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年)》(以下简称《审核评估方案》),启动了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1]。新一轮审核评估坚持分类指导，强化精准评价，针对不同类型高校提出有明确区分度的人才培养要求[2]。其中，对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要方向的高校重点强调4个方面：一是人才培养定位，强调满足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需求；二是人才培养过程，强调将行业企业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三是人才培养规格，强调解决行业企业实际问题的能力；四是师资队伍建设，强调教师的产学研用能力。这4个要求紧紧围绕一个核心内涵，即产教融合。由此可见，产教融合作为影响应用型大学办学质量的关键因素，已经成为国家教育改革的整体制度安排。然而在实践中，产业与教育两个系统在组织性质和行为逻辑上差异很大，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融合非常困难，延伸到应用型大学组织层面，就出现了产教“两张皮”的现实困境，成为制约应用型大学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桎梏，并直接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创新体系的建设。因此，在新一轮审核评估背景下探讨如何构建产教有效融合的行动路径，不仅是当前高等教育领域研究的重要命题，也是应用型大学办学实践的迫切需求。

1、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产教融合的研究以20世纪80年代的校企合作为开端；2014年以后，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学术界对产教融合研究的热度持续上升，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产教融合的内涵、体制机制以及模式等方面。

现有研究对产教融合内涵的界定存在差异。有些学者从合作关系的视角出发，认为产教融合是产和教在不同层面的互动关系：在宏观语境下，是产业与教育的融合；在中观语境下，是企业与学校的融合；在微观语境下，是生产与教学的融合[3]。有些学者立足于产教融合的内在属性，认为产教融合本质上是多元主体进行的知识运行活动形式[4]。还有学者认为产教融合的实质是不同类型的知识相互融合、技术技能的跨界积累与创新[5]。

对于产教融合体制机制的研究，学者从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等不同层面，探讨了阻碍产教深度融合的政策制度、市场机制及治理体系等问题，并提出破解策略。

对于产教融合模式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教育实践场景，探讨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深度对接的具体形式、路径和措施等。

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体制机制研究停留在宏观层面分析，对实践领域的具体问题关注度不足；二是产教融合模式研究多为实践经验的提炼，对指导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深度不够；三是研究视角多从普适性的社会大环境出发，揭示产教融合过程中的矛盾，缺乏在特定情境下对产教融合本质内涵和基本规律的洞察与把握。

本研究聚焦新一轮审核评估背景下的应用型大学产教融合问题，从《审核评估方案》中第二类第二种(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要方向)指标体系来看，在考察培养方案、专业建设、课程体系(实践教学)、教学资源建设等项目时，明确要求应用型大学应使行业企业参与其中，形成合作育人模式，以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见表1)。因此，产教融合是指高校围绕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任务，与行业企业等主体协同开展的多重融合的知识活动[6]。当前，应用型大学亟须找到可操作的行动策略，解决在办学实践中出现的产教“合而不融、融而不深”的现实问题。新一轮审核评估充分贯彻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精神，以“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理念为引领，促进本科教育教学综合改革[7],强调立德树人、全面发展原则，体现了分类指导、多元评价(多主体评价和多类型评价)、循证教育、质量共同体建设等思想。这些理念和思想的驱动力是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发展。产教融合本质上是一种知识活动，符合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基于此，知识生产模式理论为应用型大学在审核评估背景下重新思考产教融合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依据。

表1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指标体系(试行):第二类审核评估第二种(节选)

综上所述，本文以知识生产模式演进规律作为分析框架，从知识生产性质、知识生产情境、知识生产组织等层面，探讨应用型大学在新一轮审核评估背景下推动产教融合发展的行动逻辑，并结合典型高校的建设实践，构建产教融合的行动路径，为破解产教融合现实困境提供可操作化的行动策略。

2、应用型大学产教融合发展的行动逻辑——基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

2.1 知识生产模式演进逻辑

知识生产模式是对知识生产形式的归纳与提炼，涵盖知识生产的理念、方法、价值以及规范[8]。1994年，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等首次提出知识生产“模式1”和知识生产“模式2”的概念；2003年，以美国学者埃利亚斯·G·卡拉雅尼斯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模式1”和“模式2”的基础上提出知识生产“模式3”相关理论，进一步推动了知识生产观的飞跃[9]。

迈克尔·吉本斯将传统知识生产方式称为“模式1”,该模式是基于牛顿学说形成的一种以“主要在大学中被制度化的学科知识研究”为特点的生产模式[8]。在这种模式下，知识生产取向是学术兴趣，知识生产场域局限在单一学科内，大学内部的学术共同体通过假设和逻辑推理推动知识产生与扩展，形成符合学术标准的理论[10]。此时，大学与社会的边界分割清晰，处于封闭状态。

根据迈克尔·吉本斯的观点，知识生产“模式2”是在“模式1”的基础上演化而来，是对“模式1”无法适应新环境问题的一种补充[8]。在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等诸多因素叠加的影响下，知识生产“模式2”随之出现。在“模式2”中，知识生产不再局限于纯科学研究，而是转变成以生产适应社会发展、服务应用需求的知识为导向。知识产生于复杂的应用情境中，突破了单一学科边界，呈现出跨学科性。大学、政府、产业组织等异质性主体之间的螺旋式互动成为知识生产的主要动力，质量控制由同行评价走向社会问责与反思。至此，知识社会初步建立，大学的闭环生态被打破。

随着知识社会发展情境的日益复杂，知识生产方式持续发生变革，在知识生产“模式1”和“模式2”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知识生产“模式3”的概念，知识生产“模式3”以集群、网络、生态系统等为核心要素。在这一模式中，知识以跨学科或超学科结构形式存在于更加开放综合的社会情境中，社会上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知识生产系统中，知识生产方式由“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结构升级为“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四螺旋乃至多螺旋创新结构，通过共同演进、共同专属化和竞合的逻辑机理建立起一个以“多层次、多节点、多主体、多形态”为显著特征的知识创新生态系统[11]。根据知识生产“模式3”的理论，知识生产已经突破了学术围墙，弥散于整个社会领域中[12],是社会多元主体构建知识创新网络集群的交互行动。在这样的知识创新生态系统中，大学将在更广泛的视域下，与多方利益主体协同共建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生态系统。

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并非否定旧模式，而是在其基础上进行协同创新，实现知识生产模式的迭代更新。新的知识生产观强调不同知识和创新范式的并存与共同演进[9]。

2.2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应用型大学产教融合发展

知识生产模式的持续变革反映了大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迁，推动了应用型大学类型化发展。产教融合作为应用型大学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符合知识生产及运行方式的演变规律。

2.2.1 知识生产取向转型是应用型大学产教融合发展的逻辑起点

知识生产从“模式1”到“模式2”再到“模式3”的演变过程，反映了知识生产价值取向由学科导向向应用导向的转变。知识不再局限于大学内部场域，而是进入社会生产过程，知识的发现与应用紧密结合，并且在应用中不断创新[6]。知识生产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大学的发展目标和行动逻辑，进而引发高等教育分类发展。应用导向的知识生产观使知识生产的学术逻辑不再是大学合法性存在的唯一基础[13],为应用型大学的诞生及发展提供了新依据。应用型大学主要遵从知识生产的应用逻辑，以发展应用理性为目标。应用理性是科学知识(理论)与技术知识(实践)相互转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理性分工[14],是联结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桥梁。由此可见，发展应用理性应以产教融合作为主要途径，这也是应用型大学实施产教融合的逻辑起点。

2.2.2 知识生产方式转型为应用型大学产教融合发展提供适切的制度情境

在知识生产“模式1”中，大学享有知识垄断权和学术自治权，知识生产是由大学内部的学术共同体按照学科逻辑线性拓展知识边界，大学开展的教学和研究等活动相对封闭，缺乏产教对接的适切环境。知识生产“模式2”和“模式3”强调应用情境和问题导向，需要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参与，由此形成知识生产的“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和“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四螺旋结构。知识生产的多重螺旋机制论证了知识社会中不同社会角色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通过复杂互动和主动协作来实现知识创新的内在机理和发展趋势[15]。这与应用型大学产教融合发展相契合，并为其提供了可行的制度情境。

2.2.3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为应用型大学产教融合发展明确行动逻辑

与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1”相比，知识生产“模式2”和“模式3”形成的知识生产理念、方法以及规范，与产教融合发展的理想状态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能够为应用型大学办学实践提供行动逻辑。

1)行动逻辑一：

由“校企点对点合作”向“多主体协同的集群化模式”发展。知识生产“模式3”强调知识生产的集群性和聚合性，认为知识生产系统的发展程度是由其通过共同演进、共同专属化和竞合的运作机制对不同知识资源的整合程度所决定的[11]。“模式3”揭示了产教得以融合并能够深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不同主体对彼此之间优质资源的依赖性和互补性。当前，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引发了产业系统的整体性变革，点对点的校企合作无法形成资源聚合效应，不能有效应对教育链与产业链失衡的问题。应用型大学需要强化顶层设计，突破特定地域、特定情境的多重局限，构建以“自组织”为主的集群化资源整合模式[6],形成多种类、多形态、多结构的优质资源，吸引社会上更多层面的利益相关主体协同参与知识生产与创新，继而形成异质性资源多向交流互动的畅通渠道，促进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有效衔接，并满足产业和教育系统优化升级的多重需求。

2)行动逻辑二：

由“产教松散联结”向“产教共同体”发展。按照组织社会学的观点，组织与组织之间只有两种关系：一种是组织间的市场关系，一种是组织内的科层关系[16]。基于市场关系形成的产教融合，以交易成本为基础，通过即时合作建立松散联结，很难形成持续稳定的合作。从现实情况来看，应用型大学产教融合的实然状态大多如此。新的知识生产观指出，不同主体通过竞合关系相互连接、相互作用，协同推动知识生产和创新[17]。这种机制强调各主体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时，也寻求共同的目标、使命和责任，通过合作来实现双赢或多赢的局面。由此推理，产教之间可以从松散联结向基于利益和责任的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建设主要依托组织内的科层关系，推动产教融合从虚化的认知嵌入向利益嵌入和组织嵌入发展，未来产教融合发展的理想状态是实现文化嵌入，最终建立产教深度融合命运共同体[18]。

3)行动逻辑三：

由“单一路径、单向合作”向“全链条、多维度融合”发展。知识生产的跨学科和超学科的目的是解决社会实践问题，是对知识应用导向的回应。在这种知识生产观下，应用型大学培养的人才应该具备应用理性。应用理性主要体现在认知与行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转换过程中[14],注重将理论与方法论相结合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能力，强调实践性、灵活性、创新性和系统性。由此可见，发展学生的应用理性是知识应用逻辑与人才培养逻辑重构的过程。只有将产教融合理念融入人才培养全链条，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多维度融合的协同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高度耦合，才能形成产教多元主体协同共生的有效途径。

4)行动逻辑四：

由“产教融合工作体系”向“产教融合生态系统”发展。生态系统是知识生产“模式3”的核心概念之一，反映了知识生产与文化、制度等环境因素动态平衡和协同演进的发展趋势，也表明多元异质组织需要依托稳固的文化环境来实现同质建构[19]。因此，应用型大学在办学实践中，不能把产教融合仅作为一项工作来开展，还要努力营造有利于产教融合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尽可能地消除学校与行业企业之间的组织边界障碍，建立良好的生态系统，为促进产教融合长效发展奠定基础。

3、应用型大学产教融合行动路径构建

知识生产模式演进规律为应用型大学产教融合发展提供了行动逻辑。将行动逻辑转化为操作策略，需要通过实践检验。本文结合北京联合大学的办学实践，在知识生产模式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产教融合具体行动路径。

3.1 构建适应产业发展的学科专业集群，为产教有效融合奠定资源基础

如前文所述，促进产业链与教育链有效衔接的基础是多样性的资源。应用型大学应在区域产业发展集群的概念下布局学科专业集群，整合优势资源，与区域或行业内先进企业的生产要素进行重构、融合，将人才培养、技术咨询与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创新作为融合属性，汇聚成多个融合节点，以此构建具有共同专属性的知识集群和创新网络[17],为产教深度融合提供资源要素。

北京联合大学从2012年起就突破校企“点对点”的合作方式，探索“区域企业—学校专业”的集群合作。当前，学校紧跟北京区域产业发展动态，调整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与结构，凝练形成“人文北京、智慧北京、健康北京”三大学科群，以及面向现代服务业、新兴战略产业、智能制造与高端制造业、健康生活服务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五大专业集群。学校经过学科专业布局重构，形成了多元化、多形态的优势资源集群，包括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工科专业群、以“+文化”“+信息”为特色的新文科专业群和突出数智化赋能的新商科专业群；建立了“文史+艺术+技术+管理”北京学新兴交叉学科平台，打造了城市服务大数据中心、北京数字货币研究中心等一批高水平科研平台，建立了北京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基地、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研究院、北京学研究基地、台湾研究院等多个高端新型智库，为学校在北京乃至京津冀地区建立多主体、多层次、多样态的产教融合模式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目前，学校已经与北京地区600余家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3.2 搭建实体嵌入的产教共同体，为产教深度融合提供有力载体

在科层理念下，以实体方式嵌入组织内部运行体系是建立产教共同体的有效途径。通过实体嵌入方式可以在同一组织之中重新配置产和教的功能，形成同时遵循教育和产业双重逻辑的运行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确定性因素，放大产教融合的优势[20]。

北京联合大学采用“引企入教”的形式，建立了多层次、多样态的产教共同体。例如，学校联合相关领域龙头企业建立数字贸易、人工智能和北京工艺美术等现代产业学院，构建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企业服务、学生创业等功能于一体的人才培养实体。在专业层面，学校与故宫博物院联合开展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学徒式”本科层次高水平技能人才培养，与首旅集团联合构建了“学练融合、学游互动、协作创新”的大旅游人才培养创新体系。在实践平台建设方面，学校与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建立了新工科应用型人才培养产学研深度协同育人平台，与北京市档案局和档案馆等建立了卓越档案人才联合培养平台，形成学生实习、技术研发、教师企业实践、行业导师聘用以及学生就业等五位一体的新型实践载体。在教学活动层面，校企联合设立了“未来CEO创业精英班”“CFO能力养成计划”“新媒体精英训练营”“大数据训练营”等一系列定制化教学项目。学校通过不同形式的实体嵌入，探索产教资源共创、人才共育、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新机制，推动产教融合规范化和制度化发展。

3.3 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全链条改革，为产教深度融合提供有效途径

应用理性是连接学与术、研与用的桥梁，应用型大学应以发展学生应用理性为目标，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全链条改革，这是产教融合得以深化的有效途径。北京联合大学坚持以产教融合理念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在培养目标导向上，贯彻立德为本，强化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创新创业精神、社会责任感及职业道德等素养教育，增强产教融合文化在学校全体师生中的渗透力。学校通过深化教学改革，将行业企业的生产链、技术链与教学的知识链紧密融合，增强产教对接的紧致度，促进产教融合走深、走实。

1)学校通过重构课程体系，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成立了由行业企业专家参与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形成产教联合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的一体化工作模式，将产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规格的需求融入培养目标，将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融入课程体系，将生产过程融入教学内容，消除产教之间的流程断层。②建立了兼具跨学科性、实践应用性与创新性的课程体系，促进人才链与创新链的有效衔接。在基础理论阶段，注重学科交叉，以及认知与实践的融合，建设“三通三识”(即通事理、通视野、通能力，认识世界、认识中国、认识自己)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在专业教育阶段，注重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要求各专业至少建设1～2门依托产教融合或科教融合的高阶综合性课程，让理论学习和能力训练在真实问题情境下相互交织融合，有效促进学生应用理性的发展。③推进教学创新课程改革，突破学科逻辑，以项目为主线重构课程结构，将课堂演化为企业工作场景，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能力，形成一批产教融合型特色课程，如大型软件项目综合训练、新媒体营销、会计及税收综合实训等。

2)学校通过强化实践教学和创新创业教育，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在实践教学体系中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产教融合教学模式。在教学内容方面，形成技能训练、实践应用与综合创新相结合；在教学条件方面，形成校内实验室、综合实践中心与校外实践基地相结合；在教学团队方面，形成具有企业背景的理论课程教师、实验教师与企业导师相结合。同时，学校大力推进毕业设计(论文)环节改革，立足行业企业一线需要，建立毕业选题项目资源库并持续更新。目前，学校基于产教融合的真实课题占比达到40%左右。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学校构建了“创新创业通识课程—创新创业导向的专业课程—创新创业集中实践—创业类毕业设计”四级课程体系，搭建了“项目+竞赛”的创新实践平台，建立了行业企业资源“进课堂、进毕设、进竞赛、进孵化”的工作模式。

3.4 完善产教融合制度环境，为产教深度融合提供长效机制

应用型大学产教融合发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具象化的实施主体，其行为倾向构成了产教融合发展的内部环境。根据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主体的习性决定着主体的行动方式[15]。因此，应用型大学需要建立一种制度环境，让产教融合的理念和行动成为教师的自觉认同和主动行为。北京联合大学历来注重产教融合制度环境的建设：一方面，通过正式制度约束教师规范化开展产教融合教学活动，并形成行为惯性，最终达到主动作为的目的；另一方面，以文化润校推动非正式制度环境建设，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师生认知，使主动参与产教融合成为师生的行动自觉。

1)学校正式制度环境建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成立专门的产教融合组织机构，畅通校企双方资源交换与共享的工作流程，并将其制度化，降低教师开展产教对接项目或活动的组织成本。②统筹制定产教融合实施意见，明确校、院、专业、教师四方责任与工作要求，使教师从产教融合的旁观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③建立兼职教师、产业导师等特设岗位，以制度形式推动专任教师定期到行业企业实践，通过校企人才的双向交流，实现产教融合理念和行为的相互渗透。④将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纳入教师评价体系，促进教师突破学科建制的知识管理模式，主动深入行业企业开展知识创新活动，让产教融合行动内化为自身责任。

2)学校非正式制度环境建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营造追求卓越的文化。学校明确提出，要在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新征程上走在前、创一流。一流的应用型大学要对行业、产业、企业需求保持高度敏感性，在实质性的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过程中进行形态重塑[21]。因此，学校追求卓越的过程就是促进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的过程。②融入企业文化。学校通过搭建“大思政课”育人载体，将学校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融会贯通，把创业精神、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行业规范等企业文化元素融入教学过程，让师生在充分理解企业文化的基础上，达成产教融合共识，并转化为行动自觉。

4、结束语

在知识生产模式演进过程中，知识、社会、大学、学科等之间的边界逐渐趋于融合[9],知识生产的跨学科和超学科性、多元主体协同演进的动力机制以及多维度价值评价的质量监控方式等，为应用型大学在新一轮审核评估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崭新思路。应用型大学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应进一步突破学科中心的知识生产模式，坚持把产教融合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加强内部组织结构和功能的重塑，将自身使命从知识生产“前端”拓展到知识产业化“末端”[10],努力构建“校政行企”多主体协同、“政产学研用创”多功能一体的教育新生态，真正成为服务地方人才培养、科技和文化创新的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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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北京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重点课题“教育增值理论视域下的应用型大学教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CFAA21050);

文章来源:杨冰,徐静姝.新一轮审核评估背景下应用型大学产教融合行动路径构建[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24,38(06):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