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是一种影响3亿多人的精神疾病[1]。世界卫生组织将重性抑郁障碍(MDD)列为世界范围内导致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1]。重性抑郁障碍(MDD)是一种与抑郁、绝望、悲观、自卑和绝望情绪相关的精神疾病。约16%的病例具有终生患病率,约60%的病例达到临床严重程度[2-4]。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进行了大量的治疗并取得了病理生理学的进展,但这种负担仍在增加[5]。据2019年发布在柳叶刀上的数据显示,中国抑郁障碍的加权终生患病率高达6.9%,居全部精神疾病榜首[6]。

应对方式又称应对策略,是个体在应激期间处理应激情境,使自身适应或摆脱某种情境的手段,也是个体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变应激环境或因该环境所引起的负性情绪体验,保持心理平衡的一种手段。应对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过程,不仅受到应激环境与可用资源的影响,同时受到与应激及资源的评价有关的人格特质的影响[7]。近几年也有许多研究证明抑郁症患者与健康对照组被试在采用应对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8-10]。陈朝阳在其人格因素与抑郁症的综述中表示,抑郁症与人格有很复杂的交互作用,有几个人格维度与抑郁症的特点、过程及治疗反应相关,尤其是神经质、依赖和自责[11]。肖计划等人在对应付和应付方式的综述中表示,应付方式的形成有关的因素包括个性、年龄、性别、自我评价和生理状态。其中首先提到的就是个性,他表示,个性性格是许多研究应付方式形成的学者都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因素。并表明,不同人格类型的人在面临应激时确实表现出不同的应付方式[12]。本研究立足已有的抑郁症与人格和应对方式关系的研究,运用回归模型验证人格、应对方式与抑郁的关系。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研究对象为山西某三级甲等医院精神科门诊治疗的符合DSM-IV抑郁诊断标准的抑郁患者357例,同期正常对照组284例,对本研究知情同意。

抑郁症组(MDD):共入组357例抑郁症患者,其中男性153例,女性204例,平均年龄为(32.13±11.70)岁。入组标准:①符合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Ⅵ)的诊断标准对抑郁症的诊断标准;②年龄16～65岁;③无器质性脑部疾病;④6个月内无酒精和药物滥用;⑤无电抽搐治疗史、无严重躯体疾病史。

正常对照组(HC):所有对照组均来自同地区的健康志愿者,无明显精神、躯体疾病及阳性家族史,且无血缘关系。共入组284例正常对照被试,其中男性137例,女性147例;年龄均在16～65(31.69±10.84)岁。

1.2方法

临床评估及测验均由1名精神卫生科医生及2名研究生完成。

1.2.1抑郁的评定

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项版(HAMD-17),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两名心理治疗师采用HAMD-17评定抑郁症状。HAMD-17是临床应用最为广泛的抑郁症评估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3]。

1.2.2应对方式的评定

采用姜乾金编制的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研究表明该问卷有较好的信效度[14]。TCSQ包含20个条目,反映的是个体自身具有的与人格特质属性有关的,并对身心健康产生影响的应对方式。该问卷包括积极应对(PC)和消极应对(NC)两个维度,分别计分。本研究以消极应对分数与积极应对分数之差作为被试的应对方式评定分数,分数越高表示应对方式越消极。同时统计问卷积极应对分数和消极应对分数。

1.2.3人格的评定

采用龚耀先教授修订的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研究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5]。该问卷共88个条目,包括4个分量表:内外向量表,神经质量表,精神质量表和效度量表。本研究数据统计使用内外向、神经质和精神质3个分量表的标准分T分数,将原始分按照年龄和性别常模所建立的分数转换表换算得出标准T分数。

1.3统计处理

所有数据资料均通过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数据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抑郁组和正常对照组不服从正态分布的数据分析采用非参数检验的方法,服从正态分布的数据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方法。对人口学变量、应对方式、人格各维度和HAMD-17总分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采用层级回归分析在控制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族史和是否首发等人口学变量时,人格和应对方式对抑郁的影响,进一步探索人格对抑郁症患者应对方式的影响。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抑郁组与正常对照组社会人口学资料的比较

抑郁组患者和正常对照组被试在年龄、性别构成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受教育程度构成(χ2=72.05,P<0.001;抑郁组高中及以下=226,大专及以上=131;正常对照组高中及以下=84,大专及以上=200)差异显著。

2.2抑郁组与正常对照组应对方式、人格特征的比较

2.2.1抑郁组和正常对照组应对方式的差异比较

抑郁组的积极应对分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有显著差异;抑郁组的消极应对分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有显著差异,见表1。抑郁组与正常对照组应对方式总分(消极应对分-积极应对分)有显著差异,抑郁组患者的应对方式比起正常对照组来说更加消极,见表2。

表1抑郁组和正常对照组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比较(x¯±s)

表2抑郁组和正常对照组应对方式比较(x¯±s)

2.2.2抑郁组和正常对照组人格的差异比较

抑郁组与正常对照组在EPQ的3个维度精神质、神经质和内外向上的分数均有显著差异。抑郁组精神质维度和神经质维度分数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即抑郁组患者比正常对照组更自我中心,人格更加不稳定;抑郁组内外向维度分数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表明抑郁组患者相比正常对照组更加内向,见表3。

表3抑郁组和正常对照组人格特质EPQ比较(x¯±s)

2.3抑郁组应对方式、人格与抑郁症状的相关

对抑郁组的357例患者的相关分析表明,人口学变量中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与抑郁相关,其中年龄与抑郁呈正相关,受教育程度与抑郁呈负相关;人格特质中的精神质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应对方式得分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消极应对得分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应对方式得分和消极应对得分与3种人格特质均显著相关,其中,与神经质和精神质呈显著正相关,与内外向呈显著负相关;积极应对方式与精神质显著负相关,见表4。

表4抑郁组人口学变量、应对方式、人格与抑郁的相关(r)

2.4抑郁组应对方式和人格的回归分析

2.4.1人口学变量、应对方式、人格对抑郁的回归分析

对抑郁组的357例患者进行分层线性回归分析,由于抑郁组患者与健康被试的受教育程度不匹配,可能对结果造成影响,因此将其纳入回归模型中进行控制。以HAMD-17抑郁总分为因变量,首先以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族史、是否首发为自变量,然后以应对方式TCSQ为自变量,最后以EPQ人格测验的3个因子精神质、神经质和内外向为自变量依次进入层级回归模型,见表5。

表5抑郁组人口学变量、应对方式、人格对抑郁的分层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人口学变量中,只有年龄进入了回归模型,受教育程度并未进入回归模型,表明人口学变量中只有年龄对抑郁严重程度有预测作用,且可以解释HAMD-17分数变化的5.2%;模型2中纳入应对方式后发现,应对方式TCSQ分数对抑郁严重程度有预测作用,应对方式可以解释HAMD-17分数变化的2%;但在纳入人格的3个维度后,应对方式被剔除了回归模型,而人格3个维度中的精神质进入了回归模型,且精神质可以解释HAMD-17分数变化的6%。

2.4.2人格对抑郁症患者应对方式的回归分析

根据人口学变量、应对方式、人格对抑郁的分层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应对方式对抑郁严重程度的预测作用在人格变量进入回归模型后变得不显著了,因此推断,人格可能会对抑郁症患者的应对方式产生影响,因此,以应对方式分为因变量,EPQ人格测验的3个因子精神质、神经质和内外向分数为自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发现精神质和神经质分数对应对方式分数变化有预测作用,可以解释应对方式分数变化的31.5%,见表6。

表6抑郁组人格对应对方式TCSQ的回归分析

3、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抑郁组和正常对照组被试人格和应对方式存在显著差异。抑郁组被试比正常对照组被试应对方式更消极,精神质和神经质维度分数更高,两组差异显著。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抑郁症患者抑郁严重程度与年龄、受教育程度、应对方式和精神质维度相关。应对方式与人格3个维度精神质、神经质、内外向均显著相关,抑郁症患者的精神质、神经质水平更高,且更加内向,抑郁症患者的应对方式更消极。层级回归模型则显示,在控制人口学变量的前提下,应对方式、人格均对抑郁症患者抑郁严重程度有一定预测作用,但应对方式对抑郁严重程度的预测作用在人格变量进入模型后变得不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人格可以预测抑郁症患者的应对方式,高精神质水平和高神经质水平的抑郁症患者的应对方式更消极。模型可能解释了人格作用于应对方式和抑郁严重程度的机制。

既往研究中对抑郁症患者应对方式和人格特征与抑郁关系的临床研究较为丰富。华西医院的张倬秋等人早有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的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评分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并认为抑郁症患者有应对方式不良的特点,且由于抑郁症患者多采用消极应对方式,遇到应激事件时容易陷入回忆和幻想,喜欢把烦恼的事、沉闷的情绪压在心底,从而加重病情,并影响疾病的复发[16]。近几年也有许多研究证明抑郁症患者在采用积极应对方式上明显少于对照组,在采用消极应对方式上明显多于对照组[8-10]。本研究结果再次验证了这一点,抑郁症患者相比正常对照被试而言,应对方式更消极。也有学者对210名大学生的抑郁情绪及应对方式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的抑郁情绪与不良的应对方式有关,其中抑郁水平与自责、退避、幻想及合理化这4个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17]。且研究结果表明童年受虐经历[8]、人际不信任感[10]均可明显影响抑郁症患者的应对方式;而消极应对方式又会使他们产生更多的负性自动思维[9]。Abdollahi等人研究了不同类型的应对方式与完美主义人格特征的关系,发现以自我为标准的完美主义(personalstandardsperfectionism)和以任务为中心的应对方式与抑郁呈负相关,而以情感为中心的应对方式、回避型应对方式和关注评价的完美主义与抑郁呈正相关[18]。

国外学者Parke等人研究了2692名具备临床水平抑郁的网民,并同时考察其人格类型与应对方式,确定了6种与抑郁关系紧密的人格因素——分别是焦虑性担忧、完美主义、自我保留、易怒、社会性回避和人际拒绝敏感[19]。国内学者徐华春等人在其综述中将这6种人格因素与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焦虑性担忧,人际拒绝敏感,易怒)和内向性(完美主义,自我保留和社会性回避)对应[20]。国内也有研究表明,高神经质水平更容易产生焦虑等消极情绪[21]。这与本研究结果不太一致,相关分析显示,只有精神质水平与抑郁严重程度显著相关,分层回归模型结果中,同样只有精神质进入了回归模型中,显示神经质和内外向与抑郁严重程度相关不显著,造成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使用的人格测量量表不同。徐华春在其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这些连续性的人格特征使得个体在遭遇抑郁时各自表现出不同的应对方式,并对应于不同的抑郁症状[20]。而本研究结果也证明,高神经质水平和高精神质水平的抑郁症患者更倾向于消极的应对方式。对情绪面部表情进行专家评价的研究则表明,较高的人格功能障碍与对交流对象的负面面部表情有关(例如,更多的厌恶)[22-23]。Dinger等人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也表明在共病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抑郁症患者中,人格功能水平更低,负面情绪更多[24]。这进一步证明人格特征与个体的情绪相关。

本研究立足以往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抑郁症患者与健康对照被试之间人格、应对方式的差异,验证了人格、应对方式和抑郁的关系,明确了人格对抑郁症患者应对方式的影响。但本研究仍然有不足之处:抑郁组患者和正常对照组患者的受教育程度不匹配,虽然后续将受教育程度纳入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对抑郁严重程度的影响并未进入回归模型,因此并不影响本研究结果。并且,抑郁组患者与健康对照组被试的受教育程度不匹配这一结果也从侧面反应了受教育程度越低的个体可能越容易产生抑郁情绪,这与既往研究表明的文化程度越低越易发生抑郁的结论一致[25-26],尽管如此,后续研究中也应该控制两组受教育程度相匹配;没有涉及抑郁症患者应对方式的其他影响因素;没有追踪患者长时间内应对方式、抑郁情绪的变化;没有关注应对方式带来的患者社会功能、认知功能等方面的损害;本研究采用的特质应对方式问卷,未能将应对方式细致分类与其他一些心理特征、不同的抑郁症状联系起来,后续研究中将采用其他应对方式问卷和心理特征量表进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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