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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成年居民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影响因素分析

2021-06-07 199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了解河北省成年居民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制订物质所致精神障碍防制策略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河北省城市和农村逐层选取≥18岁常住居民为调查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问卷收集人口学资料,采用一般健康问卷12项（GHQ-12）和8个有关精神障碍危险因素问卷收集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影响因素。结果发放问卷23675份,回收有效问卷20884份,回收有效率为88.21%。居民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终生患病率加权后为6.20%,其中酒精、镇静剂/催眠药/抗焦虑药和其他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终生患病率加权后分别为5.93%、0.24%和0.04%。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35～<45岁,OR=1.582,95%CI:1.091～2.292;45～<60岁,OR=2.185,95%CI:1.524～3.132;≥60岁,OR=2.061,95%CI:1.422～2.986）、男性（OR=10.832,95%CI:8.265～14.196）、居住在城市（OR=1.431,95%CI:1.202～1.703）、非贫困家庭（OR=2.291,95%CI:1.652～3.177）、有躯体疾病（OR=2.028,95%CI:1.678～2.452）和有遗传病史（OR=1.574,95%CI:1.181～2.098）与物质所致精神障碍存在统计学关联。结论河北省成年居民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终生患病率为6.20%,患病风险与年龄、性别、地区、家庭经济状况、躯体疾病史和遗传病史相关。

关键词：
影响因素
患病率
物质所致精神障碍
精神障碍
精神障碍防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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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是指使用精神活性物质导致的任何精神障碍。世界卫生组织（WHO）全球卫生观测站数据显示，物质所致精神障碍已成为2016年人群死亡和残疾调整生命年的第七大危险因素[1]。中国人群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1个月和终生患病率分别为4.7%和1.9%，居中国人群各类精神障碍患病率前列[2]。本研究对河北省18岁及以上常住居民进行调查，了解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流行现状，并分析影响因素，为制订物质所致精神障碍防制策略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于2016年7月选取河北省≥18岁常住（在河北省居住时间>6个月）居民为调查对象。本研究通过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查[审批号：冀精伦审（科）201507]，调查对象均知情同意。

1.2抽样

根据以下公式估算样本量：

公式1

式中：检验水准α=0.05,Z21-α2=1.96；根据既往河北省居民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患病率[3],P=0.5%；误差容许量δ=0.001。计算理论样本量为19112人，考虑到20%的脱落率，本研究样本量为22934人。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4]，在河北省11个行政区域的城市和农村分别抽样。城市人口按地级市人口数抽取1～4个区，每个区随机抽取1个居委会，共抽取20个居委会；农村人口按市辖县级市、县人口数采用KISH表法从每个县级市、县抽取3个乡镇，每个乡镇抽取1个行政村，共抽取51个行政村。采用KISH表法从抽中的居委会（村）每个家庭中抽取1名≥18岁常住居民进行调查。

1.3调查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收集调查对象的人口学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地区、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躯体疾病史、遗传病史和精神病家族史等。采用一般健康问卷（the12-ItemGeneralHealthQuestionnaire,GHQ-12）和8个有关精神障碍危险因素问卷[5]评定调查对象的精神心理健康状况。GHQ-12包括6个积极性条目和6个消极性条目，共12个条目。采用2级评分制，积极性条目中回答“是”计0分，“否”计1分；消极性条目中回答“是”计1分，“否”计0分。8个有关精神障碍危险因素问卷共8个问题。

调查对象按GHQ得分≥4或8个有关精神障碍危险因素中任何1个问题回答“是”纳入高风险组[6];1<GHQ得分<4纳入中风险组；GHQ得分≤1纳入低风险组。高、中、低风险组分别按照100%、40%、10%比例随机抽取调查对象进行精神科诊断性评定，由具有5年以上临床经验的精神科医师采用《DSM-Ⅳ-TR轴Ⅰ障碍定式临床检查》（SCID-I/P）患者版[7,8,9]面对面访谈，判定调查对象是否患有物质所致精神障碍。

1.4定义

家庭年收入≤80000元为贫困家庭。根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Ⅳ）[7]诊断标准，物质所致精神障碍包括酒精、镇静剂/催眠药/抗焦虑药和其他物质所致精神障碍。计算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1个月患病率和终生患病率，1个月患病率（%）=（2016年7月河北省成年常住人口中现患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病例数/被诊断人数）×100%；终生患病率（%）=（2015年7月—2016年7月河北省成年常住人口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病例数/被诊断人数）×100%。

1.5质量控制

调查人员均经过统一培训，研究过程设立监管人员监督，并按5%的比例对调查表进行随机抽查，诊断符合率达97%。

1.6统计分析

采用SPSS24.0软件统计分析。由于不同组别纳入精神科诊断的比例不同，因此对1个月患病率和终生患病率进行加权，高风险组权重为1，中风险组权重为2.5，低风险组权重为10。定性资料采用相对数描述，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终身患病的影响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基本情况

共发放问卷23675份，回收有效问卷20884份，回收有效率为88.21%。调查男性10181人，占48.80%；女性10703人，占51.20%。18～<35岁2993人，占14.33%;35～<45岁5445人，占26.07%;45～<60岁6216人，占29.76%；≥60岁6230人，占29.84%。农村居民14828人，占71.00%；城市居民6056人，占29.00%。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18185人占87.08%。文化程度以中学为主，11690人占55.98%。贫困家庭20127人，占96.38%。有躯体疾病6758人，占32.36%。有遗传病史1038人，占4.97%。有精神病家族史346人，占1.66%。

2.2物质所致精神障碍1个月患病情况

未加权的酒精、镇静剂/催眠药/抗焦虑药、其他物质和总体物质所致精神障碍1个月患病例数分别为357例、42例、7例和400例，患病率分别为1.71%、0.20%、0.03%和1.92%。不同年龄居民酒精、镇静剂/催眠药/抗焦虑药、其他物质和总体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未加权1个月患病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酒精、镇静剂/催眠药/抗焦虑药、其他物质和总体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未加权1个月患病率均高于女性（P<0.05）。城市居民镇静剂/催眠药/抗焦虑药和其他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未加权1个月患病率均高于农村居民（P<0.05）。

高风险1408例，占20.53%；中风险1348例，占19.65%；低风险4013例，占59.82%。加权的酒精、镇静剂/催眠药/抗焦虑药、其他物质和总体所致精神障碍1个月患病例数分别为733例、38例、10例和771例，患病率分别为3.51%(95%CI:3.27%～3.77%）、0.18%(95%CI:0.13%～0.24%）、0.05%(95%CI:0.03%～0.09%）和3.69%(95%CI:3.44%～3.96%）。不同年龄居民酒精、镇静剂/催眠药/抗焦虑药、其他物质和总体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加权1个月患病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酒精、其他物质和总体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加权1个月患病率均高于女性（P<0.05）。城市居民镇静剂/催眠药/抗焦虑药和总体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加权1个月患病率均高于农村居民（P<0.05），其他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加权1个月患病率低于农村居民（P<0.05）。见表1。

表1不同类型物质所致精神障碍1个月患病率

2.3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终生患病情况

未加权的酒精、镇静剂/催眠药/抗焦虑药、其他物质和总体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终生患病例数分别为565例、52例、11例和621例，患病率分别为2.71%、0.25%、0.05%和2.97%。不同年龄居民酒精、镇静剂/催眠药/抗焦虑药、其他物质和总体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未加权终生患病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酒精、其他物质和总体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未加权终生患病率均高于女性（P<0.05）。城市居民镇静剂/催眠药/抗焦虑药、其他物质和总体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未加权终生患病率均高于农村居民（P<0.05）。

加权的酒精、镇静剂/催眠药/抗焦虑药、其他物质和总体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终生患病例数分别为1238例、50例、8例和1294例，患病率分别为5.93%、0.24%、0.04%和6.20%。不同年龄居民酒精、镇静剂/催眠药/抗焦虑药、其他物质和总体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加权终生患病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酒精和总体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加权终生患病率均高于女性（P<0.05）。城市居民酒精、镇静剂/催眠药/抗焦虑药和总体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加权终生患病率高于农村居民（P<0.05）。

表2不同类型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终生患病率

2.4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终生患病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2.4.1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终生患病率的单因素分析

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未加权终生患病率35～<45岁、45～<60岁和≥60岁组高于18～<35岁组，男性高于女性，城市居民高于农村居民，已婚和离异居民高于未婚居民，中学文化程度居民高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居民，非贫困家庭居民高于贫困家庭居民，有躯体疾病史居民高于无躯体疾病史居民，有遗传病史居民高于无遗传病史居民（P<0.05）。见表3。

表3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终生患病率的单因素分析

2.4.2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终生患病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以是否终生患物质所致精神障碍为应变量（0=否，1=是），以年龄、性别、地区、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躯体疾病史、遗传病史和精神病家族史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性别、地区、家庭经济状况、躯体疾病史和遗传病史与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终生患病存在统计学关联。

3、讨论

河北省成年居民物质所致精神障碍加权1个月患病率和终生患病率分别为3.69%和6.20%，其中酒精、镇静剂/催眠药/抗焦虑药和其他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加权1个月患病率分别为3.51%、0.18%和0.05%；加权终生患病率分别为5.93%、0.24%和0.04%，均高于2004年河北省[3]和2012年全国[10]调查结果。

表4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终生患病率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不同年龄居民酒精、镇静剂/催眠药/抗焦虑药、其他物质和总体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加权1个月和终生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既往研究结果[11]相似。男性和45～<60岁居民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病率均较高，可能因为这个年龄段的男性压力较大，社交活动频繁，接触酒精的机会更多[12]。城市居民镇静剂/催眠药/抗焦虑药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加权患病率高于农村居民，可能因为城市生活节奏快，居民工作压力较大，更容易采取食用镇静剂/催眠药/抗焦虑药的方式来缓解压力。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性别、地区、家庭经济状况、躯体疾病史和遗传病史是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终生患病的影响因素。男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患病风险较高，可能男性接触依赖性物质的机会多于女性，也可能在面临环境压力时，男性与女性对心理痛苦的应对机制不同，男性更容易酗酒[13]或服用海洛因、大麻及镇静类药物。城市居民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终生患病风险高于农村居民，可能与城市居民生活压力更大有关；也可能是因为城市中商店、超市或公共交通提高了镇静类药物、抗焦虑类药物、毒品等依赖性物质获取的便利性。非贫困家庭的居民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终生患病风险更高，可能是因为非贫困家庭对社交活动的要求更高，而饮酒是社交活动中的重要一环，非贫困家庭大量饮酒的可能性更高。与无躯体疾病史、遗传病史的居民相比，有躯体疾病史或遗传病史的居民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终生患病风险更高，可能因为这部分人群更容易采取饮酒、服用依赖性药物、食用毒品等方式释放内心压力，与国内外研究结果[13,14]较为一致。本研究结果显示，45～<60岁居民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终生患病风险最高，可能是由于此阶段居民普遍正处于工作、家庭等多方面高强度压力下，酗酒、服用依赖性药物以缓解压力、放松心情的可能性更高。国外研究则认为30～35岁人群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终生患病风险最高[15,16]，可能与生活习惯、文化背景差异有关。

综上所述，河北省居民物质所致精神障碍1个月和终生患病率较高，应重点关注老年人、城市居民、男性等人群的酒精使用状况，加大精神疾病预防及治疗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加强健康教育[17,18]。未来应进一步探究河北省物质所致精神障碍高患病率的相关因素，为完善精神卫生政策，制订特定地区精神卫生预防和治疗策略提供依据。

文章来源：贾宏学,张云淑,栗克清.河北省成年居民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影响因素分析[J].预防医学,2021,33(06):551-557.

基金：河北省重点研发计划(182777194)