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论文范文 > 医药卫生论文 > 肿瘤科论文 > 宫颈癌论文 > 哈尔滨地区宫颈人乳头瘤病毒感染者中医证候研究

哈尔滨地区宫颈人乳头瘤病毒感染者中医证候研究

2024-07-16 36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分析哈尔滨地区女性不同年龄段高危人乳头瘤病毒(HR-HPV)感染情况、感染类型及中医证候分布，为本地区HPV感染的治疗提供依据。方法:收集2018年1月—2023年6月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就诊的宫颈HR-HPV感染患者，回顾分析991例HPV感染者及中医证候分布情况。结果:高危HPV感染在31～40岁比例最高，占33.5%,并以单一感染为主；HR-HPV感染患者中肝郁脾虚证候最多，占26.7%,其次为湿热下注证，占25.0%。21～30岁年龄组湿热下注证最多，31～40岁、41～50岁年龄组肝郁脾虚证最多，高于50岁年龄组肝郁脾虚型、气滞血瘀型、肾阳虚型比例接近。HR-HPV单一感染者中肝郁脾虚证型最多见，双重及以上感染者气滞血瘀型最多见。结论:哈尔滨地区女性HR-HPV感染以单一型为主，肝郁脾虚为宫颈高危型HPV感染的常见证候。

关键词：
HR-HPV
中医证候
人乳头瘤病毒
哈尔滨地区
宫颈癌
肝郁脾虚
加入收藏

宫颈癌发病率越来越高，并且死亡率也很高，在所有妇科恶性肿瘤中发病率仅少于乳腺癌，严重损害妇女健康[1]。近年来，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宫颈癌已经日趋年轻化，而且死亡率和发病率也不断上升[2]。目前认为，持续性的HR-HPV感染是引起宫颈癌的主要原因，有研究表明，通过深入研究HPV病毒感染的易感原因，并予以有效合理的干预，可以推迟病情发展，改善预后[3]。

中医学将HPV病毒感染所致的宫颈病变统称为“带下病”,对于HR-HPV感染后中医辨证、防治目前报道较少。本文回顾分析了2018—2023年991例哈尔滨地区女性宫颈HR-HPV感染情况，旨在为本地区HPV感染的治疗提供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以2018年1月—2023年6月在本院就诊的有性生活的女性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年龄21～65岁；本地居住>5年；符合宫颈高危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排除标准：1)接种过HPV疫苗者；2)合并精神疾病、神经系统疾病者，不愿或不能配合者；3)生殖器官有严重病变，采集标本时近半月内接受过妇科疾病治疗者；4)患有免疫性疾病或使用免疫抑制剂者；5)伴有其他严重原发性疾病者；6)长时间口服避孕药者；7)宫颈上皮内瘤变、子宫颈癌变及子宫切除者。

1.2中医辨证标准

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4]《中医妇科学》[5]相关内容，同时结合临床，分为肝郁脾虚型、湿热下注型、肾阴虚型、肾阳虚型、气滞血瘀5型。

1.3 HPV检测

患者充分暴露宫颈，无菌棉球蘸去宫颈口过多的黏液；用一次性宫颈刷，尖端置入子宫颈口，顺时针方向旋转，收集足够的脱落细胞；取样后将取样器立即放入HPV保存瓶中，室温保存待检。使用YN-H18型全自动核酸杂交仪，采用PCR-反向点杂交法，检测与人宫颈感染相关的17种HPV高危型别。

1.4统计学处理

数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宫颈HR-HPV感染者的年龄分布

991例宫颈HR-HPV感染者21～30岁组HPV感染率为18.57%,其中单一感染最多，占11.5%;31～40岁组HPV感染率为33.5%,以单一感染为主，占23.01%;41～50岁组HPV感染率为31.08%,单一感染占22.1%;大于50岁组HPV感染率为16.85%,单一感染占9.89%;HR-HPV感染在31～40岁比例最高。各年龄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χ2=9.921,P<0.05)。见表1。

表1宫颈HR-HPV感染者年龄分布[例(%)]

2.2宫颈HR-HPV感染者中医证候分布

991例HR-HPV感染患者中肝郁脾虚证最多，占26.7%,其次为湿热下注证，占25.0%,气滞血瘀证占23.0%,肾阳虚证占14.5%,肾阴虚证占10.7%;各证候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χ2=97.219,P<0.05)。见表2。

表2宫颈HR-HPV感染者中医证候分布

2.3宫颈HR-HPV感染者中医证候与年龄的关系

991例HR-HPV感染患者中21～30岁年龄组湿热下注证最多，占7.87%;31～40岁年龄组肝郁脾虚证最多，占9.89%;41～50岁年龄组肝郁脾虚证最多，占7.27%;大于50岁年龄组肝郁脾虚型、气滞血瘀型、肾阳虚型比例接近；各证候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χ2=95.704,P<0.05)。见表3。

2.4宫颈HR-HPV感染者中医证候与感染情况的关系

991例HR-HPV单一感染者中肝郁脾虚证最多，占18.87%;其次为湿热下注证，占17.96%。双重及以上感染者气滞血瘀证最多，占9.79%;其次为肝郁脾虚证，占7.87%,湿热下注证，占7.06%;各证候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χ2=15.380,P<0.05)。见表4。

表3宫颈HR-HPV感染者中医证候在各年龄段的分布[例(%)]

表4宫颈HR-HPV感染者中医证候与感染的关系[例(%)]

3、讨论

宫颈癌致死风险较高，对女性生命健康有极大的危害，是恶性肿瘤之一。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3.7万女性死于宫颈癌[6]。近年来，因环境、生活和工作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宫颈癌在我国的发病日益年轻化，且增加显著[7]。经过多项研究证实，导致宫颈癌发生的重要因素是持续的HR-HPV感染[8,9]。中医学没有HPV感染的明确记载，根据其临床表现可将其归于“带下病”范畴。带下病的相关记录最早出现在《内经》中，早在《素问·骨空论》中提出“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里首次提出“带下病”的病名，提出带下有五色，分别为：青、黄、赤、白、黑，各配属五脏。对于带下病的病因在各个时期皆有不同的论述，概括为肝郁脾虚、湿热下注、肾阴虚、肾阳虚、热毒蕴结等，认为湿是主因，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湿的产生与脾的运化功能以及肾的气化功能最密切，故多从脾、肾论治带下病最为常见。

本研究991例宫颈HR-HPV感染患者主要见于31～40岁，其次为41～50岁，均以单一感染为主。31～40岁年龄段女性工作及生活的压力大，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容易造成机体免疫力下降，致病力强的HPV趁虚而入，41～50岁年龄段则是青年至中年的过渡阶段，随着年龄增加脏腑机能逐渐下降，此时机体防御功能及清除能力下降，HPV难以清除，故HR-HPV感染者在不同年龄阶段分布不同。

991例宫颈HR-HPV感染患者中医证候分布以肝郁脾虚证最多，其次为湿热下注证，大于50岁年龄组肝郁脾虚证、气滞血瘀证、肾阳虚证比例接近；单一感染者中肝郁脾虚证最多，双重及以上感染者气滞血瘀证最多；由此可见，此病可累及肝、脾、肾三脏。笔者认为本病发病以“肝”为主，人体生长发育以肝为先天，脾胃为后天，同时依靠肾精的充盈，女子的经、孕、产、乳全赖肝脾肾三脏功能的共同调节、制约、资生。肝主疏泄，调畅全身气机，如果肝主疏泄功能失调，会出现三焦气机阻滞，气血运行失常，产生水湿内停，而生带下病；肝郁太过，克脾土而致脾虚，脾虚则气化不利，气不化津，水湿内生，湿性重浊驱下久聚成瘀；肝主藏血，肾主藏精，肝肾同源，精血互生，若患者素体阴虚，或年老真阴渐亏，肾阴不足，肝经气血不能舒畅，肝阴肝血不足，亦可导致带下病。

在古代，因为生产力低下，劳动强度较大，同时又不能保证温饱，故脾胃不得很好的滋养，多劳又易伤肾，所以古人易于脾肾不足而生内湿，形成带下病，故历代医家从脾肾论治本病较多。然而，笔者认为，女子以肝为先天，肝主藏血，“冲为血海”,二者关系密切，若肝主疏泄失常，或肝阴肝血不足，影响冲任功能，引发经、带疾病。女性经孕产乳皆以血为用，易耗伤阴血，使血不足气有余，从而使女性更容易受到情志的影响。同时，随着时代改变，现代女性在社会及生活中所处特殊位置，烦恼的婚姻生活、复杂的人际关系、长期的工作压力使得堆积的情绪无处排解、积压日久引起情志疾病，从而影响身体健康。《医宗金鉴》曰：“妇人从人，凡事不得专主，忧思、忿怒、郁气所伤”,说明情志过极容易引起妇科疾病的观点早在古代就被医者提出，如过度的忧愁、愤怒、抑郁等。沈绍功[10]、李光荣[11]提出情志内伤，肝气郁结，失于疏泄是导致宫颈病变的重要原因。范金茹[12]也同样提出肝失疏泄、肝郁脾湿、肝肾阴虚等是主要反映带下病与肝的关系的病变所在。韩凤娟[13]从“肝”论治子宫颈HPV感染，临床取得良好的效果；说明女性宫颈疾病的发生与“肝”关系密切。

目前子宫颈病变的发生日趋年轻化，对于患者的心理压力以及家庭矛盾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所以对于宫颈HPV感染有效的治疗方法引起了广泛关注。临床上目前对于HPV感染多采用冷冻、激光及药物等方法治疗，中医药在治疗HPV感染的研究报道较少[14]。通过本研究，笔者认为在治疗上应从治肝角度出发，结合患者的全身状况，辨证论治，根据患者的不同体质遣方用药，缓解其临床症状的同时改善心理状态，并提高临床疗效，期望在清除HPV病毒取得良好的疗效，为预防和治疗子宫颈HPV感染探寻行之有效的思路。因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有一定局限性，需要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研究，以提供更全面准确的数据。

参考文献:

[3]覃小敏,邢辉,李琳,等.湖北襄阳地区女性宫颈高危型HPV感染分布情况及危险因素探讨[J].国际病毒学杂志,2015,22(3):205-208.

[4]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第一辑)[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3:246-249.

[5]张玉珍.中医妇科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183-190,311-317.

[9]陈万青,李贺,孙可欣,等.2014年中国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分析[J].中华肿瘤杂志,2018,40(1):5-13.

[10]崔叶敏,郑艳芬,崔梁瑜,等.沈氏女科宫颈癌的中医治疗策略[J].四川中医,2015,2(11):11-14.

[11]郭永红.李光荣教授治疗宫颈癌前病变及宫颈癌的经验[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3,10(2):2067-2969.

[12]范金茹.治肝之法在杂病中的运用[J].中医药学刊,2006,24(2):225-226.

[13]韩凤娟,李世颖.从“肝”论治子宫颈HPV感染[J].辽宁中医杂志,2021,48(12):62-65.

[14]刘军,祁志宇,何英杰,等.宫颈高危型HPV感染治疗方法探讨[J].河北医学,2016,22(12):2115-2118.

基金资助: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指导项目(2020-281);

文章来源:石晶,王金凤,刘树辉,等.哈尔滨地区宫颈人乳头瘤病毒感染者中医证候研究[J].中国中医药科技,2024,31(04):574-576+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