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球女性而言最常见的肿瘤之一是乳腺癌,《2022年国家癌症报道》 显示, 2000—2016年以来我国乳腺癌发病率及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且逐渐年轻化[1],发病平均年龄小于西方国家,故因手术切除而发生的形象紊乱更为显著。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 大众医疗健康意识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乳腺健康,早期乳腺癌诊断率越来越高,接受保乳手术干预的机会增大,仅需要切除乳腺内癌性肿块、 保留乳房正常外形,最大程度地满足现代女性对健康形态的需求。但是癌症本身就是强大应激源,病耻感、 经济压力、心理压力、 生活及社会压力等均可影响患者对疾病的应对能力。 放射疗法是保乳手术的客观基础[2],但是射线照射后可发生局部皮肤颜色改变、 局部烧灼伤、 骨髓抑制及肺功能、 心功能等损伤,进一步损伤患者身心健康,其中焦虑、 抑郁等不良情绪是乳腺癌患者最常见的心理症状,对其疾病应对、 自我效能等极为不利。 有研究[3]认为,社会支持是个体在应对外界压力过程中构建积极应对的重要保护性因素,本文探讨了社会支持对乳腺癌保乳手术患者术后应对能力及自我效能的影响及作用,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 1资料来源

选取2022年3月—2023年4月丽水市中心医院接受治疗的110例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SRS)得分分为低水平支持组、 中等水平支持组及高水平支持组。 研究者均为女性,年龄23~60岁,平均(47. 86±6. 37)岁。纳入标准:①符合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发布 的 《 乳 腺 癌 临 床 实 践 指 南( 2023年 第1版)》[4]疾病确诊标准,且均为初次确诊;②根据肿瘤临床分期标准,均为Ⅰ~Ⅱ期;③均行保乳手术治疗,且行放疗;④患者神志清楚,认知能力、 读写能力及理解能力正常;⑤患者及家属知晓研究目的及大致过程,签署知情同意书,配合度较好;⑥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同意批准。 排除标准:①原发性乳腺癌转移或转移性乳腺癌;②既往有放疗史;③妊娠期、哺乳期等特殊时期人群;④合并焦虑、 抑郁及双相情感障碍等精神卫生性疾病;⑤近期家庭遭受重大变故者;⑥心脑血管疾病、 颅脑外伤及阿尔茨海默症等导致的认知能力障碍。

1. 2方法

1. 2. 1调查方法

参与研究的医护人员均接受量表应用培训,掌握各量表应用意义、 使用方法、 资料采集技巧及资料整理等;发放问卷、 采集资料时以统一指导语言进行问卷介绍,患者自填问卷,视力异常、阅读障碍等难以自行填写者,则由调查人员解读条目-患者回答-调查人员记录方式完成问卷填写,问卷当场回收并查缺补漏,以保证问卷有效性。 调查问卷如下:①选择肖水源等设计的SSRS[5],克隆巴赫(Cronbach′α)系 数 为0. 90,量 表 包 含3个 维 度、10个条目,其中客观支持3个、 主观支持4个及社会支持利用度3个。 计分时, 1 ~ 4条、8 ~ 10条均为单项选择,任一项均可选,分数为该项选对应数列,如1项对应1分、4项对应4分;条目5中包括A~ E5个家庭成员,支持程度分为 “无”~“全力支持”4个等级,分别对应1~4分, 5个成员总分即为该项得分;第6、7个条目中,答案 “无任何来源” 为0分、 “有来源” 计分方法为有几个来源计几分。 总分得分范围为12 ~ 66分,分数越高则支持度越好。②选择Feifel等设计的医学应对问卷( ECMQ)[6],Cronbach′α 系数为0. 66 ~ 0. 70, ECMQ包含面对、 回避及屈服3个分量表,分别包含8个、7个、5个条目,每个条目评估结果均为 “很少、 从不这样”~“很多、 总是这样”,对应1 ~ 4分。 ③应用Schwarzer提出的自我效能量表(GSES)[7]修订版,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0. 846。GSES共10个条目,评估标准 “完全不正确”(1分) ~“完全正确”(4分),总得分为各条目总分的平均分,分数越高则自我效能感越好。

1. 2. 2观察指标

①分析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及各量表得分情况。 ②以SSRS得分情况,将110例乳腺癌患者分为低水平支持组( SSRS得分≤22分)、 中等水平支持组(22分<得分< 45分)及高水平支持组(得分≥45分),比较3组患者ECMQ、GSES量表的得分。 ③分析SSRS与ECMQ、GSES之间的相关性,构建方程模型,并分析3者间的中介效应。

1. 3统计学分析

数据均录入SPSS 22. 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多组间量表得分进行重复方差分析,各组间相互比较采用SNK检验,计量资料以( x±s)表示,采用t检验;采用Pearson分析法分析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感等量表间的相关性,并以Bootstrap法验证社会支持程度在个体应对能力、 自我效能感中的中介效应。P<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 果

2. 1患者一般资料统计

患者一般资料中,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12例,初中、 高中及中专者48例,大专及以上者50例;肿瘤分期:Ⅰ期63例、 Ⅱ期47例;平均肿瘤直径为(1. 63±0. 84) cm;已放疗频数: (3. 25±1. 05)次;病理分型:浸润性58例、非浸润性52例; SSRS得分:客观支持得分(8. 12±2. 00)分、 主观支持(21. 33±3. 14)分、 支持利用度( 7. 35±1. 17 )分 及 总 分( 35. 64±5. 47 )分;ECMQ得 分:面 对( 21. 41±3. 47 )分、 回 避(15. 54±4. 63)分及屈服(7. 50±1. 53)分; GSES得分: (25. 63±3. 51)分。

2. 2不同社会支持程度患者的自我效能感、 积极应对程度比较

3组乳腺癌患者的ECMQ及GSES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 05)。 高水平支持组的面对应对、GSES得分显著高于低水平组,回避应对、 屈服应对方式得分则低于低水平支持组;且面对应对得分、GSES得分亦高于中等水平支持组,回避应对得分低于中等支持水平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 05);中等水平支持组屈服应对得分低于低水平支持组, GSES得分高于低水平支持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 05)。 见表1。

表1不同社会支持程度患者的ECMQ、GSES得分比较

2. 3社会支持度与自我效能感、 应对能力的相关性分析

SSRS得分与ECMQ各维度相关性:与面对应对呈正相关(r = 0. 732, P<0. 05),与回避应对呈负相关性(r = -0. 674, P<0. 05),与屈服应对呈负相关性(r = -0. 617, P<0. 05)。SSRS得分与GSES呈正相关(r = 0. 686, P<0. 05)。

2. 4社会支持度于自我效能感、 应对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应对方法→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模式的间 接 效 应 为0. 044、95%置 信 区 间 为- 0. 048 ~0. 125;直接效应为0. 503、95%置信区间为0. 217 ~0. 70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 05)。

3、讨 论

手术是乳腺癌最常应用的治疗方式,临床对于Ⅱ期以内且肿瘤直径≤3 cm的病例多建议采用保乳手术治疗[8],术后再以靶向治疗、 放疗及化学药物治疗等进一步巩固,以提高长期生存率。 放疗是对肿瘤病灶进行射线、 电子束等局部照射,利用肿瘤细胞对射线的敏感性及射线所携带的高能量直接杀伤异常细胞,但同样可引起正常细胞损伤,导致诸多的近期或远期、 局部或全身等不良反应,影响患者生存质量。 肿瘤、 保乳手术后身体机能变化、 放疗后的系列并发症等均对患者形成强大压力与应激,患者应对方式对其身心健康有重要调节作用。 应对方式亦称为应对策略,是个体处理外界不良事件时、 保持其内心平衡所用的方法与手段[9],应对方式不同则处理应激反应的策略亦不相同,常规情况下,积极的应对方式则能产生积极向上的结局,并能减少心理问题的发生,消极应对方式则完全相反。SSRS量表将个体应对方式分为3种,其中面对属于积极的应对手段,积极应对则表明个体心态乐观,能理性分析、 处理应激事件,诊治过程中态度良好、 配合度高,能主动探索调节身心健康的方法。 回避是一种复杂的应对方式,有研究[10]认为在恶性事件突然发生时,采取回避应对能减缓个体对疾病的注意力,疾病诊断初期是肿瘤患者对其角色转变最难接受的时期,回避态度则能暂缓疾病与患者之间的矛盾,维持其情绪稳定、 缓解其心理障;但是亦有研究[11]表示,随着患病时间的推移,患者仍处于回避应对方式相当于刻意逃避应激事件,对症状控制、 情绪调整等均极为不利。

屈服应对顾名思义患者在应对创伤性事件时主要以消极态度对待,缺乏主动调整身心健康的能动性及信心,此时放疗不良反应扩大化,负性情绪占据主导地位。自我效能感是心理学用词,是个体对自身能力的判断结果,亦是对完成某件任务的自信程度。 恶心呕吐等胃肠道反应是放疗常见副作用,除药物改善症状外,自我饮食调整、 情绪调整等亦是缓解症状的重要手段,认知决定行为[12],自我效能感强则相关健康行为更加全面、 掌握的健康技能越多[13],对生存质量更为有益。 社会支持是社会各方面(如家人、 亲朋好友及某组织等)给予个体的物质或精神帮助,对于正在经受压力事件的个体而言,社会支持是有效且重要的缓冲系统[14],在个人或组织给予的外部资源支持下,缓解压力事件对个体的负面作用、 减轻其心理应激程度[15],进而降低不良情绪的严重程度或发生风险。SSRS中将社会支持划分为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及支持利用情况,其中客观支持就是客观的、实际的、 物质的帮助,主观支持则是情感上的支持,社会大众给予患者的尊重、 关爱及精神支撑等,支持利用度为个体对所拥有的所有社会支持利用程度。 充分的外部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均能提高患者面对疾病的信心,社会支持度越高则个体心理韧性相应增高[16],对其健康行为的构建有积极意义。本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度与ECMQ各分量表均有相关性,与面对应对呈正相关,高水平支持组患者的面对分量表得分最高,屈服分量表得分最低,表明社会支持度越高,乳腺癌放疗患者应对情况越好。

社会支持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为保护性因素,充分的社会支持能改变患者认知深度与范围,如网络提供的放疗信息、 亲戚朋友给予的信心支持、 经济支持等能完善患者肿瘤、 放疗的认知,进而对各类应激事件形成有效缓冲,利于患者快速建立积极、 健康的应对方式。Pearson相关性分析中,社会支持度与GSES亦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低水平社会支持组的GSES得分最低,表明良好的社会支持能显著影响个体自我效能感的形成与强度。 社会支持能为放疗患者提供疾病治疗的信息支持,如放疗不良反应具体表现、 缓解方式等[17],一方面能提高患者对于各反应的 “ 心理准备”,减轻症状出现后的应激程度,一方面提高患者对症状控制的信心及相关技能[18];此外,社会支持还能为患者解决部分经济压力、 生活压力,给予其精神支撑,个体社会支持越多且对支持利用情况越好,则缓解症状、 控制病情的信心越高、 相关行为效能越强,患者将诸多良性客观支持或主观支持转换为疾病治疗动力因素,进而强化其自我效能感[19]。

本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通过促进个体积极应对方式提高自我效能感,表明应对方式与自我效能感相辅相成、 作用方向基本相同。 个体采取积极面对应对意味着患者对疾病有正确的认知结构,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放疗及相应的不良反应[20],对其自我效能感有积极意义。 提示临床对于自我效能感较差的患者,可通过给予充分的社会支持改善其应对方式,最终提高自我效能感。综上所述,乳腺癌放疗患者的社会支持度与自我效能感、 应对方式之间有正相关性,且社会支持度在积极应对、 自我效能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个体文化程度、 居住地及收入水平等均可以影响应对方式、 自我效能感,本研究并未进行自我效能感、 应对方式的影响因素探讨,可能增加量表评分的偏倚风险,是为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1]李伟,王冰涛.乳腺癌保乳手术的疗效及生活质量的评估[ J].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 2014, 21 (5): 525-527.

[2]南华.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的希望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J].河南医学研究, 2018, 27 (12): 2156-2158.

[3]郑报,仲飞,王娅玲.留守女性乳腺癌患者的生存质量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继续医学教育, 2021, 13 ( 28):124-127.

[4]乔艳丽,左予,付永梅.家属支持联合日志干预法对乳腺癌术后放化疗患者领悟社会支持及生存质量的影响[ J].罕少疾病杂志, 2021, 28 (4): 40-41.

[5]杜华,潘发明,丁萍,等.育龄期乳腺癌术后患者性功能障碍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中华肿瘤防治杂志, 2021, 28(22): 1742-1748.

[6]吴加花,杨春敏,王婷,等.社会支持､ 自我效能和应对方式对COVID-19疫情下乳腺癌患者心理弹性的影响[ J].广东医学, 2021, 42 (6): 637-642.

[7]牛杰,崔娟,王杰敏,等.化疗期乳腺癌患者自我效能､ 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对益处发现影响的路径分析[ J].中国医药导报, 2019, 16 (32): 140-143.

[8]木巴拉克·依克拉木,曹艳,张翠萍.希望水平与疾病应对方式在乳腺癌患者社会支持和生命质量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J].医学与社会, 2022, 35 (11): 95-100, 105.

[9]吴秋平,徐栋,吕超然,等.乳腺癌患者术后焦虑､ 抑郁对生命质量的影响及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J].重庆医学, 2022,51 (2): 326-330.

[10]白月,闫芮,车贝贝,等.康复期乳腺癌患者癌因性疲乏与社会支持的关联性研究[ J].中国健康教育, 2022, 38 ( 1):48-51, 84.

[11]高立群,樊伯珍.妇科恶性肿瘤化疗患者抑郁情绪与其应对方式､ 人格的关系[ J].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23, 50 ( 3):507-509, 526.

[12]徐超,周丽.非理性认知替代干预对乳腺癌术后患者社会支持及锻炼依从性的影响分析[J].四川生理科学杂志, 2022, 44(9): 1594-1595, 1630.

文章来源:李玲,吕武凤,蓝智丽.社会支持在乳腺癌保乳手术患者放疗期间积极应对和自我效能感中的中介效应[J].中国妇幼保健,2025,40(04):630-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