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哲学的时空观是先哲对于时间与空间的认识,其决定了运气理论的整体面貌,只有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时空观的特点,才能准确把握运气理论构建要素。文章运用文献分析和理论研究的方法,探讨道、气、象视野下的时空观对运气理论构建的影响。中国古代时空观以“道”为核心,以“气”为贯穿,以“象”为表现,是时间、空间、物象的辩证统一。道、气、象视野下的时空观决定了运气理论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其是运气理论得以构建的立论前提,同时也为运气理论提供了主动把握自然的方法思路,以及预测阴阳气数的理论推演工具。研究道、气、象视野下的时空观对运气理论构建的影响,有助于理解运气理论形成过程中的本质要素,是经典理论研究的重要道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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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的时空观是先哲对于时间与空间的认识。运气理论是中医学关于人与自然环境统一性的具体实践,其从整体角度和时空节律方面探讨人体的生、老、病、死,必然深受中国哲学时空观的影响。只有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时空观,才可以准确把握运气理论构建的客观要素[1]。
1、道、气、象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时空观
1.1 中国先民对时空的认识
时空是时间与空间的合称,古代中国以农耕文明为主,对季节的动态把握是保证农业生产的根本前提,这使中国先民更加注重时间。在时空之中,空间只能独占而无法共享,而时间恰恰相反,其只能共享却无法独占。时间的共享性使得时间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一切事物的发生与演变都要在这种整体性的时间中展开。伴随着时间的演进,季节变迁,日月轮转以及物候的生长化收藏的变化,无不表现出一种循环的、恒动的周期性特点。因此,在这种恒动循环的时空体验下,先民创立了干支历法,干支历法以60年为单位周期循环,其中也包含着诸如节气的物象信息,这种历法也更适用于以农耕为主的古代中国社会[2]。
1.2 以“道”为核心的本源规律
从道的角度去看时空,老子认为道是凌驾于时空之上的,在空间上超越了天地之辽阔,在时间上超越了天地之久远。道视域下的时空观具有循环往复、永不停息、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的特点[3],故老子在《道德经·二十五章》中论述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4]。庄子进一步发展了“道为天地母”的哲学命题,提出了“物物者非物”的哲学观点[5]358(《庄子·知北游》)。即说创生物质的存在一定是非物质性的,道虽然是宇宙中的客观存在,但是不具备物质的实在性,它的外延无边,内涵广泛。这不仅肯定了老子所说的“道”的非物质属性,同时更加强调了道的形而上的本体性[6]。
《易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道和器进行了讨论,《周易·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7]。将道的范畴引申为法则、规律,与有形的“器”相对。汉代,伴随着观测技术的提升,人们对宇宙时空的探索更加活跃,不仅对行星的运行观测更加精确,人们对时空哲学的思辨也更加深邃[8]。时空是事物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时空有其固有的运行机制与规律,即道。万物生于时空之中,则必须遵守时空的法则,这也将道赋予了规律性质。道所代表的法则若要彰显,必须依赖于气。道所产生的第一个具体物质即气,气又分为清轻的阳气与重浊的阴气,天地之气相互感应而交合,方才化生万物。这明确了万物化生依附于阴阳二气,将无法用肉眼观测的道具象出来,成为人们可以体察的客观规律,为人们探求时空的规律提供了方法论体系。
1.3 以“气”为贯穿的整体联系
气一元论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其阐明了事物具有共同的物质本源,奠定了整体观念的哲学基础。气是道所产生的第一存在物,其是一个没有间隙、没有形态、没有内在结构、具有整体性和无限联系性的物质存在[9]。气的运动产生了世间的万千变化,根据运动形式的不同,气又分化出阴阳两种属性,气一元论和阴阳哲学的结合为解释时空运作机制提供了方法。万物皆秉阴阳之气的多少异用而成,又依赖阴阳之气的运动而变化,故气内部存在的对立统一是事物发生和变化的原动力,有了气的阴阳运动,时空才能运作。故《庄子·则阳》云“阴阳者,气之大者也”[5]433。
基于时空的四方四季对应关系,气一元论进一步与中土五行哲学融合,用以阐释气机的运转。这进一步概括出生发、升已而降、收敛、降已而升的四种具体气运方式,并发现在升降出入之间存在着一个无形的气机枢纽。这是在阴阳哲学上的进一步延伸,先哲将气的这五种状态用木、火、土、金、水五行属性予以界定。事物的诞生与消亡、时空的更迭与转变均无外乎一气周流,故时空之内的所有事物和现象均蕴藏着阴阳五行的内在架构与气运方式[10]。阴阳与五行哲学赋予了气本体论以辩证观和系统观,使时空成为具备广泛联系和自我调节能力的有机系统。
1.4 以“象”为度量的外在表现
时空观的核心是“道”,其运行机制是“气”,而外在体现是“象”。虽然中国古代的时空观注重时间,但时间是无形的,只能依附于肉眼可见,形体可察的空间物象进行观测,即物象是把握时空的量尺。《管子·乘马》借助阴阳之气的盛衰消长最先阐释了从“物象”把握时空的哲学理念,论述道“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11]。自春夏至秋冬,气温由热转冷,白昼由长变短,皆是因为阴阳之气的消长变化,通过物象阐释了时间的客观性。
先哲通过对“象”的观测,将时空这种哲学抽象落实到人们的生活起居。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人们发现当大地与太阳的距离和角度发生位移,日光照射的强度和时长就会发生改变,大地上进而出现了四季交替和气候变化。先哲将确立历法所依赖的黄道坐标系进行等分而形成了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虽然位于时空坐标系上,但反映的是大地上不同的物象特点。《素问·八正神明论篇》进一步通过二十四节气中的“八正之气”表示天地之气的分至启闭,指示着自然界的阴阳变化,其云“分春秋冬夏之气所在,以时调之”,即用太阳的空间位置与物候特点来表示时间,是时间、空间、物象的辩证统一[12]。
2、道、气、象视野下的时空观对运气理论构建的影响
2.1 提供了恒动循环、有象可循的立论基础
中国古代时空观以“道”为核心,以气为贯穿,通过象具体表现出来。道是时空的总规律,运气理论用此说明运气变化与气候、物候变化的关系,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所云“天之道也,此因天之序,盛衰之时也”。通过对规律的把控,可使先民更加深刻地了解时空变迁中表现出来的客观现象,这对运气理论的产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气是万物本源,气内部又存在对立统一的阴阳与五行属性,形成万物同源、万物同质、万物同构、万物同性的整体特点[13]。事物皆因气之多少异用而表现出不同的形态与现象,即气为体,而阴阳五行为用。中国先哲始终认为人与天地并行一数,使得时空气运与人类生命产生了内在联系,为运气理论的构建奠定了逻辑前提。故《素问·五常政大论篇》论述道“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繁育,气终而象变”。
道、气、象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时空观具有循环往复的周期特点,对于运气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循环性的物象变化为规律的总结奠定了基础,使得运气理论所总结的规律可以被临床应用,并被实践检验。比如春风、夏热、长夏湿、秋燥、冬寒,在不同的季节中,物象与气象都有明显差别,不过它们都以年为单位循环往复,使得规律可以被总结与验证。另一方面,在这种周期循环的时空物象中,人们更便于应用规律。先哲可以把握规律以预测疾病,进行提早防范,遇到不符合规律的现象,人们也可以灵活变通,及时确立应对措施。如果时空是一维无限延续的,时空中的物象不可重复出现,那么规律总结和应用便没有任何意义了。因此,这种恒动循环、有象可循的时空模式为运气理论的确立奠定了立论基础,决定了运气理论的整体面貌。
2.2 提供了主动把握自然的方法思路
运气理论认为,气候由五运六气统帅,其中又分为终年不变的主运、主气与往来交替的客运、客气,运气的客主加临导致了以60年为周期的气候物象变化,同时也出现了“德令政化灾变”的差异,医学家进一步对气候物象变化与人体生理病理联系进行了归纳总结,如《素问·气交变大论篇》云“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腹支满”。同时,运气理论亦根据这种联系提出了疾病的治疗原则。治疗过程中,应根据运气特点折减其政郁之胜气,补益不胜之气,以防运气太过不及而伤人。应用寒凉性药物时应避及寒凉之气主令的时节,应用温热性药物时也应避及温热之气主令的时节[14]。运气理论甚至提出应根据当年运气特点,食用与岁气相合的食物以安定正气,故在《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中论述道“抑其运气,扶其不胜,无使暴过而生其疾……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
自然界事物无不顺应运气变化,基于此,古代医学家提出了“司岁备物”的理念,即根据五运六气采摘储备药物的理念。医学家认为药物在不同的年份所受自然之气不同,故不同的药物因药性气味有别,适宜采摘的运气状态也不同,如厥阴主岁,宜采摘防风羌活之风药,太阳主岁,则宜采收黄芩大黄之寒药,故张景岳在《类经·运气类》中论述道“此得天地精专之化,气全力厚”[15]。显而易见,运气理论不但分明天地之气,其天人关系也比《黄帝内经》其他篇章生动具体,其更加注重对规律与象的把握,这是先哲主动地利用自然规律,是主观能动性的具体体现。这种“制天命而用之”的观念,为运气理论的应用提供了方法思路,构建起了运气理论的整体大框架。
2.3 提供预测阴阳气数的理论推演工具
运气理论是中医学天人关系的代表,时空观下的运气理论追求的是人与自然法则的统一,这是中国哲学最普遍的观念,而运气理论将这种哲学理念回归于人体。运气理论秉承中国时空哲学,认为时空是独立于生命个体的客观存在,其不随人的意志而转移。人生活在时空环境中,也受到时空影响。《素问·五运行大论篇》将五运、五味、五脏、五化、五政等多种元素纳入这个时空体系,并加以详尽描述,如其云“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其化为敛,其虫介,其政为劲,其令雾露,其变肃杀,其眚苍落,其味为辛,其志为忧”。人体在这个统一系统中必须遵从法则,才能保证健康,即《素问·五运行大论篇》所论述的“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
人体要与运气相得,必须要提前预测阴阳气数。时空观是一种哲学抽象,而历法是时空观的具体表现形式。依据时空观的特点,中国先哲创造了干支历法。干支历法以星体的运行为制定依据,但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时间,更能反映阴阳之气的消长盛衰节律。《素问·六节藏象论篇》是《黄帝内经》明确使用历法为理论工具的代表篇章,其指出“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气数者,所以纪生化之用也”。干支历法以天干和地支表述日月在黄道上的位置,即天度,同时也反映大地上的物候变化,即气数。通过干支历法,先哲便将时间,空间以及物候变化统一起来,如《汉书·律历志》记载“星纪,日至其初为大雪,至其中为冬至”[16]。因此干支历法通过天干地支表述时空状态。此时的干支亦成为应天受命的标志,无论是星辰运转还气候物象均包络其中,反映的是一个整体的、多元的、辩证的时空观[2]。
事物的产生与演化需要存在于时空之中,气内部存在的阴阳五行属性是事物发生运动变化的内在动力,表现于外则成象。干支便成为一个包含阴阳、五行、气数、物象等信息的高信息量时空哲学概念,并通过历法把不可直接推算的时空状态规范到可以预知的阴阳五行之中。在这种视野下,运气理论预测阴阳气数所需的时间、空间、气象、物候等诸多元素都被整合入天干地支,它也作为中介将运气与人体联系起来,故运气理论可以通过干支历法推演五运六气。可见干支历法标度自然气数是紧扣时空观念的。正因如此,运气理论才得以“先立其年,以名其气”,并借此预测气候变化,总结不同时空状态下的多发疾病,提出完善的防治原则,同时指导司岁备物。因此,中国古代时空观通过干支历法为运气理论搭建了预测阴阳气数的可操作平台,最终达到“天道可见,民病可调”的目的。
综上,中国古代时空观以“道”为核心,以“气”为贯穿,以“象”为表现,具有循环的、恒动的、整体的特点,并以此形成了中国所独有的干支历法。时空观对运气理论的构建影响深远,其不仅提供了立论前提,决定了运气理论整体面貌,同时也为运气理论提供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方法思路,以及预测阴阳气数的理论工具。因此,探究中国古代时空观对运气理论构建的影响具有实在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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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2004233);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2023-JCXK-008);山东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教学研究课题(XLY2023-01);
文章来源:刘圆圆,孟庆岩,纪立金.道、气、象视野下的时空观及其对运气理论构建的影响[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4,30(02):25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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