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分析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状况及围绝经期综合征的影响。方法 选取2020年6月—2021年6月在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的128例围绝经期女性,进行一般资料调查、临床症状评估、心理评估及性激素检查,分析围绝经期综合征对患者抑郁的影响。结果 校正混杂因素后,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与受教育年限、30项元认知问卷F3呈负相关,与改良的Kupperman指数呈正相关。根据Kupperman指数评估结果,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14例,2例轻度抑郁,10例中度抑郁,2例重度抑郁;未患围绝经期综合征的患者114例,104例轻度抑郁,10例中度抑郁。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6.528,P<0.05)。40~45岁、46~50岁、51~55岁、56~60岁年龄组围绝经期女性的抑郁严重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180,P>0.05)。不同围绝经期症状的患者抑郁严重程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围绝经期抑郁与受教育年限、认知功能以及围绝经期症状均有关,围绝经期综合征对抑郁有影响,且不同围绝经期症状和年龄的患者抑郁严重程度有显著差异,临床需结合相关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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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绝经期首次发作或复发的抑郁发作被称为围绝经期抑郁,围绝经期妇女对抑郁高易感性的原因尚不清楚[1]。多因素模型越来越被广泛接受,即内分泌变化、围绝经期症状(如潮热盗汗、睡眠障碍、心悸、眩晕、关节痛/肌痛及紧张等)、压力性生活事件、个人社会心理特征可能均涉及[2]。雌激素戒断假说假设雌激素不足直接导致抑郁[3]。研究[4]发现:对围绝经期的态度和其他健康认知以及元认知状态,也可能与围绝经期抑郁有关。围绝经期女性的症状因个体和文化而异,这归因于普遍衰老、围绝经期波动或社会建构现象[5-6]。尼日利亚女性报告的围绝经期症状包括关节和骨骼疼痛、潮热、失眠、焦虑、泌尿系统症状、疲劳及性交困难等[7-8]。一项针对加纳围绝经期女性的研究[9]报告:疲倦、失眠、心悸、体质量增加、潮热及易怒是她们的常见症状。本研究以围绝经期抑郁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探讨围绝经期综合征对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的影响机制,提供关于围绝经期女性对抑郁高度易感性相关因素的证据。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选取2020年6月—2021年6月在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的128例围绝经期女性,均在研究前签署知情同意书。纳入标准:①40~60岁女性;②符合围绝经期标准;③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完成自我报告量表和知情同意书;④身体健康;⑤拥有健康子宫和至少1个健康卵巢;⑥存在围绝经期抑郁症状。排除标准:①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疾病史,如代谢或内分泌疾病;②个人或家族精神障碍史;③最近显著的负面生活事件;④病理或生理原因引起的慢性月经不调、子宫切除、子宫或卵巢解剖结构异常;⑤正在接受严重精神疾病治疗;⑥3个月内激素治疗史;⑦内分泌系统疾病。
1.2方法
1.2.1一般资料调查一般情况问卷包含年龄、体质量指数、受教育年限、月收入、子女人数、工作压力等级等,该问卷用于描述研究参与者的社会人口统计学和一般特征。
1.2.2临床症状评估应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前1周的抑郁症状及严重程度。SDS量表评分<50、50~59、60~69、>70分别表示无抑郁、轻度抑郁、中度抑郁、重度抑郁[10]。应用改良的Kupperman指数评估13种常见的围绝经期症状,这13种围绝经期症状被分为3个分量表因子,即泌尿生殖系统症状(包括尿路感染和性抱怨)、躯体症状(包括出汗/潮热、感觉异常、心悸、眩晕、头痛、头晕及关节痛/肌痛)、心理症状(包括失眠、疲劳、紧张及忧郁)[11]。Kupperman指数0~6、7~15、16~30、>30分别表示无症状、轻度症状、中度症状、重度症状。
1.2.3心理评估应用艾森克人格问卷中文版(EPQ)评估个人特征[12],共4个维度,分别为内外向(E),神经质(N),精神质(P)、说谎(L)。使用围绝经期清单评估对围绝经期的态度,围绝经期清单是Neugarten等[13]开发的自评问卷,调查妇女的积极和消极态度,该清单包含34个涉及女性对围绝经期的普遍看法或想法,其中15个代表积极态度,19个代表消极态度,负面项目被反向评分,分数高表示态度更积极[14]。应用30项元认知问卷(MCQ-30)评估积极和消极元认知信念、元认知监测、认知信心判断的3个领域[15]。该量表评估5个因素:认知信心(F1)、积极信念(F2)、认知自我意识F3)、不可控性和危险性(F4)以及控制思想的需要(F5)。通过将相关子量表的项目分数相加来计算每个因素分数。
1.2.4性激素检查每个符合纳入标准的受试者均根据其月经周期专门安排了预约:对于月经周期可识别的女性,月经前6天的其中一天;月经周期不规则的女性,在其时间方便的任何一天(即间隔超过2个月的月经期之间)。在预约期间使用西门子ADVIACentaurXP免疫分析系统检测受试者的血清雌二醇、睾酮、孕酮水平。
1.2.5质量控制广泛参考文献设计问卷,并在预调查和反复讨论后进一步完善。为所有研究人员提供6h培训课程,使其熟悉问卷内容。随机选择研究参与者,这项研究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
1.3统计学分析应用SPSS16.0版统计软件包分析数据。计数资料以百分率(%)的形式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x±s)的形式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选择简单回归模型中P<0.05的变量作为自变量,用于以SDS量表评分为因变量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通过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确定围绝经期抑郁的危险因素。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围绝经期女性抑郁发生状况校正混杂因素后,SDS量表评分与围绝经期女性受教育年限、MCQ-30问卷F3均呈负相关,与Kupperman指数呈正相关。见表1、图1。
表1围绝经期女性抑郁发生状况
图1SDS量表评分与各因素的相关性散点图
2.2患围绝经期综合征的患者与未患围绝经期综合征的患者的抑郁严重程度比较根据改良的Kupperman指数评估结果,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14例,2例轻度抑郁,10例中度抑郁,2例重度抑郁;未患围绝经期综合征的患者114例,104例轻度抑郁,10例中度抑郁。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6.528,P<0.05)。
2.3不同年龄的围绝经期女性抑郁严重程度比较40~45岁、46~50岁、51~55岁、56~60岁年龄组围绝经期女性分别为13例、37例、60例、18例,各年龄组抑郁严重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180,P>0.05)。见表2。
表2不同年龄的围绝经期女性抑郁严重程度(例)
2.4不同围绝经期症状的患者抑郁严重程度比较不同围绝经期症状的患者抑郁严重程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3。
表3不同围绝经期症状的患者抑郁严重程度比较(例)
3、讨论
随着年龄增长,围绝经期综合征患病率,尤其是症状较轻的围绝经期综合征,因性激素缺乏而逐渐增多。本研究显示:SDS量表评分与受教育年限、围绝经期症状、元认知有关,较低的教育水平是抑郁的危险因素。Taple等[16]研究使用差异项目功能方法,评估抑郁问卷的复杂程度各不相同,与受访者的教育水平相互作用。抑郁测量应包括考虑可能的教育差异,以确定可能难以完成书面问卷的人群,或者可能受到与教育相关的微妙心理测量偏差的影响。
本研究揭示了围绝经期症状与抑郁之间的显著关联。抑郁症状与围绝经期泌尿生殖系统、心理和躯体症状有关。在目前的研究中,失眠、性抱怨、疲劳、关节痛/肌痛及心悸是比其他症状更重要的围绝经期症状,与抑郁的发生有关。认知调节个体对刺激的情绪或行为反应,抑郁与适应不良的认知模型有关,例如消极的自动思维和功能失调的模型。Price等[17]提出了一种新的神经可塑性综合模型,作为与抑郁和其他负面情绪障碍相关的多领域神经生物学、认知及心理结构。在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开发了用于评估元认知的MCQ工具。MCQ问卷F3与SDS量表评分显著相关,表明较少监测和关注认知过程与较高的抑郁易感性相关。此外,在记忆方面缺乏自信或自我效率(高MCQ问卷F1分数)和过度担心思想的不可控性(高MCQ问卷F4分数)可能与抑郁症状有关。通常,人格特征被认为是许多精神障碍的基本因素。具有EPQ问卷较高神经质(N)分数和较低说谎(L)分数的女性抑郁的风险相对较高。Wachowska等[18]结合了50例抑郁患者和37名健康参与者的性格测试EPQ-R的分数,结果显示与健康志愿者相比,抑郁组的人格特征(精神质和神经质)有所增加,围绝经期态度与抑郁之间的关系不一致且存在争议。由于对围绝经期的态度具有文化差异,开发本土问卷可能有助于更有价值和准确的评估。同时,SDS量表评分与性激素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这可能是由于样本量较小或与以往研究的检测方法不同。
总之,本研究为围绝经期女性抑郁发生的多因素模型提供了新的证据。相关因素包括:①素质因素,包括高度神经质和异常的元认知过程;②不利的发展环境,即童年或青春期受教育经历有限;③当前与严重围绝经期症状相关的有害躯体主诉。元认知疗法的有效性已经在临床实践中得到证实。综合干预策略可能有效降低高危女性发生抑郁的风险。这些干预措施涵盖了一系列有效的心理疗法,如围绝经期健康教育、心理元认知疗法干预及认知行为疗法等;同时,针对围绝经期症状的药物治疗也可能起到辅助作用。通过这些综合干预措施,有望为高危女性提供更全面和系统的支持,从而降低抑郁发病率。本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样本量相对较小,以及有意排除近期有明显压力事件的患者,以控制压力反应的潜在混杂因素。因此,未来的研究可能针对压力事件对围绝经期抑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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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竺璐,顾海英,王秋霞.围绝经期女性抑郁状况及围绝经期综合征的影响[J].中国妇幼保健,2025,40(09):1716-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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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抑郁作为老年人最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严重威胁着老年人身心健康[2]。既往研究结果显示,久坐行为是老年人抑郁的危险因素[3],减少久坐行为对老年人抑郁症的抑制具有良好的作用[4]。久坐行为是指个体在清醒的状态下,坐着或者躺着过程中能量消耗≤1.5代谢当量的行为[5],包括看电视、使用电脑及手机或坐着听音乐等一系列行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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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8-27前期研究表明,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uclearfactore2-relatedfactor2,NRF2)通路在抗氧化应激和抗炎中起着重要作用[2];NRF2通路作为内源性抗氧化途径,通过与抗氧化反应元件(antioxidantreactioneiement,ARE)结合来调控抗氧化酶的表达,从而发挥其抗氧化应激及抗炎的作用[3]。
2025-08-12调查表明PPD患者能够感知到内心冲突或情绪异常[4],但主动求助意愿及行为表现较弱[5]。研究发现,污名化是影响求助的重要阻碍因素,社会学家戈夫曼[6]将污名化定义为个体获得的非社会赞许的“受损身份”,易受他人的偏见、歧视和诋毁的影响,且在不同环境、社会文化背景下表现形式、内涵、影响机制差异较大。
2025-07-28有研究[2]发现老年抑郁症常常伴随认知功能损害,可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3]。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transcranialmagneticstimulation,rTMS)作为一种安全无创的非侵入性脑刺激技术,是治疗难治性抑郁症安全有效的非药物干预措施,对于老年抑郁症患者具有改善认知且副作用小等特殊优势[4]。
2025-07-01卒中后抑郁患者常表现为抑郁、睡眠障碍、精神活动减退等,会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临床一般采用抗抑郁药物治疗该疾病,旨在通过增加大脑中5-羟色胺水平,从而达到抗抑郁的治疗效果。然而,受到个体差异的影响,不同患者对药物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单一用药可能无法适应每例患者的具体情况,从而影响治疗效果。
2025-06-27有趣的是,当该基因在小鼠体内过表达时,其寿命却得到了显著延长[2]。这一神奇的基因被研究人员赋予了希腊女神“克洛托”之名,象征着它如同女神般旋转着生命的丝线。Klotho蛋白主要在肾脏中表达,同时也在大脑、骨骼肌、肺部、视网膜、睾丸和卵巢等组织中有所表达[1]。
2025-06-26脑卒中是由于脑血管破裂或血管阻塞导致的脑部组织损伤,其后遗症可能包括肢体瘫痪、语言障碍和认知功能障碍等,这些后遗症可能严重影响患者的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而抑郁症状的出现更是给患者及其家人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2]。因此,对脑卒中后抑郁的治疗显得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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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23围绝经期首次发作或复发的抑郁发作被称为围绝经期抑郁,围绝经期妇女对抑郁高易感性的原因尚不清楚[1]。多因素模型越来越被广泛接受,即内分泌变化、围绝经期症状(如潮热盗汗、睡眠障碍、心悸、眩晕、关节痛/肌痛及紧张等)、压力性生活事件、个人社会心理特征可能均涉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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