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探讨社区老年认知衰弱人群的抑郁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2023年7—12月来自北京市6个社区的认知衰弱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采用MoCA量表、Fried衰弱量表评估认知衰弱,采用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 GDS-15)评估抑郁状况,记录受试者的性别、年龄、婚姻、文化程度、经济水平、居住方式、共病情况、睡眠质量、社会支持、营养状况、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孤独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社区认知衰弱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发放问卷539份,回收有效问卷52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8.14%。529例认知衰弱老年人的GDS-15平均得分为(3.4±2.0)分,其中抑郁者128例(24.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ADL、睡眠质量、孤独是社区认知衰弱老年人抑郁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 社区认知衰弱老年人的抑郁状况不容忽视,ADL、睡眠质量、孤独是抑郁的独立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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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衰弱是老年衰弱综合征的常见亚型,指同时存在躯体衰弱和认知功能障碍且排除AD引发的痴呆或其他类型痴呆[1]。躯体功能和认知功能是健康老龄化的核心。全球范围内社区老年人认知衰弱综合发生率为8.9%,我国为8.6%,处于较高水平,并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认知衰弱与老年人跌倒、失能、痴呆、住院等负性健康事件密切相关,导致医疗支出明显增加,并且增加老年人的死亡风险[3-4]。抑郁是老年人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全球约8%~16%的老年人有显著的抑郁症状,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并导致照护需求增加[5]。研究表明,认知衰弱与抑郁症状显著相关[6],抑郁症、认知障碍和身体衰弱三者因共同的发病机制(如氧化应激、慢性炎症和线粒体功能障碍等)而密切相关[7]。目前,国内对于认知衰弱老年人群抑郁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仅有少量文献探索老年人衰弱与抑郁的相关性,且研究对象一般来自养老机构或住院病人[8-9]。本研究探讨了社区认知衰弱老年人的抑郁现状及影响因素,以期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2023年7—12月北京市蓟门里社区、慧忠北里第二社区、静安东里社区、农南社区、东湖社区、左安漪园社区的认知衰弱老年人为研究对象。
1.1.1纳入标准:(1)年龄≥60岁。(2)满足认知衰弱判定标准:MoCA量表得分<26分,对于受教育年限不满12年的,在原有得分的基础上增加1分;Fried衰弱表型得分≥3分;临床痴呆评定量表得分(CDR)为0.5分。(3)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本研究,能正常沟通并能配合完成研究。
1.1.2排除标准:(1)精神疾病病人;(2)严重的器官功能衰退、处于疾病终末期的病人;(3)严重听力、视力、语言障碍或其他身体状态无法配合完成调查评估。
1.1.3样本量计算:根据多因素分析样本量估算要求,样本量应为研究变量的10~20倍,本研究通过查阅文献,纳入12个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文化水平、家庭收入、婚姻、居住方式、共病情况、营养状况、日常生活能力(activitiesofdailyliving,ADL)、孤独感、社会支持、睡眠质量。考虑到可能存在10%的无效应答率,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所需的样本量应达到264例。
通过筛查5253名社区老年人,初步判定为认知衰弱者539例,再进行问卷调查,包括一般情况、抑郁评估、睡眠评估、社会支持、营养评估、ADL评估和孤独评估,本研究最终纳入认知衰弱老年人529例。本研究经北京协和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ZS-2943),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研究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研究,研究工具如下。
1.2.1一般情况调查: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对研究对象性别、年龄、文化水平、居住方式、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慢性病等资料进行调查。其中慢性病包括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高脂血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脑血管病、骨关节疾病、慢性心力衰竭、慢性肾小球肾炎。
1.2.2抑郁评估:采用唐丹等[10]汉化的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depressionscale,GDS-15)进行评估,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93。GDS-15共包含15个条目,总分0~4分为正常,5~8分为轻度抑郁,9~11分为中度抑郁,12~15分为重度抑郁。
1.2.3睡眠评估:采用阿森斯失眠量表(AthensInsomniaScale,AIS)[11]评估受试者过去1个月的睡眠情况。AIS为国际公认的睡眠质量自测量表,总分<4分表示无睡眠障碍,4~6分表示可疑失眠,>6分表示失眠。
1.2.4社会支持: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supportratingscale,SSRS)进行评估,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93~0.910[12-14]。SSRS共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及总的社会支持4个维度,总分12~66分,≤22分为低水平社会支持,23~44分为中等水平社会支持,≥45分为高水平社会支持。
1.2.5营养状况评估:采用微型营养评价精简版(mininutritionalassessmentshort-form,MNA-SF)[15]进行评估,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03[16]。MNA-SF共6个条目,总分0~14分,其中12~14分为营养状况正常,≤11分为营养不良或有营养不良风险。
1.2.6ADL评估:采用Barthel指数(Barthelindex,BI)评估基础ADL,总分100分为独立,75~95分为轻度依赖,50~70分为中度依赖,25~45分为重度依赖,0~20分为完全依赖。
1.2.7孤独评估:采用单条目的问题“你感到孤独吗”进行评估,答案包含5个选项,分别为从不(0分)、很少(1分)、有时(2分)、经常(3分)、总是(4分)。其中,0~1分表示不孤独,2~4分表示孤独。
1.3资料收集方法考虑到本次调查对象均为老年人,存在视听功能下降、文化程度不高等情况,因此在征得研究对象同意后,由调查员采用面对面的调查方式,逐条询问后记录。回收问卷后,由双人对数据进行核查,问卷信息填写不完整者、整份问卷未能完整回答问题数超过3个、问卷答案明显矛盾、填写时间明显少于测试平均时间或整份问卷作答呈明显规律性则视作无效问卷。由本项目组的研究人员使用“问卷星”平台进行问卷资料的填写与数据采集,该系统可自动识别漏填项并提醒,以确保资料完整性。本研究共发放问卷539份,回收有效问卷52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8.14%。
1.4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2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比(n,%)表示。以是否抑郁作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社区认知衰弱老年人的一般人口学特征及抑郁现状本研究共纳入529例认知衰弱老年人,年龄64~100岁,平均(82.5±6.3)岁;男208例(39.3%),女321例(60.7%);文盲/小学131例(24.8%),初中128例(24.2%),高中/中专88例(16.6%),大专/本科及以上182例(34.4%);GDS-15得分0~13分,平均(3.4±2.0)分,其中抑郁者128例(24.2%),包括轻度抑郁119例,中度抑郁9例。
2.2影响社区认知衰弱老年人抑郁的单因素分析将GDS-15≥5分的认知衰弱老年人纳入抑郁组(n=128),<5分的认知衰弱老年人纳入无抑郁组(n=401)。结果显示,营养状况、ADL、孤独感、社会支持、睡眠质量是社区认知衰弱老年人发生抑郁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1。
表1社区认知衰弱老年人抑郁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n,%)
2.3影响社区认知衰弱老年人抑郁的多因素分析以抑郁作为因变量(0=非抑郁,1=抑郁),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采用后退法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自变量赋值方式见表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ADL、睡眠质量、孤独是社区认知衰弱老年人抑郁的独立影响因素,见表3。
表2自变量赋值情况
表3认知衰弱老年人抑郁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3、讨论
3.1社区认知衰弱老年人抑郁的现状分析国外研究显示,可以独立生活的老年人抑郁的患病率为1.8%,75岁以上老年人抑郁的患病率上升至7.2%[17]。本研究中社区认知衰弱老年人抑郁检出率为24.2%,远高于一般老年人群,提示社区老年认知衰弱人群的抑郁状况不容忽视。老年人由于认知功能衰退、躯体功能减弱等问题易出现抑郁等负面心理,抑郁可进一步导致躯体活动减少、社会参与感降低及营养不良等,出现恶性循环,从而增加认知衰弱的发生风险[18]。因此,建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加强对老年人认知衰弱与抑郁的评估,开展全方面、多角度的健康管理,如动态心理健康筛查、提供心理健康教育等,以减轻抑郁情绪,提高认知衰弱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3.2社区认知衰弱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因素分析本研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ADL得分高是社区认知衰弱老年人抑郁的保护因素,表明随着自理能力的降低,抑郁的风险增加,这与Johansson等[19]的研究结果一致。这是因为认知衰弱老年人身体机能退化导致健康状况普遍较差,失能的风险也随之上升,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低下的病人可能会感到无助和挫败,这些情绪可以导致或加剧抑郁情绪,进一步加重认知衰弱。研究发现,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失调引起的皮质醇增多、肾上腺雄激素脱氢表雄酮减少与抑郁和衰弱的发生密切相关,该功能失调还会导致肌肉退化或骨密度降低[20]。因此,建议对认知衰弱老年人实施提高ADL的个体化干预措施,如康复训练、生活技能培训等,以帮助恢复或维持自理能力,从而减轻抑郁情绪,改善认知衰弱[21]。
本研究发现,睡眠质量越差,社区认知衰弱老年人发生抑郁的风险越高,这与Bao等[22]的研究相符。研究表明,有睡眠紊乱主诉者的抑郁症发病率明显升高,其中,失眠病人抑郁症发病率为31.1%,而无睡眠紊乱主诉者中抑郁症发病率仅为2.7%[23],表明睡眠障碍与抑郁存在密切关系,睡眠障碍是抑郁的危险因素和前驱症状。分析其机制,睡眠和觉醒的神经生化调节异常在其中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24]:血清素是一种与情绪调节密切相关的神经递质,当睡眠不足或睡眠紊乱时,脑内血清素的合成、释放和再摄取过程被打乱;5-羟色胺也是睡眠的重要调节递质,与快速眼动睡眠的发生存在密切关系,而5-羟色胺在抑郁的发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改善睡眠质量可能是预防和治疗社区认知衰弱老年人抑郁的有效途径。
本研究发现,孤独感是社区认知衰弱老年人抑郁的危险因素,这与Wang等[25]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后者强调了社会隔离对老年认知衰弱人群心理健康的显著负面影响,孤独感可能通过缺乏社会支持和增加心理负担来影响抑郁状态。
综上所述,社区认知衰弱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需要引起重视,提高ADL、改善睡眠质量和减少孤独感可能有助于降低社区老年认知衰弱人群的抑郁风险。本研究为横断面的研究,所讨论的影响因素不能作为因果推断的基础。因此,未来将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的方法,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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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中央高水平医院临床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2022-PUMCH-B-130);北京协和医院青年拔尖人才项目(UBJ10309);北京协和医院护理科研基金资助项目(XHHLKY202313);
文章来源:霍晓鹏,李洋,赵亚芳,等.社区认知衰弱老年人抑郁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实用老年医学,2025,39(05):47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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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抑郁作为老年人最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严重威胁着老年人身心健康[2]。既往研究结果显示,久坐行为是老年人抑郁的危险因素[3],减少久坐行为对老年人抑郁症的抑制具有良好的作用[4]。久坐行为是指个体在清醒的状态下,坐着或者躺着过程中能量消耗≤1.5代谢当量的行为[5],包括看电视、使用电脑及手机或坐着听音乐等一系列行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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