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业型大学教师科研激励的资本逻辑

（一）创业型大学的特征

中国约有2/3的高校在建设应用型或者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建设和转型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境，向创业型大学转变是应用型大学转型升级突破当前困境的重要举措。创业型大学的组织要素包括以下5种：强有力的驾驭核心、扩宽的发展周边、多元化的经费来源、激活的学术中心地带和整合的创业文化。进一步概括，就是学术资本化、人才创业化和资源社会化。[1]中国语境下的创新型大学并非创收型、商业型大学，而是自主创新和自力更生型大学。[2]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向创业型大学转型过程中表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办学定位强调应用性和特色化。

应用性要求教师的科研方向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注重实际应用性。这意味着教师需要关注现实问题，开展针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特色化要求高校要在某个领域或行业内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要求教师深入了解学校的特色和优势，将研究方向与之相结合，形成具有特色的研究成果。

第二，科学研究注重产学研合作。

创业型大学不再单纯强调科研的自由探索，而是强调科研成果对解决现实问题的实效性。教师积极参与产学研合作，与企业、政府和其他组织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合作研究、技术转移等方式，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

第三，绩效考核重视应用成果转化。

创业型大学的绩效考核不仅关注传统的学术指标，如科研成果、教学质量等，也强调知识转化和应用的相关指标，如学生创业项目的数量和质量、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等。设立专门的奖项或激励机制，强化市场化横向课题的经费目标，鼓励教师从事创新创业活动。

（二）资本逻辑介入的必然性

第一，学术产品对接市场需求与资本逻辑的介入。

商业化市场为学术产品提供了交换场所和价值标准，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高校教师创造的知识与技术需要较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对其学术价值和工作量的评价和计量是复杂的，甚至难以进行计量。当高校对接市场时，高校教师能深入了解企业诉求，市场能迅速评估出知识产品和技术的市场前景和应用价值，并给出计量的标准，知识和技术进入市场进行交换遂成为可能。[3]在此过程中，必然需要资本逻辑的介入。

第二，创业型大学教师的评价激励与资本逻辑的介入。

原始的知识产生方式是基于学者个人兴趣，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循序渐进并持之以恒地开展研究，高校教师的科研激励和评价也理应遵循知识的产生方式和原则，所得的研究成果不必然符合市场商业化价值的评判标准。对于创业型高校而言，知识的产生方式和应用法则需要遵循市场的逻辑，知识和技术要能满足市场的当下需求或者能在未来产生较大的应用价值。资本逻辑遵循效率至上、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因此，高教教师激励方法采用资本逻辑是行之有效的。

第三，创业型大学经费的依附性向自主性转变与资本逻辑的介入。

当前高校发展的先决条件是拥有较为充足的资源供给，但现实的情况是教育资源有限且分布有结构性差异。“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高校拥有绝对资源优势，这与地方普通本科院校的发展形成了较大的反差，教育资源生态位上端的资源过剩，挤占了生态位下端的教育资源[4]，尤其是高校品牌的固化等原因导致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在人才引进、招生及就业方面每况愈下，甚至生存危机[5]。在此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通过自力更生的学术创业可以改变其对政府资源的依附进而实现快速发展[6]，这是突破高校现有资源路径依赖的唯一途径[7]，在此过程中资本逻辑的介入也成为必然。

二、高校教师科研激励的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矛盾

第一，资本逻辑主导的应用项目和文化价值逻辑主导的基础研究项目之间的激励矛盾。

一方面，基础研究是高校的核心使命，也是高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培养基础研究人才是当前我国突破“卡脖子技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强的重要途径。对从事基础研究的高校教师进行激励是必要的，但在较大的商业利益和高校创收的双重诱导下，对地方高校而言，尤其是“双非”高校，在学术资本主义浪潮中不得不以牺牲基础研究为代价，转而着力发展契合市场的应用项目[8]，也必定会制定相应的考核与激励措施，基础研究的应用导向被不断地强化。如，学校层面将市场横向项目经费指标纳入二级学院考核指标，教师为了考核目标以及获得物质激励，不得不将时间精力花在市场化的应用研究中，导致高校教师学术探索的“自由和兴趣”被“市场和功利”所取代。在地方高校的创业型转变中形成了两类教师，一类是还未走出“象牙塔”从事基础研究的“学院派”教师，另一类是积极进行科研成果转化并指导企业项目开发、咨询服务的“市场派”教师。一旦激励措施向一方倾斜，另一方会认为对方争夺了本该激励自己的那一部分奖励，可能导致两类教师的对立。对尚处于创业型大学转型的地方高校而言，以文化价值逻辑为核心的基础研究的激励与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市场化应用研究的激励是冲突的。

第二，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指标人”与文化价值逻辑主导下的“社会人”的矛盾。

高校教师激励的逻辑起点是人性假设。资本逻辑主导的激励模式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下的。在经济人的假设下，量化考核普遍采用“工分制”，即根据科研成果的类型、数量和等级将其转化为工作绩效点进行考核。为获得更多的绩效点教师必然要加大科研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这种科研指标量化的考核方式虽然是在同一标准下进行的，但是忽视了科研成果的学术和价值的评判，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高校管理者尤其是二级学院的负责人实际上是将高校教师看作“指标人”来进行管理和考核的，高校教师必须完成自身价值的不断增值，产出类型更多、数量更多、层次更高的科研成果来提升学院和学校的学术地位。如果高校教师在短时间内无法完成指标任务相当于没有增值价值的生产资料被边缘化。学术资本化盛行，高校与社会的融合也是越发紧密，市场经济使得高校教师将知识转化为财富的可能性变大，这也是高校实施以物质激励为手段并进行量化考核的重要理论基础。[9]在地方高校创业型的转型中，尽管不能将资本逻辑等同于指标化考核，但是科研成果增长的资本逻辑就是通过科研指标来体现的。[10]高校教师并非追求利润增长的“资本家”，他们具有较高的学历及人文素养，具有强烈的职业自豪感和自尊心，除了物质上的满足外，还有精神价值追求，他们希望通过自身所学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更接近“社会人”的人性假设，然而这些与资本逻辑是矛盾的。

第三，资本逻辑主导的工具理性与文化价值逻辑主导的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

高校的文化价值逻辑鼓励教师追求科学的真理，追求真理的过程和结果会带给高校教师一定的物质利益，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非他们的最终目标。资本逻辑主导的是工具理性，更看重行为所产生的功效，具有实用性、普遍性和可交换性的特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科研成果转化与服务社会更强调工具理性，更注重短期利益，忽视价值理性所强调的目的及意义，导致工具理性不断膨胀，学术研究沦为满足市场需求的附庸，而工具理性的膨胀又使得文化价值式微，二者的矛盾冲突会带来学术与市场关系的逐渐对立。[11]在地方创业型高校中，资本逻辑对文化价值的不断浸染会造成工具理性不断取代价值理性并成为主导，带来以下后果：一是改变学者的远大学术追求。对地方创业型高校而言，在研究经费和人才引进方面的劣势，导致其难以在基础研究领域与“双一流”高校进行竞争，因此通过学术创业向应用型高校转型似乎可以实现弯道超车，在此过程中高校管理者为追求科研经费和科研成果的增长更倾向于采用资本逻辑的激励范式，使得高校教师会主动规避存在较大难度或者一定争议的领域。最终，寻求科研真理的理想（文化价值逻辑）也会让位于短期的指标绩效的增长（资本逻辑）。二是可能带来官僚化风险。一些地方高校转型开始时会对二级学院提出高额的横向课题的经费指标，直接要求教师与市场对接进行科研成果转化，而在市场需求不明确、科研成果没有进行前期孵化的情况下，完成经费指标是存在极大难度的。此时，在不考虑学术创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同时又缺乏容错机制的情形下，管理者强调控制和服从、秩序和权威[12]，这对快速完成业绩指标是有利的，但是会导致官僚化风险增加，这与高校倡导的文化价值逻辑是矛盾的。

三、地方创业型大学激励教师的资本逻辑之权力因素

高校内部组织治理模式和外部资源融合方式的变革对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向创业型大学转型有重要影响。对高校内部治理而言，学术资本化是学术研究和技术创新成为资本增值手段的结果，使得高校教师沦为学术资本生产和增值的工具，贯穿于整体资本运动的逻辑中，高校内部行政化的治理模式普遍以“工分制”“工具理性”等方式激励教师进行不断产出，导致资本逻辑的思维不断扩张。对高校外部融合而言，高校外部资源的社会化也使得高校要转变成为面向社会、与社会积极互动并融入社会之中，以推动社会发展为目的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社会参与型大学。[13]如果外部社会力量缺失将导致高校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和短期利益，而忽视教育的本质和社会责任。因此，内部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管理模式以及外部社会力量参与高校治理的缺失是资本逻辑扩张的重要权力因素，如图1所示。

图1 高校教师激励的资本逻辑扩张的原因

第一，高校内部行政权力主导的管理方式导致高校教师的主体意识严重弱化。

高校的内部管理主要以行政科层制为主，权力运行的逻辑是自上而下的，高校教师一般处于权力运行的最下层，是服从和执行的主体。[14]高校管理者同时也是具有行政级别的官员，其中一些管理者来自政府而非高校教师出身，很难设身处地地理解教师在科研过程中的复杂性，二者互信不足，管理者只能通过科研量化的办法进行绩效分配。[15]另外，受到任期、晋升等因素的影响，高校管理者更倾向于追求短期的、外在的、显性的指标增长，采用资本逻辑的激励思维能在最短时间内快速实现规划目标。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教师的教学和科研都可能受到行政权力的渗透和干预，高校教师甚至没有机会参加各种教学和科研的规章制度的制定，无法表达自身诉求和建议，学术权力也难以与行政权力达到平衡。目前高校兴起聘期考核，一旦完不成考核则要“职称退步”，设置职称退步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奖勤罚懒，但是在高校内实施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后果，如教师为在较短的规定时间内完成考核势必陷入考核的焦虑和紧张中，容易对考核外的事项漠不关心，甚至为完成考核不惜一切代价铤而走险，造成高校教师主人翁意识淡薄，高校教师主体意识逐渐弱化甚至扭曲，主动进取性和积极性降低，难以抵挡资本逻辑的不断扩张。

第二，高校外部社会力量难以参与高校治理促进了资本逻辑的不断扩张。

高校以实现政府意志为主要目标，政府通过非市场化的手段向高校提供办学经费和教育资源，高校则根据政府下达的各种规划战略、规章制度和考核目标进行资源配置和能力提升，并且会将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更多的资源配置在具有较高可显示度的领域。[16]在学术资本化浪潮中，转型中的地方本科院校提升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业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政府主导的教育评估或者对标博士点建设指标点，采用资本逻辑的管理方式是简单和高效的方法，各种考核指标会分解到每位老师的身上，并与个人绩效和职称晋升挂钩，使高校产生出“五唯”、论文发表重“量”轻“质”、科研成果转化较慢等一系列现象。这些现象背后存在的重要原因是社会力量参与高校治理的缺失，导致高校只是单一贯彻政府意志而忽略社会的真实需求。对于现代高校治理而言，社会参与地方高校质量监督评估就是把监督和评估权从政府或半官方机构交给社会，发挥社会在评价监督高校办学质量方面的独特作用。然而，社会力量参与高校治理的渠道不畅通，高校与社会力量难以进行有效的双向沟通，使得高校难以获得最新的外部信息，加剧了高校的封闭化。高校的封闭化又会进一步加深高校行政化，行政化则又导致资本逻辑的不断扩张。总之，社会力量参与的缺失与行政化在“平衡”与“不平衡”中的螺旋上升，使得高校资本逻辑不断扩张。

四、地方高校创业转型中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融合

第一，鼓励教师通过问题导向的应用研究促进知识协同发展。

创业型大学的知识生产强调知识的应用价值，具有鲜明的现实问题导向性，因此鼓励教师进行应用性的科学研究。[17]对于高校教师而言，进行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其实并不矛盾，甚至二者的融合可以带来知识的协同，知识协同是主体在进行知识共享、创造和应用的制度化过程中创造价值的模式。近年来，新型研发机构和区域性智库基本都是以高校为依托的，这些机构更注重利用知识的协同来解决现实问题，它们的蓬勃发展离不开高校所提供的人才资源支持。[18]高校教师通过参与新型研发机构和智库的应用研究课题，能更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和社会面对的现实问题，丰富理论认识。同时，开展应用性课题的研究又能反过来促进高校教师基础研究能力的提升。地方本科院校向创业型大学转型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基础研究，麻省理工学院是创业型大学的典型代表，其一向重视基础研究，并将基础研究与产业创新结合在一起，从而取代学术研究中哈佛大学的象牙塔模式，成为了学术界的新标杆。[19]

第二，尊重教师的选择而不过分渲染资本逻辑。

对高校教师而言，教书育人是一种职业，也是其谋生的手段，在资本逻辑和市场力量的渗透和影响下，高校教师自然会将自身的时间精力按照最优化的投入产出函数进行配置，依据市场需求信号匹配自身的科研进取方向。地方本科院校在创新型大学转型过程中将自身优势与市场结合进行科研布局，选择与之相匹配的工作机制，并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横向课题到账经费等方式进行考核。但如果只看重指标的增长，这就导致了高校对学术GDP的过度追求，更有甚者将指标数量等同于真理，导致教师不得不转变科研兴趣和方向，就可能陷入科研内卷的漩涡，缺失追求真理的虔诚与敬畏之心。[20]高校教师大都拥有博士学位，接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各有专长，高校应尊重教师研究兴趣和方向，正确引导而不是强制让其在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间进行选择。尊重教师的选择就是尊重“冷板凳”精神，也是对教师内在的科研热情与真理执着追求的肯定，不应过分渲染资本逻辑。

第三，以创造社会价值的科研精神超越资本逻辑的经济价值极化思维。

随着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高校教师服务社会职能也不断地得到认可，地方高校向创业型大学转变的过程中，这一职责更在不断被强化，资本逻辑随之介入。资本逻辑介入创业型大学的最大动力是实现科研成果的经济价值最大化，经济价值最大化的理念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创业型高校价值追求的主要方向，甚至成为了高校教师是否开展相关方向研究的唯一动力。地方本科院校向创业性大学转型中应不断挖掘和发扬创造社会价值的科研精神。高校教师追求科学真理进行知识创新是教师除教学以外的主要任务，科学研究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人民生命健康和世界经济主战场，不应沦为只为创造经济价值的工具。科研精神蕴含着科研工作者的家国情怀，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科研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可以抵御高校资本逻辑思维下工具理性的泛滥，可以扭转应用型高校转型过程中文化价值不断衰落的趋势。

五、创业型大学教师科研激励的的治理导向

第一，在文化价值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平衡中坚持“人本至上”的现代化教育治理价值观。

在对高校学术市场化趋势的研究中存在3种观点：一是直接否定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学术市场化的评价体系和发展趋势，回归大学文化价值的本真属性；二是全面进行学术市场化的改革，实现高校科研环境的市场化；三是在一和二之间寻找平衡，找到高校文化价值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中国式高校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设。[21]高校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应有之意。[22]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一定是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的，只有继承和发扬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本导向的价值观，才能在守住中国教育体系根基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和发展。“人本至上”的价值观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一脉相承，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呼应，与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不谋而合，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民本”思想的发扬。地方本科院校在创业转型过程中也应该贯彻“人本至上”的价值理念，要让高校成为成长人、发展人、成就人的平台，高校教师借助平台实现自我价值，高校科研评价激励机制不应只注重科研成果的数量和档次，而应围绕高校教师自身的优势开展相关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一是提升高校教师的基础薪资待遇，避免教师为科研“五斗米而折腰”，鼓励基于自身兴趣的探索式研究。二是与政府、企业等社会力量合作建立开展市场化应用研究的科研平台，借助平台集合教师优势开展应用研究。三是建立高校管理者与教师之间充分互信体系，考核激励机制应容忍短期失败。

第二，在文化价值逻辑和资本逻辑的互动中构建多元协同治理体系。

创业型大学虽然打通了高校与市场之间的藩篱，使得高校在实现了服务社会的同时又能拓宽教育资源的获得渠道，但也随之出现了地方本科院校在创业转型中文化价值逻辑不断被资本逻辑浸染甚至取代的现象。转型中的地方本科院校需要构建多元协同治理体系，如果高校治理体系仍然处于传统的以政府单一集权式治理体系为主的模式下，高校必将沦为政府附属机构，高校内部行政化特征也会更加凸显。高校经过前20年的跨越式发展，其在教育规模、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社会对高校的需求不断增加，公众对高校的期望也不断提升，高校的社会功能不断凸显，更多的社会和市场力量参与高校治理十分必要。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治理理念越来越受到重视，高校内部规范化、人本化、法治化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激励模式也不断从“高压控制”向“合作服务”转型。因此，建立高校、政府、社会等多方协同的治理体系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对政府而言，应在文化价值逻辑和资本逻辑的治理中扮演“协调者”“监督者”的角色，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此外，还应理清与高校之间的权力边界和责任机制，不断深化“放管服”，加大高校自主权，弱化高校行政化趋势。对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来讲，其不仅是教育资源的提供者更是科研成果转化的受益者，社会力量双重角色作用的发挥能更好地促进文化价值逻辑和资本逻辑的融合，一方面社会力量的参与能够让更多的行业主体了解其与高校之间的合作切入点，另一方面社会力量的参与也能让更多的社会资源流入高校以改善其资源结构和经费结构。

第三，在文化价值逻辑与资本逻辑一致性中实现教师自我约束激励破除科研内卷。

资本逻辑为主导的激励理论把教师看作高校的重要资源，只有不断地激励其产生科研成果实现价值增值才能保持高校竞争力。高校将教师的科研成果按照数量和等级兑换成相应的绩效点进行物质激励，这能在很大程度上调动其积极性。然而，随着“破五唯”等政策的出台和实施，高校不再对科研成果尤其是论文进行大力奖励，有的高校甚至不再奖励。物质激励减少会带来科研成果产出的下降，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持续恶化，一些高校开始加大任期任务考核的力度和难度，一旦难以完成任期考核，教师将面临绩效工资下降或者“非升即走”抑或“职称退步”。科研论文的发表、科研项目的投标、科研成果的转化等都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科研工作者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或者从事难度较大的项目时。基于科研最终成果进行激励的政策容易忽视高校教师前期的科研探索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科研激情可能会被考核的压力和焦虑所取代，这不利于调动教师的科研能动性。总之，高校应积极探索形成教师科研创新的自我约束机制，减轻教师进行科研活动的后顾之忧，这也是高校文化价值逻辑的应有之义。因此，地方本科院校创业型转型中要找到文化价值逻辑和资本逻辑的一致性，建立高校教师的自我约束机制。

高校教师的自我约束机制不是借助外在的物质刺激和高压政策产生的。如果外在的约束机制与高校教师的教学科研机制相冲突，外部的约束机制可能会产生反噬作用，抹杀教师的科研热情。自我约束机制也并非只依赖于教师的道德水平和科研热情。教师自我约束机制应该具备如下的几个条件：第一，底线要明。对于高校教师而言，首先要遵守基本的学术职业道德规范，一旦发生学术不端的行为，将面临严厉的惩罚。第二，考核要活。由于受平台和资源限制，地方本科院校教师在论文发表、应用研究项目的获取上存在较大难度，如果文章发表、市场项目获得屡屡受挫，可能使其不得不选择“躺平”。因此，考核应坚持过程考核和结果考核相结合，针对不同学科的特点设置科研成果的过程考核机制，高校教师工作论文、前期市场项目谈判都可以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计入工作量。此外还需要相关政策如增加高校教师基础薪酬、职称评聘改革等措施的配合，才能从根本上促进高校教师科研活动从外在的物质激励向内在的精神追求转变。第三，激励要大。对高质量创新成果给予较高奖励，对高校教师而言就意味着如果不进行高质量创新其相对损失就会更大。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密切配合不断探索构建高校教师的自我约束机制，促进高校教师自发从事高质量科研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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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王健忠.创业型大学教师科研激励的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J].高教发展与评估,2024,40(06):60-68+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