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生育政策随着人口发展状况不断发生着变化。1982年,我国将“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以控制人口增长,促进社会发展[1]。自此之后,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力减少等新问题。为了应对这些人口问题,2013年提出并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提出“全面二孩”政策并于2016年正式实施。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将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三孩政策”正式落地。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未来几年会一定程度释放生育势能,必然会带来孕产服务需求的增加。而孕产保健服务的质量,既是可能影响家庭和育龄妇女生育决策的变量,也可能会受到生育胎次的影响。目前学者们较为关注生育政策调整后的生育结局,以及生育配套政策对促进生育水平的影响,对生育过程的关注较少,特别是不同生育胎次孕产妇的孕产保健服务与其生育结果之间的关系研究更少。已有研究[2-5]发现,我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孕产妇在孕期的保健意识较差,孕产保健服务质量有待提高。在分娩时,大部分产妇会选择自然分娩,农村地区的剖宫产比例较低,并且孕产妇在分娩过程中的保健意识有所提升[6-8]。国外的相关研究[9-10]表明,妇女在生产时其他家庭成员的参与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分娩的体验感。在产后保健服务方面,学者们较为关注降低产妇产后抑郁症状的发生率,提高产后护理机构和护理人员的服务水平,提高母乳喂养率等问题[11-12]。有学者从孕产妇自身和妇幼保健机构两个角度提出了改善孕产妇自身和妇幼保健机构服务质量的建议[13-14]。本文将在“三孩政策”的背景下,对不同生育胎次妇女孕产保健服务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于2021年10—11月采取分层抽样和单纯随机抽样相结合的两阶段抽样方法抽取了常州市的806例育龄妇女。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①常州市户籍常住人口;②2018年9月1日—2021年8月31日以来有活产史的育龄妇女,以此能够覆盖最近两次生育政策调整后有不同生育选择的研究对象;③每个家庭调查1名符合条件的女性,由于家庭成员间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即使1个家庭中有两名以上的女性,调查其中较为年轻的一位;④育龄妇女知情且自愿参与。排除标准:①2018年9月1日—2021年8月31日以来没有活产胎次的育龄妇女;②意识不清或不能配合调查者。

1.2方法

采用分层抽样和单纯随机抽样相结合的两阶段抽样方法选择样本。第1阶段,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从常州市随机抽取了a、b、c3个区(市)为样本点;第2阶段,根据3个样本点近3年的城乡居民生育状况,从a区抽取298例研究对象(一孩妇女168例,二孩妇女125例,三孩妇女5例),从b区抽取193例研究对象(一孩妇女101例,二孩妇女88例,三孩妇女4例),从c区抽取315例研究对象(一孩妇女179例,二孩妇女115例,三孩妇女21例),共抽取了806例研究对象,其中生育1孩妇女448例;生育2孩妇女328例;生育三孩妇女30例。本研究采用结构式问卷的调查方法,由经过培训的当地社区工作人员进行入户调查,收集育龄妇女孕产保健服务状况的相关情况。

1.3统计学分析

将调查所获数据资料核对无误后,将数据录入并建立SPSS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由于“三孩政策”具体落实距离研究开始时间还不足1年,所以此次调查的已育三孩的妇女较少,仅以此作为基础资料进行描述分析。此次研究的重点是比较已育一孩和已育二孩的育龄妇女的孕产保健服务状况,后续的追踪调查将继续基于这些调查对象开展。

2、结果

2.1基本情况

从年龄分布来看,448例已育一孩的育龄妇女中20~29岁和30~39岁的已达到97.9%。在已育二孩的育龄女性中,30~39岁的占78.8%。在已育三孩的育龄女性中,30~39岁的最多,20~29岁的和40岁及以上的育龄女性最少。所以已育一孩的女性年龄主要是在20~29岁,而已育二孩和三孩的育龄女性年龄主要是在30~39岁。在婚姻状况方面,已育一孩女性婚龄在1~2年和3~4年分别占总体的37.2%和41.3%。已育二孩和三孩女性的婚龄在5年及以上的分别占总体的86.6%和90.0%。在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方面,已育一孩和二孩的女性最高学历为大学/大专及以上的分别占总体的81.3%和61.3%,其次是学历为高中/中专/职高/技校,分别占总体的14.3%和27.1%。已育三孩女性的最高学历为大学/大专及以上的最多,占总体的43.3%,其次是最高学历为初中的,占总体的36.7%。已育一孩、二孩、三孩的育龄女性的健康状况相差不大,健康状况很好的都占总体的60%左右,健康状况好的占总体的30%左右,健康状况一般的占总体的5.8%左右。从调查对象家庭2020年总收入来看,三孩家庭2020年的总收入和总支出在30万及以上的比例均较一孩和二孩家庭高,2020年抚育子女的总支出在6万及以上的比例也是三孩家庭最高。从2020年用于抚育子女的支出平均值来看,三孩家庭要比一孩家庭多4万元左右,比二孩家庭多3万元左右。随着家庭孩次的增加,居民家庭年总收入、总支出及用于抚育子女的支出均呈现上升趋势。

2.2不同生育胎次妇女孕产保健服务状况比较

生育不同胎次的妇女的孕产保健服务存在差异,将从妇女的教育程度、职业、生活所在地、健康状况、是否与父母一同生活及原生家庭情况等方面来探讨其对于妇女孕产保健服务状况的影响,并讨论不同生育胎次的妇女孕产保健服务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差异。

2.2.1已育一孩妇女孕产保健服务状况

已育一孩女性在怀孕过程中产检次数的平均值为9.7次。表1为已育一孩女性的其他孕产保健服务状况,从分娩方式上看,已育一孩女性的分娩方式为剖宫产分娩的最多,分娩方式为自然分娩(无痛)的较少。在生育一个孩子后,调查对象居家产褥期的占大多数,在月子中心产褥期的仅有30例。照顾一孩母亲产褥期的人主要是公婆和父母,其次是月嫂,主要照顾者为配偶的非常少。一孩母亲产后采用母乳和人工混合喂养的最多,其次是采用纯母乳喂养的,完全人工喂养的最少。通过卡方检验可以得到已经生育一个孩子的妇女的孕产保健服务情况的影响因素。生活所在地对于产检次数存在显著影响(P<0.05),居住在城市地区的调查对象怀孕期间的产检次数在1~6次的比例比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调查对象要高。教育程度对于分娩方式存在显著影响(P<0.05),学历越高的调查对象选择无痛分娩和剖宫产分娩的就越多,选择阵痛分娩的就越少。生活所在地对产褥期地点存在显著影响(P<0.05),生活在城市地区的调查对象比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调查对象在月子中心产褥期的比例高。教育程度、职业、生活所在地、是否与父母一同生活、原生家庭情况对于月子期的照顾者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显著影响(均P<0.05)。在月子期间请月嫂照顾的一孩母亲的主要特征为高学历,主要职业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或事业单位职员,在城市地区生活,不与双方父母住在一起,原生家庭子女数较少。

表1已育一孩女性孕产保健服务

2.2.2已育二孩妇女孕产保健服务状况二孩母亲在怀一孩时的产检次数平均值为8.74次,在怀二孩时的产检次数平均值为9.31次,与一孩相比有所提高。表2为已育二孩女性的孕产保健服务状况,二孩母亲在生育两个孩子时的分娩方式都是采用剖宫产分娩的最多,采用自然分娩(无痛)的最少。值得注意的是,在生育二孩时,选择自然分娩(阵痛)的人减少了,选择剖宫产分娩的人增多了。同时,与生育了1个孩子的女性相比,她们选择无痛自然分娩的比例,无论是在生育第1个孩子还是生育第2个孩子时,均明显偏少。从产褥期地点来看,生育二孩后居家产褥期的人数减少,比例降至97%,在月子中心产褥期的人数增加,比例增至3%。调查对象生育二孩后产褥期的主要照顾者为公婆的有所减少,主要照顾者为配偶和月嫂的有所增加。从产后喂养方式来看,生育二孩后纯母乳喂养的比例减少了7.6%,混合喂养的比例增加了6.7%,完全人工喂养的比例增加了1%。通过卡方检验可以得到已经生育两个孩子的妇女的孕产保健服务情况,健康状况对于生育一孩时的产褥期地点存在显著影响(P=0.035),健康状况较好的妇女居家产褥期的较多,健康状况较差的妇女在月子中心产褥期的较多。是否与父母一同生活对于生育两个孩子时的月子期照顾者存在显著影响(均P<0.05),原生家庭情况对于生育二孩时的月子期照顾者存在显著影响(P<0.05)。在月子期间请月嫂照顾的二孩母亲主要是不与双方父母住在一起的;并且在生育二孩后,调查对象原生家庭子女数越多的月子期照顾者为公婆的比例就越高,为父母的比例就越低。

表2已育二孩女性孕产保健服务

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对于生育两个孩子后的喂养方式存在显著影响(均P<0.05),是否与父母一同生活和原生家庭情况对于一孩的产后喂养方式存在显著影响(均P<0.05)。无论是在生育一孩后还是在生育二孩后,学历较高的妇女选择混合喂养方式的比例更高,学历较低的妇女选择纯母乳喂养的比例更高;健康状况越好的妇女选择纯母乳喂养的比例就越高,健康状况越差的妇女选择完全人工喂养的比例就越高;在生育一孩后,原生家庭子女数越多的调查对象选择纯母乳喂养的比例就越高,选择混合喂养和完全人工喂养的比例就越低。

2.2.3已育三孩妇女孕产保健服务状况

三孩母亲在怀一孩时的产检次数呈现递增趋势。表3为已育三孩妇女的其他方面的孕产保健服务,从分娩方式来看,三孩母亲在生育时的分娩方式采用剖宫产分娩的最多,并且随着孩次的增加而增加。采用自然分娩(阵痛)的最少,并且随着孩次的增加而减少。在产褥期地点方面,三孩母亲生育一孩后全部都是居家产褥期的,生育二孩后居家产褥期的人数减少,在月子中心产褥期的人数增加。生育三孩后在家产褥期的人数继续减少,在月子中心产褥期的人数继续增加。至于月子期的照顾者,生育三个孩子后的月子期照顾者变化不大,主要照顾者为公婆的有所减少,主要照顾者为月嫂的有所增加。从产后喂养方式来看,生育后纯母乳喂养的比例随孩次的增加而降低。混合喂养的比例随孩次的增加而提高。完全人工喂养的比例变化不大。

表3已育三孩妇女孕产保健服务

3、讨论

根据以上对于不同生育胎次妇女孕产保健的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育龄妇女的孕产期保健状况都随生育数量发生明显的变化。并且其教育程度、职业、生活所在地、健康状况、是否与父母一同生活和原生家庭情况等对于其孕产保健情况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3.1女性分娩方式随生育数量发生明显变化

女性分娩方式随着生育数量的增多,非自然分娩方式尤其是剖宫产比例在增加,自然分娩方式在减少,说明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疼痛经历对其生育数量可能存在一定影响,这与杨慧娟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6]。反之其生育数量对其生产方式的选择也存在一定影响。

3.2女性生育后的陪护服务随生育数量发生变化

随着生育孩次的增加,女性生育后借助月嫂、保姆和托育机构进行生育后陪护服务的比例有一定增加,但是无论是生育一孩还是二孩、三孩的女性,她们生育后照看子女的主要人员是配偶、保姆、托育机构的都非常少,照护女性及其孩子的主要成员还是其父母和公婆,均占九成以上。提示,女性生育后产褥期以及工作后照护孩子的责任主要是由家中老人完成,其配偶以及机构提供的服务均非常有限。

3.3女性生育后的喂养方式随生育数量出现变化

女性生育后的喂养方式随生育数量出现明显变化,纯母乳喂养的比例随生育孩子数量的增加而减少。基于母乳喂养对母子双方的有益影响,这一结果可能会影响母子双方的健康发展,提示生育服务过程中应当加强母乳喂养的重要性宣传。

3.4女性孕产保健服务存在城乡差异

女性孕产保健服务存在城乡差异,整体上看,居住在城市地区女性的孕产保健服务质量要高于农村地区女性的孕产保健服务质量。城市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水平较高,月子中心的数量多,服务质量好,聘请月嫂的渠道多,所以女性在孕产期能够获得的保健服务就更加的多样化和有针对性。3.5教育程度对于女性孕产保健服务存在显著影响教育程度对于女性的孕产保健服务存在显著影响,学历越高的女性所获得的孕产保健服务质量越高,这一结论与胡俊等[4]的研究结果一致。学历较高的女性更能够积极主动地去获取孕产保健知识,其孕产保健意识也能够得到相应的提升,孕产保健服务也就更加科学。

3.6原生家庭情况对女性月子期照顾者存在显著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原生家庭子女数越多的月子期照顾者为公婆的比例就越高,为父母的比例就越低。由于原生家庭子女数较多,大多数调查对象都是有兄弟的,父母一般会将大部分时间精力放在照料儿媳的孕产期上,所以原生家庭子女数多的女性由父母照料月子的比例就较低,而此时调查对象同时也是其公婆的儿媳,所以由公婆照料月子的比例就更高。

3.7对策建议

生育政策的调整给符合生育政策的育龄妇女带来新的希望和挑战。怀孕和分娩过程本就是一种十分强烈的生理、心理应激反应过程,如果不加以足够的重视,将严重影响母婴健康。必须注重提升育龄妇女的孕产保健服务质量,改善女性孕产期的体验感,从而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国生育水平。

3.7.1提升育龄妇女的孕产保健意识

加强孕前保健服务宣传,提高服务质量。医院应加大宣传力度,强调经产妇需更新知识技能,将孕产妇课程设置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理论知识可在网络平台线上教学,实际操作课程则以到医院的线下方式,为孕妇提供便利。孕产妇自身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学习孕产保健的相关知识,配合医护人员的检查与保健工作,提升自己的孕产保健意识。

3.7.2倡导自然分娩方式

阴道分娩、剖宫产两种分娩方式各有利弊,但剖宫产术后并发症多,对母婴可产生严重不利影响,剖宫产是一种非自然、有创伤性的手术分娩方式,它也有与其他外科手术一样的风险和并发症,最重要的是,在麻醉和手术过程中随时可能发生麻醉意外、羊水栓塞、大出血危及产妇生命[15]。阴道分娩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这些风险,因此应倡导自然分娩方式,帮助产妇安全度过分娩期。

3.7.3加强母乳喂养相关知识的宣传

正确母乳喂养知识的广泛传播是支持女性母乳喂养、营造母乳喂养支持家庭环境的重要举措。从个人角度,保障母乳喂养一方面可以促进产妇的产后恢复,帮助母亲减少怀孕期间增加的体质量;另一方面母乳可以增强新生儿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有利于婴儿心理、语言及智能的全面发展。因此,在产妇分娩后应注重母乳喂养的延伸教育,为产妇普及全面科学的母乳喂养知识。同时,在全社会要积极倡导母乳喂养的重要性,营造良好的母乳喂养社会氛围。

3.7.4加快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本次调查发现女性生育后家庭支持依然十分重要,照护女性及其孩子的主要成员还是其父母和公婆。但随着居民的健康需求和收入的增加,生育后的社会支持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建议加快探索多种形式的托育服务模式,建设公平、优质的学前教育体系,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转变社会福利提供方式,构建包括健康、教育、住房、税收、公共交通等在内的家庭福利政策[16]。

3.7.5促进孕产保健服务城乡均等化

居住在城市地区女性的孕产保健服务质量要高于农村地区女性的孕产保健服务质量。有研究表明,城乡妇女在产褥期内的饮食习惯区别较大,城市妇女在产褥期内的食欲和膳食结构均好于农村妇女[17]。建议加强城乡妇女孕期健康教育,尤其是对农村妇女的教育,改善她们的孕产期保健状况,完善农村孕产保健配套设施,缩小城乡孕产保健服务水平差距,促进城乡孕产保健服务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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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祁静,茅倬彦,申小菊.生育二孩妇女的孕产保健需求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J].人口与发展,2018,24(1):85-93,108.

[4]胡俊,李玉平,朱欢迎.孕产妇孕前､孕期保健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14,29(22):3544-3546.

[6]杨惠娟,沈汝棡,李禾,等.北京市孕产妇保健需求调查[J].中国妇幼保健,2007,32(28):3938-3940.

[7]徐小红,边巴卓玛,王建东,等.西藏高海拔地区孕产期保健现状及母婴预后[J].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18,34(11):1271-1276.

[8]田园,谢静宜,钱序,等.上海市徐汇区孕产保健服务利用公平性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13,28(15):2349-2353.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RK008);国家卫生健康委避孕药具警戒与生育力监测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项目(JSHD202310);江苏省科教能力提升工程专项经费资助项目(ZDXYS202210);江苏省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科研项目;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CX22_0849);

文章来源:范隽雯,舒星宇,缪岳平,等.低生育水平下不同生育胎次妇女孕产保健服务比较[J].中国妇幼保健,2025,40(10):1834-1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