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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经后女性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高危因素分析

2023-10-01 54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对绝经后女性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的高危因素进行分析。方法：选取2020年1月—2022年1月我院收治的150例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且绝经后的女性患者设为病例组，另选取同期我院体检的150名绝经后健康女性为对照组。所有观察对象均进行危险因素问卷调查以及高危HPV感染筛查。对比分析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高危因素，并对有统计学意义的高危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HPV感染、文化程度、产次、初次性生活年龄、性伴侣个数、是否口服避孕药、是否工具避孕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孕次、吸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HPV感染、文化程度较低、多产次、初次性生活年龄过早、多个性伴侣、口服避孕药、无工具避孕是绝经后女性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的高危因素(P<0.05)。结论：加强绝经后女性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高危因素的宣传教育，增强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并进行针对性预防和早期治疗，能帮助降低HSIL的发生的概率，进而降低宫颈癌发生的可能性。

关键词：
Logistic回归分析
妇科恶性肿瘤
绝经后女性
高危因素
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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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居我国女性恶性肿瘤的第6位，死亡率仅次于乳腺癌，50～55岁为该病高发年龄[1]。而宫颈上皮内瘤变(CIN)是宫颈癌发生、逐步形成的过程，是一组与宫颈浸润癌有所关联的癌前病变的统称，特别是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极易发展为浸润癌。参照病变程度可将CIN分为CINⅠ、CINⅡ、CINⅢ,但在临床应用中将CIN分为3个等级的使用率并不高，于是将CIN分为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LSIL)和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HSIL)[2]。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是宫颈癌发生发展的潜在阶段，严重威胁女性健康和生命安全，因此对绝经后女性实施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筛查意义重大[3]。对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的高危因素进行分析，是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筛查和早期诊断的关键。研究表明，许多因素与宫颈高级别上皮内瘤变有密切关联。这些高危因素涵盖年龄、社会学因素、妊娠史及避孕方式、性行为、不良习惯、HPV感染等。本次研究选取的病例组为我院收治的150例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且绝经后的女性患者，并与我院同期体检的150名绝经健康女性进行对比，探讨绝经后女性HSIL患者的高危因素，如HPV感染、文化程度、产次、初次性生活年龄、性伴侣个数、口服避孕药等，并对其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20年1月—2022年1月我院收治的150例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且绝经后的女性患者为观察对象，设为病例组；另选取同期我院体检的150名绝经后健康女性为对照组。其中病例组年龄48～77岁，平均年龄(60.13±3.92)岁；CIN2级73例，CIN3级77例；体质量指数(BMI)(23.46±2.78)kg/m2;绝经年龄(50.08±3.46)岁；绝经时间(9.26±5.36)年。对照组龄47～76岁，平均年龄(59.85±3.64)岁；绝经年龄(50.12±3.25)岁；绝经时间(8.75±5.17)年。两组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具可比性。

1.2纳入及排除标准

(1)病例组纳入标准：经病理检查证实为CIN且病理学分级2～3级；年龄≥40岁且已绝经；有性生活史；知情且签署知情同意书。病例组排除标准：心、肝、肾重要器官疾病者；其他恶性肿瘤疾病者；传染性疾病者；免疫系统疾病者；精神类疾病者；无法配合问卷调查及其他检查者；拒绝签署同意书者。(2)对照组纳入标准：阴道镜检正常；年龄≥45岁且已绝经；有性生活史；知情且签署知情同意书。对照组排除标准：经阴道镜下活检为CIN病变者；符合病例组排除标准者。

1.3方法

1.3.1高危因素调查：

采用自制问卷调查方式，并由专门人员进行一对一问询方式展开问卷调查。调查的高危因素包括年龄、HPV感染、文化程度、孕次、产次、初次性生活年龄、性伴侣个数、是否口服避孕药、是否工具避孕、是否吸烟。

1.3.2 HPV感染检测：

指导观察对象将宫颈充分暴露，并使用干棉签对宫颈进行擦拭，使用HPV检测专用采样刷刷取宫颈管内样本，随后放置到保存液中送检；记录是否HPV感染。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3.0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比(%)表示，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行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高危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水准α=0.05,P≤0.05为HSIL的高危因素。

2、结果

2.1 HSIL高危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文化程度、HPV感染、产次、初次性生活年龄、性伴侣个数、是否口服避孕药、是否工具避孕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两组孕次、吸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HSIL高危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2.2 HSIL高危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HPV感染、文化程度较低、多产次、初次性生活年龄过早、多个性伴侣、口服避孕药、无工具避孕是绝经后女性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高危因素(P<0.05)。见表2。

表2 HSIL高危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3、讨论

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患病率和死亡率位居全球第2位，且其发病率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4,5]。宫颈上皮内瘤变是与宫颈癌有所关联且包含了非典型增生和宫颈原位癌一类癌前病变的统称[6]。体现了宫颈癌不断发展的过程，即从轻度到中度的非典型增生发展为原位癌到早期浸润癌，最终发展为浸润癌的整个疾病发展过程。CIN参照病变程度分为3级，级别越高，发展为浸润性癌的危险性越高。宫颈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又称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包含CINⅡ、CINⅢ,因此更容易发展为浸润癌。大量临床研究表明，绝经后妇女的癌症发病率明显高于绝经前妇女[7]。由此可见，针对绝经后女性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样变的监测及治疗是预防宫颈癌、降低其发病风险的关键部分。探索HSIL的高危因素，于持续监测和进一步HSIL的诊断率有着重要作用。

3.1年龄因素

有报告指出，女性宫颈癌的多发年龄为35岁以上40岁以下和60岁以上65岁以下的绝经期，并且目前宫颈癌的发病年龄在往更低年龄段发展[8]。有调查显示，CINⅠ和CINⅡ的多发年龄在20～25岁，CINⅢ的多发年龄则是在30～35岁[9]。本文中两组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绝经后女性年龄对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的影响不明显。

3.2社会学因素

早期的报道显示文化程度低、收入水平较低、卫生条件差等因素使宫颈癌发病概率提高。本文结果显示，两组不同民族、家庭人均月收入因素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这可能与宫颈癌监测技术与筛查普及并及早诊断治疗HSIL有关。但本文结果显示，两组在文化程度上有统计学差异(P<0.05),提示文化程度低是绝经后女性HSIL的高危因素，这可能是文化程度低的女性认知水平较低，对自身健康不重视，不了解癌症筛查的作用，因此宫颈癌筛查率较低，发生HSIL的风险高。

3.3妊娠史及避孕方式

妊娠史、口服避孕药以及避孕工具的使用与HSIL的关系，各研究结果有一定分歧。孕期内分泌和营养因素以及分娩造成的宫颈严重损伤会提高病毒和细菌感染的概率，未发育成熟的鳞状上皮会因多次妊娠中宫颈移行带化生的修复而极易被精子、细菌、病毒等影响，从而致使细胞增殖分化异常，最终逐渐发展成宫颈上皮内瘤变。本文中，两组孕次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但产次与HSIL的发生有关联，说明分娩造成宫颈的损伤在HSIL的过程中发挥一定作用。

通常超过5年的时间口服避孕药，发生CIN的风险增加。但有研究认为，避孕方式对CIN的影响相较于HPV感染的影响极小。但本文结果显示，口服避孕药避孕者发生HSIL的风险高于未使用者，不使用避孕工具者发生HSIL的风险高于使用者，表明口服避孕药和无工具避孕是HSIL的高危因素。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避孕药中的孕激素对HPV的特定片段有活化作用，从而提高HPV的传染性密切相关；另一方面，通过避孕药的使用，避孕工具的使用也随之减少，宫颈因无避孕屏障的保护与男性分泌物接触而受到过多刺激，都提高了HPV感染，从而致使HSIL。

3.4性行为因素

多个性伴侣和初次性生活年龄过早被多数研究证明是子宫颈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的高危因素[10]。在未成年期间有性生活或有多个性伴侣者是HSIL的高危人群。本文结果显示，两组初次性生活年龄情况、性伴侣个数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多个性伴侣和初次性生活年龄<20岁为HSIL的危险因素(P<0.05),这与宫颈在青春期是鳞状上皮化生阶段，易受细菌、病毒侵袭有密切关系，初次性生活年龄过早极易导致HSIL,而多个性伴侣使性传播疾病的风险提高，从而使HSIL的发生风险增加。而目前宫颈癌的发生往更低年龄段发展，也与之有关。

3.5不良习惯因素

吸烟被认为是HSIL及宫颈癌发病的危险因素，有研究认为尼古丁有致癌的作用，长期吸烟的女性血液中含有的大量尼古丁会导致宫颈癌发生率提高。本文结果显示，两组吸烟情况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未能证实吸烟是HSIL高危因素，这可能因中国女性吸烟者较少有关。

3.6 HPV感染

大量临床实验表明，HPV的发展和宫颈癌等疾病密切相关，且大量研究结果也已证实HPV感染是导致CIN的危险因素[11]。作为一种常见的性传播疾病，HPV的感染率在1.4%～25.6%,其中HPV16、HPV18这两种分型所导致的宫颈癌占全球该疾病的70%[12]。有报道认为，持续HPV感染是CIN和宫颈癌的必要因素[13]。本文结果显示，病例组HPV感染情况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是子宫颈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的高危因素。

随着目前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改变，HSIL患者数量明显提高。HSIL普遍被认为是宫颈癌前病变的根本原因，对HSIL的高危因素的探讨，能提高宫颈癌前病变的早期诊断率和治疗率。本研究中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发现，HPV感染、文化程度较低、多产次、初次性生活年龄过早、多个性伴侣、口服避孕药、无工具避孕与绝经后女性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显著相关(P<0.05),是HSIL的独立的危险因素，建议增强对高危人群的随访，重点关注HPV感染的防控，提倡健康性行为，提倡注意性生活卫生，进一步提升相关健康知识水平和疾病筛查意识，针对宫颈癌发病低年龄化趋势，提倡树立良好的性生活价值观，从疾病的根源上防止疾病的发生。

综上所述，预防HPV感染，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并重点关注文化程度较低、多产、初次性生活年龄较早、多个性伴侣、口服避孕药、无工具避孕的人群，对减少HSIL有很大帮助。加强HSIL高危因素的宣传教育，增强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能帮助降低HSIL的发生概率，进而降低宫颈癌发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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