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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医学术思想和我的学术风格

2020-10-14 326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本文对当前在中医传承工作中,动辄称“某某的学术思想”的现象提出了商榷;通过总结本科室在学术和临床研究中“推陈出新”的实践例子及阐述自身的学术风格,对“创新”及“中西医结合”提出了自己的认知与观点。

关键词：
中医传承
中医基础理论
中西医结合
学术创新
学术风格
慢性肝病
清开方
肝八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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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师从中医名家夏德馨教授及张鸿祥教授,秉承传统医学精髓,注重临床实践,坚持以临床疗效为最终目标,守常达变,师古不泥,勇于实践,不断创新;提倡“病证并重”思想,兼收并蓄,衷中参西。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补肾为主、清化为辅的方法治疗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开拓了本病中医药治疗的新途径;牵头建立慢性丙型病毒性肝炎的中医辨证分型标准;提倡以清腑、护肝、豁痰之法治疗亚临床肝性脑病、肝性脑病,并研制出“清开冲剂”;结合临床实践提出了黄疸辨证的“介黄”之说;提出“以肝为机、以脾为治、以肾为本”肝硬化腹水治疗原则,成功研制出治疗肝硬化腹水的外用制剂“水臌贴”;提出肝炎后肝硬化“三治二防”(即治病毒、治病理、治并发症;防复发,防癌变)的理念。

自1982年以来,连续主持和参与了国家“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十五”期间相关肝病及传染病攻关科研项目,获国家级及上海市级各类奖项10项。培养中西医结合肝病博士后3名,博士12名,硕士16名。主编或参编专著10部,在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并曾多次赴海外各国讲座和学术交流。

中医学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积淀了大量宝贵的经验,以“四大经典”为代表的著作和其他历代中医名家著作,成为数千年来后世取之不竭的医药实践源泉,也成为对世界和中国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中医药事业赋予了很高的地位,并给予有力的扶持。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医药的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随之涌现出不少现代中医大师和后起之秀。随着第二、第三批国医大师和各地“名中医”评选工作的陆续完成,我们看到中医后继有人、后继有术的可喜局面,对重振岐黄也充满了信心。在继承发扬中医药伟大宝库的前提指引下,有关中医的报道、文章如雨后春笋,大量和迅速地出现,其中大多对提升中医临床疗效和学术水平具有促进和借鉴意义,更为发掘中医药知识提供了有力的依据。笔者在日常的工作中,常学习中医同道的经验,并且乐于在临床实践中加以应用和验证,对提高自身的医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事物总需一分为二,在上述大好形势下,也有需要思考和重视的一面。近年来中医界也受到某些不正之风的影响,暴露出一些学风问题,或多或少干扰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损害了中医药的形象。

1、以史为鉴,正确诠释

笔者只就所谓“学术思想”的问题陈述几点个人的看法,这纯粹归于学术范畴,但是也关系到中医药事业的多个方面。笔者在阅读很多中医学术杂志、专著、报刊,参加相关学术会议,评审中医研究课题及参与名中医经验继承工作中,经常看到以“某某的学术思想”为主题的内容和资料,但纵观全文并且细加分析和比较,很难认同这种所谓的“学术思想”的概念,其中最常见的不外是“坚持辨证论治”“辨证辨病相结合”“扶正祛邪为主”“中西医相结合”,甚或文不对题等内容。试问这些怎么能称之为“某某的学术思想”呢!关键的问题是把中医药的学术问题与临床经验(不可否认有些经验有其特色和优势)混为一谈,有意无意地拔高了临床经验的层次。平心而论,当今医家有几位能与张仲景、王叔和、张景岳或金元四大家、温病学代表医家相提并论,又有几位能与王旭高、张锡纯、祝味菊、费伯雄等近代中医名家媲美。而这些中医前辈大师之所以至今仍能引领中医学术,皆因其有各自成体系的学术思想和巨大的学术影响、突出的临床疗效,其成名的根源在于“实”而非“名”。总之,“学术思想”有其特定的内涵而不能与学术经验或学术观点划上等号。

2、实事求事,努力追求

前文所述的现象如果发展下去,笔者认为可能带来三种负面效应。其一,淡化了中医药学术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诸多所谓的“学术思想”,人云亦云,既无学理可言,术亦乏善可陈。其二,在中青年和许多中医工作者中造成了某些错觉或误解,似乎只要中医年岁见长,都自然而然的可以总结出“学术思想”;它似乎更是一个大大的箩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其三,由于缺少正确引导,会对中医药的创新造成不利影响,从而影响中医学术水平的提高和发展。有关学术思想的讨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专题,且由于涉及文化、哲学、医学、医家、时代、地域、流派、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同行已有相关的论述,不加赘述。就目前而言,有的业已证明和得以公认,诸如当今有的国医大师的学术思想,确实名副其实,从基础、临床、经验、观点、特色等方面都有独到见解和真知灼见,而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但也确有名不副实的情况。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绝非对当代中医家的发难、怀疑和贬低,只是希望进一步的加以梳理和探究,从而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笔者从事西医、中西医结合工作近五十年,在学习和实践中逐渐加深了对中医药的感情和认识,虽然在临床、科研和教学的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始终认为自己距离真正的中医大家有不小的差距。所以笔者从不在任何场合提“王灵台的学术思想”。这并非谦虚,而是事实,这只能说是笔者所追求的目标。经常有学生希望笔者告诉他们什么是本人的“学术思想”,笔者的回答是“没有”;因此一般用来描述的词包括“学术观点”“学术经验”“学术特点”等,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事实上,这些词可以反映出一个科学或文化工作者的特征,当然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但无论如何还远未达到“思想”的境界。最近静下心来反复思考,笔者想用学术风格(academicstyle)来表述本人在学术上特别是在实践中,所想和所做的主流内容。所谓风格,系指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体现在文艺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各种要素中(《辞海》语)。虽然医学并不等于文艺,但其中的道理和内涵却有相通之处。为了较具体地说明本人的学术风格,就以下几方面加以阐述。

2.1兼收并蓄,立志出新

古往今来,所有中医大家都遵循着一条原则和方法,即集思广益、博览群书,通过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水平。历史上,即便貌似对立的学派(养阴派、扶阳派、补益派、攻下派等)都是根据各自的认识和经验,创立了新的医学流派,得以公认,流传后世。而其基础则是学习、切磋、实践、总结,绝非互相攻击和排斥,所谓“不识正,岂知误;不明是,岂知非”。中医学的进步已证实了这个道理。从这点出发,中医学派之间的交流沟通尤显重要,这是另外一个可再做讨论的专题。

谈到“创新”,这是当今和今后最时髦的名词,然而创新何其不易,可能成功者为百中之一,失败者不计其数。尤其是医学,人命关天,不能草率,对病证的治则治法治方的“创新”也绝非来自灵感,而需要长期经验的积累和甄别。以我科20世纪70年代研制的“补肾方”为例,由于当时乙型病毒性肝炎逐步增多,原来以清热解毒为主的治法和方药又疗效欠佳,故当时肝科同仁查阅了相关中、西文献,初步理清了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的发病机理与甲型病毒性肝炎不同;又从中医的“肝肾同源”和西医的“免疫调控”理论入手,提出了补肾为主、清化为辅的治法治方。经过多年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肯定了“肝病从肾论治”的效果,并且逐步得到了同行的认同,目前仍在临床广泛应用。回想当年在全国学术会议作报告时,受到很多质疑,但是我们坚持自己的路,最后取得了成功。这在20世纪70年代中医肝病领域被认为是一个首创,也取得了较高的评价。但是个人认为,这也只能说是“出新”而非“创新”。因为讲到病机,肝病从肾论治也是古代医家所知,只不过在当时我们做了较多的工作而突显推广了这一治法,所以笔者平时也很少使用“创新”,而谓之立志“出新”。虽仅一字之差,内涵却有差异。“推陈出新”也是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如多一些出新,必然会有创新。

2.2以肝为“机”,以肾为“本”

肝病种类繁多,病因较多,病机复杂,病情多变,故最为难治。从身心医学模式角度及肝之藏象理论剖析,人体诸多病证均可累及肝脏,内伤杂病,肝则首当其冲。临证所见,又以肝气疏泄太过或不及多见。肝病的发生发展与阴阳、气血、脏腑、经络的关系十分密切,涉及面广,但肝为诸多病证之“机”。《素问·病机十九条》中所言“机”是“发动,关键”之意。从这点出发,重视和维持肝的生理功能,纠正其病理状态,就是治疗肝病的关键所在。按照常识和实际情况,针对“肝火、肝气、肝风”所常用的清肝、泻肝、疏肝、理气等治法自然是治疗肝病的重要方法。

以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纤维化等慢性肝病为例,单纯治肝效果往往欠佳,而通过补肾可有益于肝病的事实,逐渐使我们认识到“肾”的作用。不论是考虑疾病的传变规律(即肝病传脾、脾病传肾),还是肝肾之间乙癸同源的密切关系,重视治肾都应是治疗肝病的重要环节,可惜王旭高“治肝三十法”中未对此问题作深入论述。“肝病从肾论治”的经验经过不断延伸,而今我科在治疗肝硬化、脂肪性肝病、免疫性肝炎、肝癌等慢性肝病中都加用了补肾之法,同样取得了成效。中医之肾与机体的免疫调控关系密切,通过补肾能够调整某些免疫指标,还能提高西医抗病毒治疗的效果,这与现代医学有些观点不谋而合。

当然以肝为“机”、以肾为“本”的治法在临证时还需根据不同病情、不同病性、不同证型采取不同的方法调整处方、用药,才能取得良效。

2.3统筹兼顾,标本同治

慢性肝病的病情不同尤其是证候较多,兼证常见,本标俱病常见,因此处方不免顾此失彼,影响疗效。为此笔者一向主张要统筹兼顾,标本并重,即要考虑病种、病情、证型、实验室检查和个体差异,全面评价,作出合适处理。在20世纪70年代笔者提出了“肝-胆-胃综合症”的新名词,因大量临床观察发现将近90%的慢性肝病患者都伴有慢性胃炎或慢性胆囊炎,故而在治疗时不能单治肝病,也必须同时和胃、利胆,方能收到良效。

近年来笔者总结出肝病经验方“肝八味”,方中有黄芪、白术、淫羊藿、鳖甲、枸杞子、生地黄、当归、虎杖,“以八味为体,临证而变”,看似无章,但这是根据本人多年治肝经验凝练出的基本方,意在最大限度上综合考虑慢性肝病的病因、病机、证型,统筹兼顾阴阳、气血、脏腑、经络等因素。经数年的临床观察发现,本方在改善和稳定肝病病情,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方面疗效颇佳。说到标本同治,因慢性肝病为本虚标实之病,扶正祛邪乃治肝之主线。“扶正不忘祛邪,祛邪不忘扶正”,仍以上述“肝八味”为例,此方除治疗肝病湿热蕴结证外,还可用于治疗慢性肝病的其他四种证型;但要掌握“病变,证变,方药亦变”之法,只是通过较小幅度的方药加减,即可用于其他证型的临证处方。笔者认为,这种“主方+变阵”的方法对中医初学者和青年中医师而言是一种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法。

2.4守正知新,衷中参西

现代社会和现代医学发展迅猛,按部就班和墨守成规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医学绝不能置之度外。现代医学的发展速度大大领先于当代中医学,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二者都应与时俱进,一起造福人类。作为中医工作者,必须以中为主,不忘典宗,立志发扬,但也要尽可能学习现代医学知识,了解国外医学进展。从肝病科医务工作者的立场而言,如果不懂现代医学有关各种肝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基本知识,绝不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肝病临床专家,很有可能会失治、误治,给肝病患者带来严重的后果;反之,如果临床中能从西医中借鉴某些正确的知识,可以为患者带来有益的结果。

例如,我们根据西医临床上对亚临床肝性脑病的认识,研制出中药制剂“清开方”(清开冲剂),通过开窍醒脑、荡涤下焦、清腑泄浊的上、中、下三管齐下之治法(包括口服和灌肠),治疗慢性失代偿期的肝性脑病,发现其可明显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肝功能、生化指标和减少并发症;我们经过动物实验初步阐释了其疗效机制,并获得相关省部级成果奖,至今仍在临床应用。由石菖蒲、败酱草、生大黄三味中药组成的“清开方”填补了我国治疗亚临床肝性脑病领域中药制剂的空白,这是“衷中参西、西学中用”一个很好的例证。再如,现代医学在肝病抗病毒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在治疗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方面仍然乏善可陈,不少此类疾病的患者转向中医肝病科求治。既往也会有西医针对此类疾病开出中成药,但由于不了解中医治病的理、法及不会辨证论治,临床上错用中成药的情况也时有所见。如果西医能够主动学习、掌握和正确运用中医药,肯定对患者有益。同时,科研工作者若能进一步应用现代技术阐明中医药的疗效机理,无疑将对中医学学术水平和地位的提高和加速中医药走向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西医有不同的文化、社会背景和思维方式,但都可归于人文和科技范畴,也有其共同的历史使命和服务对象,必定有合作的可能。笔者十分赞同“西学中”,也主张“中学西”,真诚希望西医同道学一点中医药知识,从中发现有益临床的新知识,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也是一种义务和贡献。中西医结合并不仅仅是一种方式,更是一种理念。本人虽出身西医,但刚踏入医师行业时就有衷西参中的愿望;到了中医机构工作以后,就信奉衷中参西,矢志不移,才成为今天的一名中西医结合工作者。如果当代的中医及西医都有这样的抱负和态度,双方就能本着“统一认识、加强沟通、取长补短、先易后难、求同存异、相向而行”的原则,在已经构建起来但尚未完全连通的“桥梁”上,消除偏见和隔阂,避免无谓的争论,不忘初心,脚踏实地,共同创建唯物辩证法指导下的新医学。也许到了那一天,将会涌现出更多更高水平和更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以及更多高明的医学大师。

3、小结

本人只是中医、中西医结合战线上的一名老兵,以上仅是个人见解,难免谬误之处,只是实话实说。抛砖引玉之言,敬请同道斧正。

王灵台.关于中医学术思想和我的学术风格[J].上海中医药杂志,2020,54(10):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