的世袭所有权，而剥削的循环限制了另一端的机会和影响力。因此，社会主义秩序在不同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财产关系——提出了挑战，并渴望建立一个人人都寻求实现的平等社会。当然，密里本德指出的这种平等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完全平等，而是一种“粗略的平均主义”[4](P54），主要是消除社会生活中的主要不平等现象，这些不平等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收入、财富、教育和生活机会等等。密里本德认为，“阶级地位仍然是在工作、收入、住房、教育、机会和其他许多方面决定着生活方式的深刻不平等的主要根源”[4](P15）。例如，即使是在比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更接近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和收入均等的瑞典，其财富、权力和机会的分配方面依旧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社会主义将大大缩小这种由阶层造成的巨大差距，并尽可能削减现存不平等现象所包含的阶级对立性和分裂性。密里本德强调社会主义新秩序并不是要消除阶级对立，也并不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单调统一，它意味着创造一个真正的条件基本平等和多样性相互联系的社会。

就经济的社会化来看，密里本德认为，“社会化是实现民主和平等的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4](P55）。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认为，共同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基础，但他们并没有建议经济的组织、控制和管理应该交给一个全能的国家，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生产者和其他所有人。相反，对马克思而言，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是由“生产者的自由联合”构成的。因此，在密里本德看来，对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认识，“要灌输一种与推动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完全不同的精神，但承认和充分意识到这点就需要超越资本主义本身”[10](P349）。资本主义中也有所谓的公有制，但是这种公有制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运作的，是一种具有剥削性质的公有制变形。密里本德所指的超越资本主义本身，最基本的就是要进一步扩大公有制经济的范围，必须是公共部门的延伸，远远超出经济的基础设施，达到包括私营工业和金融帝国的程度。如果不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纳入公共领域，那么是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经济，只要经济活动的手段处于私人所有和控制之下，社会秩序就必然受到私人利益驱动的支配，拥有和控制这些手段的人肯定会对政府和社会行使极大的权力影响力和控制力。社会化是社会主义的核心议题之一，推进社会化的前提是必须意识到，只要主要的经济活动手段仍然处于公司权力的控制之下，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私人拥有和控制这些手段也是造成其他不平等的主要根源，这些不平等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导致社会主义民主所要求的公民权力的基本平等成为不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密里本德指出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本身并不消除雇佣劳动，因为这些手段的控制者很可能从他们的控制中获得私人财富，而且甚至可能创造比在私有制下更为严酷的剥削和支配条件。但是，公有制本身是不依赖于剥削的，“并且至少为生产者在民主控制的条件下进行合作联合提供了基础”[4](P30），相比之下，私有制下的整个经济活动都是剥削性质的。公有制能够有效削弱和进一步推进废除雇佣劳动，将人类从劳动异化中解放出来实现真正的生产者自由联合。社会化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内在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秩序能够提供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更民主、更平等的政治制度。

从上面对密里本德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由于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付诸实践，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战后福利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社会民主传统寻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工人阶级增加福利，但不容忽视的是，大部分经济依然被控制和掌握在少数的私人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财富差距、阶级矛盾日益对立和突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等，不可避免地限制了社会民主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从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密里本德主张必须超越恶的资本主义，推进善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才是现代化社会秩序建设的保障，是解决资本主义现实困境的唯一路径。

二、善念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导意识

社会主义制度善的本质的根本意蕴是一切为了人民，这一论断在密里本德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哲学思想中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因此，基于善本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善念，就必然是为人民而掌握领导权，使国家的权力本质在想为人民而想的理念中得以实现，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导意识，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

密里本德不仅主张从阶级性和管理性两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的国家思想，而且主张必须把它们看作是一个整体，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铜板的两面。在他看来，马克思将阶级作为分析人类社会结构的核心范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强有力的社会和政治分析的组织原则”[7](P1）。正是从阶级分析的高度重新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特征，捍卫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在反对资本主义斗争中的作用，才使密里本德厘清了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恶和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善，才使他能够把马克思的思想同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有效地连接起来，得出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本质是为人民掌握领导权，倡导“社会主义寻求的不仅是权力的限制，而且是最终废除权力作为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4](P57）的思想。所谓为人民掌握领导权，其实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善的社会秩序。在这个社会秩序中，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分裂将逐渐弱化甚至消失，那些少数人掌握的权力将实现在社会中的权力再分配，在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的愿景。为此，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铲除资产阶级法权体系的残余，提升工人阶级斗争的主体意识和强化社会主义的制度共识。

铲除资产阶级法权体系的残余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掌握领导权。密里本德认为，考察国家权力问题时必须区分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这不仅是因为必须承认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而且还必须承认，虽然国家权力可能是维持统治阶级统治的主要和最终手段，但它并非是阶级权力的唯一形式。国家权力不是统治阶级的唯一形式，也不是唯一的场所。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可能通过选举或革命控制议会和政府行政部门，但这并不自动意味着它控制军队、警察、情报机构、公务员制度、法律制度、次中央政府机构、中小学、大学、管理机构和公共公司等。在密里本德看来，政府确实是以国家的名义说话，并且正式拥有国家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有效地控制这种权力。因此，从理论上讲，必须知道在任何特定时间，谁在实际控制着国家权力。资产阶级统治的最直接的标志之一是，资本主义阶级成员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在政府、行政和其他机构中相互交错的地位来控制国家机器。正是这些国家权力所在的机构，这些机构中占据领导地位的人以不同的表现形式运用了这种权力。因此，密里本德非常重视国家精英的社会组成，衡量潜在阶级支配程度的一种方法是量化某一特定阶级的成员在国家机器中占据指挥职位的程度。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时，密里本德借鉴米尔斯的权力理论，绘制了一个呈梨形金字塔式的“阶级地图”。他以权力为中心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划分为八个阶层，展示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密里本德的资产阶级法权关系体系中，位于金字塔顶端第一层和第二层的是权力精英，而权力精英本身就是统治阶级中最主要、最强大的一部分。权力精英被定义为由控制主要工业、商业和金融公司的人以及掌握国家权力的人组成的群体，包括控制工业、商业和公司而掌握经济权力的经济精英、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精英。与米尔斯不同的是，密里本德虽然认为军队有很大的影响力、权威和权力，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先进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往往是以平民为导向的，而军队被有效地保持在从属地位”[7](P20）。由此可见，基于权力标准，权力精英成为一个独特的主导阶级，权力精英的成员有能力做出具有重大影响的决定。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宣称民主和自由，但是权力的关键手段——经济权力、行政权力和强制权力以及对通信和说服手段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少数享有高度权力的人手中，这极大地损害了它所谓的民主主张。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地图代表着国家的权力谱系，权力是划分资本主义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准，也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之一。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而言，资产阶级的法权关系作为一种历史的残余物，在现实的权力运行过程中还在实际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就极大地影响甚至阻碍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掌握领导权的能力。因此，必须铲除资产阶级法权关系的残余，破除资产阶级的权力体系网，消除相对固化的社会阶层划分，使社会主义的“民主政体下的政府权力受到有效约束，就更有可能实现有效公共治理”[11](P267），有效推进社会治理的平等化和民主化进程。

提升工人阶级斗争的主体意识是为了让人民掌握领导权。在密里本德看来，为了更好地让人民掌握领导权，必须提高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主动性和能动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2](P31），这是阶级分析方法的最基本和最经典的论述。密里本德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首先意味着“主导阶级和代表它的国家对工人和从属阶级进行的斗争”[13](P453），这种斗争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它包含有自上而下的阶级斗争和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两个方面。阶级斗争是双向互动的，这两个过程互相作用，互相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自上而下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国际化的趋势，以期在国际舞台赢得一席之位，谋得国际事务的话语权，维护自身的合法统治和实现自身利益的国际化发展。与此同时，在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中，以种族、性别、生态和平等为目标的新社会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哪种形式的阶级斗争，都有可能从根本上影响社会结构，前者构成了资本主义政治生活的内容，后者更恰当地应称之为阶级战争。掌握权力的阶级认为，当他们面临来自底层的挑战时自身的权力将会被削弱甚至被颠覆，因此这种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常被冠以阶级战争的名号。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走向，“首先取决于阶级斗争和来自下层的压力在多大程度上挑战了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霸权”[14](P61）。假设统治阶级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方面真正处于权力霸主地位，那么它自身受到来自下层的挑战和威胁就小，而下层阶级“将受到统治阶级所掌握的各种性质的阶级权力的极大限制”[14](P61）。这就是说，由于社会制度和权力性质的不同，国家行政权力的出发点和目标会有根本性的差别。资产阶级虽然也号称是为人民和为国家掌握权力，但现实却是把当权者自身以及资产阶级的利益放在首位，这就不可能做到为人民掌握领导权，更不可能让人民掌握领导权。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充斥着阶级斗争，同时也是一场权力的斗争，权力斗争的实质就是阶级斗争。对于社会主义而言，必须汲取资本主义的教训，坚决消除社会的所谓精英统治的状况，真正体现权力归人民的制度本质，让人民掌握领导权。为了社会主义的美好事业，工人阶级必须提高自身阶级斗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升自身作为社会主人的主体意识，建设一个让人民掌握领导权的国家。

强化社会主义的制度共识是为了要人民掌握好领导权。密里本德认为，为了更好地让人民掌握好领导权，必须提高社会主义共识和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密里本德在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体系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政治支配地位的基础是霸权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垄断，从而使其能够直接和间接地控制国家机器和国家经济发展，并控制使其统治合法化的手段。在密里本德看来，社会存在不仅指个人的阶级地位，此外“性别、种族、族裔、个人历史以及各种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整体，一种社会的DNA”[7](P43）。社会存在中的其他因素确实影响着阶级本身的经验方式，但是阶级通过阶级意识对整个社会存在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对密里本德而言，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中，阶级意识的概念至关重要，它指的是一个阶级成员对其自身真实利益的自我意识即权力意识的自我觉醒。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这种社会存在能够赋予他们权力和特权，资产阶级意识在于维护和捍卫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意识相对而言是容易达成的，因为特权阶级一直以来都是高度阶级意识的自持者，它相信局部的和阶级的利益具有普遍性和无阶级性，实质上这无非是资产阶级的自我麻醉。对于工人阶级而言，他们占社会人口的大多数，同时不依赖于压迫和剥削其他阶级而存在。工人阶级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并不一定在其成员中产生一种改造性的、解放性的阶级意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谈到，一个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是阶级自我，而是阶级自我中心，工人阶级变成一个真正的阶级，意味着承认自己的阶级利益不仅仅是作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且是与资本有关的利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概念有一个主观的维度，在马克思的意义上，工人阶级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阶级需要发展阶级意识——承认自己是被剥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者。密里本德秉持马克思阶级意识的基本理念，同时更倾向于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看作是一种对社会秩序的性质以及对需要采取的措施的一种理解。在他看来，真正的工人阶级意识意味着包含有推翻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意愿与承诺。正如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所言，当一些人表达他们之间的利益同一性而反对与他们利益不同的人时，阶级由此产生。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将国家权力与来自下层的阶级权力结合起来，构建了“双重权力”体系，一方面确保政党、工会、工人委员会、地方政府和妇女团体等各种积极分子民主地行使权力，在生产过程和生活的其他各个领域实现最大程度的自治，另一方面国家必须在整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任务是提供对政治，公民和社会权利的最终保护”[15](P16）。因此，工人阶级必须提高社会主义共识和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秩序的更迭。只有推翻资本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行动的成功，社会主义的价值才能以有效和变革的方式实现，在强化社会主义制度共识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密里本德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善念的主导意识是为人民、让人民和要人民掌握好领导权，其核心思想是坚持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逐步铲除资产阶级法权关系的残余，提升工人阶级斗争的主体意识，强化社会主义的国家意识，实现社会秩序向着有利于人的自由和解放方向的根本性变革。

三、结语

《卫报》对密里本德的国家理论做出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他为英语世界内外（包括大西洋两岸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整整一代学者和活动制定了一个新的研究议程。诚然，密里本德作为英语世界中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科学家，他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为理论源泉，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和历史研究，从国家制度、国家权力和国家职能等多重维度，直接地剥离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体系和政治行为的神秘面纱，真实地刻画了资本主义的政治面貌，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与国家权力的一般结构，为社会主义新秩序的建设提供了方向——建立一个以民主、平等和经济社会化为主导原则的新社会。他的国家理论思想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和评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困境，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方式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和实践指导意义。

密里本德在探讨国家治理问题时，首先考察了关于国家的基本问题。“所谓‘国家’，其本体是由一系列特殊机构共同构成的，它们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可被称为‘国家制度’的要素”[3](P54）。对密里本德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国家体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政治体制网络，通过能够提供内聚力的各个机制进行协调和运作。因此，“要理解国家权力的本质，首先必须区别并联系起来看待构成国家体系的各种要素”[3](P54），而“构成国家体系的各种要素”就是国家职能的直接行使者，“由于它们所服务的社会的种类的不同，而在行使时也各有不同”[17](P98）。总体而言，密里本德在分析国家制度、国家权力和国家职能的关系时是从统一性、整体性和动态性角度辩证理解三者的关系的。国家制度直接体现一个国家的本质特征，规约国家权力属于哪个阶级，从而确定国家职能的行使方式。国家权力体现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合法性以及取得统治地位的支配力量，因此，国家权力体现了国家制度的阶级属性。国家职能是解决作为国家制度要素的各种机构采用何种方式运用国家权力处理国家问题，体现了国家制度的社会属性。密里本德对国家制度、国家权力和国家职能三者之间的辩证理性思考表明，国家制度规约国家权力和国家职能的性质和方式，国家权力是国家职能的执行者，直接体现国家的阶级属性，国家职能是国家权力行使的具体路径并体现国家制度的社会属性，简而言之，一个国家如何行使国家权力和执行国家职能，直接由该国的国家制度所规定。如果将国家治理体系比作一棵大树，那么国家制度代表着树根，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善本，国家权力好比树干，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善念，国家职能则是树叶，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善为。正所谓开好花才能结好果，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理地运用国家权力才能更好地行使国家职能，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因此，在探讨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时，必须从国家制度、国家权力和国家职能作为切入口，只有这样，才能深度剖析一国的社会属性，透过现象更真实地揭示当前社会发展的困境。密里本德辩证分析国家制度、国家权力和国家职能所表达的思想，对于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首先，善本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国家治理要坚持制度自信，秉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善本。“社会主义善的实质，就是要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各种异化”[19](P21），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够有效推进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国际交往稳健和均衡地发展，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现状，满足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需求的全面发展。坚持制度自信，首先要“不畏浮云遮望眼”，不能被资本主义制度表面的繁荣所蒙蔽。密里本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充分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特征和权力结构，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之恶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危机：宣扬福利改革的经济泡沫之下深藏经济剥削，崇尚平等博爱的社会宣言之下易见贫富差距，标榜民主自由的政治口号难掩政治压迫和讴歌人道主义的道德承诺之下频发社会冲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民主、平等和经济社会化为核心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坚持人的主体地位，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落实真实的民主制度。

其次，善念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导意识，国家治理要坚持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重视社会主义的善念，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开展社会主义政治教育，提高全民的参与度和凝聚力，形成社会发展的合力。“社会主义的善念要在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中产生”[19](P27），因此要继续坚持反霸权斗争，打破社会的阶级壁垒和权力壁垒，调动工人阶级斗争的主动性，让人民充分掌握领导权。正如密里本德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秩序的前提是普通人有能力统治自己，并确保合作、人道和理性社会秩序的可行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治理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是政治教育，使工人们在政治参与和政治行动的过程中，在思想上和实践上认识到他们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改造的集体潜力。坚持文化自信铸就社会主义共识，提高社会的凝聚力，坚持理论自信达致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目标，形成社会发展的合力，共同推进社会的发展，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景和承诺。

最后，善为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内涵。国家治理要坚持道路自信，践行社会主义的善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国际化等方面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具体而言，就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坚持道路自信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在制定国家治理方针政策时需要从国家职能入手，“注重治理的层次性、系统性与有机性”[20](P13），充分调动国家行政机构的能动性和灵活性，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效率。

综上所述，密里本德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把握善治的核心理念，聚焦于国家制度、国家权力和国家职能三个方面，从善本、善念和善为三个核心议题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入剖析与批判，指出社会主义才是国家治理的理想模式。密里本德的国家治理思想是多维度、全方位和深层次的，这对于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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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18JHQ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