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论文范文 > 医药卫生论文 > 妇产科论文 > 不孕症论文 >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的潜在剖面分析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的潜在剖面分析

2024-06-05 63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了解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的分类特征，分析不同类别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的特征差异。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10月—2023年1月于杭州市某三级甲等医院生殖内分泌科就诊的449例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作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非理性生育认知问卷进行调查。结果: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特征可分为低非理性生育认知组（24.3%）、中非理性生育认知组（54.8%）、高非理性生育认知组（20.9%）3个潜在类别。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收入、文化程度、不孕时间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的影响因素。结论: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存在明显的分类特征，临床工作者应结合病人特征，给予针对性的心理和信息支持，以降低病人的非理性生育认知水平。

关键词：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女性
潜在剖面分析
调查研究
非理性生育认知
加入收藏

不孕症的发病率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竞争压力的增加呈逐年上升趋势。对于不孕症病人来说，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IVF-ET）技术是目前最直接、有效的助孕方法，同时也是不孕症女性生育孩子的最后希望。非理性生育认知（irrational parenthood cognitions,IPC）指人对生育的一种认知偏差，认为人一定要生育孩子才能获得幸福的人生[1]。由于个体的行为模式受认知方式的影响，非理性生育认知会导致不孕症病人产生自我贬损、社会疏离，甚至极端情绪[2,3]。研究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人群的非理性生育认知特征及个体特异性对心理及生殖领域具有重要意义[4]。本研究旨在通过潜在剖面分析探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的特征差异，以期为其提供个性化的干预指导。

1、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取2022年10月—2023年1月于杭州市某三级甲等医院生殖内分泌科就诊，体外受精后拟行胚胎移植的女性作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符合不孕症诊断[5];2）辅助生殖技术为体外受精-胚胎移植；3）具有正常的理解和判断能力；4）知情同意且自愿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1）填写不完整的问卷；2）明显有规律作答的问卷。本研究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批准号：IRB-20220371-R。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本研究团队自行设定，包括民族、居住地、年龄、体质指数（BMI）、文化程度、有无工作、家庭月收入、是否为独生子女、有无亲生子女、不孕原因、不孕类型、是否第1次做试管婴儿、不孕时间、怀孕次数、流产次数等。

1.2.2 非理性生育认知问卷（Irrational Parenthood Cognitions Questionnaire,IPCQ)

该问卷由荷兰学者Fekkes等[6]于2003年编制，李佳南[7]于2016年将该问卷翻译汉化，用于测量育龄女性对生育的认知偏差。该问卷共14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完全不同意”至“完全同意”计1～5分，总分14～70分，以42分为中等水平，得分越高，表示被试者越期望通过生育孩子来获得幸福生活。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1.3 资料收集方法

由1名经过培训的硕士研究生进行问卷收集。发放问卷前先向被试者介绍本次调查的目的、方法、自愿原则及保密原则，告知被试者问卷填写方法及注意事项。填写过程中使用统一的指导语回答被试者的疑问。所有问卷当场发放并回收。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60份，有效回收44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6%。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Mplus 8.0软件分析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的潜在类别。结合模型适配检验、熵值及罗-梦戴尔-鲁本校正似然比检验（LMRT），选出最佳模型。模型适配检验指标包括赤池信息准则（AIC）、贝叶斯信息准则（BIC）和样本校正的BIC(a BIC）。最优模型的判断标准：AIC、BIC、a BIC越小越好；熵值越接近1表示模型分类越精确；LMRT有统计学意义（P<0.05）。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定性资料用例数、百分比（%）表示，采用χ2检验进行组间比较。以潜在剖面分析的分类结果为因变量，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一般资料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的潜在剖面分析

基于非理性生育认知问卷14个条目的得分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共拟合1～4个模型，详见表1。当类别数目为3时，熵值为0.876,LMRT的P值有统计学意义（P<0.05）；当类别数目为4时，虽然AIC、BIC及a BIC值在减小，熵值为0.888，但LMRT的P值无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选择3个类别的模型作为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的潜在剖面模型。每个类别的助孕女性归属于相应潜在类别的概率分别为0.243,0.548,0.209，说明3个潜在类别的模型具有较高可靠性。根据3个潜在类别分类结果绘制潜在剖面图，详见图1。C2组共246例（54.8%），该类别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得分为31～50(38.93±3.93）分，与42分较接近，因此，将此类别女性命名为“中非理性生育认知组”。C1组共109例（24.3%），该类别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得分为15～37(27.26±4.49）分，整体低于其他两组，将此类别女性命名为“低非理性生育认知组”。C3组共94例（20.9%），该类别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得分为41～70(51.52±5.83）分，高于其他两组，因此将此类别女性命名为“高非理性生育认知组”。

表1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潜在类别指标

图1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3个潜在类别的特征分布

2.2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一般资料及非理性生育认知潜在类别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共纳入449例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年龄21～46(33.31±4.99）岁，其中21～<31岁142例（31.6%),31～<41岁274例（61.0%),41～46岁33例（7.3%）。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潜在类别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的3个潜在类别在居住地、文化程度、是否有工作、家庭月收入、婚姻状况、不孕类型、不孕时间、怀孕次数和流产次数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2。

表2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一般资料及非理性生育认知潜在类别的单因素分析

2.3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潜在类别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以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的潜在类别作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作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低非理性生育认知组和中度非理性生育认知组比较，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更可能进入中非理性生育认知组。低非理性生育认知组与高非理性生育认知组比较，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更可能进入高非理性生育认知组，家庭月收入≤5 000元的更可能进入高非理性生育认知组。中非理性生育认知组与高非理性生育认知组比较，家庭月收入≤5 000元的更可能进入高非理性生育认知组，不孕时间<3年的更可能进入中非理性生育认知组。详见表3、表4。

表3 自变量赋值情况

表4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潜在类别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3、讨论

3.1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可分为3个潜在类别

本研究基于潜在剖面分析识别了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的3个类别，并根据其分类特征命名为低非理性生育认知组、中非理性生育认知组、高非理性生育认知组。低非理性生育认知组（24.3%）整体非理性生育认知水平偏低，该类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拥有一个孩子的愿望相对不强。医务人员应加强与该类病人进行治疗过程的沟通，了解病人的治疗体验及需求，进而缓解病人的痛苦。中非理性生育认知组（54.8%）非理性生育认知处于中度水平，该类人群认为不孕症的治疗过程比较痛苦，但仍然希望能够生育一个孩子，与李渊彬等[8,9,10]的研究结果相近。医务人员在改善病人治疗体验的同时重视该类病人的生育需求，及时给予信息支持和心理疏导。高非理性生育认知组（20.9%）非理性生育认知处于较高水平，病人生育孩子的愿望强烈，迫切希望通过生育一个孩子，获得幸福的人生。因此，临床工作者通过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该类女性的过程中，应多与其沟通，帮助病人转变生育观念，鼓励病人进行治疗的同时，培养其他兴趣爱好，减少病人对生育的关注度。

3.2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潜在类别的影响因素

3.2.1 家庭收入低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归于高非理性生育认知组的概率较大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另外两组相比，家庭收入低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归属于高非理性生育认知组的概率更大（OR=3.725,P=0.012），与相关研究结果[11,12]一致。研究表明，前3个体外受精治疗周期的临床妊娠率仅为52%、41%和28%，很大一部分接受体外受精治疗的病人会经历不良的胚胎移植结局，甚至有15%的助孕女性胚胎反复种植失败[13,14]。目前，我国尚未将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纳入医疗保险，而1个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周期需几万元，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一项巨大的经济支出，加之治疗期间生活费、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都会加重病人的经济负担[15]。治疗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沉重的经济负担，会增加病人对生育的关注，加大病人的心理压力，从而产生不良的生育认知。

3.2.2 文化程度低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归于高非理性生育认知组的概率较大

本研究结果显示，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更可能进入高非理性生育认知组（OR=23.388,P=0.006），与李渊彬等[9]的研究结果一致。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不孕女性，尤其是接受文化教育多的女性，整体洞察力更高，生活独立性也更强，这可能会帮助她们理性看待生育问题，而文化程度较低的不孕症女性获得新知识、新理念的机会较少，受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较深，生育意愿更加强烈，更希望通过生育体现女性价值。因此，建议医务人员重视文化程度较低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根据病人的文化程度[16]，选择合适的沟通方式，向病人普及理性的生育观念和助孕知识，以改善病人的生育认知偏差。

3.2.3 不孕时间<3年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归于中非理性生育认知组的概率较大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孕时间<3年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更容易归类为中非理性生育认知组（OR=2.426,P=0.009）。分析原因，受我国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生育子女是大多数育龄女性的必然选择，而不孕对女性的心理影响会随着治疗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17,18]，不孕时间<3年的女性，结婚时间短、治疗时间短、夫妻间感情稳定、性生活也比较满意，来自社会的生育压力较低，因此，该类病人对生育子女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但整体水平不高。

4、小结

本研究通过潜在剖面分析将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特征分为低非理性生育认知、中非理性生育认知、高非理性生育认知3个类别。家庭收入低和文化程度低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发生高非理性生育认知的风险较大，不孕时间<3年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出现中非理性生育认知的风险较高。因此，临床工作者应重点关注该类人群的心理状态与需求，给予充足的心理和信息支持。本研究仅局限于1所三级甲等医院，未来可开展多中心研究，增加纵向观察，为进一步开展非理性生育认知干预提供证据支持。

参考文献:

[3]赵晴,高明霞,唐楠,等.不孕症患者非理性生育认知与生育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J].生殖医学杂志,2021,30(5):600-609.Z

[4]孔琳.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患者的心理体验与调适——基于临床及网络的量化与质性研究[D].沈阳:中国医科大学,2019.

[7]李佳南.医务社会工作介入女性不孕症患者心理干预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6.

[8]李渊彬.正念疗法对不孕症患者病耻感的效果研究[D].延安:延安大学,2019.

[9]李渊彬,李小妹,张晓旭,等.不孕症病人非理性生育认知与病耻感的相关性研究[J].护理研究,2020,34(6):971-976.

[13]周悦,孙振高,宋景艳.焦虑和抑郁状态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结局影响的研究进展[J].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2022,5(1):1-7.

[15]王董慧.叙事疗法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低收入女性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干预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22.

[17]徐秀利,经晓宇,顾炜,等.治疗年限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妇女病耻感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20,35(24):4817-4819.

[18]王筱红,谢雅琴,龚娟.不同不孕年限女性的婚姻调适､社会支持和心理状况的调查分析[J].现代泌尿生殖肿瘤杂志,2019,11(5):306-310.

文章来源:郭婷婷,徐丽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非理性生育认知的潜在剖面分析[J].护理研究,2024,38(11):1903-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