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育龄人群的不孕率从2007年的11.9%上升至2020年的17.6%[1]｡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的治疗费用高昂,治疗过程复杂漫长,治疗结局不可控,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引发患者焦虑､抑郁及其他负性情绪,直接影响伴侣亲密关系,进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妊娠结局[2-4]｡因此,在不孕患者的诊治过程中,医护人员在关注不孕的同时,也应关注其引发的社会和心理问题｡研究[5]显示:良好的心理干预对保证胚胎移植成功率具有积极的意义｡目前,国内有关心理干预对IVF-ET助孕患者伴侣亲密关系影响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通过探讨心理干预对IVF-ET患者伴侣亲密关系与抑郁程度的影响,为改善患者抑郁程度及与伴侣的亲密关系提供临床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选择2022年7月—2023年3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殖医院生殖医学科采用IVF-ET助孕治疗且自愿参与研究的患者200例,年龄21~45岁,平均(34.13±5.57)岁,其中21~30岁48例(24.00%),31~35岁64例(32.00%),36~40岁58例(29.00%),41~45岁30例(15.00%);婚龄0.5~20年,平均(6.77±4.39)年,其中<5年99例(49.50%),6~10年65例(32.50%),>10年36例(18.00%);不孕年限0.5~13年,平均(3.77±2.34)年,其中≤3年91例(45.50%),4~8年102例(51.00%),>8年7例(3.50%);民族:汉族94例(47.00%),少数民族106例(53.00%);职业:在职40例(20.00%),其他160例(80.00%);文化程度:小学14例(7.00%),初中74例(37.00%),高中/中专52例(26.00%),大学52例(26.00%),研究生及以上8例(4.00%);每天运动时间:<0.5h56例(28.00%),其中0.5~1h62例(31.00%),>1h~2h50例(25.00%),>2h32例(16.00%);每天使用手机时间:<1h10例(5.00%),1h~<2h24例(12.00%),2h~<3h46例(23.00%),3h34例(17.00%),>3h86例(43.00%);家庭月平均收入:<3000元/月64例(32.00%),3000~5000元/月81例(40.50%),5001~7000元/月35例(17.50%),7001~10000元/月7例(3.50%),>10000元13例(6.50%)｡纳入标准:①符合第9版《妇产科学》[6]中不孕的诊断标准;②女方年龄20~45岁;③行IVF-ET助孕,且适应证为输卵管因素;④促排卵方案为拮抗剂方案;⑤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能够理解问卷内容并正确填写;⑥近半年来无重大生活事件发生;⑦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研究｡排除标准:①有IVF-ET禁忌证;②有严重视听障碍;③中途退出研究或信息填写不全､临床资料不全;④本周期未行鲜胚移植｡本研究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殖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KY-LL-2022-09)｡

1.2方法

1.2.1心理干预形式由具有心理咨询师资质的护师通过图表讲解､视频播放宣教及电话跟踪随访等方式,详细介绍女性生殖系统的解剖结构､受孕过程及影响受孕的因素(尤其心理方面,如治疗期间的心情及家属的配合和关爱等);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相应对策等,根据患者病情给予精准化健康宣教和心理指导,邀请成功受孕的患者分享经历,为其他患者树立榜样;分享以往成功的案例[7],以增强患者的治疗信心,使患者在助孕治疗过程中保持乐观的心态,积极配合治疗｡

1.2.2心理干预方法

1.2.2.1认知干预准备IVF-ET健康教育资料册,通过直观易懂的视频和图文并茂的图册,详尽地向患者解释IVF-ET技术的核心概念､治疗步骤以及患者在整个过程中的角色和配合方法,目标是帮助患者建立对IVF-ET的全面､准确认知,从而减轻焦虑和恐惧,为治疗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每周举办1次健康教育讲座,解答患者及家属的疑问｡

1.2.2.2潜意识疗法为正在接受IVF-ET治疗的患者打造宁静而温馨的咨询室,室内环境整洁优雅､光线柔和,营造一种宁静舒适的氛围,使患者在放松和安心的状态下接受治疗咨询｡以温暖而亲切的语言与患者沟通,耐心倾听患者诉说,缓解其紧张状态;通过引导患者想象美好的事物,帮助其以自然的心态完成性生活｡提高夫妻亲密关系,为其提供情感支持和专业指导,使其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保持积极放松的心态｡

1.2.2.3情感支持建立一个以家庭和社会为情感支撑点的协作模式｡加强与患者丈夫的沟通,使其意识到增强与伴侣的亲密关系对于改善患者的负性情绪和妊娠结局具有积极意义｡

1.2.2.4行为疗法针对患者的个人背景和实际需求,包括其家庭状况和工作情况等,精心设计个性化的放松训练方案,以行为疗法为基础,助力患者逐步缓解压力,提升生活质量｡

1.2.2.5音乐疗法在安静､舒适､整洁的咨询室,根据患者喜好选择轻音乐､古典音乐等曲目,选取原则为音色柔和､旋律流畅､节奏舒缓｡

1.2.3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2.3.1一般资料调查问卷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患者的年龄､婚龄､不孕年限､文化程度､民族､职业､每天运动时间､每天使用手机时间､家庭月平均收入等｡

1.2.3.2Locke-Wollance婚姻调适测定量表Locke-Wollance婚姻调适测定量表包括4个维度,共15个条目,分别是情感表达(含2个条目)､夫妻凝聚力(含6个条目)､夫妻一致性(含6个条目)以及婚姻满意度(仅1个条目)[8]｡Locke-Wollance婚姻调适测定量表中的每个条目赋予的分数各不相同,总分范围2~158分｡将各条目分值相加得出分数,得分越高,婚姻的亲密关系质量越高;若得分低于100分,表示婚姻存在失调的情况[9]｡Locke-Wol⁃lance婚姻调适测定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85,显示了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1.2.3.3抑郁自评量表(SDS)SDS量表被用于评估个体过去1周内的抑郁状态,一共包括20个条目,每个条目均采用1~4分的4级评分制度,将这些条目的得分相加,得到原始粗分,将原始粗分乘以1.25,并取整数部分作为最终的标准分[10]｡量表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抑郁程度越严重｡SDS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70,显示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1.2.4资料收集方法由具备心理咨询师资质的护士向接受IVF-ET助孕治疗的患者详细解释调查的目的和填写方式｡在患者充分理解并同意参与研究后,签署知情同意书,随后发放问卷,并指导患者独立完成问卷填写｡问卷填写完成后,立即进行回收｡本研究在干预前(建档日)和干预后(移植日)分别向200例患者发放了200份问卷,成功回收了200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100.00%｡

1.3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均通过Excel软件由双人独立进行双录入,并使用SPSS25.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例(%)描述｡计量资料采用(x±s)描述,数据比较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干预前后Locke-Wollance婚姻调适测定量表得分和SDS量表得分比较干预前,Locke-Wollance婚姻调适测定量表得分为(84.89±12.10)分,SDS量表得分为(60.00±2.88)分｡干预后,Locke-Wol⁃lance婚姻调适测定量表得分显著高于干预前,SDS量表评分显著低于干预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表1干预前后Locke-Wollance婚姻调适测定量表得分和SDS量表得分比较(x±s,分)

2.2干预前后患者伴侣亲密关系得分与抑郁程度的相关性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干预前后患者伴侣亲密关系得分与抑郁程度均呈负相关(r=-0.906,-0.988,均P<0.05)｡

3、讨论

3.1IVF-ET助孕患者婚姻调适水平较低本研究中,200例行IVF-ET助孕患者干预前Locke-Wol⁃lance婚姻调适测定量表得分为(84.89±12.10)分,婚姻调适水平较低,与已有研究[11-12]结果一致,可能与不孕本身有关｡不孕即生育能力低下,是患者家庭面临的严峻挑战,对于大多数患者是一种深刻的心理创伤[13-15]｡IVF-ET治疗过程漫长,影响妊娠结果的因素多种多样,给患者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压力,甚至对夫妻关系产生不良影响[16]｡吴淑芳[17]的研究显示:不孕患者结婚1~5年的婚姻调适效果最佳,随着时间推移,尤其对于那些多次尝试IVF-ET治疗而未成功受孕的患者,其婚姻满意度和伴侣亲密关系逐渐降低,与史莉等[18]研究结论吻合｡不孕患者常面临婚姻失调的问题[12],与家庭婚姻质量和个体健康紧密相连,有时甚至成为其决定终止治疗的关键因素[19]｡因此,不孕患者婚姻失调的问题值得临床研究关注,应提高不孕患者婚姻调适水平,以改善妊娠结局｡

3.2心理干预可以降低患者的负性情绪本研究结果显示:200例患者干预前后SDS量表得分分别为(60.00±2.88)分和(44.63±6.50)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董亚娜等[20]､张爱玉[21]的研究结果一致｡随着生育政策放开,不孕的育龄女性承受较大的压力,可能回避社交活动,导致社会适应性下降[22-23]｡这种心理压力不仅影响工作,而且严重干扰日常生活｡不良情绪通过激活身体的应激系统,对机体造成不良影响[24]｡在IVF-ET治疗过程中,患者反复多次往返于医院,还有不确定的治疗结局,加上高昂的治疗费用均可能导致患者出现抑郁等不良情绪,因此医务人员应主动向不孕患者进行不孕知识宣教,使患者对疾病有正确认知,以增强其治疗信心,缓解抑郁等不良情绪｡研究[25]显示:社会支持对IVF-ET患者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通过提供社会支持和帮助,能够缓解患者的抑郁和其他负性情绪,增强其面对疾病的信心和勇气,这种支持不仅有助于提升患者的社会功能,而且使其以更加积极和乐观的心态应对疾病｡

3.3心理干预可以提高患者伴侣亲密关系本研究中,干预前后患者的伴侣亲密关系得到了有效改善,与杜瑄等[26]研究结果一致｡夫妻双方若持有积极和主动的态度,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将显著提高生活质量并维护心理健康[27]｡因此,医务人员应引导患者加强夫妻间的沟通交流,共同面对不孕的现实,提升夫妻间亲密关系,促进心身健康,以期提高IVF-ET患者的成功率｡

3.4IVF-ET助孕患者伴侣亲密关系与抑郁程度的相关性本研究显示:IVF-ET患者亲密关系得分与抑郁程度呈负相关,即伴侣之间的亲密关系水平越高,抑郁程度越低,与Reese等[28]､张虹等[29]研究结论一致｡抑郁的发生和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治疗期间应为患者提供多种形式的干预措施,干预方式应根据周期治疗的不同阶段进行灵活调整,明确界定干预的各个方面,包括干预要素､参与人员､关键时间节点､具体内容､实施形式､执行频次､所需剂量以及总时长等[30]｡

综上所述,IVF-ET助孕患者婚姻调适水平较低,且存在负性情绪困扰｡本研究对IVF-ET助孕患者从建档到移植期进行了精准的心理干预,随周期治疗节点动态调整,有效降低了IVF-ET助孕患者的抑郁情绪,明显改善了患者的伴侣亲密关系｡本研究存在不足,如样本量较小,未设置对照组,且样本仅局限于一所医院,未来可考虑多医学研究中心合作,增加样本量,提高样本的代表性｡

参考文献:

[1]姚永玲.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乔杰团队发现:超1/3不孕女性在过去一年曾遭受亲密伴侣暴力[J].中华医学信息导报,2022,37(10):6.

[5]李荣,李婷,杨贵仙.团体心理辅导联合家属陪伴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孕妇负性情绪及母婴结局的影响[J].广东医学,2020,41(7):736-741.

[6]谢幸,孔北华,段涛,等.妇产科学[M].第9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361-365.

[7]许梦佳,孙超妃.基于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的认知行为疗法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焦虑状况的影响[J].中国妇幼保健,2024,39(6):977-980.

[8]杨佳,李红梅,张俊,等.中青年乳腺癌患者配偶夫妻疾病沟通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护理学杂志,2022,37(24):51-55.

[9]罗璐,谭艳,樊溶榕,等.年轻乳腺癌患者配偶二元应对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实用预防医学,2021,28(5):608-611.

[10]蒋佩,文瑛,刘润达,等.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新生抑郁的影响:自我厌恶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3,31(1):110-114.

[11]胡颖,李再元,方浴娟,等.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患者伴侣亲密关系与产前抑郁的相关性研究[J].中华全科医学,2019,17(3):419-422.

[12]韩雪,徐仁华,李国鹏,等.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的不孕症夫妻性压力和婚姻调适的关系研究[J].中国护理管理,2021,21(9):1418-1422.

[13]陈子江,刘嘉茵,黄荷凤,等.不孕症诊断指南[J].中华妇产科杂志,2019,54(8):505-511.

[14]王婕妤,唐王琴,吴景梅,等.首次行试管婴儿助孕夫妻的婚姻调适和抑郁的关系[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22,26(9):1108-1112.

[15]梁瑞晨,张申洪,韩杰,等.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不孕女性的心理特点及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生育健康杂志,2018,29(4):379-382,401.

[16]张颖.不孕不育患者个人现代性与婚姻质量的关系[D].郑州:郑州大学,2021.

[17]吴淑芳.接受供精人工授精妇女婚姻适应现况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7.

[18]史莉,张萌,罗丽燕,等.供精人工授精女性患者病耻感与婚姻调试现状的相关性[J].中华男科学杂志,2021,27(12):1081-1086.

[19]蔡丽君,戴甜甜,黄荷凤.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女性婚姻质量综述[J].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2022,42(6):646-651.

[20]董亚娜,郭宝中,侯晶晶,等.正念减压疗法对不孕症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和睡眠质量的影响[J].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20,47(4):778-781.

[21]张爱玉.分析正念减压疗法对不孕症患者焦虑､抑郁及睡眠质量的影响[J].世界睡眠医学杂志,2023,10(4):770-773.

[22]白洁,郑锦霞,程骋,等.二元应对策略在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夫妻中的应用研究进展[J].广西医学,2022,44(20):2413-2417.

[23]许素莲,余慧雯,郑瑛.社会支持对不孕症患者社会适应性的影响[J].实用临床护理学电子杂志,2018,3(13):187,191.

[24]周婷婷,武颖,任军丽,等.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患者焦虑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妊娠结局的影响[J].现代生物医学进展,2023,23(4):772-776.

[25]蒋建亚,孙玉华,邹丽蓉,等.社会支持护理对施行试管婴儿的女性不孕症患者社会功能及心理状态的影响[J].齐鲁护理杂志,2022,28(21):154-156.

[26]杜瑄,梁娜娜,刘晓慧,等.二元应对方式在脑卒中患者心理困扰与亲密关系间的中介效应[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23,39(13):961-967.

[29]张虹,文仪,黄朝霞.不孕女性夫妻支持应对与心理困扰间的关系:亲密关系的中介效应[J].浙江医学,2023,45(1):61-67.

[30]靳荣秀,赖文娟,孙洪梅.不孕女性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周期治疗不良心理应激评估与干预的最佳证据总结[J].护理研究,2023,37(12):2130-2137.

基金资助: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筹经费科研课题项目(Z-A20220368);

文章来源:李艳梅,李艳青,莫似恩,等.心理干预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患者伴侣亲密关系与抑郁程度的影响[J].中国妇幼保健,2025,40(15):2812-2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