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探析南阳地区肺结核患者流行病学特征、就诊延迟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收集2019-2022年752例肺结核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比初诊和复诊组患者病原学检查结果。按照报告的年份分组,对比不同年份男女患者构成情况,对比不同年份患者的就诊延迟率及不同年份男女患者的就诊延迟率,同时分析可能导致患者就诊延迟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 752例肺结核患者中,313例通过健康体检方式检出,190例通过转诊方式检出,113例通过因症就诊方式检出,70例通过因症推荐方式检出,65例通过追踪方式检出,1例通过接触者检查方式检出。602例为初诊患者,150例为复诊患者。初诊组患者中80.56%病原学检测阴性,复诊组患者中68.67%病原学检测阴性,初诊组患者中4.32%痰培养阳性,复诊组患者中10.67%痰培养阳性,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初诊组患者中15.12%痰涂片阳性,复诊组患者中20.67%痰涂片阳性,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发病例数呈逐年减少趋势,2019年发病277例,2020年209例,2021年158例,2022年108例。每年各月均有肺结核病例报告,发病曲线变化相似,发病高峰期为每年3月份,发病次高峰为每年11月份,病例数最少为每年8月。2019年报告的肺结核病例中,男性193例,女性84例,2020年病例中,男性142例,女性67例,2021年病例中,男性103例,女性55例,2022年病例中,男性72例,女性36例,每年的男女比例稳定,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752例肺结核患者中,405例出现就诊延迟,就诊延迟率为53.86%。2019年就诊延迟率为60.65%,2020年为55.02%,2021年为49.37%,2022年为40.74%,就诊延迟率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510例男性患者就诊延迟率为57.45%,242例女性为46.2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20年不同性别患者就诊延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9年、2021年、2022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年龄、职业、病原学检查、治疗分类是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的相关影响因素(P<0.05)。结论 本地区肺结核患者主要通过健康体检方式发现,病原学检测结果以阴性为主。发病例数呈逐年减少趋势,发病高峰期为每年3月份,病例数最少为每年8月。患者就诊延迟率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不同年份、不同性别的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率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年龄、职业、病原学检查、治疗分类是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的相关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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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是由结核分歧杆菌感染引发的慢性传染性疾病,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是全球十大死因之一[1]。《2020年全球结核病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约有996万新发结核病患者,我国新发结核病患者数居全球第3位,全球每年约有150万人因结核病死亡,对全人类生命健康构成重大威胁[2]。近些年来,肺结核预防控制工作难度加大,考虑可能与地区人口流动性增加、生态环境破坏、不规范使用药物造成的耐药结核杆菌的产生及艾滋病带来的双重感染有关[3]。肺结核近年来一直位居甲、乙类法定传染病年均发病率的第2位,研究发现1例未经治愈的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一年可感染10~15名健康者,结核病患者从出现症状到就诊期间传染性较强,尤其是病原学检查结果阳性患者的就诊延迟会给肺结核的防控工作带来严重阻碍[4]。就诊延迟不仅增加了肺结核在人群中的感染及传播,也是影响结核病发病和死亡的最大因素之一,因此早期发现并及时诊断和规范治疗是控制结核病的关键[5]。
本次研究通过分析752例肺结核患者临床资料,探析本地区肺结核患者流行病学特征、就诊延迟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结果报告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研究对象
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的子系统“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收集2019-2022年,符合WS288-2017肺结核诊断标准[6]的肺结核患者,剔除信息不全、逻辑错误者,最终752例纳入本次研究。
2研究方法
收集本次研究患者相关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户籍、发病时间、就诊途径、诊断分类、治疗分类、症状出现日期和首诊日期等。
3相关定义
①痰涂片阳性:连续3次痰涂片有一次涂片显微镜检查结果阳性则判定为痰涂片阳性。②痰培养阳性:对痰涂片阳性的患者进一步进行痰培养。患者未使用抗结核药物治疗前,晨起空腹状态下采集痰液标本,置于无菌瓶中立即送检,采集72 h内必须完成处理与接种。检验标准参考《结核病诊断实验室检验规程》,标本经过酸处理后静置15~20 min,多次震荡处理后接种于改良罗氏培养基上,置于37℃环境中培养。有菌落生长后通过抗酸染色判断为抗菌酸则为痰培养阳性,8周后无菌落生长则为阴性。质量控制用Mtb标准菌株(H37Rv菌株)。③就诊延迟:指患者出现肺结核症状之日至第一次就诊(医)的间隔时间≥14 d则判定为就诊延迟[7]。④就诊延迟率:就诊延迟患者例数/患者总例数×100%。
4统计分析
使用SPSS 26.0统计学软件对本次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组间对比采用χ2检验,根据患者临床资料,分析可能导致患者就诊延迟的相关影响因素,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 果
1患者确诊途径及病原学检查结果
752例肺结核患者中,313例通过健康体检方式发现(41.62%,313/752),190例通过转诊方式发现(25.27%,190/313),113例通过因症就诊方式发现(15.03%,113/752),70例通过因症推荐方式发现(9.31%,70/752),65例通过追踪方式发现(8.64%,65/752),1例通过接触者检查方式发现(0.13%,1/752)。752例患者中,602例为初诊患者(80.05%,602/752),150例为复诊患者(19.95%,150/752)。752例患者均进行病原学检测,初诊组患者中485例病原学检测阴性(80.56%,485/602),复诊组患者中103例病原学检测阴性(68.67%,103/150),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969,P<0.05)。初诊组患者中26例痰培养阳性(4.32%,26/602),复诊组患者中16例痰培养阳性(10.67%,16/150),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176,P<0.05)。初诊组患者中91例痰涂片阳性(15.12%,91/602),复诊组患者中31例痰涂片阳性(20.67%,31/150),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722,P>0.05)。
2肺结核流行病学特征
2.1时间分布特征
发病例数呈逐年减少趋势,2019年发病277例(36.84%,277/752),2020年发病209例(27.79%,209/752),2021年发病158例(21.01%,158/752),2022年发病108例(14.36%,158/752)。2019-2022年各月均有肺结核病例报告,发病曲线变化相似,发病高峰期为每年3月份,发病次高峰为每年11月份,病例数最少为每年8月。见图1。
2.2性别分布特征
2019年报告的肺结核病例中,男性193例,女性84例(2.30∶1),2020年报告的肺结核病例中,男性142例,女性67例(2.12∶1),2021年报告的肺结核病例中,男性103例,女性55例(1.87∶1),2022年报告的肺结核病例中,男性患者72例,女性患者36例(2∶1),每年的男女比例稳定,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005,P>0.05)。
图1 2019-2022年肺结核患者每月报告发病情况
3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率情况
752例肺结核患者中,405例出现就诊延迟,就诊延迟率为53.86%(405/752)。2019年就诊延迟率为60.65%(168/277),2020年就诊延迟率为55.02%(115/209),2021年就诊延迟率为49.37%(78/158),2022年就诊延迟率为40.74%(44/108),就诊延迟率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不同年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016,P<0.05)。510例男性患者就诊延迟率为57.45%(293/510),242例女性患者就诊延迟率为46.28%(112/24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份的男性患者就诊延迟率均高于女性患者,2020年不同性别的患者就诊延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19、2021、2022年不同性别的患者就诊延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不同年份男女患者就诊延迟率情况对比
4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影响因素分析
对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年龄<30岁患者的就诊延迟率最低,年龄45~60岁患者的就诊延迟率最高,不同年龄段患者的就诊延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职业、病原学检查结果、治疗分类患者的就诊延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民族、户籍患者的就诊延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影响因素分析
3、讨 论
肺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歧杆菌感染引起,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的一种慢性传染性肺部疾病,迄今仍然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疾病和重大公共卫生问题[8]。控制肺结核病传播最有效的措施是及时发现并彻底治愈结核病患者,而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结核防控原则相悖,而且容易发展成耐药结核病,对后续的治疗造成严重影响[9]。
本次研究中752例肺结核患者,就诊途径主要为通过健康体检方式发现,80.05%为初诊患者。初诊患者病原学检测结果多为阴性,痰涂片、痰培养阳性率低于复诊患者。与哈斯来提阿依·买买提等[10]研究结果相近。健康体检人数增多有助于肺结核患者早期发现,尤其对位置偏僻、老年人群、贫困人群,可通过定期安排现场宣讲,利用电视、广播等媒体手段加强结核病健康教育,提高人群积极性,鼓励人群主动体检。
本次研究中2019~2022年的肺结核发病例数呈逐年减少趋势,每年各月均有肺结核病例报告,发病曲线变化相似,发病高峰期为每年3月份,病例数最少为每年8月,每年的男女比例稳定,对比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彭新祥等[11]关于2006-2020年河南省新县肺结核流行特征分析发现,肺结核病例数以3月最多,11月最少。肺结核晚秋发病人数达到高峰,可能因为晚秋昼夜温差大、气候变化明显,容易发生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导致机体抵抗力下降,增加结核感染的风险性[12]。
本次研究中,患者就诊延迟率为53.86%,2019-2022年患者就诊延迟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不同年份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率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男性患者就诊延迟率为57.45%,女性患者就诊延迟率为46.28%,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与傅丽娟等[13]研究结果相近。本次研究通过患者临床资料分析可能导致患者就诊延迟的相关影响因素,发现年龄、职业、病原学检查、治疗分类是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的相关影响因素。45岁以上患者的就诊风险显著高于25岁以下患者,可能由于中老年患者身体免疫力降低,同时缺乏肺结核相关知识,出现临床症状后不能及时就医,同时部分老年患者存在经济困难、身体不便等情况[14,15]。病原学检查结果阳性患者的就诊延迟风险显著高于阴性患者,可能因为大部分阳性患者体内结核杆菌长时间繁殖,破坏肺组织导致病灶与支气管相通,患者可能经历了轻症到重症的过程后采取就诊[16,17]。
综上所述,本地区肺结核患者主要通过健康体检方式发现,病原学检测结果以阴性为主,发病例数呈逐年减少趋势,发病高峰期为每年3月份,病例数最少为每年8月。患者就诊延迟率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不同年份,不同性别的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率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年龄、职业、病原学检查、治疗分类是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的相关影响因素,临床上应针对相关影响因素采取针对性防控措施,加强基层卫生机构对本地区肺结核疾病的防范工作重视度。
参考文献:
[10]哈斯来提阿依·买买提.新疆喀什地区肺结核流行病学特征分析[D].新疆医科大学,2020.
[11]彭新祥,朱华.2006-2020年河南省新县肺结核流行特征分析[J].河南预防医学杂志,2022,33(5):377-379.
[13]傅丽娟,汪业胜,朱文龙.湖州市2008-2018年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情况及影响因素[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21,25(2):235-239.
[14]程冬梅,陶然.2015-2019年太原市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误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预防医学论坛,2021,27(2):110-112.
[15]张蔓娜,陈秋悦,万亿,等.贵阳市结核分枝杆菌利福平耐药与相关突变基因特征分析[J].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2023,18(12):1470-1473.
[16]解冰洁,张俊丽,张会民,等.2016-2020年河北省肺结核流行病学特征分析[J].医学动物防制,2023,39(1):35-38.
[17]关福源,陈志昊,李文辉,等.2009-2018年广东省东莞市老年结核病患者发现延迟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结核与肺部疾病杂志,2021,2(3):243-250.
文章来源:程松,李媛媛.南阳地区肺结核流行病学特征及患者就诊延迟率分析[J].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2024,19(05):574-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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